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信仰看生物医学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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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新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环境与生活方式，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伦理挑战。
例如，在生物医学方面，整形手术、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借腹怀胎、基因编辑及安乐死等议题，我们如何基于圣经，看待这些问题呢？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是两刃剑——有可能被错误使用，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因此，这类技术在临床应用上，都将引发激烈的伦理之争。
本文就几个重要的生物医学伦理问题做些粗浅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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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根据整形手术教科书，近代第一例整形手术发生在1895年，该手术是一个用来治疗两侧乳腺大小不均的隆胸手术。
其实，人类最早整形技术应用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800多年的印度，使用外科手术作皮肤移植，进行面部损伤的修复治疗。但此后的几千年，整形外科发展缓慢。如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整形手术在一些群体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整形手术被广泛应用到身体的任何部位，以期进行修改、增强美感或提高功能。
当然，这也包括许多正常的矫正和修复手术，例如治疗兔唇、烧伤等。
面对这股浪潮，我们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每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都是尊贵的（参《创世记》1:26）。虽然上帝是创造者，但是出于爱，上帝却没有控制人的生活，赋予人宝贵的自由意志，因此人可以选择。
其次，当人们为了增加美感而进行整形手术时，需要考虑是否会带来身体的伤害。
整形手术的一个极端情况，就是变性手术。这种手术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彻底改变生而具有的性别功能，明显超出了正常的伦理范围。这就违背上帝的心意了。
在有些极端的宗教人士看来，器官移植，甚至输血，都违反了上帝创造的命定。甚至，有的极端宗派因为反对输血，致使原本可以获救的病人死去……面对这些似乎是遵守旧约律法的说法，我们应该需要在理解圣经教导的原理之后，再应用于具体情况。
圣经的要义是尊主为大、爱人如己。救死扶伤是爱的体现，而不是从字面上刻守某些规条，却脱离甚至抵触现代科学提供的正确知识。耶稣突破了犹太律法的规条，在安息日使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得医治（参《马太福音》12:10-13），就是要照着经义理解圣经，而不是教条。
事实上，通过自由捐献、使用动物生长（如使用猪皮肤来降低增生性瘢痕）和人工制备假体（如人工心脏瓣膜）或者合法捐赠的异体器官等救治有需要的病人，是符合圣经“爱人如己”的教导。
然而，人类的自私、贪婪以及对经济利益的无底线追求，驱使器官黑市等突破伦理界限的器官交易。这种未经过器官捐赠者知情同意，甚至是在威逼利诱的情况下达成的器官移植，完全违背了以爱为基础救死扶伤的医学伦理原则，暴露出人类原始的罪性。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参《创世记》1:28）是圣经中上帝对他所创造的第一对人类夫妻——亚当和夏娃的祝福。
然而，曾几何时，随着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个关系到人类繁衍的天经地义之事，却变得不再简单和容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资料显示，如今在美国，年龄在15至44岁之间的已婚女性中，约有6％（约3百万人）是不育者（即经过一年的尝试仍无法怀孕）。另外在这个育龄阶段的妇女中，有12％的人难以怀孕或怀孕后流产。
试管婴儿技术解决了今天有生育障碍的夫妻的困扰。借着这样的技术，使无法通过天然方式受孕、或有习惯性流产风险的妻子获得孩子，是何等美好的祝福！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授精的供精者涉及到法律、道德、伦理等社会问题，其中还包含了遗传病、传染病等一系列风险，因此必须严格掌握、切莫滥用。
借腹怀胎，又称代孕，医学名称是“胚胎移植”或“受精卵移植”。是指将雌性动物的早期胚胎（包括通过体外受精及其他方式得到的胚胎）移植到同种的、生理状态相同的其他雌性动物体内，使之继续发育为新个体。这个技术在畜牧业生产中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人类生殖伦理上，却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巨大挑战。
虽然，这种方法可能是某些想要孩子却不育的夫妻唯一的选择，但由于代孕引起的复杂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目前这种方法在很多国家是非法的。例如，代孕会产生一个孩子两个妈妈的处境：一个是供卵者，另一个是代孕者。这恐怕将是圣经里，满有智慧的以色列君王所罗门，也无法判断的局面了（参《列王记上》3:16-28）。
更有甚者，有些代孕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孩子三个妈妈的局面。试想，如果某个女人不能或者不愿意生孩子，因此通过代孕生意者找到另一位女人提供卵子，又找到另一个女人做孕母。这种复杂的局面将使道德伦理受到极大挑战，从而引起社会混乱的高风险！
基因编辑的医学目的，是通过修改有导致疾病的突变基因，达到治疗单基因的遗传病，甚至多基因调控的复杂疾病。随着CRISPR技术的出现，基因编辑变得越来越简单容易了。然而，对于整体的生命现象和疾病的基因控制知识，人类还知之有限。作为一种非常高效的技术手段，它对于人类基因组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此，这个技术的临床应用值得高度关注。
2018年11月底，当贺建奎博士宣布，使用CRISPR基因编辑胚胎基因组后，生出一对孪生胎儿时，这一技术的临床应用监管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在人体内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方面面都有待进一步验证。
历史上，18岁的美国男孩Jesse Gelsinger在1999年参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治疗项目，接受腺病毒载体注射后4天，即因多器官衰竭死亡，导致基因治疗领域多年停滞不前。直到2012年，采用腺病毒作为载体进行基因治疗，才获得欧盟的首次批准。之后，欧美相继批准了包括腺病毒、溶瘤病毒等不同技术路线的基因治疗产品。
另外，这一行为违背了国际公认的对于胚胎基因编辑的共识，突破了由相关专业组织确定的“胚胎细胞研究只能局限于14天以内”的伦理底线。这个“14天规则”，是由美国卫生部伦理顾问委员会在1979年首次提出，之后得到全世界各国在胚胎研究植入人体方面普遍的认可。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希望修改这个规则的建议，但仍然处于讨论阶段，原有规则仍需遵循。
作为人类探索自然、追求科学真理的正常的、合乎伦理规范的临床研究还是可以进行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就已经批准了通过CRISPR体细胞基因编辑，治疗先天性黑蒙症（遗传性先天性视网膜病）的临床试验的开展。最新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为治疗这类的遗传疾病，提供了新的希望。
从基督信仰角度来看，人类为了疾病治疗干预基因遗传是合乎一贯的伦理原则的。在一个新技术出现并要应用于临床时，应该遵循科学的规律，在充分验证后循序渐进地发展。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它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动的安乐死，即不再做积极治疗的安宁护理，让病人自然去世；另一种是无痛致死术，这将是主动采取措施，使用药物让不愿意再活下去的人去世。这是人类社会在日趋老龄化、恶性慢性病猖獗时面临的挑战。
目前，世界上已有少数经济较发达的国家立法容许安乐死。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预期会有更多的国家对此采取合法化的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的伦理学讨论，聚焦在这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人生重大抉择问题，而问题的核心是对于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看法。在基督信仰中，生命是由上帝创造的，人的生死大权是神圣的，不能轻言放弃。从生命伦理的角度而言，滥用安乐死，等同于允许谋杀。
但是，当人们面对没有治愈盼望的绝症，而且患者要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时，就需要面对生命中生不如死的难题。
“尊严死”有可能成为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法。这是指根据医疗指示，让患者在生命临终时可以提前做出自己的选择。尊严死是导致自然死的一种手段，尊重植物人患者的意愿或观念，仅仅给予止痛剂等让其身体尽可能舒服，而不再做延命医疗措施。在一些地区（如美国），成熟的临终关怀（Hospice）医疗措施，其实已经在某些患了绝症，例如晚期癌症病人中使用了。
人是宇宙中独特的生命体。关乎人的生育、道德、美丑、健康、疾病、死亡的生命伦理，需要从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去看。按照圣经的教导，人具有上帝所赋予的形象和样式，本应是圣洁、公义和慈爱的，然而，人的罪性却使人无法活出这样的生命，经常在面对生命的重大抉择时偏行己路。
只有悔改，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才能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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