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窗变：从世界到“附近”
彩虹柱，李景湖，2021，亚克力，彩色碎片，直径18 x 600cm©OCT-LOFT
策划：钟刚
受访：梁铨、周力、李景湖、明天见、啾小组、薛峰
采访编辑：张梓华
梁铨：尝试让自己的画被人踩踏
“打开窗户”，是很正常的一种开放状态。有趣的是，这次展览策划者提到了马蒂斯，我就联想到与马蒂斯有关的几件事情。我们这一代小的时候是不知道马蒂斯的，只知道苏派的列宾和苏里科夫。直到1964年在美院附中读书的时候，一个学长在日记里写了要学马蒂斯，却因此被认为是反动的、追求个人奋斗的坏典型，受到全学校的批判。我才第一次听到有这么一个艺术家。当时的马蒂斯在我印象里就是一个坏到底的艺术家。若干年后在杂志上看到有关马蒂斯的文章，个人的偏见终于消解。野兽派，并不是要把工农兵画成野兽，这只是创作风格的一种称呼，但是以前的我幼稚地被“洗脑”了。
现在窗户打开了，大家对马蒂斯回到一个正常的、合理的认识，这是一种进步。今天这个展览的概念和主题与这个事件没有直接联系，却说明了马蒂斯这个符号的意义。
深圳厅推动我参与到这种公共艺术活动当中，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艺术。对于我来说，就想尝试一下让自己的架上绘画换一种展示方式，在公共场合让人欣赏，让人踩踏，寻找与观众对话的另一种可能性，和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以及深圳厅的策展团队一起沟通合作这么一件公共艺术品，它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表面所看到的只是提供作品版权和图示。
深圳目前的艺术发展不及北京上海那么宏大，但小有小的妙处，深圳艺术圈的小，令它相对包容。我觉得这是历史的常态，没必要过多地把眼睛盯着外面，也没必要过多地关心外面怎么看待我们，从容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国历代的一些杰出艺术家都是这样，从范宽、元四家、清四王，一直到近代的齐白石、徐悲鸿，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心，也都有一定的学问和底蕴，我么说并不是在强调非要画传统的东西，而是说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内卷”的一方面原因是疫情引起的一种现象，另一方面是政治形势造成的。所谓的“国际性”实际上是欧美和日本这几个国家和区域对我们的艺术承不承认的问题。在这个语境下，中国艺术家其实是没有主动权的，都等着被他们承认，然后一起参与他们的活动。通过这次疫情，我认为成熟的、自信的中国艺术家应该清醒地知道，一定要坚持做自己的事情。
深圳正处于发展的上升阶段，强调“在地”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我认为这是其中的某种原因，但总的来说，我并没有很明显地感觉到“内卷”。就像坪山美术馆现在做的“九层塔”项目，没有什么在地的说法，基本上请的是外地的优秀艺术家，我觉得深圳也应该有这种气魄，哪个艺术家好就请他来做展览，倒不一定要强调本地的艺术家。
书架游，梁铨，2021，户外色彩涂料，1640 x 1235cm©摄影：谭荔洁
路人踩踏作品©OCT-LOFT
周力：重建“本地感”
马蒂斯的《打开的窗户》以典型的方式综合了这些特点：个人世界的重要性，个人和自然世界的联系，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都在里面。而即便不考虑这些东西，这幅作品本身也是非常值得欣赏的，它的空间像是在颤动，你看那个花盆都要随着绿叶漂到海里去了。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没有任何目的地、随时随地地，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打开一扇窗。我画过十多年“窗中世界”，也是因为它的确需要不断被提醒，而当这件作品恰好在这个展览里时，那么它可以提醒所有的观众。
基于本次展览主题的考量，我从《白影》的系列作品里提取了几根线条，形成了这一件大型装置《彩虹》。过去参与的公共艺术展也不少，这次特意尝试使用充气囊材料，于我而言，是一种创作生长。以强调作品的互动性作为我的打开方式，很多小朋友在这件“憨憨萌萌”的作品上蹦跳、游玩，非常可爱。
“在地”源于“locality”，它本身的意义是“本地感”。本地感这个表述主要是针对后现代世界的特征的，其中有一个特征，就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原本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会逐渐搬到城市边缘生活，他们原本所在城区，也会经历大规模的建设，而另一些原本不在一个城市生活的人，会搬入一个城市。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生活着的周边的地理环境，都与他们家庭的记忆，或者自己所属的群体身份的过往，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他们无法称自己是“本地人”。这就是本地感的消失。这种感受是后现代世界一个普遍的特征，也是当代人的孤独感和无根感的重要来源之一。
我们深圳的许多文化和艺术活动，都可以看作是在重建一种“本地感”，营造一种共有的，基于地点的群体记忆和城市身份。简单来说，就是营造一个有地理位置可依据的精神家园。人需要流浪，也需要家园。
彩虹，周力，2021，PVC彩色组件，尺寸不定（最高7m，最宽12m）©OCT-LOFT
李景湖：日常生活的纪念碑
一般地说，我会把大部分的主动权让给策展人或策展团队，根据他们对我作品的理解以及展览主题的需要来挑选我的哪个作品适合参展，并让他们决定作品位置的策划。我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展览地点和环境来做一些作品上的调整。
《彩虹柱》收集自不同的塑料生活用品，打成碎片后再按彩虹的色谱装进亚克力柱子里。我的这两根柱子分别立在海报柱上、以及靠近路边的草丛里，是出于对作品的保护性考量，同时也是对彩虹的象征性模仿，让行人抬头、路过都能看到彩虹，为日常细微的生活增加一种纪念碑的意义和形式。
其实这些年来，我在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也参加过多次展览，包括在2017年的OCT -LOFT公共艺术展上在地创作的《春风》。但这一次展览，我觉得跟过往的展览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这次的策展团队和参展艺术家都是在深圳耕耘多年的本土艺术家，其中大部分的工作和生活就在创意园，所以对环境的熟悉和情感，使得这些参展艺术家的作品，无论从理念还是作品的体量和呈现方式等等，都跟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环境非常契合，就像邻居之间的交流。这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展览。
类似这种展览交流，我并不认为是内卷，这反而是一种凝聚力的体现。这种亲密的关系、彼此需要的感觉，好像以前从未体会到。我们应该明白，艺术不是为了国际而国际，而是应该用一个新潮的官方用语"国际视野，中国表达"来理解会更好。从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来说，就是"国际视野，个人表达"。艺术家和作品是否有国际的声音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从我个人层面而言，一直关注的是我和周边的人群。
彩虹柱，李景湖，2021，亚克力，彩色碎片，直径18 x 300cm©摄影：谭荔洁
明天见：旋转的祝福
“打开的窗户”即“打开的心灵”。我们参展的《牛星高照》最初是设想在另一个地方，后来现场实地勘查也与主办方沟通后才调整到现在A3栋楼顶的位置。我们对于作品与观众的距离和位置环境的关系讨论了很多，最终决定将《牛星高照》放到了一个较高和较远的地方，观众在更大的空间尺度才能看到，这其实就是一个“打开”的设定。
一个二维的星形符号忽然间闯入三维的现实空间，并在园区的一个至高点不停地缓慢旋转，肯定会引起不少人的好奇与想象，为园区的日常添加了一个旋转的闪烁的“美”。
在家门口展示作品确实让人兴奋，这么多年来，认识了许多优秀的好邻居。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作品能旋转，让散落在东南西北的好邻居们都能看到作品的正面，也能收到我们送出的祝福。
牛星高照，明天见，2021，不锈钢喷漆电动装置，350 x 160cm©OCT-LOFT
啾小组：深圳牛的犹豫
“打开的窗户”象征了深圳这座城市文化上的开放性，而公共艺术展与传统的白盒子展示方式相比，提供了更多的曝光与观众参与的机会，像是艺术家个人的工作室打开了窗户让过客得以看见创作的成果。另一方面，这次展览主题虽然结合了马蒂斯的绘画，但是放在一个当下的语境里，打开窗户这个动机本身没问题，但是窗户打开之后除了能接收一些先进的东西，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危机。深圳不缺打开窗口的机会，世界之窗“window of the world”就是个很好的经典案例，把世界浓缩了，为没出过国的人提供了一个快速理解世界的窗口。
《BB牛》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深圳这块经济实验田向前冲的能量，以及对这背后的一点忧虑。华侨城创意园具备思想上的开放性让我们安放这件稍微有点“不正确”的作品。我们希望能和作品前玩滑梯的小朋友交流，想听听他们是怎么看待这头牛的。
西方首先发明了“现代社会”模式，然后将这种“模式”普及到“边缘”区域，中国曾经是他们认为的“边缘“区域，所以早年冒出了许多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作品。但是近些年发现他们的推广“模式”在中国失效了。中国的艺术家感觉到了失宠，才想到“在地”性是不是更重要，那是自身艺术体系的不健全导致文化失去自信。啥时候我们把美国看作是异国情调，我们就成功了。
BB牛，啾小组，2019，玻璃钢，炫彩烤漆雕塑，230 x 136 x 307cm (不含底座）©OCT-LOFT
薛峰：内外交织
很多外地人来深圳都会到世界之窗，这个主题公园落地已经将近30年，它是一代人集体向往的一种象征物，也成为了一种美学景观。现如今，出国已经变得相对容易，今天所理解的世界概念已经发生巨变。重新思考什么是我们的世界之窗，就得放在个体意识逐渐增强的时代背景下去进行理解。个人的表达越来越重要的实质是寻求能够被确认的一种个人身份。因此，我的作品《2021年的世界之窗》便与原来的世界之窗形成对应关系，试图让观众对这个既成的现实形成新的感知。
这次展览，我的作品前面正好是建筑师张永和之前创作的装置，旁边是刘窗的作品，而我的作品所依附的E6+，是都市实践根据园区的E6大楼所附加的一个小型建筑物，里面还安置了一件谷文达的石碑。我的作品现在紧贴着E6+的外墙壁，它就像这个建筑的一件外衣。斜对面的楼顶上，可以看到杨诘苍之前用瓷砖作为材料创作的一幅壁画，在远处的华侨城创新研究院门口，有周力创作的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创意园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积累了这么多艺术家在不同时间创作的公共艺术，已经形成一种层次感，所以创意园的这种“附近”，它不仅指的是物理距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能让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之间有很多交流互动，最后形成一种紧密的创作氛围和艺术面貌。
“在地”这个概念跟这里是建筑师、设计师的高地密切相关。深圳这41年来有非常多的房屋和新型单位需要建造，同时需要建筑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标识功能，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产生的一种新的话语。它背后的实质，是深圳这样一个对文化有特别需求的城市，它正在生产，而它的生产者正是不同专业领域当中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即使没有疫情的封锁，这个城市自身也是越来越需求新的内容和文化表达。这种内外相互交织的需求关系，使得“在地”会成为我们个体身份之外的另外一种城市身份。
我曾经在《打边炉》的采访里提过“试着成为城市艺术家”这个想法，艺术家就是要把个人在工作室里体工作，以及把个人对艺术的理解，注入到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让个体和这个城市产生共同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
2021年的世界之窗，薛 峰，2021，户外彩色装置，320 x 2200 x 10cm ©OCT-LO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