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
策划：钟刚
编辑：田露思
继《从A到Z：珠三角43位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后，我们邀请了西南地区的25位艺术工作者参与这个计划。
他们回顾了去年的生活和工作状态，随着疫情阴霾逐渐消散，更多计划有了落地的希望，用四川话说，就是“眼火”。我们向西南地区的艺术工作者们发出了如下问题。全文按中文姓氏首字母排序，发表前经过《打边炉》编辑部删选。
• 经历了庚子年，你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调整？
• 今年你有哪些工作会着重去展开？
• 你计划如何提升自己在新一年的生活？
• 无论你的工作还是生活，你坚持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可以列几条？
• 回头看过去的十年（2010-2020），你的得失与进退是什么？
C.
相信庚子年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生活，是毕业以来最长的时光，也重新调整并适应了与他们的相处模式。变化不仅在于家庭生活，还包含个人心理建设以及一系列的工作内容。我将庚子年定义为总结并调整的一年，因这一年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工作的第十年，也是在同一家机构与这么多同事、朋友协作并前进的十年。这一年我经历了工作当中最多的不确定与改变，从隔离生活到恢复办公的3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可能遭遇颠覆，这对于以往的工作习惯与计划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特别在彼此隔离的困难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倾听和连接显得尤为重要。这个出发点与以往的不同，工作方式也因此改变，相比于讨论艺术性等内容来说，能触达内心，生活化以及重新思考文化、生命的逻辑与运转机制的内容显得更为真切并让人感同身受。那么如何连接，你是谁？你的周围存在什么？从外部回归内部，在出行与流动被限制的时刻，我们看似被动地作出决定，但或许也是主动选择回望与总结，不仅是针对某个项目，更多的是一个系统的运转逻辑，或者不同系统间的相互关系。这在十年的厚度下显得迫切而珍贵，对我来说脚步没有停止下来，它也许更清晰、更开放、也更勇敢了。
去年，所有人都很不容易，特别是年初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很多以前有意义的事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包括自己从事的艺术行业，在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面前，特别无力。很感恩后来局势慢慢有了好转，大家的工作生活也逐渐恢复秩序。在非常时期，大家更加珍惜面对面的交流，意识到直面艺术作品而不是隔着屏幕观看有多重要和必要，艺术的在场体验是虚拟环境无法替代的。我也越发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逐渐学会在混乱中找平静，绝望中找盼望，对一些人、一些事不那么在意了，也更专注在需要专注的人和事上。没有期待一年一定会比一年好。如果可以，新一年里我很希望做一些减法，可以更专注地工作，认真地生活，有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同时在工作生活中，适度表达，多一些真诚、分享和给予。过去十年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可以有机会成为大众与影像艺术的桥梁，帮助自己以及他人去发现影像艺术和更多普通人的连接：无论是记录社会，记录自然还是记录家人，记录自己，通过影像，人们可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记忆中的温存，人性的温暖，或是找到与家人、与自己、与社会共处的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这几年我透过家庭影像的表达，敢去面对至亲的丧失与离别，也有更多坦诚和勇气去和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但因为美术馆异常忙碌和不太规律的工作节奏，陪伴家人的时间还是比较少，有点遗憾。
2020年打乱了我很多计划，原本的瑞士驻留被推迟，需要依托驻留完成的莱茵河行走也就随之延后了。全球性的疫情让人始料未及，于是我不得不调整状态来适应这种被限制了活动范围的生活，并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重新思考可行的计划。这也带来一个好的影响，我重新思考了“滇越铁路”的项目，发现在云南省内还有几个我可以进行创作的生长点。今年我会继续之前“滇越铁路”和“莽人”这两个在云南省内的长期项目，另外，如果瑞士驻留能顺利进行的话，会开始徒步莱茵河的作品。同时在年末可能会开启另一条长线：关于澜沧江的行走和拍摄。总体上会继续呆在云南，不想做太多即时的反应和短平快的工作，平日也继续读书写字。因为马上会进行如上几个需要长距离步行和身体消耗的作品，我现在在进行恢复性的训练，希望能长期持续下去吧。过去十年，我最大的改变，是从一个化学研究者变成了全职的艺术创作者。放弃了一些物质上的追求，希望能够可持续且相对纯粹地思考和做事，同时也希望一直反思，一直能自我边缘化。
2020年就像常年运转机器上的胎带被突然咔嚓地停下，我感触最深的是，在受困且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应该使得自己更“无限”，将“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想得更明白，在时间里更坚定地前行。今年我仍然希望自己可以在迷航之中继续前行，保持勇敢和坦诚。过去的两年和未来，我都没有设定截止的期限，某种松动而紧密的框架也实是给自己的限制，创作是不可预设的，意外也带来惊喜。我会继续在横断山脉的研究当中，同时筹备今年在千高原艺术空间的展览。还要保持书写，持续地打捞那些失落的时间。令自己安定的是我能更如一地去生活，并既往地行走在山川之间，贴近并且拥抱那些顽强并温柔的浩瀚存在。对我来说，关于自然与大地的迷团，从来都不仅存在二元的，单一的毁灭与生成的叙事里，在这些皮层之下，还有更为旷阔与深奥的世界，而这些也成为了我脚踏实地的工作，还有太多的“时空“能够挖掘，尽管我们对此的能力与想象力却愈渐淡薄。近期的启示似乎是来自驾校教练对我说的话，开车的时候眼睛要往前看，路就会变得宽阔起来。新的一年，保持积极的行动，做由衷的表达，好好蒸发时间，不东张西望。过往的时间都是迤逦的旅程，今天引我走到这里，我对眼前真实的世界充满感激。
今年一开始，有点忙碌，这是我不太喜欢的节奏。一些杂志和商业的拍摄让我有机会往返于不同的城市，接触和感受到不同的人和事，这让我挺兴奋的，能够和很多优秀的人合作也是值得期待的，很多自己的想法可以逐步得到实施。我的生活一直比较简单，养猫养猪，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提升的，能够保持精力就好，自己好像越来越嗜睡了。也没什么其他爱好，多年以来我只喜欢喝一种茶叶，抽一种雪茄，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享受着拍照带来的快乐，能够一直拍照太幸福了。我很少往回看，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很多刷新认知的事情发生，所以眼前的事物对我更有吸引力。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总结的话，过去十年我的的确确经历了很多难以忘却的事情，去了一些值得回忆的地方，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患得患失，很多事情有幸经历过就好，感恩。
2020年9月，有一天在家带娃，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快40岁了，还有好多没完成的事情，还有好多想法没付诸行动，一下就紧张了。我再看一看地上玩耍的娃，就更紧张了，发条一下被拧紧，马上从持续了一年多的的家庭主男角色直接切换到了工作状态，脑子开始飞速旋转，行动能力迅速提升，把最想做的，没来得及处理的事都提上了议事日程。这种转换就在我一念之间，于是有了现在的新作品，《生活广场》和《花岗石》两个系列。我同时计划在2021年3月和4月实施两个个展。其实自己挺喜欢目前这种状态的，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时间陪小孩玩耍，唯一的缺憾就是感觉钱不够花，挣的始终没有花的多。2021年希望能把这个节奏调整一下，也希望在工作的同时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她太乖、太小了，我生怕没怎么陪她玩耍，她就突然长大了。我并不是年龄越大欲望越高，只是在现实生活这个程序里，好像没给我更“佛系”的选择，没办法。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有更多的时间去种种花、喝喝茶、聚聚会、泡泡吧。
胡燕子：对“系统”越来越警惕
策展人，社区艺术生态营建者
庚子年发生的诸多事情给我很大刺激。一年以来，我更多地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宏观层面的社会变化趋势，政治经济形势更为敏感。另外，也和很多朋友一样，不可避免地更加关注“生态关系”。
我之前的工作更多是靠理想、直觉和热情来推动。最近有一些改变，依然是理想主义，但做事会更理性和务实，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性，开始想要逐步构建更加完整的认识论。2020年下半年开始，我的工作内容转向更加具有公共性和地方性的方向，关注更加具体的个案，并且对“系统”越来越警惕。
今年的工作重点还是基于社区展开的。上半年会延续去年的“社区策展人年度计划”，这个项目很小很具体，但却是一个可控的，能最大程度保持生长性和研究性的项目。项目以一个具体的社区（成都桐梓林社区）作为介入对象，用一年的时间行动，看会发生什么变化。另外，我们计划5月启动第二届“坊间·社区公共艺术节”的策划，和第一届一样，还是以多方联合的，类众筹的方式运作，不会依赖某个单一资方，尽可能保持项目的独立性。没意外的话，今年还会围绕“社会家庭”、“社区美学空间”两个命题发起一些讨论。
说到生活，我一直觉得生活的提升和心智层面的提升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年想重点培养自己思考的独立性和问题意识，在“复杂”和“约束”之中找到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节奏感，从而最大程度地获取自由。
十年的人生，一言难尽。我不太有得失感，有点落棋无悔的心态，一直在“经历”和“成长”。也不太知道怎么回答“进退”，我觉得不管是进还是退，关键在于“分寸感”，只要进退有度，那么退亦是进。小的时候言行比较失控，长大以后会更加有分寸感。另外，我觉得言行上要进退有度，思想层面要“不合时宜”。
焦兴涛：全力以赴地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认为它完全没有意义经历了庚子年，我的工作和生活看起来一如既往，没有什么改变，但公共生活的变化却很明显，有种内心的紧张，这促使我去年在上海华侨城做了一个展览“THE CLUB俱乐部”。疫情之后，有感于“艺术”的无力，我和几个年轻人注册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集案景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集体档案图景工作组”的缩写，针对艺术、生活、社会、经济、文化的各种缝隙，通过“汇报”和“宣传”进行推送，独立出品，独立运营。今年五月在武汉合美术馆的个展将是一个挑战，此外我一直打算做一本画册，把这十年来自己接的“活儿”，包括当代艺术、城市雕塑、主题雕塑、礼品奖杯、公共艺术、装置按时间先后顺序，不加筛选地编辑在一起，成为一个切片。我发起的“羊磴艺术合作社”今年进入了第九个年头，疫情之后，外部环境产生了很多的变化，之前大家相安无事、各取所需、人畜无害，现在随着“乡村振兴”成为热词，当地居民和政府部门开始对它充满热情，这种期待让“羊磴”一直希望成为“不是什么”的努力变得艰难了。“全力以赴地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认为它完全没有意义”，这是我去年最认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看作某种不变的东西吧。除了顺应生活，我既无法改变，好像也很难去提升。
2020年，全球疫情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也让工作变得更有弹性。我重新思考了很多问题，也有很多临时开展的新尝试，比如参加网络会议和在线项目，在非正式空间里举办活动。这一年，我通过实地录音和KISS小组发起的城市漫步来进入我所生活的城市，去观察、聆听、行走。这样的状态应该会在今年继续吧，但应该需要更深入地去理解这样一套进入地方的方法对参与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还能是什么。对我来说，生活和工作都是自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在其中的遭遇也是遭遇自己——可能性和有限性。因此需要不断重新认识自己走过的路，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节奏中非常重要。过去十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工作的结束，一系列围绕国际艺术交流、艺术家自我组织、策展、写作、分享和对谈建立起来的自发性的艺术现场，一片田野。是的，直到今天，如果没有自发性的这些事情，很难想象我们还有什么，还能留下什么。今天人们参与艺术的场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如何重新进入当下，我觉得态度很重要。在此之前，更需要对过往进行清理，肯定有得失也有进退。但更重要的是对自己遭遇的经验和问题进行反思并将之作为出发的起点。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用艺术建造飞地，要进入真实的地方！新年，我将继续保持观察，保持对话和交流，保持在城市里漫步，在山林里漫步……
疫情下我的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除写作的时间变多以外，与以前相似：要么“泪中带笑”，要么“笑中带泪”。去年的很多工作被迫取消，今年也没有太多的展览计划，工作重点基本上还是写作。新的一年，对我而言就是：生活残酷，读书避难。如果要说这些年我坚持不变的东西，那就是“真实”。毕竟，人最麻烦的地方是既没有预料未来的千里眼，也没有改变过去的后悔药，唯一能做的是尽最大可能知得失，懂进退。
李杰：恰是“不务正业”扩充了我思维与行动弹性的重要土壤怀着焦虑与叹息开启的庚子年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但幸运的是家人与书籍的陪伴让我抽离出日常焦灼繁忙的艺术现场，回到了真实的生活。我花了很长时间回顾自己的工作，开始重新审视美术馆的意义，我越发地认识到我们活在一种自我建构的城市文化堡垒与狭隘的话语权幻象之中。疫情缓和，A4美术馆重新开馆之后，我们决定把A4的定位调整为城市生态型美术馆，在剩下的半年时间里，大量的参与性展览，教育项目以及社群项目融入到了美术馆的日常之中，扩延了较之往年多出数倍的共创伙伴，项目参与者与对话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生存的或策略的成功，而是美术馆公共转型的大势所趋。今年，我们将把公共型的教育展览放在A4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无论是全新策划的夏加尔展览，还是iSTART儿童艺术节的项目。我们还会就重启的“青年艺术家实验季”、“ya青年社群”做更多的支持与孵化。虽然驻留项目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我们会扩展国内部分的驻留以及在地化的社区联动项目。在公共教育方面，今年的重点则是更体系化的课程研发。我把过去十年的策展以及与儿童共创的感受写成了新书《童年美术馆》。我想我在儿童身上看到了成人们缺失的开放与真诚。我很庆幸数年来我能与数以千计的艺术家，教育者与儿童一起经历一年又一年的iSTART项目，虽然很多时候，我走访的学校比艺术家工作室还要多，看似我与所谓“专业生态”若即若离，越来越“不务正业”，但这恰恰是扩充我思维与行动弹性的重要土壤。就在我刚刚完成新书书稿几天后，对我影响至深的母亲突然离世，我忽然感受到了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割离。慢慢地，我通过书写，以及思考如何延续母亲的教育使命重新走了出来。我越发地觉得时间与健康尤其重要，今年我会更加自律一些，尽量挤出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做人尽量真诚，宽容，不要只用一种视角看待问题，也不要迷信权利，争取做好自己的基础上赋能他人。
骆莉：对世界和生命的不可控倒是又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前几年，我参与公共性事务，展览策划和文化活动比较多，这两年冷清下来了，就想着赶快把笔记本上记录的一些零散的创作想法和概念付诸实践，这可能是我今年最迫切，也是最能够把握的工作，需要我逐一去完成。新年开始时也有一些与他人合作的契机，所有相关的工作皆因我的好奇心所驱使，遇见了就做，做完一个又等待下一个与我相遇。永远保持着对未来的好奇，坚持让自己始终处在一个思考或创造性的工作中，是我生活的动力。2010年至2020年正好是我回国以来的十年，没有感到今天的我是新的自己，也没有感觉到是旧的自己。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变化不太大的人，可能和我始终保持一种恒定的生活态度有关，周围人的生活观也好，事业观也好，对我的影响很小，所以我也没啥长进。一切看到的听到的，不仅没有让我洗心革面，反而使我变得越来越理解自己，且自得其乐起来。我也很少患得患失，对生活中仍然拥有的，总是倍感珍惜，而失去的我却很健忘。当我上了点年岁，对世界和生命的不可控倒是又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
过去的一年，生活与工作的变化仅仅是出门减少了，与之前若干年的主要区别在于没有出国，其他大致没什么明显的不同。上半年我在家写作，下半年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来回。在写作与组织展览以及学术活动上，今年非常紧张。一是必须完成一本历史写作，另外一个是要参与协助完成“2021成都双年展”。这个展览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超过成都以往任何一个大型国际性展览，成都或将因为这次双年展刷新形象。生活上，如果不讨论物质方面，生活的提升应该是精神生活的提升，我认为只要写作不会停止，对问题的追寻态度不发生变化，就此而言，生活总会随着写作的进行而提升。因而我坚持不变的东西就是：写作、上路。讨论过去十年的得失很困难，因为人有宿命，很难将得失分开。自己的计划一个个地实现或者结束，你的一切都在里面。因此，人生没有得失，只有经历与完成。
我在年末充满忧伤，在年初信心涌动。去年，自从大流行病开始后，几乎每天都在工作室，我有着工作的强迫症，需要具体劳作来让自己心安。每一年的开始，总在为未来谋划，而事实是总被习惯所挟持，很难做到真正的改变，不过我还是制定了新的计划，毕竟在过去的一年经历了那么多。今年5月，我在成都麓山美术馆有新的个展，集中展示一系列关于“边境”的作品，是我过去三年工作的总结，我想谈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边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隔阂，墙无处不在，在当下真不是件好的事情。今年最挑起我欲望的事，是做一个影像，像电影那样去拍。回看过去，自己没有什么失去的，至少没什么失去是我现在能一下子想起来的。虽然我的热情总是一段一段的，但很多年来，我都喜欢在陌生的地方无目地闲逛，喜欢长时间地开车听有声书，喜欢看电影，一路上都是收获，尤其是过去三年里，孩子的成长过程带给了我太多喜悦。所谓的提升，无论关乎物质富有还是减少忧虑，我不清楚这是否就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如果将生活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体验，那我希望能从抽象概念中走出，更多地感受具体的温度，与周围的人和事更亲密地融合。进退更多是关乎欲望，具体起来，就是克制住他者的欲望对自己的影响，在喧嚣的话语中，独自静静。做一些自己觉得不得不做的事情，而这些事的成败不以现实的所得去判断它。
2020年，自己和家人与伙伴变得更加亲近和紧密了，目光更多地投向“地方”，也更在意长期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这一年也是各种关系进行再次确认的一年，虽然这个过程容易让人产生虚无感，但是来自内部的支持和力量，也很强烈。我去年在Organhaus推出了“地方PLACE 2020”策展项目，今年会在这个线索里继续推进一些艺术家个人项目，邀请不同城市的年轻艺术家，也包括策展人来重庆实施。教育领域会是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内容，我会继续用“以艺术作为方法”做关键词来推动一些教育实践。国际艺术家驻地本来一直是我们的常规工作，现在国际流动变得困难，短期也不乐观，我们会尝试在线项目和网络展览的方式，也会加强对以往工作文献的梳理和书写。虽然我自认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我依旧相信艺术的力量，相信艺术存在的合理性。我相信感觉的力量，直觉的力量，也相信理性的力量，我希望它们能够融合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教育是我另外一条工作线索，艺术和教育，同时给到我关于“真”的思考，我希望在这两条路上可以持续做一些事情。能够找到自己的志业，真的很幸运，况且你发现自己还不是一个人。这些都是时间累积给自己的财富，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照顾好家人和朋友，简简单单就好。
2020年初，在国内新冠疫情最为恐慌的时期，网络上关于疫情真真假假的信息、病毒阴谋论、历史上的庚子年动荡、2020年的预言以及病毒大流行的电影……无不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死亡似乎从未如此地迫近每一个人。一时间，疫情将我们每一个人置于共同的情境之中，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因这共同的情境而产生共同的认识，微信朋友圈里反倒出现各种前所未有的撕裂。这迫使我去认识自己内心的恐惧、与周遭的关系以及未来的生活。恐惧与不安，有时是积极思考和行动的推动力。2020年，我在麓山美术馆的管理工作和红印艺术中心的顾问工作中倍感压力，好在，我和两个机构的团队都顺利地完成了所设定的目标。这也让我在庚子年的恐惧和不安中获得的一份安慰，带着这份安慰，我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和生活。忙碌成为常态，但不能让忙碌成为疲于奔命的代名词。今年，我会着重根据两家机构现有的条件和诉求，来对其做精确的定位与规划，在其年度的项目规划中强调结构性与系统性，从而使其各自的特点逐渐凸显。我想，如果实现合理的规划，一方面能使机构更为良性地运转，让其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使我自身的工作变得忙而不乱，累而不疲，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今年的展览中，除了艺术家的个案研究项目之外，我将为红印艺术中心策划一个系列展览项目：“词与感”。我们将在这个系列项目中探讨艺术、感知与词语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艺术如何更新原有词语，词语又何以能把握当代艺术所提供的新的感知方式。该项目的第一期，我们将就“轻”字来展开。我希望通过该项目，将研究、展览与写作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今年会继续完善去年开始的废墟项目，寻找植物的灵魂，行为现场和行为诗歌影像，尝试写剧本。我的生活谈不上提升，黑灯瞎火地摸着石头过河吧，太多不确定和怀疑。我希望新的一年的工作，继续坚持实践，坚持行动，如果要论过去的得失的话，我想我失去了一些无忧无虑的傻快乐，了解了复杂和苦难。而这些，目前正在消化中。
2020年确实异常艰难，这一年，我多了很多时间和女儿在一起，孩童的纯真与直接给予了我很多启示，她是我的老师。同时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系统性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在滋生出新的可能。这也是我在工作室待的时间最长的一年，一年下来，成品虽不多，但感觉气息是鲜活的。即将在成都千高原开幕的新个展《青苔》，多数作品都在去年疫情期间完成，昨晚刚布完展。今年秋天还会在成都另一个机构驻留一段时间，到时也会有一个展览，应该是对春天个展的延续和回应吧。上半年还会继续去年未尽的写作，源于去年夏天参加“不周山”项目的一些想法，涉及到我近来对“行走、写生、失控”这些问题的兴趣。此外，今年还会试着在贵州一个侗族村寨开展一些事情，打算慢慢建立一个小工作站，联合一些感兴趣的朋友去那里展开工作。坦率地说，这十年来最大的体会是，在创作中越来越回到一种初心，有种上中学时对艺术的冲动和懵懂，是退还是进，无所谓。现在越发不喜欢太机制化的东西了，那种在系统里去做一颗合格的螺丝钉和参与大合唱的雀跃，很无聊，自觉是重要的。我还是处于一种愿意尝试的状态，没有那么患得患失。
去年的确是特殊的一年，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特别的体验，好在我上海的展览没有因为疫情而取消，其它工作也基本没有耽误。物性的阻隔迫使我们更多用精神和世界沟通，反而让某些联系更为紧密了，出行计划的减少也让我获得了更多自洽的机会。因为这些收获，我拓宽了固有的工作模式，创作媒介开始延展，内核却在收缩。最近也有新的作品计划，是基于一些材料自身的特性进行的创作，我觉得挺有意思，实验阶段已经完成，希望能在合适的时候呈现。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烈也很愿意探索新鲜事物的人，但除了坚持艺术创作外，大部分尝试在开始不久后就放弃了。可能很多东西也是被迫放弃的，比如随着年龄增长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天真与简单，有句话是“无知者无畏”，我愈发感到像孩童一样的无知带来的无畏是非常宝贵的，它或许仅凭一个直觉或喜好做出决定，不用深思熟虑，但却有难得的真诚。所以我一直坚持的是创作，渴望一直坚持的是“无知”和“无畏”。
受整体环境影响，我2020年的工作聚焦于数字网络端与在地性项目，虽然工作环境整体上已恢复到相对开放的状态，但我会延续去年形成的工作方法，尝试将两个板块进行结合。今年的工作重心会放在多场由学校牵头的学术展演项目上，比如已经在上海启动的“柔软的城市”展演项目。同时会持续推动四川美术学院科技与艺术研究院的建设，以此为平台启动多项与重庆本地机构合作的在地研究项目，希望将自身研究领域与本地文化、社会性项目接轨。推动自己前进的主力是始终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特别是对新技术产物的实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展示问题，同时时刻提醒自己对自身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保持清醒的认识。过去十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积累期，其中包含了从外出留学到参加工作两个阶段，我主要的知识结构和基础工作方法都是在过去十年间形成的。回望这十年，好像很少计算得失，基本保持在一个持续向前冲的状态，也希望将这样的状态延续到下一个十年。
去年一开始并没把突来的疫情当回事，甚至一度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好了。年末才发现，不是这样，各种不同面相的恐惧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之后是漫长的反思和自我怀疑，怀疑过去努力做的作品到底有没有价值，怀疑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思考者，怀疑由学问和知识把握到的意义，没有撬动任何的社会议题，也没有撬动自身的潜能。今年我会从这些基本性的自我怀疑出发，让自己慢下来，针对一个最有必要认知的命题来展开工作。同时希望可以对自己过去10多年的作品有一个更系统的认知，作品和作品之间有的有断裂，有的有实验，有的有败笔，从这些失败也好实验也好的个体经验出发，去展开工作。去年我的艺术作品更多是修补性的，而今年会更加强调个体的痛感。我从一个化学工作者，得到了一个pdf格式的艺术家简历，失去了10年前状态最好的那个自己，不可逆。多年来，焦虑不知道为什么成了一种习惯，同样习惯的，是和职业化一点的人合作，无论他是艺术家还是搬家工人。所谓进退，进的方面表现在作品的实验性更强烈了，退，复杂得难以启齿。
去年因为疫情，原定的几个展览搁置了，随着疫情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我接受了它。疫情使原本脆弱无触感的现实与人际关系进一步地萎缩，且加速走向虚无，即便在疫情期间我仍然继续行走在荒原、山丘、河流和有人烟气的地方——人与物、与空间之间的触感是抵抗虚无的有效办法。新一年，会展开新系列作品的拍摄创作，争取在2022年元月之前完成，其余的就是一些展览项目。保持不变的，应该是持续行走阅读，边行走边玩边拍，保持无知，过有触感的生活。
去年大半年基本都在家里工作，大部分时间和家人在一起，逐渐适应了利用碎片时间工作的节奏，下半夜通常是工作的主要时间段，所以生活里没有了上午。去年还在成都建立了新的工作室，接下来计划邀请一位助手与我一起工作，新的工作方式将会带来作品的改变。今年的计划首先是延续之前被疫情中断的项目，关于乡村社会的一部纪录片以及一些新的摄影作品，我希望能在疫情管制的松紧之间找到合适的时间去完成。也希望新一年多卖点作品吧，这对生活和工作来说都将是一个很好的提升。过去这十年，我从最初直接摄影的手法逐步转向了更丰富的创作媒介，在摄影的黄金时期我主动往前探了一步，做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新作品。而当这几年有很多人都在抢着往前探步的时候，我反而想往回退一步，回到摄影的最初状态，这将是一个基础。对我来说坚持不变的东西就是热爱，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这是所有一切事情的前提。
张小涛：我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能做的就是顺水推舟
2020年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既是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也是全球化新的开始。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公共事件、隔离、打卡、恐惧、核酸检测、疫苗等成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日常经验，这也是后疫情带来的最大变化。我倍感世间事无常，去年疫情期间的几个月里，从来没有这么集中的时间在书房里安静地阅读，对过去的人和事像放电影一样地回放，想得多做得少。今年我的工作重心是完成三频数字艺术作品《燃烧的尘埃》，这是从去年就开始的工作，现在还在缓慢的制作过程中，一切都是无法预知的历险。另外，我个人的新媒体艺术项目也会在几个不同的城市落地实施，现在正在全力的推进中。同时我也在参与一个国际艺术机构的筹建，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需要建立国际化的专业艺术机制和平台。
经历了2020年，我的工作与生活还是照常进行，也许还变得更积极了。创作面对的，本就是当下的矛盾与问题，因而我的展览也照常进行，包括在艺术仓库的“先知”展览，广州逵园的“唔系剧场”，艺博画廊的“终身学习”，都是我面对当下所作出的“行动”。疫情期间考取了澳门科技大学的学位，今年我会在川美教学和澳科大读书两边切换，其实是很棒的体验。今年还会有新的个人项目在北京、上海展开，也正在准备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新绘画”的作品，同时包括双年展机制下的一些展览计划。面对过去十年，不想谈得失，谈谈收获吧，我认为自己变得更坚强和从容了。我觉得我们一直处于危机中，起码是我，别看我平时“嘻嘻哈哈”，其实忧患意识很强。无论是个体或群落性危机，首先要认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最重要，有条理地整理自己，不因凌乱而陷入困境。我也无惧面对新问题，问题能让人更敏感，敏感让人保持清醒，这也是我坚持不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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