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与慢：2020画刊封面计划》展览现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画刊》杂志社
围绕艺术媒体的工作，我与《画刊》杂志的主编孟尧做过几次深谈，谈得也很细，一次在广州三年展安排的大巴车上，一次在坪山迎宾馆的房间，每次都聊了几个钟头。虽然我们在做不同类型的媒体，他在主持一本创刊于1974年的艺术月刊，我在做一个线上艺术媒体。但在艺术媒体工作的理念和采编的方法上，相差倒并不大，甚至在很多层面，也有一些殊途同归的默契和共鸣。比如大家都不甘于成为表层的信息服务者，希望扎下去，埋头做一些生产和编辑、保存的工作。也都坚定地相信，媒体既要介入现场，又要从现场抽身而出，对于现场的人和事，要有自己的判断，甚至有时候的判断和观点，会比较刻薄和“毒舌”，让人听到了，心情没那么愉快，但这不就是媒体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它是一个自由的工作，不接受被驯化。媒体的使命一栏当中，从来就没有“负责让人心情愉快”这一条。那些工具型和鸵鸟状的媒体，其实大家都是打心底里瞧不上的。媒体就应该是一个冷静和坚定的观察者，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独立的观察和坚定的价值观，一旦媒体租赁和贩卖这两样东西，媒体就离死亡不远了。媒体工作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浏览量和发行量，而是要不断形成一种看待艺术的眼光，要建立一个观察和评价艺术的价值体系，而这个体系，越牢固，越死板，媒体工作就越成功。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哪些艺术媒体死掉了，什么时候死掉，以至于我有一个悲观的论调，在中国做艺术媒体，终归是要死的，尤其在艺术领域，这个行当的资源，根本不会去支持一个艺术媒体越做越好，越做越长寿，很多艺术媒体就是在“叫好不叫座”当中死去的，这就是在中国做艺术媒体非常残酷的现实。艺术媒体如何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命力，如何在更长和更宽的时空当中发展自己，这是所有从事艺术媒体工作的人和机构，包括《画刊》，都要去面对、都要去解决的首要问题。今天的《画刊》杂志，既要面对媒体生存的问题，同时也要不断把内容做得更好，进而获得活下来的“合法性”，并且《画刊》还是一个公家单位，是一个有自身编辑传统的杂志社，做这这件事情的难度就更大了。用“向死而生”这个词，来描述此情此景下的《画刊》的工作，丝毫不为过。我也曾经在杂志社工作过，我当然知道当前不是一个办杂志的黄金时代了，大家的注意力全都在手机上，甚至对于看太多的文字和图片也兴味索然，大家更喜欢轻松愉快地躺平看小视频。很多人认为杂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杂志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我的看法刚好相反，当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愉快的碎片”当中时，其中一定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群体，会有越来越强烈的信息过载之后的焦虑感。今天的杂志，就是要寻找和面对这样一个对于信息过载有警觉的群体。相比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碎片，杂志能够提供更结实、线索更清晰的文本，它会让我们阅读的效率更高。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杂志如果要去适应时代变化，一定不是做成“全能媒体”，要去努力学习各种技能，来适应新媒体的冲击，而是要把杂志的内容做得更不好读，更深入，甚至更艰涩，更小众。只有如此，它才能与那些“屏幕媒体”拉开距离，持续提供那些“屏幕媒体”无力提供的东西。我始终记得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说过一句话，她说中国没有所谓的小众，任何一个看起来小众的领域，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我们做内容，就是要去寻找到这些分散在不同区域、不同角落的几十万、几百万人。做杂志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一本大家所认为的小众杂志，能够与几十万人，哪怕几万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和粘性，它就有存在的必要。即便它看来不识时务，不与时代共舞，但它仍然能够很酷的、以大家无法理解的逻辑和状态，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画刊》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这本有47年历史的杂志社依然在谨慎地做着变革，并希望在一个杂志的“下沉时代”，敏锐地捕捉和判断艺术发展的动向，形成一个个扎实、耐读的专题，毕竟这才是一本杂志安生立命之本。每次读《画刊》的月度目录，我都慨叹只有做杂志，才能如此深入地做内容采编和视觉呈现，并且还能印制出来，进入图书馆和读者的书架，这比那些哗众取宠的网文要体面得多，也要严肃和刻板得多。“刻板”经常会被认为是一个被时代淘汰、进入落伍队列的状态，但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动荡和变局当中，“刻板”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状态。不为所动，不随风起舞，一直按照自己认定的方向和标准来做事，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也是一种非常让人羡慕的状态，做一个老牌杂志，会是很多有执念的媒体人的理想。相比其他艺术杂志溃不成军或者无心恋战的状态，《画刊》是一个幸存者，形成了自己的做派和风格，并且这本刊物的编辑和经营，还在不断尝试着与艺术现场加强联系，这种“强联系”，不是将热情消耗在喧嚣的现场，而是进一步往前推进报道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做一些思想和观念的生产。比如他们持续推出的“封面计划”专题和展览，就不再是去报道一个完成状态的展览和事件，而是带着一些问题，投入到挖掘的现场。媒体应该在什么阶段介入现场，这也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很多媒体总是在展览和事件完成后介入，只能上菜吃饭，《画刊》试图往前多做一点，不是总去被动地吃既成的饭菜，而是看菜做饭，去投身和参与进去。比如《画刊》做的封面计划展览，就是化被动为主动，自己去生产内容，然后去传播它。这样的做事方式，倒不是什么新鲜的实践，而是我们经常会进入一些非常糟糕的现场，会面对一些糟糕的、无从下手的展览和现场，媒体如果还只是遵从新闻专业主义的方式，去报道，去呈现，媒体工作就无法获得一种主动创造的能量与价值，它会被荒废掉，会被艺术系统当中那些腐朽、可笑的东西吞噬和消灭。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传播变局当中，媒体如何反观自身的角色是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媒体人又如何在积累当中继续前行。我相信《画刊》的同仁也会坚定地相信，今天的媒体绝对不只是一个报道采集者，而应该是一个内容生产者，是通过内容的生产和传播，来连接艺术家和艺术家、艺术家和策展人以及艺术和公众。今天的媒体不应该是一个“传声器”，而是一个有自己态度和性格的“发声器”。在艺术传播当中，信息传递是最基本的工作，这部分的工作，事实上也已经被机构自媒体和朋友圈所替代，而媒体和媒体人继续工作的价值在于，他对艺术和艺术现场的理解、阐释、整理和发布，同时也在于他们对“何为一个专业媒体”的采编技艺和媒体品牌的见解与实践。说白了，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自媒体，但一个好媒体的“技术护城河”仍然存在，大家不要天真地认为开通一个平台账号，发布几篇文章，就是开始了自己的媒体生涯，媒体工作的难度和挑战不在于“开通”，而在于高质量且稳定的内容生产，在于平台差异性的建立，以及媒体发布的频率和长期工作的韧劲。做媒体，就像做任何一件事情一样，没有那么容易，它的困难，随时随地。《画刊》在费尽心思地化解这些困难，所有的艺术媒体，也同样在其中经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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