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劳作
胡斌 （摄影：郑梓煜）
南方的炎夏，胡斌迎面走来，白衬衫几乎被汗水湿透。
他带来一种鲜活的劳作气息。
而我们的交谈，无疑坐实了这种劳作的重量和质感。他醉心地谈论着展览的细部，艺术史研究的愉悦，绘画的可能性，和无法不做展览的痛苦与纠结。
胡斌的话语有着奇异的节奏，慢条斯理，灵光闪烁其中，随时引入分叉的小径，又在下一秒迎来奇妙的豁然。他就坐在我们的面前，但目光和思维，仿佛并不落在此处，而是随时越过我们的肩膀，落在策展的田野上，落在艺术史研究的海面上。
这次交谈也延续了胡斌的某种人设，正如这些年来，他不曾讳言自身的疲惫和悲观，但另一方面，他也的确从未停止工作。
即使越来越难，他也一点一点地做着策展。你甚至能够十分明显地观看到，为了享受那一点点劳作的快乐，他所心甘情愿做出的退让与妥协：可以放弃规模，也不再期求皆大欢喜，甚至不需要额外的观众……就让艺术在小小的世界里乐得其所，哪怕拥有一次不被入侵的完整。
而最近在深圳大得画廊呈现的《手感超链接》展，某种意义上也许深具胡斌所追求的一场展览的理想性：空间不大，作品与作品之间风格迥异，但在他的展览叙事中又如此和谐共存，并呈现出错位的紧密与共振。
面对几十位观众，胡斌开口导览，这个刚刚还在采访中毫不掩饰苦闷的中年人，忽然焕发出生机。那挂在脸上的不可自抑的笑，让他看上去仿佛不是在解释这场展览，而是在传递愉悦。那笑容也让我们在那一刻，得以穿越一些言语的烟雾弹，抵近他从未诉说过的真相：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做策展了，胡斌也不会停下。
胡斌在展览现场导览。
1、手感
ARTDBL：这次在大得画廊展出的《手感超链接》，为何将讨论聚焦在了“手感”和“绘画”？毕竟这是两个看上去非常古老的词汇。
胡斌：以前当代艺术的绘画，是很容易图式化的，然后被解读成政治化的、社会化的或者关乎文化命题的，甚至被理解成跟主流偏移的、持不同意见者的形象，但在语言和观念上其实没有太多更新。近些年来，当代艺术在装置、影像等多媒介和社会参与方面，都更具有扩张力。但整体来说，从从业者队伍、从做展览的便利程度以及商业角度，绘画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尤其是对于绘画本身生成机制的思考。
绘画生成机制就是讲绘画本身如何形成，我们以往讲得多的是绘画的具体语言，色彩、线条、造型等，但是绘画何以为绘画，绘画本身的位置在哪？我们思考得不多。近些年来，不管是对艺术史上的绘画还是当下的绘画，关于绘画机制的思考更加深入了。像艺术家王兴伟、王音、张慧老师等，我觉得他们都在有意识地思考绘画的历史、民间或西方因素在铸就绘画形式上的机制，就是生成过程本身成为考量的对象。前不久我看了段建宇老师的个展，她真的是将所看到的李铁夫、黄宾虹等作品因素很自然地纳入到她观照的系统，这种观照不是像以前那样，去吸收各家笔法和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而是将各种因素之于画面的关系和生成机制作为研究的对象。就像我们学艺术史，还有关于艺术史的历史——艺术史学史，他们的工作有点将“绘画史学史”作为表达的对象的意味，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大卫·霍克尼写过《隐秘的知识》一书，讲以前的艺术家怎么通过各种透镜的方式去表达写实绘画，这其实就是绘画的生成机制，但以前的艺术家是要隐藏这个机制，隐藏透镜这个工具，从而让人看到逼真写实的结果。而我们现在则要特意把这个生成机制呈现出来，将绘画（不仅仅是写实的）一环扣一环的递进关系作为研究和表达的对象。
ARTDBL：通过《手感超链接》，所试图探讨的命题是什么？
胡斌：事实上刚才讲的绘画语言、手法的变化，尤其是绘画生成机制研究，是近些年来讨论比较多的。而除此之外，我也在琢磨，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讨论？通过这次《手感超链接》展览，我想思考的问题就是，绘画还能谈些什么？
当然，不是说做这场展览，就要代表什么新方向，仅仅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今天的绘画从原来图式化表达脱离后，对手感又有了一些新的强调，重新体现某种绘画性，比如线条的表达，或者笔触、色彩等这些带有手感的因素。我选的这几位艺术家，像许宏翔和黄立言，手绘、涂绘的感觉特别突出，这种手的感受和感知力是随性的，不是刻板或者理性的。但对手感的强调也并非是要回到过去，这个标准已经变了，而且它已经和多媒介的环境产生了自然的链接，它要面对各种新的材料，新的媒介和新的工具。
这次参展的艺术家劳大伦（劳家辉），作品看上去跟另外两个人的差别挺大，但实际上也是手绘，他就是用铅笔或者丙烯画出电脑3D建模的感觉，这种手感和以前是显然不同的，而且他还要以此建立其关于绘画史的新的系统。黄立言除了绘画，也做影像，但又跟专门做影像的不一样，他用手机拍摄、剪辑，顺手拈来，各种影像碎片的混合，那也是一种手感，跨越媒介的手感。而许宏翔，用喷枪喷绘那种巨幅的壁画，用工具在铝皮上敲打、勾勒形象，生动地体现出生猛的粗犷和叙事性，这种手感和纸本、油画布也很不一样。
这就是我想通过展览探讨的手感。手感作为一个有些“古老”的说法，在当今的语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想和这三位艺术家形成一个小小的讨论。
大得画廊《手感超链接》展览现场。
2、愉悦
ARTDBL：《手感超链接》是否可以看作你对青年艺术家跟踪式观察的又一次实践？对你来说，这种对青年艺术家群体的观看为什么重要？
胡斌：我大概是2005年时候开始有独立的策展，那时候展览要少很多，尤其年轻艺术家机会比较少，大家在一起不断地聊，怎么能做点事情，那就从身边的人开始做，然后再逐渐地扩展到广东年轻艺术家是什么样的状态，慢慢又参与到全国青年艺术展，开始观察全国范围内青年艺术生态。
应该说，近20年里，整个艺术系统、各个机构，都想找到一些新生力量，找到新的可能性，这构成对全国青年艺术群体关注的驱动力。
从我个人来说，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将关注限定在哪个群体，但一开始做策展肯定是从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开始，那些年龄更大的，尤其功成名就的不太可能一开始就让你策展，你只有先做同龄人，做得有起色，才可能获得一些机会做年长的，或者更有名的艺术家，从逻辑上是这样的。
但是对年轻艺术家的观察，一定有我本身的兴趣，比如说我们在看古代艺术史、现代艺术史时，总会发现某种程度的“既定性”，当然也可以打破定性，可以有新的挖掘和梳理，可这种打破终归有限度。但做年轻艺术家的展览，就会充满一种发现的愉悦：这些人还没有太定性，没有被赋予很多标签，我怎么看他？怎么对他进行评论？如何发现他们的价值？
包括做《手感超链接》这个展览，三位艺术家，我在观看他们以及建立起对他们的认知系统的过程中，还是充满愉悦的。面对他们的作品，你首先有一种直觉，感受到其中的特别的意味，然后思考其来由，它没有太多的参照，而你又不得不作出判断，也许你的判断以后一钱不值，也有可能有些重要，这里面有发现、探索和冒险的趣味。这和面对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后者已经有层层的话语包裹，那你的兴趣可能就在于是否能发现它的另外一面，找到它另外的、被人忽视的线索，那个当然也很感兴趣，但这两种兴趣是截然不同的。
许宏翔，《猎人》，2020，铝板、丙烯，180×120cm
3、断喝
ARTDBL：今年你的展览看上去不太多，规模上似乎也有所收缩，这种调整是有意为之吗？
胡斌：现在做策展，大家心里最不甘的就是，你花了很大功夫，却不能得到最佳的结果。这里花的功夫，是既要有观念、创意，也要面对审核和各方协调，而很多协调其实就是把展览平衡到一个趋向平庸的状态。你有你的诉求，主办方有主办方的诉求，艺术家有艺术家的诉求，政府有政府的要求，几方一协调，就变成这样一个温吞的结果，而不是把它推到更高水平。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是以前的几倍，但是得出的结果却是各方牵制下的相对平庸和不温不火。
以前还觉得，总能想到各种办法让有些研究内容过关，但现在不敢这么说了，已经无法把握他们想要的尺度了。就算是你对这个背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已经揣摩又揣摩，好不容易做出一个比较温和的东西，但最终还是会砍了又砍，甚至不予展出。
所以现在好多人对策展已经有点气馁了，艺术家也大都放弃了挣扎。我的做法还是觉得不要用一种太冲击的方式，这样当然会影响到活动的传播，但没办法。我们如果真要推进对于现实具有意义的活动，就不要想着皆大欢喜，只能针对有限的人群去做扎实的工作，甚至寄希望于这样的研究和探索所形成的文献或出版，能够留待于未来，而不是急于当下所产生的效应。
ARTDBL：面对这个大环境，那应该如何做，或者有没有一定的方法，努力让自我不被白白消耗，让工作能有效进行？
胡斌：从我的角度可能有两个方法：一是阅读。如果之前你已经建立了一种判断标准和研究领域，那就要持续地在这条路径里保持研究和阅读的节奏，以及对该领域的观察。而且，要不断地去看国内和国外相关资料，形成连续的比照。如果只是国内阅读，还是会不知不觉陷入一个狭窄的圈层，或者逐渐进入可能偏离正常学术标准的取向里面去。为什么？因为整个氛围对于一个事物的判断都往同一方向去引的话，你不跳出来审视，慢慢就会跟着发生偏离：假如你对体制本来是持反思态度的，但如果整个氛围不断地在讲“自信”，不断地在讲所谓正能量，不断地讲，不断地讲，那你的判断指针就会逐渐发生偏移，直至转到它的反面。
我是觉得会有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发现原来很多学者，或者身边很多人，有可能是他的本心，也有可能是顺势而为，或者见风使舵，总之他的指针已经发生偏离。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以前认识有错，所以现在做了调整。但整体上，确实会出现这样一个偏离。还有学术水平的问题，这两年也是因为写文章，会通过各种渠道搜索外文资料，对同一领域的研究，国内国外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你的研究水平是怎样的。总之千万不要陷入到一个很狭窄的区域里，我也不认为国外的就一定对，但它会有不同的角度，这样一种比照阅读，能保持清醒，不会让那个指针，随着时代的大潮流瞬时就滑过去了。
第二个方面，跟一些相关领域好的学者的长期交往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有些同行朋友比我勤奋多了，我经常是边读他们的文章边自我惭愧，我也会发自己的文章给他们看，心里常有些惴惴不安，这种交流跟场面上的研讨会完全不同。我前面也说过，现在很容易堕落，并陷入到一种俗务，或者比较庸俗的表达、做事、做人的氛围里。因为整个环境就是这样，你不断在里面应对各种关系，不断滑来滑去，最终自己也会变得油腻，像泥鳅一样在烂泥坑里面左滑右滑，你慢慢觉得自己如鱼得水，实际上是已经变形了。
怎么保持一种思考力？跟你交往的人也很重要。当然，没有几个朋友会真正地去坦率地、毫不留情面地批评你。但是朋友之间开玩笑的批评也很重要。例如看见一堆大腕给一个很差的艺术家或者展览写评论，他们会截出来放到微信小群里说：“哎呀，怎么没有胡教授的评论？”或者有时候正好有我的评论，他们就截出来：“你这个评论写得很好，你写的我怎么就看不出来？看来我跟你还是有差距。”看到这些，你就明白了，或者你本来明白的，现在又加深了一次警惕。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跟你开个玩笑，或者聊一聊，跳出来时不时给你一两声断喝，你也很容易就陷入进去。
劳大伦，《洛德星1LOD STAR1 》，2022，布面综合材料，70×90 cm
4、做，不做
ARTDBL：那我们需要为艺术在时代之下的命运感到担忧吗？
胡斌：严格来说，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总还是会有思想厚重的作品。在一个需要被歌颂，或者被政治禁锢的时代，艺术大部分会偏向某一个方向，但艺术家和艺术仍然有办法能够做出一些在此时代中比较有精神含量的作品。但我们也说，往往还是政治、社会多元冲突的时代，思想更具活力；而大一统的、政治严厉约束的时代，会贫乏很多，但贫乏不代表完全没有，只是相对会少，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扛不住，只能做时代的应声虫。如果真正有智慧，有才情，或使命感，那当然有可能会产生很伟大的作品，但也很困难，这种困难，比在炮火纷飞的战争环境还要难。
ARTDBL：那么在大时代中，作为个体的策展人选择是什么？或者说是否有所选择？
胡斌：其实我有些朋友已经放弃策展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70后、80初这代人，大概在2005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所谓的青年策展人群体。这拨人当时很活跃，但后来渐渐产生了分化，也各自有各自的选择，很多人已经不怎么策展，或者完全退出了；有的转为主要从事案头工作。
我也在不断反思：到底还要不要策展？因为眼下具体的环境，让你必须费很大的劲才能做一场正常的展览。而且从个人的角度，说老实话像我在策展上也很难达到什么更高的高度，你的背景资源、学识眼界以及整体环境已经决定了你差不多定型了，多做一个、少做一个，所处的层面就在这里了，不可能出现一个跳跃性的突破。策这么多展览有什么用？可能顶多就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个策展人，至于记得哪个有印象的展览，能说出一两个都了不起了，大部分人是一个都说不出来。当然一些成功的策展人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基本上能够被人去研究，或者被注意的都是屈指可数。
有朋友也劝我不要做策展了。可我还在继续做，那么我就得为自己找一些理由，这个理由还不能硬找。首先我看到一些作品还是会冲动，会忍不住想把它放在展览的叙事结构中去呈现和及时予以评论。所以肯定不能完全不做策展，顶多尽量地减少自己都觉得无趣的策展。其二，将策展与自己写作联系起来，策展也是研究写作的一部分。就是更多地面对自己，不期求我策的展要给大家留下烙印，但起码要刻到我的心里面，要对我自己有促进，至于对观众有没有促进，我也不能强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