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对远方的希冀，逃离当下无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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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学校搞晚会，舞台是露天的，四周罩着幕布。那晚风大，幕布被吹得呼啦呼啦响，月亮在云层里穿行。站在台上穿着漂亮裙子唱歌的小姐姐一定很冷。她唱的歌也凄婉动听。太动听了。从此我喜欢上了那首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还有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是啊，向往远方，是我童年至少年时最大的心绪。可作为没任何经济实力又胆小又乖（人穷志短）的孩子，这只是我心中的向往，我没能力没胆量付诸勇猛的实践。向往到什么程度呢？也是在初二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口技艺人，给我们表演。他的嘴巴可以模仿各种鸟鸣、动物叫，还能说出许多种方言来。比如他用华东某地的方言说：『死脸了吗？』其实意思是：『洗脸了吗』。看这位行走江湖的大叔去过中国很多的地方，也必将行走更多的地方。我当时小小的内心，涌起一股强大的向往：真想跟着他，一起行走江湖去啊。但终究还是按部就班地读书，直到很多年后，实现行走的能力。我未成年时期几次有限的『出走』冒险，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是挨我妈揍了，我拼命躲着她，后来跟一位堂弟一起，出走到了我姑父家。我们两个小男孩，我刚十岁出头，他七八岁，历经了三四个小时的徒步，到达我姑父家，我们一路走一路玩，我记得还在路途之中的一条小溪边，看人家用大网打鱼。我们在我姑父家呆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妈赶到了，进屋看见我就不顾他人的阻拦，追打我。我逃到姑父家的楼顶上躲着。那是炎热的夏季，楼顶上的地面烫脚。可为了避免挨揍，我在那里呆了许久。直到我妈气消，我才下来，跟她回家。（关于我妈，参阅：我妈的人生）高中时还跟两位男同学一位女同学一道，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江心岛上徒步，那个岛很大，杂草丛生，七零八落地住着一些人家。当时差点迷路回不了学校。当时有点小兴奋，更多的是害怕，想的是万一夜晚回不了学校，在岛上住哪里，遇到坏人怎么办，与女同学在一起怎么度过那个夜晚。后来还是找到了返回的路。最疯狂的一次是跟一位叫李志武的同学晚上翻学校院墙出来，坐了一夜的轮船赶去武汉，上他表姐家玩。那时坐轮船去武汉需要好几个小时，只能通宵坐在小板凳上，极度无聊，然而那种新鲜感，还是令人向往的。李志武的表姐做饭给我们吃。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她提起自己的丈夫，用的是『老公』这个词，这是我头回听到『老公』这个说法，当时觉得，武汉人怎么喜欢用这么粗俗的词来形容自己的丈夫。那次回学校后，我和李志武挨老师的批评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哪怕只向熟悉的地盘以外跨出几公里，那也是到达远方。童年时期，我最多的『远方之旅』是随我爸一起实现的。他以务农为生，有时要将收成的棉花、稻谷用农用板车拉到市区的收购站去销售。一整车棉花或稻谷几百甚至上千斤重，我作为小帮手去推车。常常是凌晨三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负重出发。我们穿行令我感到陌生的村庄、街道，在令我陌生的收购站前还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将农作物卖掉。农闲之时，我爸还做点小生意，补充家用，他卖得最多的是麦芽糖，挑着个担子在四乡八邻走街窜巷。我常常当他的小助手，负责收钱。在我记忆之中，我们去过很多个城镇和村庄。有一回，我爸挑着担子被路面上突起的石块拌了一跤。我心疼得眼泪汪汪。还有一回，我们走进某个镇上的一个大院子，一条小狗跟我很亲近，久久不离开我，我很想带着它回家，但只能是幻想，与小狗依依惜别后，我伤心了半天。与爸所经历的许多次远方之旅，使一些陌生的风景、景象印入我脑海，后来一些画面常常作为记忆碎片重新浮现，令我能够生动地重温起那遥远的童年时期的某种情绪状态。老照片：15岁读初三的我，去葛洲坝旅游途经武汉留影
我小的时候，家里买不起电视机。收音机是童年时的最好伙伴。我是用自己捡破烂换得的钱，买了一只红色的袖珍收音机。我爸在地里干活，我要走上长长一段路送饭给他吃。拎着保温饭桶，怀揣小小收音机，听着电波传来的声音，一段苦旅，也变成有滋有味的旅途。最可恨的是每到下午2点半左右，几乎所有电台要休台，只好又回到无聊的现实里。收音机里有那么几个主持人，我曾非常迷恋。其中有个叫余笑忠的男主持人，他主持的是音乐漫谈节目，说上一段话，播放一首歌，他说的话常常是对某个音乐的评论。这是一个说话腔调不同于大多数主持人的人。腔调里透着个性。言词间常常显得犀利。如果说其他主持人基本上是四平八稳风格的话，他则是用自己的嗓音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有一次在播放郑少秋的歌《摘下满天星》之前，讥讽地说郑少秋『嗓子有点直』。在那之前，我从没听过哪位电台主持人以如此不敬的方式谈论一位巨星。后来他好像犯错误了，节目被取消了。许多个夏日的黄昏，吃完晚饭，洗过澡，躺在我家楼顶平台的席子上，仰望着天空，耳畔传来电台的声音，总是最宁静的一刻。白云在天上飘浮，夕阳余晖在西边逐渐黯沉，微风拂面解除白日的燥热，好听的音乐和主持人磁性的嗓音传入耳朵，那都是从城市发送来的声音，仿佛我不再是个农村的孩子，我通过倾听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了。或者在漆黑的夜晚，仰望着星空，耳畔传来的电台声音，更容易让人想象着声音来源之处，想象着远方的都市。在电波中，我反复聆听罗大佑吟唱着他的《恋曲1990》。也偶尔被一阵神秘的外国音乐搞得全身起一层鸡皮疙瘩，很多年以后，才确切地知道那唤醒我灵魂的音乐，叫做《昔日重来》。
在这些电波的声音当中，我完成了一场逃离，逃离当下无聊的现实，逃向神秘的远方。那是年少的我，自觉接受某种精神洗礼的时刻。虽然少年时代，现实极度苦闷，但只要电波响起，远方便近在眼前，它拥有着神奇的『无限性』。『远方』和『未来』，就是那最神奇的两根胡萝卜，让人可以在艰苦的生活中，永远怀有希望。其实远方能有什么呢，未来又能如何呢，随着年岁渐长，越来越失去对这两个事物的好奇感。所以，哪怕现在从现实条件上远超当年，但幸福指数，未必赶得上小时候。我之所以那么向往远方，也许是因为在现实里胆怯又无聊。作为一个穷且自卑的孩子，我渴望着来自异性的好感与呵护，却不敢对任何一位身边的异性有所表示。哪怕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我所暗自喜欢的一位女孩，也频频对我释放出热烈的电波。我不知道如何妥当地踏出那一步，真正去搞明白她的心意，也让她接受我的心意。现实中的丑小鸭，可以在文字中变成一位有气质的王子。这是文字的魔力。并且空间上的距离感，可以使人保持着想象的模糊性，而无须在生活中面对面，揭穿那由文学制造的障眼法。读初中后，由农村进入城里念书，开始接触城市文化，也大量阅读各种少年文学刊物，自己也开始了文学创作以及投稿的尝试。投稿这种行动是默默的，不用担心写得太糟而遭人嘲笑，看到稿件的人在远方，就算他嘴角泛起轻视的笑，我也看不到。如果万一有稿件被刊物发表，会有样刊寄来，印着自己名字的文章会被老师表扬、被同学传阅。所以，当一个默默的文学爱好者，在我看来是比较符合我个性的安全行为。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喜欢文学是藏不住的秘密。文学，也往往在学习成绩下降时，成为替罪羊。老师在批评和数落我时，免不了会说上一句：『文学不能当饭吃，多把心思花在学习上！』后来，由于名字出现在一些刊物上，我开始陆续收到读者写来的信件。我一度成为班上收信最多的学生。有时班主任拿着厚厚一撂信，竟然几乎全部是我的。他一边递给我那些信件，一边用眼神传达着不满和警告。这让我对于文学爱好、对于与全国各地的读者进行通信往来这件事，既兴奋期待，又充满负罪感，好像这终将是会毁灭我的一件事。但无论如何，文学，和远方来信，构成了我向往的『远方』的重要部分。我喜欢逛报刊亭，搜罗最新一期的刊物，在那些纸张和字里行间，有我无限的美梦和惊喜。哪怕那个报刊亭坐落在破旧、嘈杂的市井之中，一旦拿到钟意的刊物，翻开，来自远方的诗意便沁入心脾，身边的龌龊和混乱仿佛不存在。我也喜欢与远方的笔友保持着长期的书信来往。这些笔友并非没有同性，但以同龄异性居多。我与一两个异性笔友保持着多年的写信交往。展读对方的来信，给对方写信，述说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的见地，成为生活中重要的内容。这种神交一般的友谊，坦露着彼此的心性，见证着彼此的成长。对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且十分迷人的地方在于，通过这种不谋面的文字交流，我们都能在彼此心中建立十分美好的印象，而通过这些日积月累的倾心文字交谈，让我避开了自己的短板，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并探知我所不了解的异性内心世界。这在当时的我，是难以通过面对面的交往去实现的。哪怕我是来自湖北的乡下，而对方是在广东海边的城市，我们生活背景迥异，但彼此能够走入对方内心，互相奉为知己。我想，我之所以后来成长为一位在女性面前并不唐突的人，可能跟这段经历也有关系吧。它是我实现某种自我跨越的一个起点。这种笔友式的交情中，我们极少打电话（我是进入大学以后才开始使用电话机的），书信来往为主，偶尔会彼此寄一张照片，以确认对方长什么模样。有一位保持交往五六年、直到我读大学后才渐渐失去联系的笔友，广东饶平县人，叫余伊敏。前些时回老家翻看一本相册，发现她寄给我的几张照片，至今保存完好。掐指一算，这已是大约30年前的老照片了，照片上的伊人，仍是青春年少。30年后，不知她在这世间安好否？1.27.20写于龙潭。日更No.22。文中图片见图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