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乱糟糟
MAPPING工作坊
（文/何志森）
2017年，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Richard Weller教授之邀在宾大设计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mapping课程。Richard邀请我之后不久，那年的深港建筑\城市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之一刘晓都老师也正好让我在双年展策划一个mapping板块。最终，我在宾大的课程变成了一个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联合的工作坊，作为那年深双mapping板块的参展作品，取名为“超级乱糟糟”。工作坊选择的场地是那年深双的主展场深圳南头古城，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城中村。在那次工作坊里，我们使用蠕虫的视角查看和重审中国典型城中村乱糟糟的日常。然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城中村乱糟糟的表象，而是理解城中村的人们如何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中所创造出的各种求生战术、空间策略和协调系统，发掘城中村乱糟糟背后自身的逻辑。 这些秩序不仅可以演变为设计师一个很好的设计工具，也可以给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或政府管理充当一种补充思路。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中村，学生将以城中村里极其普通的日常物品（拖鞋、电视机）、被忽视的空间（糖水铺、窗户）、或特定的人物（理发师）为切入点，由小及大地去发掘那些不可见的、更为广阔和复杂的网络关系。当我们把城中村里那些甚小细微的事物和它们背后宏大的图景拼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晰地看到城中村里极其丰富的人间百态，以及城中村与整个世界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
工作坊学生五个组的最终成果在2017年深港建筑\城市双城双年展里展出。展览期间，汪原教授与深双组委会共同发起了mapping工作坊的专题研讨会，作为工作坊4年来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回顾。这篇推文摘录了研讨会的嘉宾发言，文字由华中科技大学张顺园同学和我共同整理编辑。
嘉宾：刘珩、张宇星、刘晓都、朱荣远、庞伟、米笑 、李迪华、吴文媛、邱慧康、姜斌汪原：各位来宾，下午好。今天是深双的一个专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叫做“超级乱糟糟”，这个内容也是何志森老师近期主持的一个工作坊，专门对南头古城进行了研究，当然也是此次深双展览的一部分。首先请mapping工作坊发起人何志森作一个简短的工作坊介绍。
何志森：谢谢汪原老师和深双组委会给我机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从2014年读完博士回来中国到现在，不知不觉我己经做了差不多有45场的mapping工作坊了。这四年来，我居无定所，几乎是以一种游牧的方式在做工作坊。这几年很多人一直在劝告我你教的东西对建筑没多大用，就别误导学生了，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可能有些听众对mapping工作坊会比较陌生，那我先说一下工作坊的几个步骤。第一步是让学生在场地里面选择一个小而普通的目标对象作为切入点，可以是一个人，一只猫，一棵树，也可以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被大家忽视的空间；第二步是让学生长时间地观察、记录和跟踪目标对象，挖掘目标对象在不同尺度和其它事物的关联性；第三步是变成目标对象，以观察者的角度同步被观察者的感受和经历，最后透过目标对象的“眼睛”重新认知场地和真实的生活世界；第四步是挖掘场地内外的人物和空间关系；第五步是呈现或者再现第四步揭示的关系；第六步是基于场地的认知提出设计主张；第七步是策展，学生成为策展人；最后一步是设计行动和介入。除了刚才说的八个步骤外，mapping工作坊还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你的跟踪观察至少要在三个不同的尺度之间切换，小到身体的尺度，大到社区、城市和国家的尺度；第二个是工作坊学生至少要扮演三个不同的角色，比如观察者、使用者、绘图者、跟踪者、设计师、管理者等等。只有当你不断转换角色和观察范围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拓展和延伸观看世界的视角和维度。工作坊强调透过“他者”的眼睛去理解我们今天真实生活的世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小人物们”对日常空间的使用和需求。下面我用一个学生的案例解释一下mapping工作坊的整个过程。
学生观察在花城广场卖冰糖葫芦的阿姨@Mapping Workshop这个案例来自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早期开展的一个mapping工作坊，叫做“都市侦探”，其中有一组学生选择了一位在花城广场卖冰糖葫芦的小贩阿姨作为观察对象。第一天学生要成为一名“偷窥狂”，他们的任务就是近距离但又要悄无声息地观察阿姨，理解她和广场空间的关系。例如，她占用广场的哪个位置？什么时间占用？为什么选择这个位置？和周边的设施以及一天的时间有什么关系？
冰糖葫芦阿姨在花城广场的空间策略@Mapping Workshop经过一天长时间的观察，学生发现阿姨很清楚地知道早上7点小孩上课经过广场的路线，上午10点游客会在哪里出现，中午12点上班族都聚集在广场哪个位置吃饭，下午4点老人在哪里运动，晚上8点广场舞发生在什么地方... 她贩卖的位置会根据一天的时间、人群的变化、事件的上演而不断地切换。最终，学生发现了一张阿姨在花城广场的贩卖地图，这张地图和设计师、规划师自上而下描绘的花城广场地图是完全不一样的。
学生一天的跟踪路线@Mapping Workshop第二天和第三天学生开始跟踪阿姨，从花城广场一直跟踪到她的家里，学生这时候变成了一个“跟踪狂”。这个时候学生的任务是要弄清楚阿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住在哪里？家离广场多远？为什么她要选择花城广场而不是其它地方？冰糖葫芦阿姨在洗村的家@Mapping Workshop在跟踪过程中，学生发现阿姨有一辆简易的三轮车，因为冰糖葫芦的杆进不去地铁的门，阿姨选择了骑三轮车。阿姨平时把三轮车寄放在花城广场附近的一个老乡家里。晚上学生在城中村跟踪阿姨就快到家的时候终于被她发现了，知道学生的用意之后，阿姨邀请跟踪她的三名学生到家里吃晚餐。在吃饭的时候，阿姨告诉学生她和她的老公一起在花城广场卖冰糖葫芦，她老公一般会在保安室附近给她放哨。他们都是山东人。冰糖葫芦阿姨和她的老公@Mapping Workshop这次跟踪也让学生意识到一个小小的活动（贩卖这个行为）需要这么多的条件和设施来满足和实现它，比如阿姨的贩卖地图，老乡提供放车的场地，还有来自老公前线的情报。这也让学生认识到当在空间设计一个物件（program）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粗暴地植入这个物件，我们还要提供各种各样在场地内外可以让这个物件运作起来的条件和设施（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s)。保安和冰糖葫芦阿姨之间的周旋@Mapping Workshop自从学生的身份被暴露后，接下来的观察方式就更加互动和亲密了。在第四天的时候，学生目睹了阿姨的一根冰糖葫芦杆被保安没收了。一根杆有40串冰糖葫芦，一串10块，一根杆就400块。阿姨没有了杆，就没有了一天的收入，心情非常低落，一个人坐在树底下没有说一句话。学生设计的三条“逃跑路线”@Mapping Workshop
在经历这次事情之后，学生开始扮演起了设计师的角色。学生在地图上标注花城广场每一个摄像头的位置，观察和记录保安/城管的巡逻时间和路线，标注每一个地铁出入口和公共汽车站的位置，甚至在广场找出每一颗大到可以用来藏身的植物。最终，学生在花城广场设计了三条“逃跑路线”，帮助阿姨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失在花城广场，躲避保安和城管的追捕。学生扮演“小贩”的角色@Mapping Workshop
为了弥补前一天的损失，第五天两位学生开始帮助阿姨卖冰糖葫芦。这个时候，学生变成了阿姨（小贩的角色）。在卖冰糖葫芦的时候，其中一位学生面临了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不知道如何扛着冰糖葫芦杆上厕所？后来学生才知道，为了避免上厕所阿姨凌晨4点起床后就不能喝一滴水，直到卖完所有冰糖葫芦才可以喝水。学生改造的三轮车@Mapping Workshop这个感同身受的亲身体验又让学生回到了设计。最终学生帮助阿姨改造了一个带有厕所的三轮车。学生的改造还可以允许阿姨在三轮车上销售其它的物品，比如衣服，鲜花、水果等等。如果没有这种共情的能力，只是坐在电脑前面画图做设计，学生永远不会想出这样的方案来，我想这就是mapping工作坊的意义所在。
最后学生要把自己在不同尺度上的、融入不同角色的观察和发现在一个规定的空间里有逻辑地呈现出来，这时候学生成为了一名策展人。我一直认为，未来的建筑师一定是在扮演媒策展人的角色，因为建筑永远不是一个人的表演，建筑师要有策划和推动各种力量合作参与的能力。希望冰糖葫芦阿姨这个案例可以帮助大家更生动地理解mapping工作坊是在做什么。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此次在南头古城开展的“超级乱糟糟”工作坊。在这个工作坊里，学生在南头选择了拖鞋、电视、糖水铺、窗户、理发师傅作为他们的五个观察对象，挖掘了五种不同的“共生”来回应今年深双的主题。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其中三组学生的作品。
南头穿拖鞋的居民@Mapping Workshop
第一组是观察南头古城的拖鞋。学生第一次来南头古城做田野调研的时候发现街上行走的居民绝大多数都穿着拖鞋，城中村里面少许的几个流动小贩也都在售卖拖鞋。这种奇怪的拖鞋现象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前几年我住在广州城中村的时候很难在街上看到这么多穿拖鞋的人。于是学生开始在街头观察和跟踪穿拖鞋的居民，记录他们的行走路线、行走速度、行走时间、停留点、路面的铺地材质、坡度、拖鞋的大小、形状等。学生甚至偷偷躲在居民家门口“目测”丈量他们所住的房间大小、空间功能以及内部的日常物件。观察了两周之后，学生发现南头古城几乎没有什么原住民，大部分都是外来租客。单身公寓居多，房间类型比较单一，面积很小，平均10平方米到20平方米左右，一般住在里面的人只能放一张床。例如，其中一位住在一层的租客，她的房间只有12平方米左右，她家的卫生间、厨房、洗澡房、洗衣房、晾衣空间、客厅全都分散在城中村的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她私人的（比如卫生间和洗澡房），有的是和其他租客共用的（比如洗衣房、晾衣空间），最远的距离她的房间有400多米（比如看电视的客厅）。“南头的拖鞋”深双展览现场@Mapping Workshop所以你很难画出她家的边界，边界都是分离的，这就要迫使这里的租客随时要通过“移动”来实现家的所有功能，而拖鞋是最方便、最节省时间的一个行走工具。一般来说，每个人的房间都配备了两双拖鞋：一双在睡房穿，一双在家的其它空间使用。在这一组里，学生探讨了城中村有关边界的共生：私密与公共，而拖鞋是这个共生发生的关键。
居民在一家超市前面看电视@Mapping Workshop第二组是南头的电视。在南头古城里看不到像广州城中村房屋顶上的卫星接收器（广州的城中村居民很多是讲粤语的，所以都在看香港台），这里大部分是内地的，南头里的电视一般只有五个台：深圳电视剧台、深圳公共台、深圳卫视、深圳都市、央视一台。
“南头的电视”深双展览现场@Mapping Workshop
学生在南头发现，很多孩子妈妈的工作安排和每个电视台的节目竟然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孩子的妈妈非常清楚每一个电视台在每个时间段播什么节目。比如深圳卫视的八点到十点有儿童节目，那么她们会在八点到十点的时候把小孩寄托到家旁边的小店看电视，用八点到十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在附近餐厅做一个兼职，赚些外快。所以在南头很多人的生活是按照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的。
晚上，有电视的小店会在街道上放一些小凳子，大家一起看电视，这些有电视的店铺就成了这些租客的共享客厅和交流场所。电视在南头是维系人与人关联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像拖鞋一样。在一些安静的小巷子里，一些固定的电视频道在那也成为了某些特殊职业的工作信号。在这一组里，学生探讨了城中村有关维度的共生：时间与空间。南头古城的理发店@Mapping Workshop第三组是南头的理发师傅。学生来南头调研的第一天就非常惊讶地发现，一个小小的城中村里面竟然藏着20多家理发店。在南头，理发师是被公认为学历比较高的人群。为了观察理发师和顾客的互动，宾大的学生在理发店理发台的正上方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南头的理发师傅”部分作品@光源
学生发现，理发师傅给本地村民剃头的时间比给外地人剃头的时间要长很多。理发师傅会和熟悉的居民交流互动，居民经常求助于理发师有关法律上、婚姻上、心理上、风水上、身体上的问题。所以在南头的很多读过书的年轻理发师同时也充当了律师、媒婆、心理师、风水师和赤脚医生的角色，他们身兼数职。
很多理发店也是小孩子放学等候爸妈接待的场所，它们也是邻里的瞭望所。这些理发店承担了很多本该是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试想一下，如果双年展的改造把这些理发店都改没了，城中村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会受到怎样的破坏呢？在这一组里，学生探讨了城中村有关不同身份的共生：主业和副业。汪原：非常感谢何志森老师！何志森老师总是谦虚地说他不大会说话，但是每次听他讲解mapping的时候，他都滔滔不绝，充满着情感。这次举办这个论坛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想法：何志森老师的mapping工作坊是这次深双展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展览之一，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何志森老师从四年前开始在中国做mapping工作坊，不完全统计到现在已经做了45个了。我的初步想法是何志森老师到了一个要给自己做总结的时候，正好借今年的双年展，是不是把这样的总结或者说反思进行下来。有了这个初步想法，我们借刘晓都老师策划的南头古城“城市共生”展览，我们对何志森老师的mapping工作坊展开讨论，当然也可以对所有的内容提出质疑和批判，我想这是何志森老师希望听到的不同的声音。
首先有请这次南头古城深圳双年展的主策展人之一刘晓都老师，针对mapping工作坊谈谈他的想法。刘晓都：其实何志森讲的这些东西是很早以前我们有一个想法，想把mapping做到一个状态，当时我找了几位做mapping的学派人士，比如荷兰那里的一些专家。何志森的方式其实从宏大尺度，从城市历史的角度来讲是很不一样的，后来我觉得他的这个方法非常有意思，也适合城中村这个特殊的课题，今天更有效。何志森的方式就是从一个微观的事件顺着摸，摸到它和更大的尺度的关系，甚至是全球的尺度。这种训练对建筑学教育来讲非常有意义，可以帮助学生关注到细节，以及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对重大事情的影响。当你看到一个小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了更大的事件。
上次我们在广州参加mapping工作坊的预展，很多都是从经验提取出来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话题，今天何志森讲的非常清晰。我想即便是不知道他的工作方法，其实你也可以从中理解到，他用mapping工作坊的模式对所谓“城市共生”主题的一个反馈，这个反馈其实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五个不同的共生模式。这个共生模式是非常有效的，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很深化的层次，这个层次在其它的展览里面没有做到。我可以说何志森做的mapping工作坊是此次深双最深入的，最有针对性的。对于南头古城这一个特殊的城中村话题，他做的是最到位的，做的时间也是最长的，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如果汪原老师感兴趣，我们可以说的再理论化一点，再透彻一点，通过他的这个mapping项目让整个双年展的主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展示。今天何志森讲的非常好，如果有人录像建议放到网上，让大家都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工作坊，谢谢。看展者在前言墙上涂鸦@Mapping Workshop汪原：谢谢刘晓都老师，何志森老师的展览本身非常吸引人，打动人，即使是参观展览的过程中也可以高度参与，一到展厅就可以看到为看展者涂鸦用的各种颜色的画笔和看展者留下的“作品”，你可以把你对这个工作坊或双年展的想法都写上去，甚至还可以涂改和编辑他们的展览前言。我们参观展览的同时也可以介入展览，接下来看看哪位嘉宾，主动一点。
庞伟：会前和志森有一个约定，如果大家批判他，我就一定要挺身支持他，他需要并且值得支持。但刚才我听到晓都的发言对他的评价这么高，我觉得放心了，我反而可以放心说一些批评的话了。论坛不要总是一种声音，如果是一边倒的话就不需要大家坐在一起了，没啥好论的了。一种观点需要一些反面的观点去做质疑，去辩驳，这才是论坛。上一次刘珩请我到盐田深双展分展场，盐田开会选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大家围在一棵大榕树下面。我们在那儿讨论的时候，周围的村民基本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保安也不大拦或者是拦不住。那个有大榕树的地方其实就是村子的中心，村民们时不时就从会场的台子面前走过去了，或者骑个自行车骑过去了，甚至一个孩子追打一个孩子追过去了。我这个人特别容易走神，加上精英们说话深奥，不大容易听懂，我的眼球就被来来往往这些穿梭的人给夺走了。张宇星老师说过一句话，一万个故事在同时发生，这个特别有意思，但是如果你连续观察二十四时，你就会发现这些故事也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故事和故事的接口，像人间的迷宫。
我过去到福建去，看到武夷山一带有个闽越王宫遗迹发掘出来，而这么大的王宫，史书上居然没什么记载文字，居然没有什么像样的记载，你知道历史上的南方是游离在正统书写之外的，包括各个族群穿山涉水，巫烟瘴气，究竟从何而来，一路的经历，都是众说纷纭，南方的山岭雾霾之中，不被书写的东西，被刻意或无意遗忘的东西太多了，这是南方的正脉… 我想说的是我们总是特意把主角的声音放大，领袖和正统的声音放大，其他的声音当做杂音，配音，当作不存在，其实如何呢？那是沉默而强大的存在，无所不在的存在。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一些要考试的书就称为正经书，其它的书就是闲书，小孩爱读闲书，家长老师就担心，就不喜欢了。
上次一个读景观的学生访问我，反复问我一个问题：我们的专业是文科还是理科？我说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我们一定要说设计学是理科的话那是错的，但是我认为设计学是文科，可能也是错的。很多设计师同行在勘察现场的时候都有一个相似的问题，非常认真地拍照，非常认真地绘图，非常认真地记笔记，但是整个在勘察现场的过程里，却没有张过一次嘴，去和场地周遭或者在生活在里面的人说过一句话，问过一个问题，我们不屑和不会和人沟通，学校也不教这个，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看起来很酷的，很内向的，很专业的人，不爱理人，不爱和人沟通，你不沟通怎么做设计呢？甲方、业主、使用者… 离开沟通我们是为谁做设计？为我们自己？画图是设计，沟通也是设计，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早就该打破文理科的死板边界，引入社会学的方法，用一种重新审视人、打量人、设身处地为人的观念方法做设计。为什么我们老觉得设计师可有可无，似有似无，不像文学家、科学家、企业家那样对社会重要，就是当你做的事跟社会的命运，人的命运，尤其是普通人的命运毫无瓜葛的时候，你就是可有可无的人，似有似无的人。为什么作家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因为文学写人，人的悲欢离合，人的命运，同样，我们的设计如果和人的一切紧紧绑在一块的时候，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设计活动，并没有和别人的命运有这般那般的深刻联系，设计师恼怒大众的趣味，大众也不理解你们嗨的那些东西是啥，特捧城中村的那拨人，城中村的居民也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自己只是往城中村贴，坦率说，包括志森刚才的发言，就是感觉对村民有一种崇拜感，充满对底层的想象，底层的生存智慧这样东西，被拔得很高，一个理发的人身兼媒婆、兼医生、兼心理辅导师。那我们设计师为什么不能也同时兼国师？兼市长，或者兼风水八卦师？我们有这样的影响力吗？我不知道。我们这帮人不能自足，我们不崇拜权贵，倒崇拜起底层群众了。我们也是底层群众，长期不利的竞争制度、取费制度、审美环境，权力环境，各位不仅咬牙活下来了，尚能体面地坐在这里，我们不是英雄吗？
刘晓都：Mapping工作坊的下次课题就是跟踪庞伟。庞伟：今天通过我的眼睛看到高德大贤非常多，我激起火花，我先说到这，谢谢大家。汪原：这一炮发的特别好，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接下来哪位老师？
朱荣远：刚才庞伟说的，我不回应，那我讲我自己的就好了。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是，何志森通过展品把中国快速城市化留下的问题揭开了，通过一个个小的视角把中国城市化的特征进行了观察和解码。中国从当代的经济发展到社会建设的过程中，类似于这样的观察社会的方法都是缺失的。我们平常看社会，眼睛是被自带的价值观充血而盲眼的，发现不了那些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有人情味并且真实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经常活在一个自我想象的社会成绩单里面，而不是活在一个事实的社会里。这次双年展放在城中村进行本身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城中村藏在繁华的深圳都市深处。上次来看深双展览的时候，何志森的工作坊的作品藏的太深了，如果庞伟不拉着我去的话，我还真走不到那里去，还用一个帘子遮住，就像真是的中国社会一样，发现真实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深圳，可以是通过一个小的集体人群，一栋建筑或城市空间来呈现。如果这些空间和城市社会规律得不到解析，得不到发现，我们只有上面说什么，下面听什么和做什么，我们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独立观察的能力，也就不能发现深圳还存在着社会差异的群体。城中村场所的气韵是源自人的真实生活，深圳多样性有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客观现实基础。如果没有多样性，只有单一的，只有简单的共识或者看齐什么东西，可能会不符合深圳社会生态的客观规律。无论志森是在广州做还是在深圳南头做这样的展览，每一个小的物品背后的故事其实线索很长，既牵扯到个人的幸福，也牵扯到社会的公平，也反映制度环境的现实，所以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对错的时候，不应该有固化的标准，我们应该向民间学习，向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学习。前段时间深圳有一个展览《今天不是未来》，人们在思考深圳的今天是不是中国的将来？深圳的城中村和北京的城中村有什么差别？其实这正好是南北地理的温差问题，同时也是南北社会发展的时差，有发展时差存在深圳今天的成功可以成为中国其他地方的未来。我们解读志森的作品中每一个很小的物件，其实就是在发现这样的差别，引发我们的思考。入乡随俗是规划师和建筑师设计之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从今天出发面向未来的。如果我们采集不到真实的生活的信息，发现不了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交往的需求，我们设计的未来就无法去满足不同人之间共生并存的可能性。何志森给我们提供的是一套观察社会的方法，见微知著，并从这里开始认识社会、设计社会的未来，非常谢谢他，给双年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展品，也给了我一个社会人生哲学的思考提醒，很朴素的方法，谢谢他。汪原：中科院代表着国家队，我们的mapping展览在“南方南方”主题下，所以今天的主题绝大部分是南方的，只有唯一一位是来自北方，北京的，有请李迪华老师。李迪华：谢谢，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有几层意思，之前看了志森的文章，之后只要有机会，就会出现在他的工作坊汇报现场交流学习。刚才朱荣远老师讲到深圳的发展，今天我们在南头古城办这样一个阶段性的mapping工作坊研讨会，深圳是特别合适举办这样活动的地方。2005年起我带着北大学生来到深圳，在这里做社会学调查11年，期间一直在观察深圳的变化。对深圳的第一印象是那个放着刘晓都雕像的“深圳一日”小广场，没想到12年之后会和晓都面对面坐到一起，讨论教育、城市、人的生活等等问题。当年，我们在广场看到一个打工模样女孩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给“正在扫地的女工”穿上（注：“正在扫地的女工”是放在广场上的一副雕像），这一幕令我非常感动，一直刻在头脑里面，这就是我对深圳的印象。那之后我们跟李津逵、吴文媛等一众老师带着学生每年都研究深圳，我们的《景观社会学》深圳研究一共出版了5本教学案例，第6本卡在出版社，因为出版社让我们删掉其中一篇关于公众参与研究的文章，我不同意。回到志森这个工作坊。在回应朱老师的深圳和北京的差别之前，我先从教育的角度谈一点对工作坊的看法。
第一，正规与非正规，传统与非传统。这是两个伴随着所有社会从未停止过讨论的命题。来之前志森提醒我，一定要批评，我当时脑袋里马上想到的就是何志森的工作坊以一种非正规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批评。但是很快又否定了自己，这些年在英国、德国、美国都接触到类似的独立工作坊，他们都做的非常有特色，知名度很高。他们的设计室就是工作坊，他们到世界各地做工作坊，游牧工作坊就是他们终生的职业。每一个独立工作坊的创办人都有自己特别之处，比如独具一格的研究分析方法，创新的教学理念，有个人风格的艺术主张，或者丰厚的专业实践经验。那些人为什么不去高校做教授？不去大设计公司做总监？支撑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就是他们自己所信奉的坚守，他们用这种方式不断向社会传达他们的价值观念或设计思维、设计方法。学校若是代表了正规与传统，工作坊就应该象征非正规与非传统，他们相互尊重、时常合作，未见任何争议。何志森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对今天教育的有力和有益的补充与回应。
第二，设计的无用与有用。志森刚才说到一点，在做工作坊的这么多年当中，一直有人劝告他mapping工作坊的东西对建筑设计没多大用，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教育的困惑：我们拥有那么多的设计学院，我想问，这些设计学院培养出了对社会“有用”或社会需要的人才吗？吴文媛老师曾经跟我讲过，大学毕业生到她的公司工作，她最少要对这个毕业生进行六个月到一年的再培训之后，这个毕业生才能做出一张她能够提供给甲方的图。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出现在吴老师的公司，还出现在很多有责任心的公司。我们有个校友，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设计高管，一位新进毕业生在试用三个月之后找他，说工资太低了必须加工资。校友说，加工资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我能从你画的图中选出一张给甲方，什么时候就可以加工资。一直把“画图”当成核心能力培养的高校设计学院，毕业生为什么不能画出有用的图来？在“有用”和“无用”之间，到底什么是他们毕业生的“有用”呢？“有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设计教育怎样实现从“无用”到“有用”？相反，设计实践怎样实现从“有用”到“无用”呢？这些问题都是教育与实践界需要反反复复思考的。作为一名设计学院的老师，培养学生，我认为更加重要的应该是“无用”的本领，而不是“有用”的本领。“无用”的本领很显然不是技能，不是技法，不是画图，而是理念和观念，以及观念和理念的呈现方式。我想讲的第三点是，对现象做出的判断和对事实的发现。我常想带给学生的是，只有当我们面对真实对象的时候，所做出的判断才可能是基于事实的，才可能发现更加接近真实的事实，实际工作中要求我们要这样做到，这种能力恰恰可能是今天教育中缺失最严重的部分。听不少老师说，为了在教学上不要有差评，都不敢处罚和批评学生；不少学生说，哪个老师对学生要求宽松，下课跟学生喝酒，这个的老师就是好老师。一位好的老师会要求学生自主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索，良性的师生关系因此一定是苛严的。一位好的老师对自己的要求更加苛刻，因为他要能够给学生提供一套带有自创性质的训练学生的教学方法。何志森带给社会的教学思考是，每个老师都应该有一套自己探索出来的教学方法，而不是所有老师的教学方法都是一样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学校牛，就要看它培养了多少毕业生去别的高校当老师。我看到的一个令人沮丧的隐忧是，如果一个学校有来自某个“牛”校毕业的老师，很容易发现这个学校的教学模式、课程体系都会变成了那所高校的复制版。这是一件想起来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的事情。第四，发现观念改变的途径。这个途径不是要所有设计学院都变成同一个样子，而是告诉老师们，要把探索观念和观念改变的方法作为一种职业坚守，带到教学中去。有了这样的方法思考之后，就可以回到教育的本质育人上去了。育人是大家都承认的，育人到底是育什么呢？都说是要培养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又是什么呢？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太难了，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个人有点粗浅认识，所谓育人就是让所有的人拥有看到任何事情背后事实的能力，并且能够依据看到的事实发现事情（和事物）背后的联系。如果能够做到这样，这个人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所以，何志森并不一定像庞伟老师所说的那样高大上，他就是个完整的人而已。回到城中村，回到真实的生活中，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能够做出基于事实的判断。刚才朱老师说，北京的城中村和深圳的城中村有什么不同？可能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功能、价值都是一样。差异就是在拆城中村的时候，北京更加坚决果敢，深圳会有各种民间的声音，这就是最大的不同。非常同意晓都和朱老师前面的观点，深圳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差异。谢谢。汪原：非常感谢，刚才李迪华老师讨论的问题是教育，当然教育的本质是针对人，何志森老师的mapping工作坊实际上就是针对人以及真实发生的生活，这个意义说的再过也不为过。当然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mapping工作坊的有用和无用，因为何志森老师带mapping工作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参与其中都会对这个方法提出怀疑，甚至放弃，因为我也参与到了其中，当然还有很多学院的老师对这个方法一直持怀疑态度，接下来哪位老师？吴文媛：我想先回应一下庞伟的问题：为什么设计师不能同时兼任国师？庞伟的观点说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只要你站在权力的一边，就一定可以影响策略，这就是国师可以轻易做到的，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生发于现状，生发于草根一边，就是因为远离权力，问题端（草根）竟不能有效地影响宣称解决问题的策略端（国师）。所以回答庞伟问的问题之前先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是为权力做国师？还是为草根发声？大家都知道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简.雅各布斯关于城市发展模式之争，摩西是坚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更新来拆改旧城建设新城市的，并且他手握规划管理的重权，雅各布斯则认为城市是有机多样的逐渐成长的，城市物理空间背后的社会是城市能够能动地发展的主要原因。可以说，雅各布斯在观念上是完胜的，她赢得两代规划师的心。但是，我走过美国很多的城市，几乎没有按照雅各布斯理念建设的，似乎雅各布斯完全输给了摩西。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规划是跟公权力站在一起的，规划跟公权力的思维角度是一致的，并且通过一系列规范/制度确保“公共意志”切实地落地实施。当然，这里所说的“公共意志”究竟是来自权力还是民意，差距巨大。为什么何志森的mapping工作坊是有高度意义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站在草根立场，更因为他使用的方法是基于从人类集聚生活开始就有的、一个从个体出发来解决生存空间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历史上一直有效，一直演化存在。所以对它的学习不是今天一个设计师带着某种情怀来关注底层，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更是向能动的社会学习有效的空间生存策略。在研究城中村、老城市或者旧城区的时候，我发现传统的规划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爱着手扩大空间的公共性。但是空间里面不仅仅是公和私这两种领域，而是在这之间还有丰富的层次，我们缺少对这种层次空间的关注，也缺少处置这些空间的方法，我还不相信社会有能力自我处置这些空间。南头古城，我希望大家再回头走一下，至少公和私之间还有另外两个层次，我叫它‘群空间’和‘众空间’，下面我用大家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一下。‘群空间’，很像我们的微信群，就是有共同的喜好，共同的血缘关系，有高关联度的小共同体连接，这种连接的特点不是融合，而是有强烈的排他性，未经共同体识别和接纳的人，是很难进入这样的集聚空间的；‘众空间’，很像我们的微信朋友圈，这个众是有限开放的，给那些熟识共同体文化和对共同体特征感兴趣的人，而不是取悦更外部的公共性并与外部公共性保持协调，就像南头古城的关帝庙广场。我想说“群”和“众”两个层次的空间都是由个体延展到小共同体再到大一点的共同体这样延展出去的，而不是由城市级别的公共空间向内递进的，是由个人的生存活动向外拓展的。因此我说mapping从关注一个个体的行为和个体向外延展的活动判断一个空间起到的效果，其实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志森，我个人认为mapping的局限性，就是始终没有办法跟我们现有的规划体制缔结联系，这也是简.雅各布斯没有成功的关键，怎样才能纳入规范，纳入规划目标和管理的环节，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刘晓都老师，我也想给本届双年展提一个意见，这次双年展非常有机会在现有的体制和现存的旧城之间探索出一个研究的路径出来，而不是急于展示我们已经有的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展示问题，并针对城中村现有的问题选择展示的地点和展示的路径。如果这次双年展展示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存在的问题，那这次双年展就会帮助大家进一步反思现行的规范、规划体系和规划教育是不是能支撑解决这些问题。 何志森的mapping恰恰展现了我们应该学习的手段和方法，但是mapping的结论跟现在可操作的规划设计体系是有鸿沟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探索一下架起桥梁的可能性？谢谢大家。张宇星：刚刚庞伟老师发表的言论我不是很赞同，但对启发我们的论坛非常有意义。我也不想站在一个赞同或反对的角度，我就是想批判。我的谈话里面既包含正面，也包含反面，我想从这个角度阐述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我想讨论一下何志森mapping的方法，我认为mapping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在社会学里面的应用，这种方法在社会学里面是普遍应用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因为做任何社会批判必须要这样做，要把自己的身份进行互换，要从多种角度看同一个问题，最后呈现的方法也要多样性。这种方法其实就是社会学的一整套体系，但是我们在建筑学教育里面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好。我们的设计学就是工科思维，大学四年没有时间让你批判，你做的设计自己不批判，别人也会批判你。这是我想说的这种批判性思维不仅仅对设计学，对各个学科都是重要的，这是正面。反面就是说，即使是这种批判思维也是有限的，很简单，这就是所谓的量子力学的原理，人类的社会系统都是量子效力，所有的事件都是平行纠缠在一起。你在旁边观察它的时候都很好，都没有问题，你可以把各种现象表述的非常好。然而当你一进去，选择一个现象进行剖析和解读的时候，又意味着其它所有的平行事件全部坍塌掉了。如果只能选择一件事情解读，你不可能全部都描述，你只能选择一点，这个方法本身在系统上是有缺陷的。我们跟学生讲的时候应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是mapping的批判性很好，但是批判性本身也是有限的，也不是说它就是万能的。西方社会学一旦参与到社会建构，肯定彻底完蛋，因为没办法建构，它要建构一件事情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抛开。如果你就专注某一件事情，你肯定陷入进去了，这个逻辑谁也不可避免。目前的数学已经证明了这是没办法解决的，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做mapping这件事，我们做设计这件事肯定是有价值观的，不带任何价值观跳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刚刚志森也举了例子，说带领学生跟踪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跟踪了一天，学生很同情她，最后的结论就是帮她设计了3条逃路路线。这听起来好像很好，帮她发现问题，又帮她解决问题，学生也获得了社会价值观的评判，至少让他们知道这一个设计是有社会情怀的。何志森在2018年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香港油麻地跟踪了多名警察，通过他们每天的巡逻路线发现了一张他们眼中的油麻地地图@Mapping Workshop可是按照mapping的方法，如果明天你也去跟踪赶走卖冰糖葫芦小贩的保安，那不好意思，你也要出个（设计）方案是帮助保安。这个价值观不对吗？保安到了这个大城市也是要生存，他可能就住在那个小贩的隔壁。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矛盾不是能通过批判性思维解决的，这是生命的一种基本伦理，这种伦理是更大的社会关怀，小的关怀是站在弱势，强势也是相对的。这种相互性，这种更大的伦理应该以一种哲学的方法教给学生，而不仅仅是教育某一方面。我相信你的学生一毕业，做冰糖葫芦小贩的肯定没有，大部分都选择做保安。
回到共生的问题，我认为真正的共生是矛盾的共生，这种矛盾的共生是很痛苦的，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学的本质。回到佛学里面讲的大慈大悲，让你同时扮演两个角色的时候怎么办？你逃脱不了的。这就回到了我们最终的设计问题，什么是真正的设计？我认为有两种设计，狭义设计就是解决问题，我只帮着一边解决问题，这是很好的设计师。但是伟大的设计师可以永远跳出来，跳到最大的伦理去解决社会或人类的问题。那些伟大的人为什么伟大？因为他们可以选边站，他们可以站在逃脱的视角，其实是在批判自己。所以学设计是很痛苦的，因为最后要建构一个东西，你可以像社会学家那样，你可以不动手，但是一动手就是十分痛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回到城中村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痛苦在双年展做城中村？我相信晓都他们是最痛苦的。因为做这个双年展，所有的人都在骂他。每一个人都是单一的角色，我相信晓都唯一的对应办法就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对付这个问题。但是更高的角度是什么？我不能帮晓都回答，但他肯定在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站在未来的视角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超脱一点。如果大家现在都不满意，那我们一起创造未来，比如城中村，我认为最大的价值既不是现在所谓的人群，当然也不是帮着政府把环境改好，士绅化。作为建筑师最核心的目的是从城中村里面发现未来城市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超越于现代人所使用的任何东西。这个智慧恰恰城中村都有，志森也发现了。城中村就是一个丛林社会，把它放在现代社会中心里面。丛林社会就是生存智慧，现代社会忘的一干二净。这种生存智慧对我们未来都市，社会空间的重构都很有效率。整个现代社会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空间割裂的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各种阶层无法在一起共生等等。城中村的人为什么可以生活在一起？他们是被逼无奈的，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些社会价值的原形。这个原形对社会重构是具有意义的，这种东西可以通过志森的mapping来挖掘，当然挖掘的过程不是站在一个单一社会情感的角度。建筑师（做设计的时候）应该更酷一点，站在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角度，如果我在mapping工作坊看到这一点，我认为志森的工作更加伟大，谢谢。汪原：刚刚张宇星老师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吴总提出的简.雅各布斯为什么会失败，也说了对mapping的不同看法。刘珩：不好意思，我以为是两点半，我跑到志森那个展厅看了一下。刚才宇星讲的冷酷的问题，等一下我也会讲到。我觉得简.雅各布斯是一个很不错的学者，她用的也是志森的方法，mapping是城市观察的一个基本和重要的方法，但是它始终差一步，它可以通过观察和解读城市，提出问题，但还不能是设计， 不能解决问题。我更多是从建筑师的角度看这个工作，它绝对不是对与错，正与反的问题。建筑师是个特别跨越的全方位的职业和专业，除了要有理想主义，有温度，有情怀，最后还要有执行力，要落地。某种意义上，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形而上与形而下并存的工作，所以建筑是开始，也是“结束”。回到教学，我经常会放在这样一个维度和范畴里面思考我的课题。我在我的一个课程里曾让学生读两本书：一本是《明日城市》，书里的城市原型都是基于对现实城市空间和生活不满所创造的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新的城市设计，多多少少带有乌托邦的情节。另外一本是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为什么这两本书都很重要？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相对的“理想”城市原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马后炮”。如果只读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都是有片面性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两本书放在一个课程里让学生同时阅读？因为我要让学生知道这些都是他们要明白的城市“因与果”。志森的重要努力就是城市观察的方法论问题。作为一个城市设计师，这就是你的出发点。志森的角度非常独特，就是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日常观察了解城市的真实问题。但是他只是开了一个头，mapping只是一个起点。我刚刚看了志森的策展前言，里面也是这样提到的，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工作方法的批判”，所以采用了“蠕虫的角度”来开展这个工作坊。志森希望他的工作或者学生的工作能够给未来的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带来一些启示，所以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没有说一定要很强势，要有结论。所以我看志森的东西就是两面，作为一个设计的出发点以及城市设计的切入点来说是非常独特，而且也是必须的，尤其在当下快速城市化的中国社会，志森的工作坊代表了另外一种声音，也打开了一道门，当然缺陷是还没办法关门。作为一个建筑师必须要跳出来，看看mapping的启示能不能带来未来的原型。这不是无中生有，但要有创造性，要高于日常的观察，这些也是对我的启示。回到李迪华老师说的“有用”和“没用”的事情，志森的工作对盖房子来说确实没用，所谓“有用”是来自潜在的一种影响力，对自己更大范围的认同以及转换。志森的工作，作为设计的出发点来说特别好，因为建筑师很多营养来源都是没用的，就好像我们看了很多书都是没用的。这些“没用”对你将来的设计能不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没办法用很功利的角度看待，而是要用一个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去包容，但我们过多的在技术层面思考建筑学“有用”的问题，而忽略了“无用”。我读博士的时候，社会学的介入对我现在的设计实践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都应该掌握这套社会学层面的观察方法。我们高校的城市设计课程一开始都应该让志森来上，就是狂轰乱炸，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对场地的观察转化为一些问题的发现，剩下的时间我们怎么思考？把这些问题变成一件事，我要谈的就是这个。汪原：刚刚刘老师说的非常好，他说mapping是一个起点，起点如果错了，可能接下来都会发生错误。立方的邱总，作为一个领导几百人的大设计公司，作为建筑师，我想听听您对mapping的看法。邱惠康：对于深圳的双年展今年在南头古城这个位置，我觉得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其实南头古城这个位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中村，像白石洲，上沙村和下沙村，它们有一个更早的载体，它是一个真正的有悠久历史和沉淀的古城。并且南头古城旁边就是中山公园，它们已经融合在了一起；外面都是非常密集的高楼大厦、新建的建筑群、体现当代先进文明的城市。双年展探讨的是共生的问题，宽泛一点地说可以理解为城市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性、多样性。这个世界太大了，任何想把世界统一成一种声音的努力和尝试都失败了，就像十字军、拿坡仑，最终的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存在。我们在这里先不用深纠这些吧。我想说，不同的前提条件下同一个建筑师的设计都会不同，业主的不同也会让设计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比如以前上学，做每一个课程设计，都会拿到设计任务书，都是老师过滤过的，那一刻老师成了我的甲方、我的业主，不同的老师代我们就有不同风格的作业；现在每天接触实际工作，拿到的任务书任务要求，都来自于不同的业主，都带着不同业主的烙印，呈现了不同的设计结果；所以设计是设计人和设计的服务对象共同创造的！今天何志森老师mapping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设计究竟是为谁的？谁是我们真正的业主、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现在很多建筑师的工作看似满足了当今社会所谓先进文明要求的同时，却并没有带来对使用者的真正人道。我觉得建筑师在实际的操作中是可以选择自己态度的，将谁认定为服务对象，谁是真正的业主，是所有者还是未来的使用者。可能基于这个问题，就需要同时应用几个不同视角来关注多方相关者的观点和诉求，或者说发现建筑还需适应任务书中没有提及的、但同时也是更加真实更加可贵的需要；建筑立在那里，它与跟它相触碰的、不同的人都会产生相互的对话、相互的作用，从而也诞生了新的不同的意义，我觉得这种方式的持续发生是可以触发建筑生长的，可以赋予它可变性、多样性，这个过程也让建筑拥有了生命；基于对建筑这样的理解，来看待建筑师的工作，应该更有新的意义。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来自这个社会正在成长并且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们，但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他们是否认真关注了城中村的价值、城中村使用者的要求（是居民但不一定所有者）、倾听真正业主的任务书。一个有趣的镜头：让城中村展现了它及其包容的一面。刚才何志森老师提到的，城中村看到的，很多喜庆彩旗般悬挂着的红色内衣内裤，在居民满足必要功能的同时，不经意暴露了人们心中的美好和期望，因为红色是带来好运的颜色，城中村的人们都想通过穿红色内衣内裤来改变命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来到这个移民城市，把城中村当做自己落脚的驿站，成为他们奔向现代文明的起点。而我们作为建筑师，在为城市为人设计建筑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为城市为他们还保留或者提供一个这样的驿站？汪原：刚才讨论的问题就是有用和没用。那很早就和何志森老师合作的叶敏老师有什么看法呢？叶敏：谢谢汪原老师，您刚刚提的志森做了四年的mapping工作坊，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总结，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大家都在说mapping的出发点以及它给建筑师的启发，都说了很多肯定的话。我也是三年前第一次跟志森接触，有一些事情我们一直在坚持做，但沒有提升到方法论的层面。我們在建筑实践当中，并不希望项目只是符合政府部门或者开发商等业主的要求，而是更多的考虑最终的使用者，就是回到一个比较原始的初衷去盖房子，这就是为什么志森经常说建筑师要回到生活中学习。建筑师是既实用主义又形式主义，一方面会被某些形式和某些风格所“迷惑”，但同时也会很容易动不动就问“这有什么用”：志森的方法到底用来干嘛？我有多少钱做这件事情？（一旦想到深入研究的成本）可能就很自然地得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其实我们这几年的落地项目都在使用志森的mapping方法做前期。Mapping工作坊对教育的意义非常大，现在志森的工作坊比较多的是针对高校的学生，但是很多已经工作的建筑师，规划师，甚至是规划部门和政府决策人员比较少机会参与，其实对于他们来讲，mapping的意义可能更大，我们是比较主动地跟志森合作把mapping应用于实践的建筑事务所。做了四年，我不知道志森下一步对mapping工作坊有什么规划？怎么总结这一个方法理论？不止坐而论道，实践应用的示范也许是下阶段的方向。在石牌工作坊中，学生通过跟踪和观察一只流浪狗的日常和路线描绘出一个狗眼中的城中村地图@Mapping Workshop
我也想回应一下李老师的“有用”和“无用”。我们在做建筑实践的同时，也同时负责一个公益美术馆的策展。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筑师同行都在问我艺术和你盖房子有什么关系？你搞艺术干嘛？艺术有什么用？大家在提出质疑。其实很少人知道，我们在美术馆做的每一个展览都在影响我们的建筑师，我们的建筑落地。艺术其实就是提供一个不一样或者非常规的视角去重新观察我们身处的世界，志森的mapping工作坊就是这样的目的。我记得他在广州石牌村的工作坊其中有一个组的观察对象是一条流浪狗，最后志森让学生变成一只“狗”，用狗的高度和视角去重新审视城中村的空间。对我来说，未来建筑师的角色要更像一位美术馆的策展人，有推动各种力量聚集和跨界合作参与的能力。2015年艺术界的奥斯卡英国透纳奖颁发给了一个叫Assemble的建筑团队，他们策划了一个公众参与的建造过程，其实这和我们在美术馆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让艺术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营造之中，我们称之为”艺术营造”。我们做建筑项目也是用这个理念，每一个项目我们都在想方设法为城市增加更多的公共空间。所以志森的方法对建筑师到底有用还是无用，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了。谢谢。姜斌：我有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近距离地观察志森的工作，并且还蹭了他不少盒饭。最早的一次是2015年在广州参加的”并非公园“海珠湿地mapping工作坊的评图。后面，我又陆续参加了他在广州、长沙、和北京的许多次工作坊活动。可以说，虽然我和志森一直”貌合神离，相互诋毁“，但我很感激他给我带来的信心和勇气。2008年至2014年，我在美国攻读博士并参与了一些教学。我研习的也主要是关于个人尺度的、偏重环境行为学及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初回国时，虽然我的研究在实验室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我一度怀疑在这片沸腾的热土之上，恐怕人们并没有太多时间、空间和耐心去琢磨这些个人尺度的事物。因为在中国的城市里，一切的建设和改造工作都是以如此大的尺度、如此快的速度、如此情绪激昂地在推进。但是，在接触了志森的工作，以及”偷窥“了他在媒体上所受到的各种称赞和批评后，我才突然感觉，其实我们的社会是极为需要这样的工作的，否则志森也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和讨论。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太久的时间活在宏大的历史里，以至于我们基本不记得这宏大的历史其实是由数亿面目模糊、声音含混、纵横南北的普通人所书写的。
火炉组调查了长沙马老尾市场的摊贩们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创造各种各样的取暖裝置和相互依赖的合作模式，并观察火炉与顾客之间、与摊贩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以及火炉的空间和地点策略，为未来城市设计与更新提供重要的依据@Mapping Workshop在志森所带的mapping工作坊里，有一个作品我印象最为深刻，那是在2016年的湖南大学。有一组学生发现长沙的冬天非常湿冷，而一露天菜市场许多摆摊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空间上的契约关系是由许多简易的“烤火炉“来形成的，”火炉“成为了那个菜市场重新划定摊位与摊位之间边界和摊位空间分配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媒质。很难想象，那手提着的，脚踩着的、泥泞雨水里颠沛的、每日明灭不定、微乎其微的”火炉“会成为一个城市场所设计的答案。这种设计答案可以说是高校的传统设计课程里非常少见的。如果说学生多少有着年轻所赋予的”单纯“的勇气而更容易被宽容地对待，那志森作为教师则需要对这种设计决策做许多关于”后果“的考量。因为这样的设计常常会被认为是”无用的“，是”避重就轻“的，甚至可能被贴上”哗众取宠“的标签。事实是这样吗？我想每一个在长沙度过冬天的人，特别是那些在户外度过一个冬日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个方案。但是，可能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被暖气和空调宠坏了，也不曾有机会体验街头买菜人日常生活里的种种困顿，自然也无法理解为何”火炉“在那一个公共场所会变得如此珍贵。关于 “Mapping”， 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定义和内涵都在不断地演化。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思。Mapping 本身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强调非常踏实、非常基础的观察和记录工作，至于如何分类、解释、翻译、视觉表现则是基于良好的数据记录之上的后续工作（当然它们也很重要）。如何评价Mapping当然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的设计和教育界提倡非常扎实、系统、耐心的Mapping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引诱和教育“下，都养成了极为浮躁、自负、感性、轻率的工作习惯。我一直认为Mapping应该成为每一个高校建筑学院的基础训练课，成为每一个Design Studio的基本组成部分。虽然我能理解志森工作坊常常受时间、场地、经费等诸多限制，我仍然固执地认为Mapping可能需要一个更长期和更耐心的记录和观察才能有效地逼近事实的真相和触发深沉的灵感。Mapping工作坊这种形式本身可能还存在一个局限性，那就是无法有充分的时间去处理信息(data treatment)，也无法有足够的时间对设计作出充分地推演和比较。当然，这些吹毛求疵的论调看似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志森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过第二个人愿意投入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达成类似的工作，也没有见到过第二个人有这么大的勇气去承担这么多的议论。
如何观察和记录也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仍然还是停留在手工记录的阶段。人的行为、心理、语言、社会关系等多种性状可以有许多方式进行主观(self-reported data)或客观 (objectively measured data)的Mapping。同时，对于各类数据的处理已经在其它学科发展出非常成熟和精密的模式，这些都是需要设计教育者去学习和引入，并且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来为我学科所用。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对于跨学科的学习和合作的理解往往还比较粗浅，这可能是我们未来需要去解决的重要问题。毫不客气地说，我们都还不具备吸收此类知识的充分动力和能力，自然也无法改变我们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谢谢。汪原：论坛进入到这一个阶段，虽然每一个嘉宾都发了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嘉宾对其他嘉宾也提出了质疑，甚至直接挑战。这里最耐不住的应该是庞伟老师，下面有请庞伟老师做一个回应。庞伟：其实我以为论坛就是一种话语博弈，今天的嘉宾都是志森长期以来合作和对话的伙伴，这种博弈应该作为一种不断把思维引向纵深的活动，积极而有益，Mapping有用没用，不是我说了算的，反过来说，“有用”可能是件坏事，“没用”也可能是件好事。广东人有一个局限，我们过去的同班同学里面有很多是广东籍的，不大喜欢理论的东西，就是特别务实，特别强调学以致用，有些东西要立竿见影，因为花了钱学，学必在乎有无用处，时间就是金钱，不肯虚掷。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我谈谈感受，志森有句话我很欣赏，就是“蠕虫和老鹰的视角”的选择，这句话我以为非常重要。今天的设计文化里面有一样很糟糕的东西，就是总是鸟瞰图，大疆机或者老鹰的视角，包括一些老百姓，他也是老鹰视角。老百姓经常说官话，民间的话语非常弱，就是力图伪造一种客观，伪造一种立面，天上的立面。我从志森今天讲的案例里受益匪浅，社会学的立场和方法让我受益匪浅，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个人是李津逵老师，他也推崇社会学，他和李迪华老师的景观设计学提倡什么呢：眼里有人，心里有社会，足下有土地。他今天没到场。我记得去年评一个南方景观项目的时候设计师采用了mapping的方法，设计师如何把自己的视角拉回到个体角度，不回避主观性，用具体的人的眼睛看万事万物。现在把屋顶做漂亮的容易中标，伪立面，鸟瞰图的设计学。另一个重要的感受是mapping对知识的来源以及什么是知识，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我们学建筑学的都知道，我们有一本天书，人行道多宽，走廊多宽，板凳多宽、桌子多宽... 人家总结好了，以天书的形式把既成的东西以知识的名义给你，灌输到我们的脑子里。但是这不是活的知识，不是过了你的身体和心的知识，活的知识是怎么来的？一定来自于你的亲身参与和亲身感知，通过我们自己的体验，就是你自己要参与其中，参与知识的建构，砖有多重？玻璃的质感怎么样？这些东西一定要通过自身的生理去感受，广州少年宫曾经组织过一个儿童工作坊，就是让孩子亲身感受城市里的各种公共设施，最后发现这些设施大有问题，甚至存在危险，这是大人们的设计，他们不是孩子，难以真正对孩子设身处地，也缺乏一个充满耐心和交互的过程，诸如此类。对整个存在的语境和基础来讲，社会学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梳理和重新发现设计知识的机会。当然，如果我们要批判，我们批判了官方规划学，批判了现在流行的超级城市。城中村也要容忍对它的批判，城中村有一些东西确实吸引我们，刚才说的一万个故事同时在发生的活力，就在其中。但我们不要把城中村弄成另外一种乌托邦，我们这代人，非常熟悉多年以前红色年代的劳动人民话语，甚至可以再回溯鲁迅笔下的车夫、艾青对大堰河的眷恋，知识分子容易如此并且有此传承… 如果我们这一批人因为对中规中矩的城市规划厌倦了，从而又回到并且想象那些似曾相识的东西，把它们当作灵丹妙药，救世法宝，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看的太简单了。所以这些事是不是可以通过讨论并且一直可以讨论下去而不必有什么共识，只是不要从一个极端进入到另一个极端。我就说这些。刘晓都：其实在今天的讨论过程中话题也一直在转移，我也一直在想一些问题，跟我有关的，因为做了一年多的策展，城中村的话题我们也做了十几年的跟踪研究，有一些东西好像知道，但是真正带出来的，我们还是没有想到。很多人看完展览了给我一个反馈说，这个展览很大，太多了，几百个参展人在里面，都有自己的观点。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缺失，我也试图想用社会学的方式介入城中村。当然我也是策展人之一，不能一上来说要干什么，其实这次（策展）带有一个犹豫在里面。如果一旦展开，就会把城市建筑的展览（方式）彻底给遮盖掉，这是一个可能性；或者完全说不清楚，就搅合到一个话题里面去了。这里面一定有社会学的关注，可能是从城市和建筑学的角度来触及，当然有研究城市的学者进行讨论、质疑甚至反对，我觉得都可以。就像今天这样的平台，我们有机会这样讨论是因为有双年展。我们把这个展览当做一个开始，大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就开始说你有这个问题，他有那个问题。当然吴文媛说这个双年展不是一个呈现问题的双年展，你应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果你没有，你还是不断地在提问题。当然提问题的方式和展览的模式有冲突，可能有这个问题，我还要再反思一下。
反过来说志森的mapping这件事情，双年展之前就有接触。之所以认同，说句实在话，他的mapping方式也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学来的，他认同，他把这个方法带到国内，把它做成了很有效的工作坊模式。其实这是西方很常见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我们也是受这种方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来我们当时从美国回来到深圳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自我标榜，说都市实践是对微观城市的观察得出了一些结论，不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些事情。但我们没有做到志森那种状态，一下扎到根上的状态，我觉得非常认同，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居民聚集在一家杂货铺前看电视@Mapping Workshop
我在底下跟庞伟沟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共识，那就是志森做的mapping模式还是从一个精英或者从知识的角度去观察和发现所谓的民间智慧。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刚才志森提到的南头古城看电视这件事，村民按照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去安排他们的工作模式。如果一个公共空间的使用模式也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话，那社会就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了解他们的工作模式或生活习惯之后再在城中村里面设计公共空间，那一定会更有针对性。比如我们一开始进入城中村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少，跟村民接触确实不够，我承认。在做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我是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姓廖的村民，跟她有过一个很长的沟通，后来澎湃新闻还把它拍成了一个视频。这个廖阿姨其实有四个房子都在城中村里面，她完全可以靠收租生存了，但她还是开了一家杂货铺。她开杂货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可以和村里的人在一起聊天，跟志森说的是一个意思，杂货铺成了一个村民公共交往的空间。
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村委会，现在叫股份公司，这些机构都没有给城中村村民提供足够或者合适的公共空间，杂货铺是他们自发形成的交流空间。我们作为规划者介入城市空间开发的时候，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一种草根的空间协调模式，这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有趣的地方。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去设计师设计的广场？那里有更大的空间，但他们却挤在这样的一个杂货铺里面，这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作为规划师和建筑师开始介入城中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跟这样的业态，跟这样的村民做一个结合营造一个空间，这样做更有价值和意义。这个意义已经完全超越“有用”和“没用”二元论了。从教育角度讲，这还是一个工作方法和思维模式转变的问题。比如一个学生在mapping工作坊学习受到了一些影响，最终改变了他对城市建筑的观点和看法，甚至是他未来的设计实践。如果这位学生将来成为一名城市管理者，他会记得他在工作坊里学到的这个观察城市的角度，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这个意义更大。我希望这些经历mapping工作坊的学生以后真的会出来一个规划局局长，当然这只是一个期望。但是我觉得mapping工作坊应该有这样的启蒙意义，只有当一个社会出现普遍认知的时候，才算是一个进步，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李迪华：受晓都发言的影响，我突然恍然大悟，想到了一个问题，庞伟老师一上来说设计师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为什么不来关心我？庞伟：是我们。我从业几十年了，我都是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状态。李迪华：除了这个问题，我还一直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志森的mapping工作坊？庞伟和晓都两的发言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关于看待“弱势群体”的视角。放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这个问题就是何志森的mapping工作坊看待城中村和城中村里生活的人的视角是什么。似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准确说是两种不同的“草根视角”。一种是本人作为草根（非精英）的草根视角，即草根的视角，草根视角就是本人的视角；一种是本人作为精英（而非草根）的草根视角，本质上这种视角仍然是精英的。用这两种视角去看今天的城市、城市中生活的人、城中村和城中村里的人，看到的肯定有差别。这应该能够部分地解释对何志森工作坊看法存在观念对立的现象。有时候，我们看似在用草根的视角去看城市，去做田野调查，实际上扮演的却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者精英角色。这个时候，讨论看到什么、关心什么、解决问题，我们谈的并不是真实生活里的人和场景。视角不同带来了两种差异显著的结果：一个是草根（人）的视角，属于个体的体验，包含多样化的生活场景，离散但符合实际；一个是精英的视角，基于书本（知识），有逻辑、充满情怀、系统化，但可能脱离实际。
到底是精英还是草根？对在城中村举办的这届“双年展”的质疑，不少是冲着这个问题来的。今天社会上太多人在讨论城中村的时候，视角是精英化的，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拥挤”、“混乱”、“无序”、“非正规”、“城中村问题”和“改造”这些描述城中村的语言都意味着城中村与主流、书本或精英想象格格不入。我们的视角要再放低一点，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在城中村生活的人，我们走到哪里就知道那里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是怎么看待问题的，何志森mapping工作坊就是在培养这样一种能力。和很多专家观点不同，我经常提醒学生，别跟我谈解决问题。要求学生回避探讨解决问题，这与何志森在认知上是相通的。我发现，一旦学生开始谈解决问题，他们就会转向已经掌握的各种套路，他们会立刻拿出标准的设计范本和漂亮的图纸来，之后所有的工作就变成了如何把图修改的更加赏心悦目。我觉得中国设计师从来不缺乏解决方案的能力，问题在于，正如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个问题解决了，更多更大的问题出来了，似乎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死循环。没有人能期待一次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必须期待的呈现是，状况会逐渐地改善。我们缺的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否是场地上的人想要的？如何应对隐匿的场所特性？如何应对底层真实民生状态，如何对日常文化和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和意义。何志森在全世界各地的mapping工作坊像是吹响了号角，他自己带着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走在了前面。归纳一句，何志森工作坊从启动伊始，一直贯穿着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发现人的价值。谢谢志森，谢谢晓都，谢谢汪原老师提供的交流机会。刘珩：其实这也是社会学和建筑学之间的区别所在。中国城市发展“千城一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同行们的项目最后的落地方案很差，特别容易被套路化、模式化，这从反面凸显了何志森从基地和城市的具体性出发坚持做mapping的可贵，城市设计必须从观察城市开始。建筑很大的遗憾是，能选择的时候设计师没有去做极大化多角度的思考和方案比选，一旦落地，选择就没了，所以怎么开始、选择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设计师要保持包容和开放？其实你的唯一性就是经过了开放式的mapping、一系列严谨的推理和设计、最终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的角度和志森看的角度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我们也想避免套路化。吴文媛：我可以接着刘珩的观点往下讲，我们在城中村至少可以看到规划城市和自然生长的城市是如此的不同，至少是我们的反思。我先替志森回答张宇星老师的问题，张老师认为有很多社会矛盾不可能解决，比如他问的这个问题：冰糖葫芦阿姨和城管，这是不可能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如果你换个视角，要帮助城管设计一条抓捕小贩的路线呢？这个问题很有趣，近似于著名的公车理论：公共汽车来了，有一部分人上了车，有一部分人没有挤上车，上了车的人说赶紧关门，没上车的人就说还能挤两个，公众在不同的角度，很难就同一个问题达成共识，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律(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其实，他们共同的问题也许就是公共汽车太少，加两个班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讲“共生”的时候是要找到共同问题，而不是急于给出标准答案。达成共识有两种层面，一种是对问题的共识，一种是对解决方案的共识。我们急于抛出的解决方案未必针对的是真正的问题，我再次想回到这样一个主题，双年展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针对的人群是谁？我们希望达成的是什么？刘珩说了没有包容性，设计师没有吗？设计师都懂雅各布斯，为什么最后都做成了摩西？因为我们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公权利在我们身上注入了大量的操作规程，情怀能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听众：我特别点赞一下庞伟，不是因为他说的具体内容，嗓门大也是一种力量。我很担忧我们的文化逐渐不断软化，软绵绵的成分越来越大，包括何志森前面的介绍，当然像对卖糖水小贩的跟踪，最后的设计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南头那个理发店作品，点了一下理发店的功能就结束了，这个能触及什么呢？这么小的地方有12家理发店？我们知道广东人除了洗头还有按脚，还有其它的服务。如果现在一个发廊妹只靠洗头，她的生活至少是不富裕的。如果你的跟踪能够剖析一下，这个内容就很丰富了，当然庞伟后面的讲话中和了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双年展下面加点火或者是上面降点温，就不要是常温水了，要不烫一点，要不就冷冰一点，我想对社会的恩惠会更大一点。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展览，包括这次论坛，真正参与的村民很少。听众：我其实就是想问何老师一个问题，这几年参加mapping工作坊的学生，他们对你的观察方式有没有什么反思？他们展现出来的东西可能本身更具有景观性，就是关于野蛮，野生，草根的部分。我们的关注点有一个标签性，就是有没有一个反思。实话说不管我们是观察城中村还是其它生活，我们都有一套观察方法。这可以回应庞伟老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北京的老百姓喜欢用大词。他们的大词和国家的大词可能不是一个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怎么用，这就像我们不知道怎么看城中村一样。除了这样的观察视角，我们有没有其它的层面可以观察？我个人认为观察城中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发现观察视角的问题。何志森：这个问题让我工作坊的学生来回答吧！张湾在吗？
张湾：我们当时调研只有一个星期，我和我的组员选择住在了城中村里面，加上我是深圳人，所以我的调研的时间比较长。整个工作坊对我自己的改变还是很大的，mapping教给我一个全新的思考：如何在真实的生活里俯下身做调研？如何与被观察者共情？之前我在学校学到的调研就是到一个地方拍几张照片用来做ppt用，或者发几张问卷。我从来不会感同身受去理解别人的处境，并透过他人的眼睛去重新认知世界。在这个工作坊里，至少我的眼睛不瞎。
至于展览的“景观化”，我觉得所谓“展览一定是强调某种视觉效果的，况且每个展览都有自己的受众。”超级乱糟糟“本来就不是一个公众参与工作坊，它就是一个观察和发现的mapping过程，最终把学生在城中村的发现通过展览的形式呈现出来，为职业建筑师、规划师、城市设计师、甚至是城市管理者提供不一样的视角观看和理解城中村。你不能说一个城中村的展览因为村民没来看或者参与就说没有意义，这样说有点幼稚。如果城市管理者和城市设计师们知道南头的理发店和糖水铺竟然承担了如此之多的社会职责，他们还会简单粗暴地把这些不美观的店铺拆掉或改造吗？难道我们的这些发现就因为村民没来看或者参与就说和城中村未来的命运没有任何关系吗？朱荣远：我是规划师，与建筑师还是有一点差别，我们规划城市的未来，自然就会超越现实，会假设相对理想的标准去检讨现实城市社会中不满意的地方，这是规划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要求。如果我们对今天满意了，我们就没法做出与今天不一样的未来了。刚才提问的话题是展览中城中村的现象被景观化后其意义到底在哪里？用“深双”展览的形式呈现出来，它对社会的影响在哪里？其实在我来看来，志森的作品和“深双”一样就是一个认识和发现城中村的方法，借这些物品让观众更容易了解到城中村。2005年我们组成了一个多专业的团队对福田区15个城中村做了一次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意图就是要发现城中村存在的价值和问题，研究的意图是希望建构一个完整的城中村解析结果和改善环境的建议，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既然规划师有这个基于现状想象未来的权利，就应该中立地区观察、发现并建议。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都有差不多的特点，就是少数人在决定多数人的需求，规划和设计拥有一种改变城中村当下的“暴力倾向”。但是我们以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城中村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制度、机制和空间的综合研究，互为因果，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城中村越多，我们运用规划和设计的协调、平衡力也越强，因而规划和设计的“暴力”就会减弱，自然也就更符合客观演进的需求。这样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变成中立观察和研究者，去发现城中村更多的社会自发的现象，更多的新生事物的苗头。最终的决策并不是规划师，但是我们的建议权产生于复杂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没有复杂的研究过程就不会有趋近真实的结果。研究城中村的经验告诉我们，发现每一个问题需要合适的立场，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需要让每一个相关的人都有机会参与进来。中国经济和文化似乎都很自信了，但其实真正的个体自信是缺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在集体里面发声。当然很多人在说“深双”是以暴力的方式植入了城中村，相对北京疏解外来人口来说，深圳在城中村办展览呈现的社会价值观就人性很多。在城中村办“深双”是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事，是让城中村的社会性被大家认可的文化态度。面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我们就要传播“深双”在文化学意义上努力的价值，这是我们的责任。我是规划师，从事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所做的事情，与何志森的聚焦点不一样，我们更偏重中观和宏观的未来可能性，事无巨细，各行其是，我们观察和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有微观的现实和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当然也有像深圳湾公园从战略到设计，我们全过程参与这样项目。最近参与雄安新区的规划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规划的民间报告，也都是基于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假设，这些假设就是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改良或改革意愿出发的，谢谢大家。吴文媛：听完朱荣远老师和志森的发言后我有个感触，就是负能量太重要了，它就是对主流话语的反抗。我先介绍一下，南头古城很多的古建筑都是假的，翻建的，只有南城门是原始的。在门洞这里有一个叫“除四恶”的碑，大家知道是哪四恶吗？黄赌毒打架偷窃类型的恶从古至今都是要打击的，马利安告诉我，南头的除四恶里面，有一恶是地方语言。可见公权力是多么害怕和反感你和它使用不一样的语言，也就是说权力有一个先天的冲动，就是瓦解小共同体，瓦解的方式之一，就是保持话语的一致性。对于操作空间形态的人来说，我同意张宇星老师刚才说的复杂性是我们无时无刻都要面对的事实，如果你做的设计里面还具有复杂性，可变性，多样性，共生的包容性的话，保持一定的负能量是必须的。汪原：作为主持人，最后留一点时间，我稍微说一下论坛的初衷。这个论坛的初衷想法很简单，我是一个教师，我们现在的规划和设计教育最缺乏的实际上是对人的尊重。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是学设计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所谓的教育。尤其在我们的专业学习中，这个越来越突出。何志森老师的mapping方法，提示了我们重新关注普通人，研究人的视角。当然教育是一个系统，这么让mapping的方法如何能够融入更大的教育系统，这个可能不是何志森老师思考的，可能他没有办法回答，甚至在座的都没有办法回答。唯一的办法可能要教育体制彻底改变，在这一点上何志森老师不要那么悲观，不能那么负能量，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空间黏度”mapping工作坊流浪猫组作品，华南理工大学，2016
第二点，有一次在华南理工的一个mapping工作坊汇报上，我记得其中有一组是研究大学城的流浪猫的。当时有嘉宾提出来你为什么研究猫，研究猫跟我们做设计有个毛关系？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研究猫可能跟我们的设计没有任何关系，对你的设计或许也没有任何作用，但可以通过猫的视角拓展我们人看待世界的视角，通过猫，我们能够拓展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纬度。通过城中村每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拓展到对城中村，对深圳，对珠三角，乃至对整个社会当下的理解。如果我们把这种看世界的角度当做规划和设计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我们再来设计规划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如何把mapping转化成一个规划和设计，我想这是学科要共同探讨的问题。我想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要具有世界观，立场之后不断探索得出所谓的方法。如果这些所谓的能够成立的话，何志森老师的mapping工作坊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最后再次感谢何志森老师，感谢你的努力。因为你的45个工作坊，小红旗几乎插遍了全国的设计高校。我觉得他是秉持着一种传道的理念，用掌声感谢，我们也鼓励何志森老师，我们也希望何志森老师的小红旗插遍中国。最后我们再次感谢来参加论坛的嘉宾，以及听到最后的听众，还有提供场地的刘晓都老师，谢谢大家！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