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绝望的，是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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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是由有限的人生苦难，走向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并由这追问而产生绝望的，这样的绝望可以归入焦虑高贵的家谱。
文 | 江登兴
焦虑或者说绝望，是对无限的无果之问，及因这无果而产生的痛苦。焦虑来自于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和追问的无答案。
虽然在追问中没有答案，但是这个追问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息。焦虑是有限的人向无限伸出的一双求援的手，得到的却是两手空空。焦虑是盼望飞翔的少年指向天空的黑风筝，黑风筝一旦放出就永远没有收回的时刻。焦虑是站在生命的悬崖上呼唤，“还有谁在”的苍茫。
焦虑不同于忧虑。焦虑主要是现代人回归个体后的奢侈品。
焦虑是一种高贵的事物。那些因为自己的人生抱负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忧伤，不管这种忧伤多么惊心动魄，都不是焦虑。
但是有一种人，是由有限的人生苦难，走向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并由这追问而产生绝望的，这样的绝望可以归入焦虑高贵的家谱。这样的人我知道有一个，他就是作家史铁生。肉体一次次在生死之间的挣扎与徘徊，使他的追问由今生的生死离别，进一步指向无限的永恒。更为难得的是，他在人生绝望的大海上，因为对基督教精神的思考，而开始尝试建设一片属于他自己的蔚蓝色的天空。
中国近代与焦虑共舞的腕级人物是鲁迅，他的一部《野草》，是他建立在精神死亡之海上的墓志铭。这个死亡就是虚无，但这个“虚无”不同于中国哲学中“无中生有”的“无”，它是“有”。生命真实地存在、存在真实地痛苦、痛苦真实地撕心裂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这一切真实的痛苦，却产生于生命存在意义无所寄托的“虚无”与幻灭。
鲁迅的一生就是这样以绍兴人那一碗黄酒垫底的生命底气，以来自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那一派野力，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这种绝望的坚持尤其坚忍和艰忍。殷海光先生说鲁迅既感觉到了生命的虚无，又要在虚无的压迫下致力于求索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新生之路。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
更痛苦的是，鲁迅在求索民族新生之路上，又是这样四处碰壁。这样的鲁迅，我们可以把他描写成一位举着盾牌的战士，盾牌的后方是生命的虚无，盾牌的前方是出路的虚无，战士要搏击的是双向的虚无。这种战斗就尤其惨烈。
但是在鲁迅的晚年，我相信他是走向了彻底的绝望。这样的鲁迅才是一个够味的鲁迅。这样的鲁迅才配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精神高峰。这样的鲁迅在神学意义上，才算是来到了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但也仅仅是入口处。
我对一位诗人朋友说，现代艺术的主题，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现代诗的主题是虚无与面对虚无的焦虑。相对于中国古人寄情于山水、逍遥于风月的名士风度，虚无与焦虑是一种更认真的生命态度，也是一种更深刻的人生观。
而中国的现代诗在七十年代后曾经如此地“热”，如此地居于时代话语的中心，这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是因为现代诗曾经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被赋予了不正常的使命。它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国传统文学对痛苦的消解与回避，它用个体经验代替集体的记忆，它用个人对自我的回归代替传统个人渴望被体制接纳，及这种接纳，无法实现后的苦闷与失望。它坚决地回到个体，哪怕这种个体要面对存在的虚无。
顺带说一句，当诗歌把虚无的主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鲁迅之后，再一次深深地在锲入中国文化流血的母体后，它的启蒙使命就完成了。因此它再一次回归到了它本应处于的寂寞的位置，那是它正常的位置。什么时候诗歌再跃入时代话语的中心，成为大多数人关注的对象，什么时候时代的精神气候恐怕又要忽冷忽热了。
因此，回到个人是现代主义的起点，回到个人的绝望是现代艺术的主题。哪怕回到个人的结果是绝望，我们也要勇敢地走向这样的绝望。诗人海子说：“啊！我们属于秋天，秋天，只有走向一场严冬才能康复。”诗人是多么配被称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啊！
走向个体的绝望，走向个体的焦虑。这既是对中国传统JQ体制和集团主义的否定，又是对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物质至上、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有力消解。虚无与焦虑是对生命的异化的拒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当代，有了对话的主题。虽然中国与西方文明从不同的路径出发，但都在焦虑与虚无的河口齐聚。
焦虑与虚无对每一个勇者的生命的煎熬是这样的痛苦，我们都这样真实地与虚无对峙过，或正在对峙中。而所罗门是一个真正曾经与焦虑和虚无对峙的人，不然他不会写出这样的诗篇：“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传》1:2-3）
所罗门是一位极富有的王，可见焦虑与虚无与欲望是否满足无关，与贫富贵贱无关。它仅与有限的生命面对无限的存在发出的追问有关。“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将有更多的人走向与它的对峙。并与所罗门一样，因对日光之下的一切事物绝望而仰望日光之上的光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1:9）
在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思潮掀翻了天主教的神权专制，实现了个人的自由。而后却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走向对人理性的迷信，失去了对启示真理——基督信仰——的敬虔。
在当代，我们以承继启蒙思潮的理性主义，解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以承继现代主义的绝望母题，解构百年现代化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存在的意义上，现代主义的绝望是比理性主义更为深刻的人类思想，但也仅仅是出于人的思想，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所说的：“这个世界的光是不够的”）。
当代的我们，若能因此既有做为自由与民主的思想核心的个人性立场，又能保持对启示真理的敬虔，便可以说是实现了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进程的扬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时代可能将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可以算为新起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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