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人皆“法官”的年代，我们与恶愈行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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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成为4月黑马，以豆瓣9.4分的战绩席卷两岸。
这部根据社会现实改编、以无差别杀人案中的加害人、受害者和他们周边人物为线索的电视剧，不仅留下诸多金句，引发观众热议，更以前所未有的格局和深度，探讨了极为复杂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海报
如果说大陆热播剧《都挺好》聚焦的是眼前生活之琐碎与庸常，通过矛盾最大化来制造戏剧冲突，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则把焦点放在了“房间里的大象”上——那些承受着身份标签与刻板印象的人们，他们过得好吗？那些心照不宣的规则，我们做的正确吗？
非黑即白伤及无辜之恶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李晓明几年前在电影院犯下轰动一时的随机杀人案而入狱，他的父母于是搬家隐居，出门永远要戴口罩，妹妹李晓文改名李大芝，与家庭切割。新闻台女上司是受害男童的母亲，这让她担惊受怕，辞职从头开始，却仍难逃受害者家属的围攻。同时，李大芝房东应思悦的弟弟应思聪闯入幼儿园，被误当成要挟持儿童的嫌疑犯，他继而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应思聪精神病患的身份成为了一则不光彩的标签，时常被人与伤害、污秽、危险、罪恶画上等号。
在经历了无差别杀人的集体创伤之后，仇字当前，狂热的舆论是最短平快的报复利器。那些站出来指责凶手妹妹李大芝的人，第一时间依照连坐法则，以安全与道德为名义，以家庭教育为借口，把加害者亲属塑造成了众矢之的。在集体的心照不宣之下，以惩恶扬善的姿态，完成了一场场基于自恋而非公义的道德表演，在对无辜的受害者家属赶尽杀绝的过程中，衍生出了更多的恶。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极端邪恶未必出于变态或狂热分子，普通人在日常心理驱使下也会犯同样罪行，“最邪恶的事情是那些没想过自己能选择善恶的人做的，”阿伦特说。人们把审判受害者家属作为情绪的发泄口，殊不知众声喧哗中，这条愈扯愈大的裂缝恰是平庸之恶的温床，随时可能孕育出下一个李晓明。
除了受害者家属，该剧所反映的另一个被污名的群体是精神病患，应思聪治疗及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展现了精神病人及其家庭的挣扎。他的姐姐退婚，医生被政客约谈，试图强制患者住院集中管理，哪怕是善良的陌生主妇也对他避之不及。尽管编剧已借剧中医生之口做出澄清——杀人犯只有5%患有精神疾病，且大多攻击家人而非陌生人，社区医疗和家庭照顾的疗效远胜于强制住院——人们对事实依然视而不见，围观的路人恐惧地发问：“精神病满街跑，我的日子还怎么过？”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人们对于异己者的恐惧心理和隔离举措从未消失，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讨论“疯癫”概念的发展时指出，疯癫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明产物，中世纪人们将麻风病人送上愚人船放逐，到近代，疯人院取代了麻风病院。在种种治疗疯狂的手段中，不变的是对异己者的禁闭、隔离、规训、惩罚——这并不是人类理性的明证，反而是另一种疯癫的表征。
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Chris Crandall曾列出心理疾病污名化的三大因素——责任度、危险度、罕见度，其中责任度是指大众普遍认为患者应为自己罹患的精神疾病承担责任。映照在剧情中，姐姐自责没照顾好应思聪，爸爸则归咎于儿子挫折容忍力不够，而无人愿意承认精神疾病与身体疾病一样需要正视与治疗，在此处精神疾病仿佛象征着某种道德瑕疵。
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这不是一道是非对错的选择题。相反，当社会急于把善恶区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极，在这场舆论狂欢中，为了证明自己站在恶的对立面，在以污名化的手段为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群迅速贴上归类标签之时，人人都是刽子手。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从这部电视剧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者回归到了“真善美”的老路上，提出包容、善良、体谅作为解决策略，受害者与加害者家属坐下和谈，互相勉励“希望就在云的后面”……但事实真的那么简单吗？“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彼此厮杀，这是我们为之眷恋有万般无奈的人世间。”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是这样说的。
罔顾事实丧失公信之恶
作为社会公器，不负责任的媒体在舆论浪潮之中更难逃其咎。在剧中，贾静雯饰演的受害人母亲宋乔安，正是电视台新闻节目的一位女上司。
近年来影视作品里不乏新闻媒体的身影，但以负面形象居多。比如在陈凯歌2012年的电影《搜索》里，一桩公交车“不让座”事件在媒体的夸大之下，引发了全民人肉当事人的蝴蝶效应；在2017年张艾嘉导演的电影《相爱相亲》中，电视台为迎合观众猎奇心理，炒作乡村老妇为亡夫守墓、负心人却早早另娶的故事；在韩国电影《恐怖直播》中，听众打电话给电台称要炸掉大桥，主持人将之当成恶作剧玩笑，去到炸桥现场之后他又费尽心机抢占独家线索，只为重拾电视台主播的身份……与这些媒体工作者公器私用、职业道德沦丧不同，宋乔安作为一位传统媒体领导者，置身新媒体的洪流之中，她的工作日常却为观众呈现了看似唾手可得的新闻输出背后工作人员要做出的抉择与经历的甘苦。
贾静雯饰演宋乔安既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也是无差别杀人案中的受害者的母亲。
面对“应思聪案”，为了拼速度赢收视率，有媒体未经警方核实，就把拿着两袋摄影器材喃喃自语的他，渲染成了拿着枪袋企图挟持儿童的变态。宋乔安采取的策略则是适时按兵不动，以一条儿童绑架的头条，搭配精神病患犯案的盘点、医生的专业意见，并连线采访康复之家，紧贴逻辑线做出新闻事实和观点的整合。另一部剧集、HBO的《新闻编辑室》（The Newsroom）也曾聚焦新闻如何被呈现的过程，在此处，宋乔安这种全面准确、客观中立得近乎理想主义的流程操作，专业古朴亦耗时耗心，在如今更显难能可贵。
如今是个怎样的时代呢？网络资讯蓬勃甚至爆炸，自媒体无门槛，人人皆可发声，大众传媒走向分众，一张照片一段文字就能撬动舆论风向，最重要够快，亦无需求证，真假相杂、良莠不齐的内容时刻考验着受众的筛选判断能力。故此我们可见，东拼西凑的内容、博人眼球的标题、偏颇偏激的观点，以及反转又反转的事实，都是10万+当道、蹭热点为王的信息泛滥时代的（副）产品。
新闻阅览量与公信力不成正比所带来的恶果之一，是让讨伐媒体成为了一项全民运动。就连港星许志安出租车视频流出，网友吃瓜之余也不忘来一句“无良媒体泄露隐私”的指控。媒体甚至被直接与狗仔划等号，成为八卦花边与小道消息的代名词。吊诡的是，人们一边骂媒体“吃人血馒头”，一边为阅读量和收视率做出积极贡献，传播的外溢效应在两边的推波助澜之下不断叠加，媒体公信力日益脆弱，混乱的信息与混乱的情绪或许会成为更多悲剧的导火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媒介文本召唤阅听人成为主体，阅听人的主体被文本构成，所以媒介权力主要在于对主体的定位。换言之，媒体作为舆论的推手与事实的桥梁，本应与受众相辅相成、互相建构。而近几年来，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立场却愈发对立，每当有关于罪案加害者成长背景的报道出现，总有一群人会发出怒吼——“别再为罪犯洗地！”“没有人想知道杀人者的故事！”——因为受众已自主选择了所谓的“真相”，并只接受自己愿意相信的部分，他们抗拒或隔绝掉了可能包含着重要信息的其他声音，并以此突显自身选择的正确性。
《我们与恶的距离》难得的一点在于，宋乔安和她的同事告诉我们，尽责的媒体报道的是动机，是犯罪者为何走到今天这步，是复杂而模糊的事实的另一个面向，它可能没有迎合群情激昂的愤怒，或者与大众期望值存在落差，但这种不带温度的真相中才有着面对恶的勇气与解除恶的路径。
不问来由除之后快之恶
剧中真正与那些“罪恶”的个体距离最近的，是法扶律师王赦。他本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为应思聪、李晓明等人辩护，被误解最多，却仍然坚持。“就算被社会讨厌的人，也应该有一样的人权，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政府要靠杀人才能抚慰人心保障安全，这个我没有听过”，一句句如宣言般掷地有声。相较于死刑这种“爆炸后清理现场”的手段，王赦说，我们更需要“拆弹人员”，关注犯罪者的成长历程、人格发展、重大转机以及心理动机，培养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病识感，找到源头并消灭，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恶所带来的对立和愤怒。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剧中这位律师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位新闻主角——小灯泡的妈妈。2016年，她在台北街头目睹自己3岁的女儿小灯泡被割喉身亡。作为无差别杀人案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的母亲，她却说，“我不是反对死刑，而是反对大众除之而后快的心态。”一位尚未从悲痛中走出、或许永远无法走出悲痛的母亲讲出这番话，不免令人震惊与深思，她有着怎样不可动摇的理性和包容？又是如何做到放下当前的仇恨，放眼更远大的社会信念问题的？
近年来死刑问题在两岸都备受争议。有支持死刑者引用德意志哲学家康德的观点——法律的原则，亦即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来自先验的纯粹理性，犯罪是对理性人的先天自由的背离和否定，也是对他人自由权利的否定，所以刑罚是“对此否定的否定”，以满足罪与刑的平等关系，从而“谋杀者只有处死”；也有主张废除死刑者认为，人权核心是生存问题，国家机制只能维护人权的功能性存在，无论是基于对加害者的憎恨、对受害人的怜悯、对治安的期待，以公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手段凌驾目的的表现，也是民主社会的冷漠。就像作家加缪在《思索死刑》一书中所言，死刑的威慑力并不存在，甚至对一些极端犯罪者有吸引作用，它的功效不过是将这些“被社会讨厌的人”驱逐消灭掉，让社会重新沉浸在完美良善的想象之中……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重重刻板印象的交叠之下，有时我们大概已经忘了，正义的前提之一是公平，它未必是多数人站的那一边，也并非越有仇必报越大快人心。喊打喊杀、除之后快简单，但抛开成见、吸收教训、以善后和预防来解决伤害要困难得多。在一次次的叩问反思之间，我们将慢慢看清自己与恶的距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一把青，编辑：黄月、潘文捷，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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