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两湖地区18位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
策划：钟刚
编辑：劳秀汶
《打边炉》每年会循例推出“年度计划”专题，并于初春发布。我们希望这个专题以“计划”为切入角度，呈现艺术工作者在工作和生活上的行动与思考，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种态度和主张的宣扬和表达，而是一种切切实实地、希望付诸实施的行动计划和未来设定。我们会以“地方”为范围，予以集中发布。
继《褶皱：珠三角50位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坡度：西南43位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凿日：长三角45位艺术工作者的年度计划》后，我们向18位生活在两湖地区的艺术工作者提出了相同的五个问题。本文按中文姓氏首字母排序，发表前经《打边炉》编辑部删选。
C.
仇海波：自我变革
策展人，ovu文创研究所所长
我理解的“坚持”是一种建立在方向基本正确下的韧劲与偏执。艺术如何让城市脱俗、艺术如何介入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等，这是我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思考和践行的事情，并特别希望能找到更多行动的路径和方法论。
在疫情期间，我深刻体会到周遭世界的复杂性和混沌，也感受到艺术的脆弱性。我在其中获得更多的是一种认知上的改变：对艺术的理解不再那么偏执，从不同维度去审视艺术的边界，以及它跟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这个世界充满变量，一定要学会与未知、不确定性共处，积极拥抱变化，你不变的话，就会成为“被改变”本身。
生活变革的核心是自我的变革。2022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和视野，提高认知，能完成几个好的公共艺术项目；其次，希望家人在这一年里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吃好、喝好、玩好。
D.
邓洧：真正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教师，艺术家
我一直做的事情就两件：教学和创作。教学是我养家糊口必须的工作，创作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它们和坚持都没有什么关系，也可以说，我对坚持的理解就是——顺其自然。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它会跟2003年非典一样很快结束，非典那时，我正好在广州念书。但现在疫情已经延续两年多了，我总体感觉就是麻木和绝望。当我们在谈论生活变革的时候，其实变革早已发生，所以计划是滞后和无效的，真正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
时间和空间在现代生活中变得非常扁平和荒诞。特别在2022年，有些貌似离我们很远的事，比如战争，它却发生在眼前；而国内发生的一些极端事件，似乎离我们很近，但我们要了解真相，却遥不可及。
段琳：放松与警惕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教师
如果生命按秒来计算，写完这段话的我，已经27.79097870岁了，秒针转动带走的时光像箭一样射来。我突然发现已有一年之多，没有为自己写点东西了。而事实上，我每天面对电脑码字的教案文件，耗时之久，让我的鼠标不得不每个礼拜充一次电，这也许是我近一年来坚持最久的事。可能未来还会持续做下去，做一个合格的老师，偶尔瞥见学生写在课本上的笔记，露出一点欣喜。
自庚子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藏龙岛，近来我时常循环Leslie的歌“年月悄悄远走了，悄悄得彷似午夜晚风飘，每刚感觉到却又已走了”。时空的概念对生活在岛上的我仿佛是停滞的、模糊的。疫情在这年月里似乎长在了我们体内，深刻地、悄无声息地一笔一划刻在心里。它像一个知道你过去全部不堪的老朋友，赖在你的身边。随他去吧，心态放松些，但是又要保持警惕，矛盾罢了。
如果说生活能有什么改变，我只想说“愿你决定”，你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终归是由自己的心态所决定。
J.
江超：麻木
艺术家，湖北美术学院教师
画画是我近10来年一直在持续做的，当然还有足球。“坚持”总带有一种被动的感觉，而实际上，我做的这两件事都是出于兴趣爱好。我踢足球踢得好，会有成就感，虽然体能不如以前，但还是想踢，因为有瘾。画画也是很有冲动的，一段时间不画几笔，就觉得少了点什么，难受。这几年创作，我主要围绕一些平凡的小事物展开，尺幅越画越大，今年准备回过头来做一些小作品。
我对疫情基本上习惯了，或者说是麻木。最近疫情反复，对出行会有一定的限制，我两年没回青岛了，本来打算4月回，现在看来又难了。显然疫情改变了我们很多，划出一块区域把人定住，某种意义上，能让自己更加关注身边吧。有了小宝宝，我对自己父母的认识变得深刻了些，我的生活节奏也确实变了，这是主动也是被动的、是充满压力也是富有期许的改变，接下来还要努力地工作、积极乐观地生活。
今年我已经33岁了，生命的轨迹就是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北到南，从单身到结婚，从儿子到爸爸，从学生到老师……时间让生命延续下去，空间让个体充实起来。假如我活到八十岁，时间就是（80-33）x365，空间就是在这（80-33）x365内的自己。
L.
艺术家
从去年开始，我停下了一直延续的、一年几张大型绘画的创作节奏，转而用八个月的时间，进行一个跟绘画几乎没有关系的项目。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跳脱，也是一次战略转移。另外，我还关闭了朋友圈，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已经无法忍受在朋友圈接受思想审查，这几年看到过太多发生在朋友圈里的撕裂了。这种撕裂的本质不是思想多元，而是一种粗暴的伐异，是堵住自己耳朵的两群人在互放毒箭。
我一直断断续续在做的，是2014年发起的“反向计划”项目。就像达芬奇日记那样，我用反写汉字的方式写下私人日记，当然我跟达芬奇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
我认为坚持具有两面性。它首先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词，是对惰性的反抗，因为人几乎天然倾向于放弃，你会因为各种原因见风使舵、趋利避害、半途而废，所以坚持是困难的。但是出于功利的目的的坚持，就会暴露人更为隐藏的贪婪。同时，坚持也可能是思维惯性漩涡里不得自主的小树叶，一种简单的、麻木的、重复的机械动作。所以在另一种语境里，放弃是会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于此，最有启示性的电影也许是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勃廖夫》，一部关于痛悟真理、放弃绘画的史诗。
疫情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人与人之间日益加剧的隔阂，我发现“他人即地狱”比我前三十年的经历更真实。
曾经，看电影和游历异域为我生命的形塑提供了重要思考。异域让我得以抽离出自我的茧缚，而电影这一时空艺术媒介，则给予了我与他者思想最神秘的接触机会。作为后疫情时代重要节点的2022年，和所有人一样，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对时空的控制，这也促使我更专注于艺术，至少在艺术中还能够体验超越。
我这样一个力求生活极简的人，是很难鼓起勇气去奢谈生活变革的，遑论计划。
李永庚：外面的世界很惊险
艺术家
我不是一个善于计划的人，况且更多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北京的十年间，我的工作室搬了七次，回到家乡一年多，又再次面临搬迁。只能随机应变吧！期望新的环境能带给我新的灵感。
这些年来，除了创作之外，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打羽毛球。对于像我这样的宅男，与其说是坚持，不如说是需要，打羽毛球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次社交。随着年龄增长和疫情肆虐，保持身心健康，对于我来说是一项最具现实主义价值的创作！
这两年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活动的空间却越来越窄。外面的世界很惊险，在这个纷杂无序的年代，不渴求生活的变革，更愿意笃定内心，保持创作，通过做，达到愉悦自在的状态。
林欣：纯粹而割裂
艺术家，任教于湖北美术学院
与疫情共处，让我看到了不同个体、不同种族、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对待疫情的反应，体现了个人对生命、家人、群体以及种族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可怕又很清晰的“西洋镜”，照出世间万态。
疫情的初始阶段，我正在北美访学，当时的“在线抗疫”对我来说更为焦虑，只能遥看着疫情中水深火热的武汉、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后来疫情发展到北美，我才真切感受到它，在一瞬间“异国他乡的孤立感”过后，反而就淡定了，我甚至细细观察起身边人来。面对疫情，华裔小心翼翼，而北美朋友们却出入无虞，如何看待生命质量和长度的比重，大家似乎有着很不一样的认知。这点让我深受触动，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艺术”“自我”“社会”“家人”之间的关系和比重。
今年我会把有限的时间更专注在学术研究上，舍却一些社会性的事务和不必要的展览，腾出一些时间，分给家人和孩子，想做更多“沉淀”“陪伴”和“孝顺”的事情。其次，今年最触动我的，还有女性这个群体的多样性和不对等性。当我们通过知识和科技变得越来越“中性”的时候，却仍旧有人停留在奴隶制社会，物化更是无所不在。所以我也想更关注自身和女性这个广且杂的群体和个体，做一些探讨。
时间与空间在今天，变得尤为纯粹而割裂。疫情年代，空间囚禁了时间，让我们相对停顿下来、原地思考。时间的单一重复以及循环复制般的延长，无限加深了空间的割裂感。我感觉进入了“后地球村”的时代，世界多了很多平行时空，分割而相连，看得见、听得见，却无法接触。
刘波：围困
摄影师
20多年来，我一直用摄影的方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生活，这给了我很多乐趣。一年一年走过来，坚持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在作品制作和实施上，我们有很严谨的计划，但疫情使这个计划变得缓慢。现在是疫情时代的第三个年头，生活在旋涡起点的城市，我们能很坦然面对了，只是现有的防疫政策和制度，总让我想起疫情前的自由与轻松。
时间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慢慢减弱，同时我们又很难逃离现有的空间，我很想去做一些改变，但一直被这两个词所围困。
刘宇：时空伴随者
武汉美术馆原副馆长
2022年我退休了，从一名艺术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者。
要说今年有何计划，我是想写本关于国内高校图像研究的书。我收集了各类大学的图片2000余幅，时间跨度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目前已通过出版社的选题认证，争取年内完稿。
我对“坚持”的理解是把想做的事情日常化。比如，收集整理美术文献资料、写美术馆日记，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课。十多年下来，美术馆日记已有厚厚的六十多本，美术资料也形成一定规模和系统，写起东西来更得心应手、水到渠成了。
两年前武汉因疫情封城，我去了离家十公里外的社区做志愿服务，直到武汉解封。而这两年间，我几乎每天都在为书籍出版做准备，收集资料，分类整理，找出文献之间的逻辑链条。全身心的投入，减轻了我在疫情期间的焦虑、不安，也缓解了我退休前的失落与孤独。
疫情的反复性、不确定性，已经压缩了很多人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延长了个人支配的时间。我以为，这是“生活变革”的窗口期，人们主动或被动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推辞一些意义不大的展览、研讨，回归内心，顺其自然，新的时空观正在建立。
美术馆的从业经历，让我对时空有特别的感受，希望能把美术馆的立体空间移植到书籍的平面空间，在特定的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来。今年春节过后，疫情在全国各地散点爆发，流调借用大数据手段，催生了一个新词“时空伴随者”：你和新冠感染者即便没有面对面交集，但与感染者同处一定空间范围、一定时间内，并使用过通讯设备，你就会进入流调排查的名单。我还真愿意成为一个“时空伴随者”，在文献资料中找到穿越时空的密码，在某个时间节点和远去的故人交集，追寻他们的心理轨迹，感受他们和当代人的情感联系，并把这些信息带回我的书中。
没有感受和记录的时空是不存在的。
卢妮：这是“安静下来”最好的时候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执行馆长
作为艺术馆也好，艺术馆的馆长也好，“坚持”就是“一贯性”。
疫情时代，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曲线式的，而是跳跃式的。什么样的“一贯性”，在跳跃式的环境下不会变呢？那应该就是向内求，向内求不会受到外部太多的影响。我们艺术馆的价值以及影像艺术价值，一直是我思考的核心问题。先不断地认识自己，再去与外部交换，这是价值体现的方式，也是我们团队的“坚持”。
艺术馆是艺术的容器，在非疫情时代，承担着心灵慰藉的作用，在疫情时代，这一作用会更加突出。我们团队在影像艺术上，一直在影像的艺术性、影像艺术的功能性上做探索，把“好的艺术”和“好的艺术展”呈现给观众。“好的艺术”是指我们不断地研究、发掘馆内藏品的艺术价值，发现好的艺术家和作品。“好的艺术展”是指我们在展览技术上探索呈现与传播。我们坚持在这两个方向上用力，去年我们已经为2022年准备了丰富的展览资源，对自有藏品进行研究，年内就会推出馆藏系列展。
做艺术馆，不可以浮躁于事，目前是“安静下来”最好的时候，外部在剧烈变化，我们则要更安静，这是最大的变化。
卢珊：不画点什么，对不起自己
艺术家
这两年的生活，比起以前有点不太一样，90%的时间都在路上。因为在路上，我们就得时刻关注疫情的变化。最刺激的是有次我们回到家，新闻提到的疫情地址，都是我们经过的地方，千辛万苦，做了两次核酸，感恩朋友都没事，希望没有给大家添麻烦。
我一直在做的当然就是画画，坚持好像变成了习惯，不画点什么，对不起自己，最近有在项目lushanpainting上更新。今年希望自己多写点文字，能稍微多待在家。我现在计划着接点活，养活自己，生活节约一点。
鲁虹：热爱、坚持、搞定！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
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画家，后来也参加过几次全国美展，但自上世纪80年中期以后，我一直做的是美术理论方面的工作。我认为，一个人在找到适合自己且喜欢的工作后，就要持之以恒地做好它。这就像一个人一生决不能左一口井、右一口井进行挖掘一样，所以我送给我的研究生有三个概念，那就是：热爱、坚持、搞定！
我还是在日复一日地做着几十年来所做的事情，并没有试图改变。如果一定要说改变的话，目前我只希望自己的工作不要重复过去，能有新的开拓与进展。到了我这个年纪，时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对自己工作的态度，还是会跟过去一样！
S.
孙振华：推动一种新的艺术观念和态度
博士，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21年10月，“百分百——第二届东湖国际生态雕塑双年展”在武汉开幕，这是我和傅中望、鲁虹、冀少峰在武汉共同组织、策划的。这也是继2017年之后的第二次。
如果说，在2017年的第一届生态雕塑双年展中，我们对生态雕塑的理解还比较多地集中在材料和环境的问题上，那么在去年，我们所关心的，就不再只是自然生态，它还包括社会和人文生态，更强调生态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生态雕塑应该是当代艺术的组成部分。
2022年，我们关于生态雕塑的思考和行动不会停止。我们相信，这也许是在全球共同面临疫情的情况下，一个艺术工作者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因为生态雕塑的问题意识，它的社会和艺术指向，正好与当下的态势具有密切的对应关系。生态雕塑也许已经迟到了，但是，它不能再缺席。
今年，我们计划为下一届双年展做好思想和理论准备，争取在下一次展览中，更好地讲清楚生态雕塑的概念：它的范围与边界，它的表达和呈现方式，它与当代艺术、公共艺术的关系等等。
在未来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我们都会将生态雕塑作为主要的研究和工作方向，倾注心力。我们认为，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仍然采用歌颂好人好事、加油鼓劲的传统方式来证明艺术的在场，作用似乎很有限。如何抓住时代的关切，从生态入手，在艺术内部，推动一种新的艺术观念和态度，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也许是更有建设性的。
T.
唐晶：肉眼可见，整个世界正变得极端起来
艺术家
一直以来，我做的都是跟摄影相关的事情，除了创作，还包括摄影作品的装裱、摄影展览及活动的策划与执行，偶尔也写一些评论文章。今年我计划参加第一次在北京举办的摄影博览会Jingphoto，并准备9月在苏州的画廊办个展。我还希望今年的新作品，在创作手法和展览方式上都要有所变化。
可能是我没有碰到过特别强烈的逆境，所以我没有觉得哪件事情是必须去“坚持”的，更多是习惯成自然。我从四岁开始接受绘画启蒙，被家长打着、哄着画了好些年，初中往后，走艺术这路就是自己选的。对我来说，工作就是生活，而我也享受。
作为在武汉经历过初始疫情的人，我刚开始非常恐慌，随后长达几个月的隔离，让我特别压抑。这种潜在的、内心的压抑，会让人非常扭曲。周围很多事情、很多人都默默改变了，有些人改变的是生活习惯，有些人改变的则是人生的选择。我试着去接受这种改变，有一段时间真的需要很多勇气，才能够挺过去。内心的创伤不容易看见，但我发现这个世界也随之疯狂了。
我在德国读书的那10年，时间就像停滞了一样，别人听起来很漫长，对我来说仿佛只是一瞬间。德国和中国，北京和武汉，两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总是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这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切换两个频道。你会知道，同一件事会有多种处理方式，但无论你做怎样的选择，生活总归过得去。但是当世界进行到2022年，开始变得非此即彼，你若不对某一事件表个态，似乎就不再是个正常人类。以前世界的对立，多数时候只是潜藏在表象的深处，现在肉眼可见，整个世界正变得极端起来。
要谈自己的“生活变革”，我觉得就是多做些运动，运动使人愉悦。如果工作比较忙，吃些健康餐，减些体重，也能给人更多的信心。
W.
魏海燕：给驴拉磨
艺术家，湖北美术学院教师
其实我每年都会想做一些改变，比如在生活作息、工作规律、身体状态上。有时凭着自己的意志力，能调整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又会被别的什么打断而回到解放前，像是必须的加班、一些疲于处理的关系，或是突然的隔离等等。
疫情让人体验最深刻的，大概就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日常变数，前所未有的多。在此起彼伏的突发事件和变化下，我们越来越显得淡然。淡然不代表没有烦忧，只是习惯了，不得不接受疫情所设置的许多障碍。事情进展缓慢，但人并没有因此变清闲，因为压力没有消失，只是变麻烦了一点，只是打乱了节奏，而原有的设定全都还在。好多事情是被动的，所以最大的内省和主动，往往集中于健康和免疫力的提高上，不管能做到什么程度，健康都成为了一切的前提，是最应该写在计划表上的。
我不太喜欢“坚持”“加油”这一类词，听起来觉得压力山大且苦逼。艺术应该是一件愉悦的事情，如果它不能让我愉悦，那我就先调整自己吧。“调整”，代表了一切积极的想法——其实就是保持活力。当然在具体做事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做计划的。所谓计划，就是给自己制定更加细化的小目标，就像给驴拉磨设置好每一个胡萝卜，让你朝着理想一步步靠近。所以我不想要变革，如果要谈论“生活变革”，我就想多给自己一些正确的胡萝卜。非要说得更具体一点，我希望三年之内再出一本图文集。
时间和空间就像一对此消彼长的兄弟，难以调停，这种感觉在被隔离期间最为明显。我年轻的时候，对时间和空间非常敏感，更多把时间看成一个概念上的审美存在，它凝固在流动里。现在只觉得时间流动不息且越来越快，我常常会深陷于被时间追赶的焦虑中，空间的概念却一再瓦解。
对于现在的我而言，空间仁慈而脆弱，时间无情而强悍，难再有长久存在的幻觉。外部时空是有限的，目前我所希望能够保持的平衡，是让它们具有更多在内部相互循环滋生的可能。
Y.
郁涛：心是满的，手头却空了
艺术家
最近正赶往桃花岭，为上一组未完成的“书的肖像”系列作品《野合》做点什么，这是我2020年以来工作方式变化的一部分。年前炮院工作室拆迁，新工作室搬到了城乡结合部，这是十年里的第五次搬迁，我还在慢慢适应现有条件下的工作方式。之前做作品的大部分过程，都是在工作室里完成，疫情以来都到户外了，好在城郊不缺荒山浅水。
如此，对时间、空间的感受似乎有了变化，创作一幅作品的时间变成以年为单位，好像时间变长了，完成作品的不同环节，也就与春夏秋冬有了联系。记得最近一次上山时，还覆盖着几厘半厚的雪，今天上去已是满眼绿芽，荠菜都开了花，下次就可以看到更热闹的杜鹃花、桃花了。这样的时空跨度，让做作品这件事，变得不是那么立竿见影，反倒是心里时常有了几分惦记。心是满的，手头却空了，艺术好像成了一种信念。
袁晓舫：除了活着，没有什么是必须的
艺术实践者
我近年来的艺术实践，与阅读和思考密切关联，这也是我系统化的一种工作方式。今年有一些未完成的自定义项目会继续下去，但不一定能完成。目前看来，我的节奏有点慢，希望今年能改变一下，变为不紧不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除了活着，没有什么是必须的。艺术实践不过是活着的一部分，怎么活着就是艺术。
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是思考。对于我来说，思考很重要，它是活明白的一种重要途径。其实思考是一个技术活，每个人每天都在思维着，但不一定是在思考。它必须从概念考察出发，而概念考察又必须置于上下文之间，这样才有可能产生一些有益的思想。思考给我带来更多的是乐趣，这也许就是坚持的意义。
疫情带给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游泳的次数变少了，活动范围也变小。随着对病毒的了解，恐惧是越来越少了，与疫情共处的最佳方法，就是尽量少出门，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所以没有计划要改变它。我希望自己能过上智性生活，一种追求知识和智慧的生活。
Z.
郑达：参与和静候
艺术家，低科技艺术实验室（Low TechArt Lab）创立者
我不愿刻意去推进些什么，周边的环境和事情变化太多了。今年是成立“低科技艺术实验室”的第十二个年头，团队范式的创作，已经有太多计划与节点，我需要找到节奏中的静默，能够有更多的观察与自省。
阅读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主要是学术类的著作，边翻译边写作，不仅是面对发表，也是要构建跨学科研究的工作方法，与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交流。另外，我也会用“记单词”去放松大脑，长期使用理性工具实践，会越来越相信后人类中主体的“机器性”。行为的坚持意味着“控制”，因为不想被“失控”，所以会用很多规定动作来调试自己的状态，“坚持”已不再是单纯的执念，变成了具有自主性的功能循环。
疫情是一个“超物体”（Hyperobject），是包裹着、笼罩着我们的无法窥见全体的巨大物体，无法用传统的方法去把握它，只有在网络系统层面、通过分布广泛的数据采集系统、时空维度的海量数据与运算，才能理解它的真实存在，科学性的记录变成了超感官的知觉形式。这是我在后疫情时代最大的感受，需要与“超物体”很多不可见物体共同生存，找到新的知觉形式。
生活的变革我没有期待，只有参与，静候。Truth, Beauty, Freedom, and Money是2003年一篇关于艺术家实验室的报告，这些关键词是当下的生活模型。
“时间”“空间”在我的创作中一直有体现，是作品的基础语法，机器介入的平行时空是我的兴趣所在，“压缩”与“加速”构建了作品中新的时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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