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吧，我们都有过憧憬“成为白女”的时刻 | 编辑部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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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期主持人

林子人

本期嘉宾

董子琪  尹清露  徐鲁青  潘文捷

音频剪辑&文字版整理

徐鲁青  孙杨  黄东婕（实习记者）

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女孩们“质疑、理解、成为”的最新对象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白女”。由美国白人女性的生活方式构成的消费审美体系正在征服一群时髦女孩，她们模仿白女的穿搭、饮食、生活方式：Lululemon瑜伽服、Stanley巨型保温杯、勃肯鞋、UGG厚底雪地靴、泡芙健身包、价值3999元的AirPods Max被称为“白女N件套”；在“成为白女”的风潮中，曾经被嗤笑的“白人饭”也是学习借鉴的目标——在酸奶块里加入烘焙坚果麦片、蓝莓树莓无花果等低糖中产水果和黑巧克力的酸奶碗健康又好看，是晒照的绝佳对象……

公众号“那個NG”刊发的文章《当中产女孩梦想“成为白女”》作者发现，目前社交网络上涌现了许多搬运Emilie Kiser、Claudia Walsh等头部白人女性网红内容的营销号，以及“一比一复刻白女网红日常生活”的中国女性博主。通过相似的穿搭、家居环境和护肤健身流程，她们展示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有钱有闲，高度自律，健康又美丽。

上述文章如此总结这一潮流，“白女审美的灵魂单品归根结底兜售的都是同一件东西——资本拜物教式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当然是理解这股风潮的一个重要角度，但我觉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白女”潮流还有更多的面向值得挖掘。

 购买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

林子人：在我看来，“成为白女”不是一个新现象，它一直都有群众基础。对像我这样的千禧一代，我们当年讨论的是“IT Girl”，Alexa Chung、Agyness Deyn、Lindsay Lohan等人的街拍照片是我们的时尚启蒙，拍摄于纽约、旧金山、伦敦等大城市的影视剧塑造了我们对当代都市生活的想象。现在回想，我们浸淫其中的流行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白女”构成的，学生时代追《老友记》，我从未想过为什么六人组清一色全部都是顺性别白人，纽约明明是一座种族和文化如此多元的城市。扪心自问，各位有过憧憬“白女”的时候吗？当我们憧憬“成为白女”的时候，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尹清露：子人提到了Agyness Deyn，我还记得初中时，济南开了一家名叫Me&City的品牌时装店，请来的代言人就是Agyness Deyn。在H&M这样的快时尚还未进驻国内的当时，这个牌子占据了我所有对“时髦”的想象。只不过后来才知道，它并非来自国外，其实是美特斯邦威旗下一个高端线的子品牌。

Agyness Deyn

现在回想起来，对“白女”审美的向往从那时候起就扎根了，而这一想象不仅基于时尚，也基于外来音乐、影视剧这样的文化网络，所以格外坚不可摧，如今的“白女”风潮兴盛起来也就毫不意外了。更重要的是，我猜这股“白女”风潮中还有一种“补偿儿时自己”的心理（另一个流行的tag是“宴请小时候的自己”，买一大堆以前不舍得吃的零食）——小时候没有渠道或者买不起的国外品牌，现在可以通过代购轻松获得。还是以Me&City为例，我当时央求我妈买了它家的一款紫色豹纹卫衣，不为别的，只是因为那件卫衣跟我彼时偶像艾薇儿穿过的一件很类似；为了像她那样穿上酷酷的匡威帆布鞋，我还退而求其次买了双凡客（毕竟匡威对当时的我来说太贵了）。

但有趣的是，买得起“白女”相关的消费品，并不意味着我们如今的生活更好，或许反而是消费降级、生活越来越没有希望的征兆。仔细注意下所谓“白女X件套”就会发现，Stanley水杯、网红唇膏以及香薰喷雾，它们虽不廉价，但都算不上什么奢侈品，是花个几十美元（折合人民币几百块）就能获得的快乐。网红Hailey Bieber和Kylie Jenner虽是富裕的特权阶层，但她们开发的服装和唇膏品牌面向的却是working class女孩——她们深谙这一道理，女孩们购买的其实是对更好生活的想象。

仿佛通过这些物件，就能模仿到“白女”悠闲中产生活的精髓，即使我们的生活并不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对此也心知肚明。前几天看到的一个帖子就吐槽说，那些美国辣妹服装品牌里的白色拖地纱裙根本不实穿，因为它只适合真正富裕的“白女”走在自家庭院，不适合打工人挤地铁。

《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作者豪道斯·魏斯引用其他理论家，将中产阶级形容为一个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左右为难的角色，一边备受剥削，一边又拥有车和房子这样的资产。如果中产已经是这样不堪，憧憬变成“白女”的打工女孩的处境可能就更糟了吧——一边辛苦打工，另一边也并不拥有真正的资产，只能在购入“白女N件套”这种代偿物时想象拥有资产的样子。

《我们从未中产过：社会流动性如何误导了我们》

[以]豪道斯·魏斯 著 蔡一能 译

艺文志eons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1

“白女”成为风潮的另一个原因是网络化和脆弱的全球人口流动。跟“白女”相关的另一个tag是“留子”，也就是留学生们自嘲用的称呼。我记得“留子”们最开始是倾向于吐槽“白女”的，比如她们喜欢假笑、很mean girl、每个人都千篇一律地穿Lululemon用Fenty Beauty化妆品，我想这其中还有一点微妙的心态：作为“留子”，出国留学早就不能保障未来的生活和前途了，想法也不再是融入当地人，而是把“白女”作为他者加以吐槽。但与此同时，还是能看到许多定居海外的富裕阶层女性在网上分享生活，经常有人感叹贴主有一种“不在国内的松弛感和美感”，然后我们发现，自己还是有些羡慕“白女”的，还是对白人群体代表的、更体面的生活抱有向往。

林子人：清露提到女孩们购买“白女N件套”实际上是在购买一种对于更好生活的想象，这道尽了广告的精髓。在消费媒体时代，广告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网红的出现，广告在以各种方式夺取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广告公司甚至不需要做一个短片或者一张海报，它可以直接通过用户生成内容再加上算法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我们对美的看法和我们的消费决策。

如果把社交媒体上这些推广白人灵魂单品的帖子当成一种广告的话，我们可以用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来理解社交网络如何对它的用户施加影响。约翰·伯格在书中提出的经典观点是，广告是一个体系，它只提供一种信息，即建议我们每个人以多购买的方式来改变自我或我们的生活。广告传达的最核心信息是多消费就会更富有，虽然我们在花钱之后只会变得更贫穷。

《观看之道》

[英]约翰·伯格 著 戴行钺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7

广告是一种对于理想人生的承诺，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承诺在我们真的购买了这件产品的一瞬间就破灭了——为了卖更多的东西，广告又会推广其他的理想，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成为“白女”也好，或是成为其他的理想女性也好，这个目标一直在变换。

徐鲁青：“白女”也分国家，对于白人生活方式的想象似乎集中于美英。Costco在北京和上海开店时吸引了很多消费者，Stanley也是一个美国品牌，可以看出大家对美式生活的向往。而小时候县城里一度流行过的两大奢侈品牌是衣恋和Teenie Weenie，其实是两个韩国品牌。它们模仿了Burberry的英伦学院风，比如正统的英伦风衣和格子衬衫。后来新闻报道衣恋以75元的生产成本卖出了1500元的价格，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韩国时尚品牌Teenie Weenie

潘文捷：我想起以前有很多比如安妮·海瑟薇拍的小鸡电影（chick flick），里面总有一个经典“变身”桥段，女主角原来灰头土脑，但是她通过锻炼自己作为消费者的各种技能，捯饬得美丽而时尚，从而获得了职场的成功和恋爱的成功。这种场景后来也移植到了韩剧或中国电视剧的类似情节中。

消费是成为“白女”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女性主义就是你要像男生一样穿制服穿裤子、一心扑在工作上，但这种小鸡电影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你很时尚、很有女性气质、很会扮演一名消费者，你就可以取得成功。比如美国喜剧电影《律政俏佳人》，女主角俏佳人一开始不被所有人看好，但是她在法庭上因对染发和烫发的流程了如指掌，完成了整个案子的翻转。又比如《穿普拉达的女王》，直接将故事设定在时尚行业里面。

林子人：东亚几个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美国文化记者W.大卫·马克斯 （W. David Marx）在《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一书中介绍了二战之后日本服饰潮流的变化过程，提到日本人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亦步亦趋地学习和模仿美国的时尚。特别是刚才鲁青提到的学院风，这其实是日本人先发明出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本日本时尚杂志专程跑到东海岸的常春藤学校里，拍摄学生们的真实穿搭，做成一期特刊，把所谓的Ivy League Style推广到了日本。

董子琪：育儿博主的vlog里也呈现出对成为“白女”的向往，比如对于无痛分娩的强调，还有笑容满面的满月照片——妈妈和小孩一定要露出整齐的牙齿，以一种正向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抚养下一代的事情。又比如在教育上，让小孩进入双语幼儿园正在上海风行。但是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吐槽过，西方人“森然的白色大牙”其实并不符合日本的审美标准——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向往的他者时，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特点正在消失？又或者你正享受着成为一个民族融合的人？

成为世界公民，

还是落入种族主义陷阱？

董子琪：2000年初也有很多1：1复刻美国电视剧的作品，比如《爱情公寓》复刻了《老友记》和其他电视剧，2004年刘心刚执导的《好想好想谈恋爱》则复刻了美国系列电视剧《欲望都市》。在看《欲望都市》的过程中，我会很想成为几大女主的模板，比如专栏作家凯莉从小地方来到纽约大城市，在和不同男人恋爱的约会过程中逐渐深入地认识自己，同时也在追逐时尚的过程中最后成为引领潮流的那个人。当时的我着迷于那种恋爱带来的民主和自由的感觉，恋爱的过程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互相贴近并发现彼此的特质，恋爱成为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媒介。

而在中国版本里，《好想好想谈恋爱》中的谭艾琳也会穿上Max Mara的大衣，手拿星巴克这样一种在2000年初尚且昂贵而陌生的咖啡，从而达到导演想要的时尚对等的效果，但它处理得没有那么张扬和拜物。对比《欲望都市》中的凯莉由于沉迷时尚派对买了一屋子的鞋、最后身上只有700美元，你可以看到很强烈的反差——她拥有一屋子的奢侈品，却没有一分钱。

《欲望都市》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林子人：对于当时正处于学生时代的我们来说，在对社会缺乏直接感知的情况下，这种都市题材的海外电视剧在塑造我们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想象。在《欲望都市》中，四位女主分别是专栏作家、公关经理、律师和理想主义者，你可以看到一个都市白领拥有很多的可能性，这些中国人彼时并不了解的行业也在逐渐发展出来。

很大程度上来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作方式其实是在鼓励我们模仿白人，特别是模仿欧美发达国家的白人。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当代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核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不同的等级构成，三者相互联系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占据不同的地位。核心国家就是以白人为主导的欧美发达国家，它们通过广泛地传播符号、价值观、思想形象施加影响，从而成为全球的新兴中产阶级的生产中心和某种吸引力的源头。华裔人类学家冯文《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一书立足于她在90年代中国城市的田野调查，研究的是中国的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培养家中唯一的孩子。她发现，那些非常野心勃勃的中国父母希望培养的是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中胜出的孩子。90年代中国的城市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提升独生子女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机会，因为这是改革开放后家庭实现阶级向上流动的唯一希望。

小至个体家庭，大至整个国家，尽快地向第一世界靠近或实现现代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在写作界面文化“重返90年代”系列的《洋快餐 | 消费革命的兴起与现代性的想象》一文时，我曾采访人类学教授阎云翔，谈他在中国做的麦当劳研究。他发现，90年代的家长愿意带孩子去吃麦当劳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学习到西方的生活方式。阎老师回忆，一个带女儿去吃麦当劳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跟他说，她其实并不喜欢吃洋快餐，认为这非常不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但是她觉得吃汉堡和薯条是女儿应该学习的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和学英语、学电脑一样重要。她希望她的女儿不仅学习现代社会需要的技巧，也要懂得怎么样去享受美式的现代食物，这样她长大以后才能够成为懂得享受现代生活的成功人士。我觉得，“成为白人”不仅是中国，而是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潜台词。

《穿普拉达的女王》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徐鲁青：子人提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让我想到最近小红书上很火的一个现象——很多人会在上面寻求网友的外貌审美建议，所谓“听劝”。这件事情火到了TikTok上，吸引了很多外国人跑到小红书来听中国网友的劝从而进行形象改造。“听劝”最开始火起来是因为一个叫小艾同学的男生，起初他的形象很不好，在小红书上引来很多网友给他提建议，要他调整饮食、有意识搭配、改造发型，一年之后，他真的焕然一新还找到了老婆。这件事就这样火起来并火到了TikTok上，一些外国人跑来小红书上举着一张A4纸上面写两个中文字“听劝”，让中国网友对他们进行一些外貌点评和改造。

其中大多数“白女”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外貌霸凌，却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大受夸赞。《请帮助我发光：当外国网友到小红书寻求外型改造》一文中提到，一个乌克兰女孩在自己的国家经常被嘲笑“长得很像男人”、“鼻子太大”、“长得像章鱼哥”，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她在小红书发帖后，小红书网友们对她表达了赞美，比如“你这种长相和风格要是放在我们中国，只会被当成美神下凡啊”，还有人鼓励她“说你长得像男人，那就成为超级帅的女人吧”。国外的大鼻子是我们眼里的高鼻梁，这种审美的差异出乎她本人的意料。越来越多外国人到小红书来获取中国网友的夸赞，其中许多来自乌克兰或东欧等较为边缘的白人国家及地区。

林子人：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反向案例。英国作家罗斯·哈克曼在《情绪价值》一书中提到，女性为了符合好女孩的社会规训，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变真实的自我来满足他人的期望，这是一种情绪劳动。为了说明这一点，她举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2016年的密歇根小姐全安琪。她是历史上第一位赢得这一头衔的亚裔美国人，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的最重要动力是，作为一个成长在密歇根城郊以白人居多的社区里的华裔女性，她觉得自己非常被边缘化，好像不属于这里也不够漂亮，于是她希望能够通过选美比赛来接受自己的长相。在她赢得州冠军、即将代表密歇根州参加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时，消息传到中国并在中文互联网内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舆论——很多人认为这位亚裔美国女性很丑，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与此同时，密歇根州的选美顾问反而去质疑全安琪的美国公民身份，就算她获得了州冠军，也由于她是亚裔而受到了外貌的质疑。

这使她陷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悖论——在她血统的源头中国，人们并不接受她的长相；在她成长的美国，美国人同样不接受她。我觉得，成为白人的背后有非常多的陷阱，种族主义陷阱是其中一个。当东亚女性憧憬“成为白女”，我们是否在逃避身处性别、种族和阶级交叉性下的多重弱势处境？

尹清露：子人提到关于独生子女的民族志，谈论千禧年前后中国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希望他们一定要努力像哈佛女孩那样考上国外名校，过上很现代化的生活。让我想起了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的民族志《欲望中国：新自由主义、性与公共文化中实验》（Desiring China），描写的也是这样一番景象。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Lisa Rofel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与“白女”梦想形成对照的，是对韩女的向往。对比子琪提到的谷崎润一郎所说的让人感到太过于开朗的那种白人风格，韩女反而是保持了某种阴郁并带有我们东亚特征的一种美学风格。韩国女团NewJeans有一首特别火的歌《Ditto》，MV拍摄的是非常具有怀旧感的女子高中生们在校园里跳舞，可能还有一些校园霸凌桥段。它所营造的氛围，一方面是韩女的审美风格，另一方面似乎是离我们更近的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和过程——你要读书、穿很难看的校服、起得很早、剪短头发、每天上课和写作业，这是非常东亚小孩的体验。《Ditto》MV给人一种不同于“白女”的亲切感，伴随着一种隐隐的失落——好像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开朗的、没有任何阴郁气息的“白女”。

韩国女团NewJeans

林子人：这背后也是东亚地区某种文化自觉性的提高，或者说，东亚地区特别是韩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提高，以至于它能够把它的审美输出到其他国家。十几二十年前的欧美流行文化占据统摄性地位，给当时的我们塑造了千篇一律的审美样本，但现在的韩流不仅在东亚所向披靡，甚至可以反攻美国和欧洲，已经具备能力去打造他们的某种理想女性的范本了。

理想女性范本为何一直在变？

林子人：从“时髦小姨”到“江浙沪独生女”再到“白女”，为什么女性总想成为别人？女性人生榜样的多变，是否意味着女性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矛盾？

潘文捷：我觉得女性的范本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你很难真的在流行文化中找到一个可以对标自己的人物形象。比如小时候看动画片，可能男生看奥特曼、各种超人或者冒险故事，可以对标里面走上冒险旅途的男主角。但你很难找到一个那样的女主角，比如在玩《三国杀》游戏的时候，如果问你喜欢哪个英雄，作为女生，喜欢貂蝉或者孙尚香其实都很边缘。当满大街的小女孩都在唱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It Go》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她们没有更多别的榜样可以选择了。

如果说你想成为江浙沪独生女或“白女”，这又涉及到出身的问题——必须生来就是她们，而不是经过奋斗之后成为她们。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阶层固化最严重的时代，你难以通过科举或者军功来实现人生地位的上升，在士族门阀统治的背景下，通婚要看对方出生于哪个家族和名门，如果不对等的话，对方不会给你好脸色看。在阶层固化很严重的时候，人们会更加去强调出身。

但性别因素也很重要。起点的男主人公形象，最典型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穷酸小子，通过奋斗而逆天改命，同时收获许多白富美的青睐。而晋江最常见的是“霸道总裁爱上我”，设定一个霸道总裁让女性实现爱情的圆满和阶层的提升，不过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大家好像意识到了爱情神话已经破灭。日本学者河野真太郎在《战斗公主、劳动少女》一书中提到，之前我们讨论的是要不要做家庭主妇、家庭主妇是不是自由的，但随着现在男性劳动者的没落，我们逐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越来越少有女性希望有“霸道总裁爱上我”，反而是希望我从出身上就是一个江浙沪独生女或者“白女”。

《战斗公主，劳动少女》

[日]河野真太郎 著 赫杨 译

漓江出版社 2023-8

尹清露：对于女性来说，虽然我们好像有一些可以选择的形象，但首先她们需要非常美丽或者时髦，才能够成为一个理想女性形象的标准。对于这种美的标准和单一的理想形象，女性可能也会有一些缠斗的矛盾心理。回到“白女”来说，它跟“时髦小姨”或者“江浙沪独生女”的不同是：一方面大家对它有一点嫌弃，认为这种形象比较肤浅，在小红书上可以看出这样的心态；但一方面又觉得它还挺有意思，挺想成为那样的。

既有些讨厌“白女”，又憧憬成为“白女”，这好像是一种很有趣的女性心态。有一类抖音短视频的主题是“那个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看上去很mean但其实人很好的学姐”，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矛盾。这有点像铃木凉美在《娼妇的书架》中引用哲学家鹫田清一时写的，日本高中女生对学校制服的矛盾感，虽然喜欢穿校服，但是又必须把校服裙剪短再穿： 

一方面需要制服来确立自我，一方面又需要反抗制服，这种态度的确可以被看作是缺乏自信、自我矮小化的表现，但是同时，其中也有高扬的刺激感。

所以，憧憬“mean girl白女”和憧憬全然温顺的“江浙沪独生女”好像还不太一样，但或许和时髦小姨有点类似，最近还有一句流行的话是“I'm a highly intellectual female who says fuck a lot”（虽然我很不喜欢这句话中隐含的自视甚高），她们都象征着有点超出常规的女性形象。有一次录播客，某位嘉宾说她中学时喜欢听欧美女性流行音乐，而当时班上大多数人都听华语歌曲，她在其中体验到了一种当“肤浅的白女”的快乐。这好像是一种女性特有的，通过贬损自己来超脱于茫茫大众的心态。

这的确意味着女性在自我实现过程中面临的矛盾（以及限制），而女性擅长的是通过绕远路、向往一个能够成为的形象或标签，从而超越这一限制，令生活成为想象中的游戏场。矛盾的是，这反过来也说明对普通女性来说，可选项有多么贫瘠，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成为梦想中的样子，而这些标签仍然把女性放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美丽、苗条、时髦”的框架里。

这或许也是一种犬儒主义，就像“从质疑白女到成为白女”那样，这一审美也无形中加剧了性别刻板印象——几乎所有“白女”的消费品都粉粉嫩嫩。不过我还是不愿意苛责这些潮流，最后引用一句铃木凉美的话：

标签也可以是一个强大的盟友和生活的改善者……无论是在夜店上班的黑色裙子，还是party上的华丽内衣，它让我从不稳定、无聊的生活解脱出来，开始寻找身处那些时刻的乐趣。

林子人：我想到最近正在读意大利作家毛拉·甘奇塔诺的《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作者援引了格奥尔格·西美尔的观点，这位哲学家认为，女性和时尚之间的紧密联系始终是来自性别的区隔，女性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弱势，所以才会诞生一系列指向女性的约束关系。弱者总有避免个体化的趋势，她们会避免在客观上依赖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和满足自己的需求，避免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自己。时尚其实为女性提供了一对幸福的组合——一方面这是一个普遍相互模仿的领域，另外一方面这是一种区隔、一种强调、一种对性格的私人化装饰。

根据西美尔的观点，女性身处一个她们没有办法拥有权力的社会，哪怕她们是很富裕的人也不例外，那么时尚代表了一种表达权力的可能性，并且确保她们拥有一个创新、投射注意力和照护的空间，这是她们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获得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追逐时尚是在补偿女性在参与社会生活中遭受遭遇的歧视。

《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

[意]毛拉·甘奇塔诺 著 张亦非 译

联合读创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2

叔本华有一句名言：“人生就像是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荡。”对于女性来说，人生的理想也像是一个钟摆，只不过这个钟摆是在家庭和社会之间摆荡。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实是因为女性生活在一个并不是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面，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当中，女性都会隐隐地感觉到受限和难以实现自我，所以她们需要不断地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策略，试图在不断的辗转腾挪之间争取到更多实现目标的空间。

女性为什么总是想成为什么，女性的理想人生范本为什么在不停变化，归根结底可能就是这样——你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会发现这条道路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所以大家总是在不停地犹疑和转换目标，这是一个非常矛盾也非常让人无奈的一个局面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本期主持人：林子人，编辑：尹清露、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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