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史密斯：抓水与做自己

受访：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

采访及编辑：黄紫枫

2020年，自凯伦·史密斯担任OCAT西安馆的执行馆长已步入了第六个年头。经过了去年的休整，OCAT西安馆也于今秋正式启用了位于西咸沣东文化中心的新展厅。在这一节点上，《打边炉》和OCAT西安馆执行馆长凯伦·史密斯进行了一次对话，我们很好奇，在这五年的工作中，OCAT西安馆是如何在一个过往几乎难以听到当代艺术声音的地方，一步步打开和本地观众的沟通路径，而凯伦·史密斯又是如何将自身过去作为艺术评论人及策展人的工作经验带入机构工作之中。

在《打边炉》过往的文章中，我们时常会对“地方”和“地方工作”做出回应，在和凯伦·史密斯的对话中，她并没有对地方属性进行过多的的总结和梳理，反而淡化了西安地方个性的参照作用，唯独提到我们需要更加客观地去看待艺术在传统和现实当中被创造的处境，以过分确切的脉络去面对模糊的客体，则会像抓水一样转瞬即逝。OCAT西安馆过去五年的工作，更像是要把一张网上的结点做得紧实，以让周边的千丝万缕从此灵活地延展或是收缩。

最终呈现的这则对话文本，将围绕着以下五个关键词展开：西安 、找人、向上 、“听懂” 、路径，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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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ARTDBL：你于2012年出任OCAT西安馆执行馆长，到2013年11月第一个展览正式开幕，这近一年的准备时间里，你们是怎么样开始认识西安，并找到在此展开工作的方向的？

凯伦·史密斯：在做OCAT西安馆之前，我都没有来过西安旅游，只是对西安美术学院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后来也借助他们的建议在这边认识了一些人，从而了解到这座城市。我们看到西安很多的博物馆，即便留下的物件再精美，它的工艺不是为艺术而做的，都成了权贵的陪葬品不为世人所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物件背后丰富的故事，并不会和伟大的历史叙事形成冲突，如果我们能够比较真实地去理解这一部分，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

在美术馆的艺术方向上，我们从最初就想好了要尝试一种既能符合OCAT西安馆国际化的、当代的标准，又必须要有一条能和西安文化语境联合的脉络。OCAT西安馆的第一个展览“书与法”的主题是书法，后来还做过围绕文化冲突主题的展览，在找到对“文化”这一概念根源的同时，我们也在讨论怎么能基于非常朴素的工艺去发问：艺术是什么？我们要盯着这些方向，在西安，我们做着当代艺术的工作，不是要向所谓的“学术”妥协，只是还得注意这之间的门槛不能设得太高。

ARTDBL：在对西安当代艺术受众不甚了解的前提下，OCAT西安馆最初阶段的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坐标轴，有效地调动起西安本地的社会关系？

凯伦·史密斯：讲到社会关系，OCAT西安馆最初的阶段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原本想说能够联系到一些本地的媒体，但总感觉有一点限制。于是我们决定从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渠道开始，先走出去，多认识一些人。我们西安团队的初始成员跑了很多地方，想尽各种办法从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挖出一些人来。我们还从西安美术学院开始，做讲座，再从美院扩大到别的大学，一步一步走，期望或许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人都带动起来。

很有意思的是，在OCAT西安馆的头两年，虽然是一个展览的观众比一个展览多，但每次来的都是全新的一拨人，我们确实是经过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感觉到有观众是重复地来，并且每一次都会来。其实我们一直不太清楚大家是怎么听到这些展览的消息，这也是西安好玩的地方，它有一些自己的方式方法。西安有点像东京，很多的场所都是在大楼里面的，我也很好奇这些地方那么隐蔽，要怎么才能挖掘到它们的信息，偏偏大家就知道各种各样的路子找到它们。在西安的人，一旦有兴趣就会去找，我们只要把大家的兴趣带起来，总是会找到我们的。

ARTDBL：在OCAT西安馆位于西咸沣东文化中心的新展厅中，第一个展览是过去六周年的回顾展，而“西安”是其中是很重要的线索，它意味着什么？

凯伦·史密斯：我们确实是在六周年的回顾展中特意选择了几个和西安有着密切联系的项目。这里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作为一个平台，我们需要给到来的观众一个交代，让他们了解到OCAT西安馆的工作和我们对待本地文化的态度；另外，我们也想告诉大家，在接触过那么多以西安作为题材的项目之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要把这个话题稍微放下了。这也给了我们接下来五年度的计划一个方向，我们在前面的这一阶段对“西安”已经做了足够的讨论，接下来的工作确实是不能够再过度局限在本地的框架之中。

ARTDBL：那么，在你们的工作中，要怎么去理解自身与西安之间的关系呢？

凯伦·史密斯：说到我们和西安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aaajiao于2016年的展览“电子遗留物”中呈现了对待碑林很好的反馈，他用一个完全当代的手段，去表达一种不止停留在对碑林批评或怀念的态度之上，而是和碑林相对应的感觉。也因为aaajiao在西安出生长大，对这个城市有着一定的了解，因此更能够把握要怎么做出和在北京、上海不一样的自我呈现。在这之中我真的感受到了当代艺术的力量，它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让你想一想，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结论。

找人

ARTDBL：你们在2016年开始了“西安角”项目，意在让其成为多重关系的载体，刻画下西安艺术家的创作状态。经过了四年的时间，“西安角”是否发展出了更进一步的实践形式及内容？

凯伦·史密斯：OCAT西安馆做了一年后，我们感觉到可能有必要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空间——西安角，为年轻的艺术家提供一个平台，也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跟本地策展人杨西的合作。这是一个针对年轻艺术家的实验性空间，在这里艺术家做得好坏都没有标准，它没有压力，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可以进行自己的探索。对于我们来说，“西安角”的参与者把自己的朋友们带到展厅里来，也扩大了我们的观众群体。到现在，你看到杨西做的“沣水研究计划”，已经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从简单的一对一的艺术家合作思路发展到一个有分量的展览，这是一个变化。

今年我们的空间发生了变动，我们也在想“西安角”是不是会有一个相应的转变。杨西的工作视野并不完全是在西安，有些时候也会找到在别的城市工作的艺术家合作，这是一个对的方向，要怎么在每个展期的工作里延展对“西安”的理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考虑的。

ARTDBL：本地策展人不仅与OCAT西安馆的展览形成了紧密的工作关系，你也曾提到过，希望能让他们在西安以外的地方“被看见”，这么做的必要性是什么？

凯伦·史密斯：就是因为我觉得应该要形成一个平等交流的方向，大城市的策展人资源很多，能够做到最好的艺术家、最好的展览，却没有时间，在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他们往往没办法在自己的时间范围内，把关注点从周边的环境中转移出来。

而在西安的策展人，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在北京、上海的策展人们并不会有什么差距，其专业水平却很容易被低估，或是会被认为他们关心的问题并不重要。如果我们没能把这之间的桥搭好，他们没办法到西安以外的地方继续钻研自己的事情，外面的人又看不到他们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还能做得很好的话，便很难从被外界认为“没有关系”“没必要”的困境之中脱离出来。

ARTDBL：OCAT西安馆过去的展览曾多次聚焦于西安本地的创作群体，在与他们建立起联系的过程中，作为机构的OCAT西安馆和创作者们之间建立了怎么样的互动情境？

凯伦·史密斯：我来到这边做执行馆长，自然而然地带进了自己的一些工作方法。我基本上一辈子都在和艺术家合作做着不同的项目，西安这边需要人的支持，我们便会很努力地找到合作伙伴做一些驻留的项目，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艺术家，更加迫切地感觉到能把不同的人请到OCAT西安馆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选择基于对艺术家的评判，艺术家的方案和空间的协调性从来都不是选择的出发点。像这次“沣水研究计划”中李勇的作品那样，我看到的时候会感到心疼，作品和空间环境着实地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在告诉我有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艺术家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个状态让我感觉“对了”。

我们的团队当然有自己的关注点，但有些时候艺术家带着自己的视角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能给团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刺激。在团队和艺术家合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了解西安的过程，对彼此来说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互动。

ARTDBL：我看到展厅入口的海报墙，你们在过去做了相当多的个展，这样持续又密集的个案研究的做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凯伦·史密斯：最简单而又直接的考虑是我们团队规模非常小，预算规模更是不大，要用最合理的钱做出最合理的展览效果，做个展是一种选择。我总觉得展览必须建立在一个合适的主题之上，好的展览不需要太大的主题，“大”的话必须得到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做展览当然是美术馆的事儿，不过这也应该是最容易的一个事儿。好艺术家多的是，我们也有很好的策展人，要怎么把他们放在一起？要怎么在展览之外延伸对艺术的探讨？这必须要有一个站得住脚的核心理由。我们很明确自己的工作要区别于画廊，费很大劲儿做年轻人展览的时候，希望能够通过展览，梳理艺术家的思路。

为了保证美术馆独特的性格，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去做大名气艺术家的展览，拥有一个策展团队去策划一个群展也比较困难，但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年轻人的第一个美术馆个展。这样的工作非常吸引我，它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和艺术家合作，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往往最有意思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谦虚点，多观察，把一个点做扎实就足够了。

ARTDBL：你刚刚也提到了自身的工作经验和方法，这些部分会如何反馈到年轻艺术家个展的工作中？

凯伦·史密斯：我还是特别习惯去探访艺术家工作室，那是艺术家在最放松的环境里最舒服的状态。去工作室看作品，和艺术家沟通，不仅要看艺术家想要给你看的作品，还要看那些他还没有展示出来的东西。我们要鼓励艺术家把那些有意思的想法给挖出来，让他们在当下去做一些受欢迎以外的尝试，有这样一个机会去探索。

同时我们会不断收集资料，这也是我在过去工作中一直以来的习惯。这些档案对美术馆来说挺重要的，我们做一次个展之前，除了要看艺术家所有做过的作品以外，还要搜集艺术家所有过往相关的文章，别人的判断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艺术家。这些过程反馈到我们的展览中，甚至我们要决定需要用多少文字去补充解释作品，毕竟有些时候可能用素描、手稿去呈现艺术家思考的路径，说明的效果远比大段大段的文字有力得多。

ARTDBL：在你跟西安当地艺术家交往的过程中，能否从他们的工作状态中找到某种共性呢？

凯伦·史密斯：我留意到，在“故乡”接触到的艺术家，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而这也是珍贵的地方。我在大城市看了很多从地方来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渐渐地便变得相似了，或许因为大城市的竞争环境，要让他们面临更大的生存和经济压力。

能留在西安的艺术家真的不多，大家会觉得这里没有太多在做艺术的人，没有什么机会，但我在和西安的艺术家沟通的时候，最大的印象是每个人关心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他们互相观看着彼此在做些什么，又都在自己的工作研究上深入着，形成了一种很健康的关系，并没有觉得周围的人在抢自己的话题。他们的创作很踏实，从作品上来说，不会出现一个断裂式的转折，每个人在自己选择的方向上不断往前走，这是一个更加成熟和深入的过程。

ARTDBL：与西安艺术群体的交往，会不会为你个人的写作研究工作提供不一样的对照样本？

凯伦·史密斯：我写作的时候更喜欢具体地去写某一个艺术家，做群体性的规划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经历过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不同的流派、群体、行动都被归纳到了不同的类别之中，可是当我真正回头看、开始书写的时候，我发现所谓的“现实主义”这些流派的发生，不过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一旦过了那一阵子，艺术家的作品便完全脱离了那个状态。

非得把脉络钉死的话，很像在抓水，等你抓住它就没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形成了各自面对艺术的态度，我觉得只有了解创作者的思路，才可以找到和同一时代艺术家群体相应类比的坐标。

向上

ARTDBL：你是怎么理解美术馆工作的？又是如何把这些理解落实到一个机构工作上面呢？

凯伦·史密斯：我理解的美术馆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向上的空间，人到了美术馆可以玩，还能学到点什么，而且，美术馆可能只是向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只是跳出了一处惊奇点，在美术馆中学习应该是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

艺术更重要的功能是把人带进美术馆，进来了就有了很多可以谈话的空间，在谈话中互相沟通，互相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去的活动做的几乎都是对谈而不是讲座，我们想在这样平等的交流中，把一个问题聊清楚。我感觉在今天的社会里，谈话的发生总是需要一个理由，而大家在美术馆中的交流是不会带目的，谈话的内容和自己日常的工作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许反而能成为一种放松的方式。漫无目的的聊天中，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启发，给人多一个面对问题的视角，还可以认识到一些新朋友，把谈话从美术馆空间中延伸出去。

ARTDBL：你曾把OCAT西安馆的展厅比喻作“原点”，你们在过去的工作中不断在累积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还有对空间的把握和认识。去年经历了OCAT西安馆的空间变动之后，你们的工作是否也需要相应地有所调整以重新适应新的空间？

凯伦·史密斯：你去过我们以前的场馆吗？那个地方最初是一个售楼处，并不是作为一个专业美术馆而建起来。不过在五年中，我们把那个三层空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改造了很多次，不断地去探索空间的可能性，丰满我们对于一个公共场所的认知。

位于曲江区108坊的OCAT西安馆旧址，更像是青春期，突然到了这儿，稍微地转向了青年的感觉，有一点点长大了、成熟了的感觉。年轻人在青春期时，经常会突然对穿乱七八糟的衣服产生莫大的兴趣，但必须得让他过了这阵子的瘾，过完就长大了，在更了解自己之后，这些青春期的东西才能内敛为个性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做法也要跟上，不完全是性格上的转变，我并不想要OCAT西安馆变得特别严肃，只是说在这边做讲座的气质，和我们之前那样密密麻麻围成一个圈的对谈，肯定是不一样的。在前五年间，我们都觉得自己有一个比较灵活的空间，做得不太好的地方不要紧的，再学习就好。我记得我们以前的工作挺任性的，一直像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我们以“自己”去和艺术家合作，也和观众在一起成长，不太会把工作放到那么公共的层面。但是现在场地规格变了，我突然就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公共的美术馆了，毕竟对观众来说，走进来的空间体感不一样了，他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术馆，我们也得把展览做到“点”上，让各个方面都符合美术馆级别的要求。

说实话我感觉大家可能会想念我们原来场馆的可爱，但当他们走进新展厅时，便有了一种“应该是这样”的心理，这更加符合他们所理解的美术馆的氛围。经过了旧场馆的积累，观众更愿意和我们接触了，带着这样的熟悉度来到新展厅，或许才能更加理解我们的选择。

“听懂”

ARTDBL：在OCAT西安馆的出版物介绍中，特别提出了“轻松”、“趣味”、“时代性”、和“地方性”这样的关键词，为什么会将作品的易读性放在优先的位置？

凯伦·史密斯：因为我听到太多强调“学术性”的事情了。怎么理解“学术”呢？英文当中的Academic属于太少数人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圈子，需要用很固定的模式来说话、沟通，以及思考问题。它有它的必要性，特别是在研究科学的情况下，但是艺术是独立的，过分地把它放到这样一个固定的语言之中，很容易就把它弄死了。

我希望OCAT西安馆出版物的文字能够找到吸引人阅读的特质，像一个长大了的、非常有脾气的人一样，有着自己绝对的看法，不需要旁边的照片和解释就能把你带进艺术家作品里面，文字就是艺术本身，能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听懂太重要了。太学术的东西有些时候真的会让人很累，美术馆是服务平台，它应该要知道怎么跟观众说话。

ARTDBL：这样的编辑立场和最后OCAT西安馆的出版物比较小巧、方正的形态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关联？

凯伦·史密斯：我们给出版物定下了一个规格和厚度，基本上除了艺术家的手工书有些变化之外，我希望别人一拿到我们的出版物就知道“这是OCAT西安馆的手册”，不能老变。我们不具备所有展览都做画册的条件，所以会去找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形成我们的出版物。书的内容跟展览不是百分之百一致的，正好我们的展览没有太多的文字内容，那也就能把访谈、别的文章放进书里，内容都可以更丰富，让读者从中形成对展览不一样的解读角度。

作为美术馆，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在不过分阐释的前提下，不断地利用一些方法，辅助观众理解展览的涵义。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完全不是站在一个教育的立场上，而是希望形成某种启发，让他们觉得艺术并不是那么陌生的，这之间有着微妙又巨大的区别。

路径

ARTDBL：经过了六年的积累和调整之后，你对OCAT西安馆的工作形成了怎么样新的理解？

凯伦·史密斯：我当时来到西安做一个当代艺术馆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这里的“空白”。OCAT西安馆做的最初几场讨论，都是特别简单的话题——“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当代艺术”，我们不是非得找一个结论，有不同的人聚在这里，对我来说，似乎也在在这样沟通中重新认识艺术和我的研究方式。

有别于大城市“配套式”的展览活动，我们在过去尽量做得没有压力，大家都可以尽情参与，也因此做了一些有意思的艺术项目。这五年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学习，包括我们团队的成员，所有来到OCAT西安馆的人都在学习，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说我们作为机构不会站在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因为我们和观众是站在一起的。

展厅搬到这边，距离市区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怎么能够持续地吸引到更多人来，需要更多地去考虑。我并不觉得依靠做明星艺术家的展览是一种持久的方式，毕竟现在这样的名气更迭太快了。目前我们在计划下一阶段的工作，虽然说过去我们用了很丰富的手段连结观众，但我们也不想再去重复自己，美术馆发展到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难题出现，现在我们的难题是怎么做到既不被时髦牵着走，又能够在自己的框架里面不断地找到新的方法。

ARTDBL：你曾提到过艺术文化都需要各自扎根的文化场景，OCAT西安馆在西安的文化场景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树立了怎么样的异质性？

凯伦·史密斯：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我们一直都以为自己在很踏实地做事情，离开108坊（旧址）的时候，我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当代艺术在这个地方确实挺脆弱的。我们现在能够在这里重新开始，应该还是一件好事吧，我不知道空间会不会改变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但我知道是因为我们以前的一些努力，让本地的艺术家看到了留下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周边出现了一些做艺术的小地方。好像慢慢地，当代艺术找到了在这里各种各样发生的路径，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有在某些情境中才有办法实现。

一切都只能看时间，每个地方都有着自己的可能性，要是在合适的时间碰到合适的人，无论是谁，在一起都会有一股可以一起做事情的劲儿的。西安的条件是这里有空间、有历史、有很多正在发展的事情，这些都给了当代艺术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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