6月14日，2020年第五届OCT凤凰花嘉年华的重头活动——OCT TALK“吹水集：林间十问”，在深圳华夏艺术中心举办。论坛以问题的形式展开，深圳大学艺术学部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苏芷庭是当天的10位演讲人之一，她提出的问题是：瘟疫时期，设计师可以做什么？以下为演讲实录整理，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文中用图，如无特别说明，均由苏芷庭提供。本文编辑：黄紫枫，头图摄影：陈思敏。*
2020年对于每一个地球人来说，都是不能被忽略的一年，从年初到现在，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疑惑和悲伤，这样的情绪今天还在深深地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这段时间也让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设计与艺术、文化与社会内核之间的联系。我提出了几个问题：
设计师该如何在本我的社会角色中进行思辨？
如何以设计师的公共身份把思考和疑问转化为作品呈现出来？
如何在疫情中重新审视自身设计师的角色定位以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如何用艺术的手段和智慧的力量去推进社会的文化进程？
我在梳理设计师面对灾难时的创作时，得出了一个答案：在当下的情形中，设计会从形式导向过渡到过程导向的模式。当设计成为冲突与思辨的核心，提出对设计师角色的再要求时，设计师便不再仅是某种观点的持有者，还应该将设计发展为鼓励公众讨论的一种方式，这更像是社会活动家或某一类型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接下来，我便会基于设计的历史，围绕着死亡、生存和希望三个维度逐一展开，看看从过去到现在，从当下到未来，设计师应该何去何从？
19世纪欧洲爆发了黑死病，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场灾难，据不完全的统计，它造成了欧亚大陆上大约2亿人的死亡。加缪的《鼠疫》就是在此背景下创作的，而黑死病的大规模爆发，亦在欧洲的文化进程中留下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黑死病的背景下，服饰是死亡临近的信号。查尔斯·德·洛尔梅（Charles De Lormo）于1619年发明的瘟疫医生防护服，单从外观来看，这和我们现在医生的防护服所凸显的防护意识并没有太大差别，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如同鹰嘴一般的鼻子部分，放了很多的香囊，用来隔阻全身溃烂的黑死病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眼睛上的玻璃面罩很像我们现代医生使用的护目镜；整套服装由厚重的粗布完成，外面涂抹上一层厚厚的蜡用以抵御病毒的侵蚀。然而，在科技、医疗、通讯、交通都不发达，黑死病致死率又居高不下的中世纪，这套衣服的出现就象征着死亡。当中世纪的人看到这套服饰的时候，那种强大的心理震慑和死亡暗示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冲击和我们现在的心情恰恰相反，今天，当我们看到身穿防护服的医生出现的时候，看到的是生命延续的希望。
时至今日，我们都无法用一个量化的数据去评估究竟影响到了什么程度，这和我们对待当下的新冠疫情是一样的，我们仍身在其中，处在进行时的状态，无法摸清未来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改变。但是我们至今仍然能看到无论是威尼斯的面具还是瘟疫医生的造型符号在文艺作品中不断出现，我想这是后人通过服饰这一通道对历史大事件的缅怀和纪念，让我们记住这个黑暗的时刻。人类第二场著名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西班牙大概有八百多万人不幸感染，就连西班牙国王都没能幸免。这张照片拍摄于纽约街头，行人的口罩造型，跟现在大家戴的口罩很像，设计却是远胜于我们现在的口罩。口罩的材质完全由皮革制成，很小，没有出气口，只保留了口部对外的呼吸，当时的人应该意识到细菌是从鼻子开始进入的，才会如此设计。从西班牙流感中戴口罩人的穿着来看，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和条件佩戴它，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并没有走向真正文明的时代前，防护措施在那时显现的有些不平等，因为它是属于某一个阶层的，或者说是某种特权的显示。而现在，至少我们人人能都拥有一个口罩，一个可以维护自身权利与安全的基本措施，从这一点上来看，人类是在前行与进步的。时尚和健康一直是密切相关的，只不过当下的人很少会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去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像苏珊·沃特金斯说的那样：“时尚有时是由对健康和疾病的当前观念所塑造，而在其他时候，它却是导致疾病的原因。”流行于18和19世纪的结核病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人们对美的判断。当时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判断女性患结核病的方式之一就是其魅力。疾病引起的食欲不振从而导致的皮肤稀薄和苍白，丝般细腻，结核病患者通常会出现闪闪发光的眼睛，红润的脸颊和嘴唇，这些特征目前已知是由于频繁的低烧引起的。我想起当年曾经有电视台采访林徽因先生的女儿，她说，外界看我母亲都是美丽又充满智慧的新时代女性，但她在我眼里就是病人。林徽因先生从二十多岁开始患肺结核，却因为肺结核的患病特征，无意中契合了审美的标准，这真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肺结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人们的审美，直到上世纪中期抗生素开始被普遍运用之后，人们才开始追求起所谓“健康美“的感觉，拥有坳黑肌肤的阳光肤色与健美肌肉烘托出女性的别样触角。而此时，人们也逐渐把罪魁祸首推到蓬蓬裙身上，认为是女性穿的蓬蓬裙将外面的细菌都扫进家门，这是疾病和时尚的关联。服装设计作为社会属性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都深受社会、经济、地域和宗教的影响，是直接且真实的。设计师从社会事件中获得灵感、深刻反思，并激发自身创作的欲望，最终以现实的作品呈现出来，这样的呈现往往根植于人心，在共鸣中获得最夺目的价值。Martin Margiela被称为带有哲思的结构主义设计大师，他在1995年推出的全蒙面系列，半透明的蒙面头罩，在配色上着以重彩，头罩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距离感表现了疫情之下人们的基本诉求——与世界隔绝。然而隔绝是双向的，当你拒绝世界的时候，世界可能也在隔绝你。从Martin Margiela设计的细节中，我们看到了设计师对其设计与人、社会、艺术及文化之间关联性的思考和探究。作为伦敦最炙手可热的男装设计师，Craig Green以军装和教会服饰为灵感，设计出了具有出重量感与功能性并存的着装形态，呈现出具有战时超前防御意识的系列。我想设计师是在提示我们，环境给人们提供了无限可能，但同时又存在着相对的局限性和不可控性，既然每次灾难发生后，人类竭力去总结和反思，不如未雨绸缪，先行探索。日本设计师津村耕佑，其创作的基本基调和设计诉求是在悲观与恐惧当中建立忧患意识，对未来作出假设和寓言，反映出独到的暗黑审美还有反乌托邦式的设计语言。从黑色的叠加到空间感的留白，他将世界通用的辐射示警标志衍伸代表战争、灾难之意思，与房屋住所结合，完整示意当人类遇上灾难或战争，能居留的 “终极避难所”。这个系列的衣服可以放进一切灾难来临所需的东西，津村耕佑在艺术设计的概念中加入主流的商业流行文化，更直接地利用服装解决了灾难后的需求。这位设计师传递出了一点点的小悲观，甚至是沮丧，他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这个地球变得非常肮脏、不再安全，甚至对“美”都失去了认知的兴趣和追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用设计去对抗现实？但是，这样的一种悲观的寓言，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希望，津村先生的设计让我们拥有了灾难来临时的从容，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温暖之家。可以说，设计师永远无法像医生一样救死扶伤，但我们可以通过设计与艺术的思辨来抚慰人心，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某种力量。在灾难当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忠实地保持自己的声音，聆听大众的苦难，尽可能地将经历过的痛楚转化为对未来设计的某种思考，并能抱怀着对美好明天的憧憬。对人类充满爱！我想这就是这次疫情带给我们的真正的力量！最后我想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仅要拥有批判的哲想，泉涌的思辨，更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历史的书写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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