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女性想要反抗，她们反抗的是男人伤害、羞辱并掌控她们的行为，但她们却逃脱不了相伴而来的深深的自责。
旧文新读，愿更多女性学会愤怒，愿女性的愤怒得到更多尊重，愿针对女性的伤害得到应有的惩罚。
有很多文章解释男性愤怒的原因，例如美国总统、夏洛茨维尔的暴徒、另类右翼分子、闹事的酒鬼、家暴妻子的丈夫、同性恋欺凌者，还有年初在纽约曼哈顿餐厅冲着西班牙女游客大喊大叫而意外出名的男人。这些带着怒火的男人包括有权有势的、聚光灯下的名人，也包括无名的性别和种族歧视的狂热分子。愤怒与权力往往纠缠在一起，个人的意志和权力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假设，构成了美国众多暴力的基础。
从家庭暴力到大规模枪击事件，从新纳粹到incels（指非自愿独身者），男性的愤怒是一个公共安全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丑恶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一股力量。我们经常把男人（尤其是白种男人）的愤怒合理化，以至于会忽略掉一些明显的事实，比如很多极右翼运动组织，像是美国新纳粹恐怖组织Atomwaffen Division，其成员大多都是男性。[迈克尔·基梅尔最近出版的书《治愈仇恨》（Healing From Hate）是一个例外，该书考察了全球政治中男性的愤怒，是罕见的有价值的作品。] 直到不久前，我们还认为男性的情绪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女性需要通过防狼棒和自卫课来对付暴力，认为女人需要牺牲行动自由来得到安全，或是认为女性应当学会避开那些用易怒性格来恐吓和控制他者的男人。
运动者穿成《使女的故事》中的模样以抗议堕胎禁令 图片来源：Eric Gay/AP Photo
而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关于女性而不是男性愤怒题材的书籍和文献。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的新书《好与疯狂：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聚焦了过去六年女权主义运动情绪的成因、压抑和释放，特别是关于希拉里在2016年选举中所受的待遇，以及反性骚扰运动中女性对于权利的声张。索拉雅·切梅利（Soraya Chemaly）的《怒火造就了她：女性愤怒的力量》（Rage Becomes Her: The Power of Women's Anger）主要介绍了当代北美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情绪管理和评价方法，布里特尼·库珀（Brittney Cooper）的《雄辩愤怒：黑人女权主义者的超级权利》（Eloquent Rage: A Black Feminist Discovers Her Superpower）则以第一人称角度讲述了权力、团结、种族、性别及其共同作用。
这些书籍面世的时候，很多女性都已经做出改变，然而很多男人并没有，有些甚至正在退化为更可恶的厌女者，因为他们唯恐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利遭到侵蚀。女性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不断完善的女权主义也在趋于合理和更易于接受，女性不再需要取悦男性，甚至最终也许有权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性别期望……决定了我们在个人生活乃至公民和政治生活中可以有效使用愤怒的程度，”切梅利指出，“一个不尊重女性愤怒的社会，就是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社会，不尊重她们也是人类、思想家、知识分子、积极分子或公民的社会。”
切梅利指出，女性的大部分愤怒来自于现实中的挫败感——无法获得尊重和平等，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命运，亦或目睹其他女性受到压迫而无能为力。
《怒火造就了她》
很早以前，我听说过一个禅宗的故事：一位武士请求圣人向他解释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圣人反问为什么他要向像武士这样的愚人解释任何事情。武士十分生气，拔出剑准备刺向圣人。当刀刃快要刺入圣人身体的时候，圣人说，“那就是地狱。”武士停下来，千万思绪涌上心头。圣人又说，“这就是天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愤怒属于无知和困苦，警觉则相反。
言语的愤怒和暴力行动是弱者的表现（我想起乔纳森·谢尔一本关于非暴力的书《不可饶恕的世界》，书中指出即使是国家暴力也是终极的软弱，因为正如汉娜·阿伦特写的那样，“权力与暴力是对立的，在一方占领上风时，另一方就会消失......所以谈论非暴力权力实际上是多余的。”），平等是佛教的主要教义之一，愤怒被佛教哲学视为毒药，因为它太容易变成仇恨引发暴力。圣人说，武士在谋杀时是可悲的。因此，愤怒的人是悲惨的。圣人其实还暗示了一个道理，容易被激怒的人是可操纵的，武士很容易被他人的言语左右。
在西方，我们却没少谈论愤怒，我们更像是寓言里的武士而不是圣人。我们假设，至少男性的愤怒是强大的，是对不愉快和侮辱性事件的正常反应。今年夏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名来自纳什维尔的男子在加油站向一名妇女反复提出邀请之后被拒，他大发雷霆然后失去理智。（难道他认为女性来到加油站是为了约会，而不是加油或者仅仅买一瓶苏打水吗？又或者，他认为女人都是欠他的，他有权惩罚任何不服从他的女性？）在视频中，该名男子跳上女子的车，使劲踢她的挡风玻璃，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这种无法接受拒绝的案例远非罕见。2014年以来，名为“当女性拒绝时”的Tumblr主页，就已经持续记录了很多“拒绝性行为的女性遭受的暴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一些甚至影响到了女性的生命。
如果一个因为经常发火的人处于一个善于恐吓和勒索的环境，那么他的表现反而会得到补偿——想象与你打交道的人主要是恃强凌弱的对手，而不是愿意合作的善人。实际上，世界上一些最富特权的人就是这样愤怒和咆哮的——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白人追随者，在特朗普的演说活动上，他们的面部愤怒而扭曲。
特雷斯特和切梅利的书主要提出这一悖论：现在的女性想要反抗，她们反抗的是男人伤害、羞辱并掌控她们的行为，但她们却逃脱不了相伴而来的深深的自责。当女性表现出愤怒时，切梅利写道：“她自动违反了性别设定，她会被厌恶，被认为是具有攻击性的，是易怒、无能和不讨喜的。”但是，假使她以平静的口吻诉说一场性别暴力，她仍会被攻击并被归为愤怒的女性，这种愤怒的属性使她提供的证据大打折扣，只因她所处的社会依然期望女性是温柔和顺从的。
《雄辩愤怒》
切梅利讲述了一则令人不安的轶事，证明女性在儿时就被剥夺了生气的权力。在她女儿的幼儿园，一个男孩不停地破坏她女儿搭起的塔楼，但男孩的父母并没有阻止他，反而试图为他的侵略行为辩护。 “他们同情我女儿的挫败感，但只是希望她不要难过而已。”切梅利写道：
“他们似乎没有‘看到’她生气，也不明白她的恼怒与他们儿子的无理行径和自己身为父母的无作为有关系。他们认为依靠她的配合来完成儿子想要的结果是天经地义的，并且觉得没有义务要求他们的儿子也这么做。”
特雷斯特的书详细记录了那些女性尝试打破沉默和顺从的时刻。除了最近的事件，她还写到了一些美国早期历史中的小插曲，包括《琼斯母亲》（Mother Jones）的创刊和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组织的建立、在底特律组织了“家庭主妇联盟”的范尼·佩克（Fannie Peck）、在公共汽车前联合抵制的女权主义者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引领石墙暴动但后来又消失在传说中的变装皇后和变性人，还有在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的听证会上面对恶毒的白人男性勇敢作证的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特雷斯特把这些女性敢于站出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愤怒，是愤怒让她们有力量采取行动。
有时，力量似乎又来自于其他东西。特雷斯特援引李代表的话，在公共场合，她的导师奇泽姆会“非常酷，她的声音劲如强风……砰砰砰”，即使是她非常不安的时候亦是如此，“但当她关上门之后呢？她会卸下防备并承认她的痛苦。”她的痛苦是愤怒吗？还是别的什么？ 特雷斯特还引用加尔萨的一段话，“我的愤怒表象之下是一种深深的悲伤，”特别是听到“像雪莉·奇泽姆一样有梦想的女人也曾经哭泣过”，这让她非常心碎。后来，加尔萨对特雷斯特说：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准备好成为史上第一批学会如何应对这种愤怒的人了吗？不是摆脱它、压制它，而是学会为了远方某个共同的目标去承受它？”
那个远方的目标是什么目前还不太清楚，但加尔萨绝对站在圣人的立场，尽管她对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武士都有抱有同情心。又或许库珀已经接近了那个目的地。她的书是一本既关于爱也关于愤怒的书：自爱和自我救赎；表达对生命中出现的许多女人的爱，包括艾达·贝尔·韦尔斯（Ida B.Wells）、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特里·麦克米伦（Terry McMillan）和希拉里·克林顿等公众人物（当然，他们都在谈论克林顿）；对正义、平等、纠错和讲真话的热爱。这是一件温馨和大度的事，同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回到这个寓言本身，除了愤怒和克制，我们或许可以从圣人和武士的谈话中发现一些别的细节。首先是权力：如果手里有剑的是圣人，同时又掌握着武士的生死，那么很容易想象武士就不会再急于诉诸暴力，他们的谈话会随着侮辱而立刻停止。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女人问圣人同样的问题，圣人也认为她很愚蠢，没有资格获得启迪。那么她可能也会像武士一样怨恨圣人，但是她可能不会举起手中的剑，因为表达怨恨只会让她遭受其他的惩罚。
乌玛·瑟曼与昆汀·塔伦蒂诺在2014年戛纳电影节
又或许她接受了圣人的羞辱，给予了他贬低自己的权力，所以她并不生气，只是觉得悲惨，因为她早已相信自己的卑微。这是很多人所在的另一层地狱。不要想电影《杀死比尔》里的乌玛·瑟曼（Uma Thurman），那个将武士刀挥向对方的女战士，想一想实际生活中的乌玛·瑟曼，那个在反性骚扰运动之前长时间容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虐待行径的女人。
切梅利和特雷斯特都认为瑟曼是她们所描述的没有压抑愤怒女性的反例。当瑟曼在2017年10月被问及她对哈维·韦恩斯坦和反性骚扰运动的看法时，她不愿发泄出来，“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她回答说，“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我知道当我愤怒地说话时，我通常会对自己的表达方式后悔，所以我在等怒气消散。一旦我准备好了，我会说出我要说的话。”切梅利认为，这个回应说明瑟曼在当时抑制了自己，她当时就应该说出来。 “女演员对自己处境的感觉，” 切梅利认为，“反映了女性，即使是有权势的女性，在愤怒时也会遭受的不安全感。”
特雷斯特分析了瑟曼事件的另一面，她是著名的佛教徒和学者的女儿，并且可能已经吸收了一些东方关于愤怒的使用和滥用的观点。特雷斯特指出，“有时，压制愤怒背后确实有另一套策略，瑟曼正在伺机达成她的目标。”几个月后，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瑟曼做到了这一点，她揭示塔伦蒂诺曾经让她“非人性化到濒临死亡”，他强迫她在一辆不安全的汽车上表演特技，后来她不幸坠落，造成了永久性的伤痛。
直到那一刻，瑟曼才知道大部分时间她都在遭受塔伦蒂诺的虐待 ，他在她脸上吐痰，“像是与一个非常愤怒的男人的可怕的泥地里摔跤。”尤其是那场特技事故，不仅侮辱人格，还有可能会致命。 “就个人而言，我花了47年的时间才停止打电话给那些因为‘爱我’而对我很刻薄的人，”她说， “这花了我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在小女孩时就相信，残忍和爱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联系，就像是我们要从一个时代进化过来一样，我们要抛却掉那些想法。”也就是说，女性习惯于接受虐待，并把它看做是爱的表现（不断地让男孩们击倒她们的塔楼）。能够正确看待自己处境的力量，才是当下最重要的力量。
瑟曼谴责她与之合作过的两个有权势的男人，是为了向公众展示她自己的斗争和女性的困境。她一直等到时机成熟才行动。她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释放出某种能量——一种工业革命时代的比喻，将人类塑造成持续承担压力并且必须释放的机器。 瑟曼的目标显然是要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说出真相，说给那些曾经对她施以虐待的人，说给大众，又或许是正在进行的女权主义的参与者，因为她的故事可以激励其他女性，还有女性运动。
愤怒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包括激愤、义愤和悲愤，这些都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而非敌意。这些可能持续一生的感觉，不是怒火中烧时的生理反应，例如血压升高、脉搏加快、紧张不安。这是对危险的应激反应，在你真的受到攻击可能会有用。当它变成一种慢性状态时，可能会使身体内产生自我对抗，造成毁灭性甚至致命的影响。
我常常惊讶于一些曾经非常愤怒的人后来却抛弃了这种情绪，也许正是因为愤怒可能会吞噬他们。这些人是被诬告的囚犯、农场工人组织者、土著造反派、黑人领袖们，他们在我们的故事中更接近圣人而不是武士，在完成任务并朝着目标前进时都是强大的。
有一件事对我的启发很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当地运动者一起揭露了1991年海湾战争和美国武器试验场所释放的贫铀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我带了两个专家去广播电台，他们和电台主持人在整个采访中的表现截然不同。我的同事们满怀对美国和伊拉克士兵还有平民的爱和同情，他们想要谈论的是他们遭受的苦难和解决方案。而电台访谈者对此却并不是真的感兴趣——如果他是女性可能会被称为“装腔作势”、“以自我为中心”和“情绪不稳定的”。他似乎是出于对政府的仇恨，一直试图将谈话转向对权力机构的起诉。当他拼命想把他们的故事装进他的模子里时，他就已经错过了他的受访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
多数伟大的积极分子，从艾达·贝尔·韦尔斯到杜洛雷斯·胡塔（Dolores Huerta）再到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和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他们行动的力量都是来自于爱。如果他们生气，是对伤害他们所爱的人的现象生气，他们的冲动主要是保护性的，而不是报复性的。所以，爱是至关重要的，愤怒只是一种选择。
本文原载于New Republic，原标题《All the Rage》，作者为Rebecca Solnit，翻译：瑀可，编辑：朱洁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