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鹏病逝与“学院之耻”
黄小鹏（1960.10.16-2020.10.6）
撰文：钟刚
10月7日突然从朋友处听闻黄小鹏在柏林病故的噩耗，一时没办法相信这是真的。黄小鹏虽然是“60后”，其精神状态和我们“80后”也没什么差别，他是潮汕人，身材高大，留着光头，戴一个耳环，一身朋克装，是那种背个包说走就走的状态。与那些退休了的花甲老者截然不同，黄小鹏还是非常年轻、精力充沛的状态，他身边也交往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其中不少是他在“五工”（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五工作室）时期的学生，大家似乎更喜欢将他视为兄长，而非长者或前辈。可能他名字当中有个“小”字，叫“小鹏”也更亲切一些，总是“小鹏小鹏”地叫着，不会觉得他已近六旬，更不会料到他会突然病故，从此离开我们。
最近一次与他联系，还是疫情期间的3月31日，我得知他在柏林，希望他能为《打边炉》写一篇“柏林笔记”，为大家介绍下柏林的疫情以及疫情给艺术家，包括他自己的工作带来的影响，他答应试试看，后来一直没有给我，我也没催，料想他在疫情中也是没有心情下笔写这篇文章。
黄小鹏是我开始做《打边炉》以来遇到的一位非常优秀的作者，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艺术家，人文功底很深，对现实的洞察力和批判性叫人印象深刻。他发在《打边炉》的文章并不长，却都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核心，下笔准且狠。《打边炉》发过一篇《广州是游击队，深圳是空降兵》的文章，标题就是他写给我的一句话，短短几字，就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两个城市的特质，胜过千言万语。
去年9月，他在“吹水史”的回答中，表示对现实“常常感到沮丧”，最快乐的事情是“冬天晒太阳”，后来才得知他的感情出了些问题，他为此有些消沉。12月初，他提出要到《打边炉》的工作室看看，我们喝了几罐啤酒，聊了不少人和事。他讲了一些无法释怀的旧事，并且多次提及黄边站，虽然他离开黄边站已经几年了，还是可以感受到他对于黄边站时期所组织的学院外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工作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由于一些原因，当时的黄边站所构筑的“教育乌托邦”，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黄小鹏还告诉我，他和女朋友分手了，这对他是很大的伤害，他谈到这里仍然非常伤心。那天我有事情要做，没有一起吃晚饭，黄小鹏就在创意园的快餐店简单对付过去了。我也曾听人说过，像黄小鹏到了这个年龄，居无定所，四处飘零，人生很失败。按照世俗的成功的论断，这样讲也没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黄小鹏根本不失败，反而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功，那是很多“聪明人”不可能获得的成就和影响。
黄小鹏培养的学生，构筑起了珠三角新一代的青年艺术家群体，这批人有着一个非常相近的背景，就是都出自黄小鹏主持“五工”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教学的激发和鼓舞。也正是因为黄小鹏教书育人上的无法抹杀的成绩，他的去世引发了大范围的共情，甚至登上了一些只是崇拜偶像和名人的艺术媒体。黄小鹏生前从来都不是艺术圈的名人或明星，他也无意如此，去世后却得到了名人般的待遇，以至于他和五条人之间的友谊与合作，都能成为大众消费的谈资，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还有一些媒体非常仓促急切地拼凑一篇报道，在我看来真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双重羞辱，死亡并不可怕，身故后其人生经历，被胡乱拼凑地讲述，那才可怕，因为自己已无法干预和控诉。
我猜想过去让他无法在广州美术学院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的个人和机构或许会感到惊讶，这样一位学院体制之中的“边缘人”，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真希望他们在惊讶之余，也能稍有一些反省，为什么学院容不下这样一位对名利无所求、专心教书育人并且取得了可见成绩的优秀教师？
黄小鹏在美院收入微薄，成果丰硕，对学院教育体制的反思，促使他在油画系开创出了一片既边缘、又具有能量的自留地。我曾收藏了一批他在“五工”时期的出版物，并在年前他到访我们的工作室时，郑重地请他签了名。在《打边炉》上，我尽可能地以“旧文重读”的方式编发了多篇他谈教学的文章，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可以说“五工”时期是黄小鹏自由且充分传达其教育理念、施展其教学才干的黄金时期，后来他在华南师大谋得一份教职，平素却似乎不太有兴趣谈论这段经历。
黄小鹏去华师的那几年，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空间不仅更小了，甚至是一种加速收缩的状态，我想这也是黄小鹏常常感到沮丧的原因之一吧。病逝前移居柏林，继续选择漂泊，既有感情原因，我想也有对眼下现实的失望。
黄小鹏不是一个轻易妥协的人，不屈服于学院体制，不迎合市场，甚至也不被友情绑架，讲原则，是一位独立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他的离去，是广东艺术界的损失，让这样一位优秀的教师流失和流放，更是学院之耻，这样一位受到学生爱戴、甚至影响很多年轻人艺术之路的老师，居然无可容身之地，那我真不知道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教员，要培养怎样的学生。
* 题图摄影：韩梦云。黄小鹏在柏林wedding的公寓后院，2020年7月31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