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人物何处寻，北大徐泓教授回忆燕东园的左邻右舍，载最近一期《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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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东园左邻右舍
徐泓
燕东园先后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高级住宅区。近百年间，在这个有22栋小洋楼的园子里，住过上百位著名的学者、教授。本文择取其中之吉光片羽，追索与记录这个园子里的几位故人与往事。
燕东园30号：曾昭抡、俞大絪先生家
1950年代，北京大学有一对夫妻，分别是一级教授和二级教授，他们便是曾昭抡、俞大絪夫妇。他们也曾在燕东园居住。搬进燕东园30号的时候，俞大絪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教书，曾昭抡先生则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化学系主任、中科院化学所所长、教育部和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只见他每天在院子门口，从黑色的小汽车里上下。
曾昭抡是中国国防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但忙碌的社会活动，到1957年夏天戛然而止。那年6月，他和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参加民盟的座谈会，被钦点为“六教授会议”，一起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退回燕东园30号，曾昭伦先生深居简出。1958年独自离京，去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患癌症，从武汉回京，在家养病三年，悄无声息。后来方知，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曾先生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撰写了100多万字的著作，自学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接替他开的课程。这期间，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每次3个月左右，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的学生刘道玉，1980年代成为武汉大学校长。
费孝通先生曾这样评价曾昭抡：“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当时，罗大冈、齐香夫妇也住在30号小楼，与曾昭抡、俞大絪夫妇为邻。两人都是法国留学归来，在北大西语系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罗大冈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对罗曼·罗兰的研究达到当时中国学界的最高水平。
住在25号小楼的马坚教授的儿子马志学回忆：“1966年初春，那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岁月。“文革”风暴即将来临，一切善良的人们丝毫没有料到几个月后美好的生活被突然践踏。记得初春的清早，我每天都要在燕东园桥东草地活动锻炼，每次都会看到如下情景：曾昭抡、俞大絪夫妇绕着草地散步，罗大冈则坚持多年养成的晨跑，绕着草地慢跑，他的跑姿别具一格：两臂像火车头车轮上的连杆一样，前后摆动，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住在27号的朱光潜先生，照例跑着从一楼大门出来，沿着草地的南侧跑向桥西。朱先生的跑步很奇特，两脚擦着地面，发出“擦擦”的声音，更有意思的是，每次和罗先生迎面时，罗先生总是朝向朱先生高举右臂算是打招呼了，而朱先生则举右手还礼，天天如此。
1966年夏天，风暴来临。8月23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派大卡车运送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园里“破四旧”，他们把“打砸抢抄抓”带进了大学校园，拆毁了清华大学二道门的汉白玉牌楼，还闯入宿舍区抄家打人。晚上，一部分中学红卫兵离开清华园以后，顺路拐到临近的燕东园，又是一通抄家。此举提醒了北大红卫兵，第二天他们就杀到燕东园来了。
我妹妹徐溶那天在家，她回忆，桥上刷了大字号的标语：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学生们闯进不少人家，进门二话不说就查抄。到咱家还好，他们直接敲门进来，四处打量，说：‘你家占房多，不合理要腾出来。有什么“封资修”的东西你们自己清理。’那些抄出东西来的人家，接着就揪出人来斗。桥东21号龚人放家，抄出一把日本军刀，还抄出镜框后边的衬纸有反动内容，就把龚伯母曹贺批斗了。还有几家抄出东西，也被批斗了。园子里口号声乱响，桥东游戏场边上有一块大石头凳子，成了批斗台。
就是在这一天，俞大絪先生的家被抄，书房中收藏的书籍文物被毁，满地狼藉。这不是第一次了，她背负着两项罪名：“大右派”曾昭抡的老婆、“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在红卫兵眼里十恶不赦，必须斗倒斗臭。早几天，6月18日她就被学生揪上 38 楼的斗鬼台陪斗，游街、强迫劳动。以后只要燕东园抄家，她家都不能幸免。
第二天，在惊魂未定的氛围中，传出俞大絪先生服药自尽的消息。一年多以后，曾昭抡先生在武汉，也不堪折磨病逝。不久，燕东园 30 号搬进新的住户，时间抹去了一切，人们很快忘却了这里曾经住过的这对夫妻。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们的不凡身世：俞大絪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曾昭抡的父亲是曾国藩二弟的孙子。因为是血缘较近的表兄妹，夫妻二人决定不要孩子，终身未育。
俞大絪1934 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6 年获文学硕士；1936 -1937年赴法在巴黎大学进修，1946-1948 年赴美在哈佛大学进修，她先后任教于重庆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国内最流行的英文教材《许国璋英语》，一、二年级部分的编写者是许国璋教授，三、四年级部分的编写者则是俞大絪教授。
北京大学袁明教授是她的学生，曾深情地回忆：“俞先生上课，有一个小备课笔记本，但基本不看，因为讲的内容她已烂熟于心。介绍一篇狄更斯的《双城记》，她用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连续讲上三节课，语调平和，不急不缓，恍若是将胸中无尽的珍藏，一丝丝地吐哺给我们。她的温情与爱心、专业与敬业，已经深深化入我们心里，是心中永远的光亮。”
俞大絪先生的侄子俞启平，是我101的初中同班同学，他已定居美国，多年从医。我通过越洋电话，请他回忆姑姑，他说：
我七姑非常要强，在女孩子里是最聪明的，她和姑父曾昭抡都是著名学者。姑夫打成右派以后，她思想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更加勤奋工作，在英语文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上作出了突出成绩，深得校领导的欣赏，还在人民大会堂做过报告。那时她很热心地帮助教研组的同事，包括出身好的助教、党员干部和她关系都很好，有的还是她家的常客 。
“文革”开始，疾风暴雨突然扑来，她是聪明的，知道她和姑夫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分别給我父亲和六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可能要到外地去工作，暂时不能给你们写信了，你们不要着急，等我回北京以后会和你们联系。給我父亲的信是用明信片写的，姑夫打成右派以后，他们兄妹之间通信都用明信片。所以，我姑姑是有思想准备的。
她去世时我不在北京，后来听姑姑的好朋友说：俞先生非常沮丧和气愤，绝对想不到的是，和她关系最好的助教、学生突然翻脸不认人，贴大字报揭发她腐蚀自己。姑姑可以忍受批斗，但受不了动武的凌辱。她被押着游街时，因为走得慢，学生就打她。她被强迫在大太阳底下拔草，带了一把伞，被学生看到，就狠狠踢打。8月25日一早，长期在姑姑家工作的保姆黄彩珍，发现姑姑服安眠药自尽，立刻派女儿进城告诉我表姐。那天抄家的时候，红卫兵不但动手殴打辱骂姑姑，而且粗言呵斥，勒令保姆必须走，不许再剥削劳动人民。姑姑那晚拿了二百元給保姆，叫她第二天回老家。
俞启平向我讲了姑姑和姑父的后事：“ 姑姑身后很惨。她的一位私人关系很亲密的同事后来告诉我，前一天上午教研组开会，她俩在厕所里碰见了，还说了几句悄悄话：俞先生问了她母亲的情况，她劝俞先生要想得开，坚持住，姑姑也点头示意了。可是等到第二天开会，一个头头进来说：俞大絪已经畏罪自杀。就这样，被拉去火化，连骨灰都没有留。远在武汉大学的姑父，知道姑姑去世了，不知道这个情况，还一再叮嘱：你们要把骨灰保存好。”
一年后，1967年12月8日， 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曾昭抡，在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病逝。俞启平那时正在武汉，他和北京赶来的表哥去料理后事。他说：“姑父去世当天，我们去武大革委会报告，办公室里面乱哄哄的，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人出来对我们说：‘曾昭抡是敌我矛盾，后事怎么处理要向中央汇报，现在管不了。’我们只好租了辆三轮摩托车，把姑父送到火葬场火化，带着骨灰盒回到珞珈山姑父住的小楼，多年照顾他的保姆胡月做了一桌菜，把骨灰盒放在桌上，和我们一起吃了最后的一顿晚饭。傍晚太阳落山后，七八个姑父生前的同事、助教闻讯来，向姑父鞠躬告别，有两个人还失声痛哭，跪下磕头，十分感人。
徐泓《大人物 小人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08年，俞启平回国探亲，来到过燕东园30号，那时这栋楼还没有被幼儿园圈进去，他在姑姑家楼门口留了影，回忆起当年在楼门前的草地上，他们一家和姑姑姑父一家曾有欢乐的合影。他说：“现在手头没有他们的照片了。姑父去世时，他的住所封了，武汉大学只允许我拿了几件衣服和两本书。”
2018年，俞启平再次回国探亲，重回燕东园30号。这时此楼已被圈在北大附属幼儿园的院墙里，修缮一新，楼顶铺上红色坡面瓦，只能透过铁栅栏看到西边的门窗了。
燕东园27号：陆志韦先生家
写我童年时期的燕东园，现存的史料以及我依稀模糊的记忆，都会指向一个不解之谜：陆志韦先生无疑是燕东园住户中的灵魂人物，而且燕京时期的燕东园充满了陆志韦气质。但1952年夏天，他从一位饱受尊敬的学者、官方器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大学校长，一夜之间突然变成燕园第一场政治运动的 “批判对象”，最后只能委曲求全，黯然搬家，一家人从此离开了燕东园。
陆志韦校长家住在桥东27号，这是一座南洋风格的两层砖木结构小楼，每层有200平方米左右，处处不讲对称，南窗大，东西窗小。小楼南面一层东部有一个阳台，阳台顶部嵌有花岗石小饰件，小楼西北部还凸出一个小侧楼。我只记得他家的大阳台，还有阳台前的大草坪，可能是燕东园诸家院子里面积最大的草坪。陆伯母请燕东园的孩子们到她家吃冰激凌，就设席在阳台与草坪上。冰淇淋从一个圆木桶里用装在桶面上的手柄摇出来。然后，陆伯母举着一个冰淇淋勺，挖出一球一球的，放在我们各自的小碗中。当时手摇冰淇淋很时兴，我还去燕东园、燕南园其他人家吃过，但记忆中味道最好、请客场面最大的还是陆伯伯、陆伯母家。
记忆中，陆志韦伯伯经常如此打扮：一袭中式长衫，一副近视眼镜，简朴平易，儒雅谦和。他在校内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师生们经常在未名湖畔见到他。陆伯伯有时会到我家来找我父亲下围棋，他们是湖州老乡，交谈中常会冒出一两句家乡话。
我看到了陆卓明先生的一些文字。他是陆志韦的第二个儿子，生于1924年，1927年随父亲迁至北平，住进燕东园（37号）。他就读于燕大附小、燕大附中。1941年燕大被迫关门，他一家迁至成府槐树街9号，陆卓明转入辅仁中学，1944年考入辅仁大学经济系。燕京复校后，他1946年转至燕京大学经济系。1948年毕业留校任经济系助教。燕京后期他一直住在燕东园27号家中，在父母亲身边。
据陆卓明回忆，1948年春天，胡适夫妇和一位美国老者来到他家。他说：
“父亲当然知道胡适先生的来意，未等他开口，就吩咐我带领胡伯伯去游燕园。胡先生忙说：‘燕园早就游够了。你带他（指美国老人）去吧。’我带美国人在校园里慢慢走了一圈，回到燕东园时，胡适夫妇已在我家院门外作别。胡先生说：‘这次回来（从南京官场回来）只有四天，特地来看看你，明天就走，不知以后何时再见’。他的语气并不高兴，父亲也板着脸。母亲调和说：‘你们一见面就吵，分别还要吵！’他们走后，父亲叹口气说：‘他也劝我走啊！’”
尽管陆志韦先生明确表示了不走的态度，但据陆卓明回忆，今后怎样走革命之路，燕园怎样迎接解放，父亲心中并不清楚。陆卓明写道：“他在晚间从储藏室架上拿出叶剑英送给他的崭新的平装书《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读着，想着。两本书说的大原则谁都看得懂，但是具体到燕大该怎么办，仍想不出个头绪。他自言自语地像是在问我，我自然更不懂。”文中提到的两本赠书，还是抗战胜利后軍调部在北平时，中共代表叶剑英送给陆志韦先生的毛泽东著作，陆卓明说赠品中还有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
陆志韦先生与中共领导人早有接触。这段故事有两个说法，一个来自陆志韦子女的回忆：“还有一件事足以证明燕京人掩护共产党人的周密。3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美国教员包贵思邀我们一家去吃晚饭。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行踪不定的斯诺。饭前，斯诺忽然要孩子们去北屋看望一位因病而不能到院子里来和大家一起吃饭的妈妈，但是不能多说话。我们遵嘱只和这位衣着俭朴，面容憔悴的妈妈说了几句上学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她是谁，只是猜想她是在农村教书回校治病的燕大毕业生。直到1943年，我们已被日寇赶出校园而住在校外的时候，先父才偶然对我说：‘那次见到的妈妈就是共产党领袖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日本人不恨燕京才怪呢！’”
另一个说法，来自燕京的中共地下党：“1937年，邓颖超同志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疗养。出院后，斯诺介绍她到燕大的美国教员包贵思女士在燕南园的家中休养，之后从那里去天津，再转解放区。知情人回忆说此事陆志韦先生是完全清楚的、默许的。他曾让孩子们代表他去看望并提供帮助”。
这两种说法都被发生于北平解放后的一件事情证实了：1949年6、7月间，邓颖超专程来燕园拜望陆志韦夫妇，感谢他们的“无私之心和热情”。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郊机场举行阅兵式，下午，接见了民主人士代表，据说有二十多位。新华社所发出的一张新闻图片只有八位，包括陆志韦先生，他站在朱老总的左边。虽然在以后数十年里，媒体在使用这张照片时，有时把陆志韦先生裁去，有时在图片说明中没有他的名字。但谁也不否认这个事实：当时毛泽东与中共曾给了他这样的礼遇。
1949年9月28日至30日，陆志韦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据陆卓明回忆，父亲和中共文化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人也有往来，1949年初 ，西郊刚解放，周扬、张宗麟等人就来到燕东园27号，那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暂时管理办法就是在陆志韦家中草拟的。1950年，钱俊瑞、张宗麟又一次走进燕东园27号，这次是来说服陆志韦先生继续争取美国托事部的拨款。
陆卓明回忆：“在我家谈这个问题时，父亲说：‘用美国的钱，不但我不同意，我的儿子也不赞成。’张宗麟就把我叫过去说：‘现在刚解放，人民政府还没有钱。你们每次到教育部听政治经济学讲座，教育部都请你们吃饭。其实教育部自己每天只吃两顿饭，尽量省下钱来办教育。你年轻，不懂事。’”
1951年2月12日，教育部接管了燕京大学。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任命陆志韦为燕京大学校长。毛泽东签发了任命书，还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
仅仅过去一年，政治风云突变。1952年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在高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所谓三反运动，本是指经济领域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但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燕京大学变成了一场以控诉美帝文化侵略、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
工作组一进校，陆志韦先生就被挂起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斗争的矛头很快指向了他和张东荪、赵紫宸三个人，焦点在他的身上。他的办公室遭到了搜查。他反复检讨不过关，工作组发动学生揭批和炮轰他，还鼓动他周围一些亲近的人，包括他的女儿上台控诉。燕大毕业生丁磐石，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工作，曾到会旁听，他后来回忆说：“这次揭批陆先生的大会，始终是采用无限上纲、无情斗争、非常粗暴的方式，会上不许陆先生辩解，说明真相，只许坦白交代、检讨。我眼见这会如此蛮不讲理，杀气腾腾，同好些燕京校友一样，感到非常不舒服，在心里为陆先生抱不平。”
1952年5月28日，教育部调整燕京大学领导班子，在由10人组成的新校务委员会里没有了陆志韦的名字。
1952年6月开始，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全面展开。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13所教会大学全部撤销。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调整到清华大学；教育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民族系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劳动系调整到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到中央政法干校；经济系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到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
新的北京大学校址就是原燕京大学校址。湖光塔影，换了人间。
被视为“带有消极被动情绪、自我检查轻描淡写”的陆志韦先生，被一纸调令打发去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研究员。
熟悉陆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日有一个书生气的特点，就是认为自己做对了的事，不愿对别人说，也不管别人就这件事怎么评价自己，采取不宣扬也不申诉的做法。在这次运动中他严格地苛责了自己，没有请任何人，包括过去被他掩护过的学生（指进步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等），替他辩白作证。
他对儿子陆卓明说：“我有自己也不懂得的错误，连累了燕京人。你也是子承父债啊！”陆卓明1950年2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三反”运动以后，以“出身文化买办，丧失立场，包庇父亲陆志韦”为由被劝退离团。
这一年夏天还未过完，陆志韦先生全家就在催促下搬出了燕东园。
从此，他的身后一片缄默。再不见陆伯伯来找父亲下棋，我也没有再去他家吃过冰激凌了。
燕东园28号：翦伯赞先生家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翦伯赞住进了燕东园。当时，翦伯赞先生身份高，住房规格也高。28号楼整栋住他一家，院里盖起汽车库，配有专车与司机。在楼的南面还加盖了一间有敞亮玻璃窗的房间，成为历史系派给他的助手杨济安等五六个人的工作间。
翦伯赞生于1898年，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1937年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始于1930年代，1938年完成《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代出版《中国史纲》，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和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并称“五老”。翦伯赞先生秉持的历史观，不但主导了北大史坛，也主导了中国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期的历史教科书。说白了，我们刚开始学习历史，是通过翦伯赞的眼睛去看千秋万代的。
28号楼有点神圣感，燕东园二代们很少有人进过翦伯赞先生家。周一良先生的二儿子周启博回忆说，他有时受父亲差遣，去翦家送信取物，进过翦家楼下的大客厅，他很羡慕那新地板的平整光洁，猜想脱了鞋踩上去一定很舒服，不像自家地板若赤足走就会有木刺扎脚。周启博印象中的翦伯赞先生经常穿质地讲究的毛式制服，装束和派头都像新闻照片中的高官。
我也去过翦先生家一次，为找翦伯母办什么事，已经不记得了，但印象很深的是：上了二楼，进了一个房间，布置得像毡房，地上铺满花纹图案的厚实地毯，两面墙放着躺柜，我第一次见到有如此浓郁少数民族风情的客厅，不禁恍然大悟：翦伯赞先生原来真的是维吾尔族人，只不过他是出生于湖南桃源枫树岗翦旗营的维吾尔族人。
翦伯赞的第一任妻子叫李守箴，二人于1916年喜结连理，生有二子一女。可惜霍乱早早地夺去了夫人的性命。而我们认识的那位瘦削文弱、头发中分、脑后梳着一个发髻的翦伯母，是翦伯赞先生的继室夫人戴淑婉女士，他俩没有儿女。不过翦伯母对前房儿女视若己出。
翦伯赞先生有二子一女：大儿子翦斯平，194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桥梁专业，1946年赴莫斯科大学建筑系深造，1949年回国，参与过北京天津古城改造设计；二儿子翦天聪，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系，后来在华中科技大学动力工程学院当教授，他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唯一的女儿翦心倩。翦家的第三代：翦大畏、翦宴、翦安、翦宁。
翦安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燕东园28号：永久的记忆》，揭示了28号楼里生活的一角。她说：“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为了祖国建设事业的需要，祖父先后将自己的子女——我的叔叔和姑姑送往武昌和成都工作。燕东园只有他和祖母一起生活。他的孙儿女中，也只有我们姊妹三人留在北京，但我们在市区读书，只有节假日才能与祖父祖母一起度过。”
她很怀念每年阖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外地的叔叔、姑姑和他们全家都聚会在燕东园28号，给两位老人拜年。翦伯赞先生用湖南桃源乡音，绘声绘色地出了一道谜语让孙辈们猜：“年轻白胡子，年老黑胡子。有事摘帽子，无事戴帽子。”孩子们挖空心思地竞猜都不对，最后还是翦伯赞先生揭开谜底：“毛笔”。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这是祖父一辈子须臾不离的物件啊。
徐泓主编《我所珍惜的30位北大传媒人访谈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翦安说：“祖父二楼的书房不能随便进去，但一楼的书房是可以的。书房里书架高至屋顶，有一位戴着眼镜的陈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派来的文书，总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资料。”寒暑假期间，翦安和姐姐住在祖父家里，当她们做完功课时，祖父就在书房里教两个小孙女如何用纸条夹在书中查找资料。“那时，我和姐姐都只有10岁左右，需要登上椅子才能取到书架上的书，但是我们非常愿意去做，而且做得很好。祖父总是微笑着夸奖我们。”
翦安在祖父读过的书中发现，空白处和字里行间尽是圈圈点点。祖父告诉孙女，那是心得、批注和标记。翦安也时常看到祖父中断用餐起身到书房写东西，家人习以为常，谁也不去打扰他。祖父经年被哮喘病所折磨，但仍彻夜不眠地查找史料。冬季，他常要住进北京医院疗养，翦安说：“当母亲带着我们去看望他时，还看到他与范文澜爷爷共同研讨学问。”
祥和的家庭生活止于1965年末。当时，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发表，被钦赞“写得好，可惜没有点名”。没有点出的名字正是翦伯赞。他所秉持的历史观，已经不符合革命需要，而成为新一轮的革命对象。1966年夏天，翦伯赞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随后揪出批斗。翦安说：“母亲带着妹妹到燕东园28号探望祖父母，祖父很平静地对妹妹说：‘告诉两个姐姐都下乡吧。’当时母亲和妹妹都哭了。那是祖父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1966年8月24日，红色恐怖袭击燕东园，翦伯赞先生的家被抄，他的夫人戴淑婉垂头站在桥东游戏场边的石凳上，受到批斗。接着对燕东园的住户强行“掺沙子”，每栋小楼都被迫腾出一半多的房屋，供各院系革委会重新调配使用。于是园子里的每栋小楼都挤住着好几户人家。已无法说清此段时期燕东园究竟住了多少户人家了。不过对一些老住户被赶出燕东园还有印象。我没想到，第一个被赶出去的，竟是住在桥东28号的翦伯赞先生。
邵瑜是历史系邵循正教授的女儿。她写过一篇文章《翦伯赞先生是怎样被赶出燕东园的》，文中说：
大约1967年夏秋，一天下午一个自称是历史系人事干部何瑞田的丈夫叫张秀全的人，通知我们第二天必须搬到燕东园翦伯赞家去。他说他们要搬到我们家来，翦家搬到他家住的成府去，我们搬到翦家去。我母亲立刻说：“我们和你家对换就行了，不用让翦家搬。”他一愣，然后说：“不行。这是系革委会的决定。”
早上8点左右，我带着笤帚，掸子先去翦伯赞伯伯家打扫，母亲去雇三轮车（当时唯一能找得到的搬家工具）准备搬家。
到了翦伯伯家，看见两位老人都已穿戴整齐，翦伯伯躺在床上。只有一间房，窗户上贴满大字报纸，写着打倒翦伯赞的口号，玻璃都打碎了。房顶破了个大洞，阳光从洞里射进来。翦家已不知被抄过多少次，家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好像有两把椅子。有个壁橱，衣服可能在那里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告诉他们何瑞田让我们搬到这儿来。翦伯母说昨天也通知他们了，他们在等车来搬东西。他们的车还没来，我母亲先来了。翦伯伯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邵太太，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活吗？”翦伯母站在一旁掉眼泪。母亲也无话可说，只能安慰他们，要他们保重身体。
车来了，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小驴车，两个轮子。但是没有驴，翦家以前的厨师带了一个年轻人来。他们把简单的几样家具搬上车，衣服被褥也很少，一车就拉走了。翦伯母扶着翦伯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一群红小兵追前跟后地朝他们身上吐口水、扔石头。翦伯母左栏右挡，护住翦伯伯。
翦伯赞先生一家从燕东园搬到成府街一间平房。街上的孩子们动不动就把翦先生夫妇拉出来打骂、戏耍、侮辱。直到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传来“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领导向翦伯赞传达了这个讲话，并将他和夫人从成府街换到燕南园64号居住，每月给120元的生活费，还派了一名老工人照顾他们的生活。翦伯赞先生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
只过了一个多月，“刘少奇专案组”几个人，绕开学校当局，找到翦伯赞先生，逼问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一连串的逼供信，导致悲剧发生：
1968年12月19日清晨，照顾他们生活的杜铨师傅，见翦伯赞夫妇一直不开房门，喊了数声，也不见任何反应，将门撞开后，发现夫妇两人各睡一张床上，衣冠整齐，穿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已经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尽了。
在翦伯赞先生中山装两个下衣口袋里，各有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翦安说：“就在那一年，我的父辈都去了干校，我们孙辈都去了乡下。从此，燕东园的生活便成为我永久的记忆。”
翦安重返燕东园28号已经是40年以后。2008年4月14日，这一天是翦伯赞先生诞辰110周年。“翦伯赞故居揭牌暨铜像落成典礼”仪式在这里举行。这栋小楼原来的“28号”门牌，被汉文、维文两种文字书写的“翦伯赞故居”代替。小楼也已经改建成北大附小校长办公楼了。
燕东园34号：张东荪先生家
1946年至1949年这里是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的住宅。
34号楼的正门朝西。两三级小台阶，单扇的纱门，然后是带有井字格玻璃窗的正门，红木质地，圆圆的黄铜把手，由此进入楼内。
正门上边有一道遮雨的木门廊，廊的右边种了一株藤萝，从攀援的虬枝看，有点儿年头了。门廊的左边墙上，钉着一块黑底白字的木牌，上书“34”，正是东大地时代统一的门牌号码标志。
张东荪先生曾和他的家人在门前有一张合影，照片中的张先生一贯的老夫子打扮，身着棉袍，戴着一副深色圆框眼镜，右手食指中指间夹着一根香烟。他的夫人吴绍鸿女士，头发中分，脑后梳髻，笑容温煦。他的长嫂潘氏，中国近代史家、词家张尔田先生的夫人，被拥立在正中的位置。照片中还有着西装打领带的大儿子张宗炳和夫人刘拙如女士
1949年1月6日，农历腊八，一个可以记入历史的日子。那一年张东荪先生64岁。他被推上历史的前台，扮演起一介书生“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搭补帮衬”的角色。
张东荪先生穿着长袍，戴着皮帽，手里握着用孙子们的玩具红缨枪和撕下的白被单做的小白旗,与傅作义的少将处长周北峰一道，乘车出西直门,经过万牲园(即动物园)，到达国军前沿防线白石桥。步行越过前沿战壕,绕过地雷区,继续前行100米,便见到了站在农业研究所(即农科院)正门前的解放军。随后两人乘卡车绕道海淀,在武装士兵的保护下，到达蓟县八里庄平津前线指挥部,与林彪、聂荣臻进行了最后的谈判。
张东荪作为和谈第三方代表，见证了“围城解纽”（北平和平移交）的第一步：双方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1949年1月9日，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派车将张东荪先生送到东大地34号。家里人见他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家人都以为他在城里大儿子张宗炳家中。当知道他人不知鬼不觉地绕过海淀去了趟蓟县，“母亲接过父亲带回的谈判获赠礼物，一件狐皮袍子，不知是嗔还是赞：三过家门不入啊。”女儿张宗烨回忆说。而据孙子的回忆，祖父当时对蓟县解放区的印象很好。他只是打趣了一下：把他安排在一间有一铺大炕的屋子里。炕的一头烧的很热，凉醒爬来爬去没睡好。
毛泽东进北京后，对张东荪曾说过:“北平和平解放, 张先生第一功!”但后来《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发表，张东荪的反对“一边倒”向苏联的主张，受到严厉批驳。1950年燕京大学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成为重点整治对象。
运动开始后，张东荪一家被以调整住房为由，搬出了东大地34号，迁到校内的朗润园 178号。
张东荪先生一家在燕东园先后住过两栋小楼，1930年代住在桥东23号；抗战胜利后，燕京复校，张家住到桥西34号。张家在燕东园住的时候有什么故事呢？
其一，张东荪一直和他的兄长张尔田两家一起生活。
张东荪先生8岁丧母，长兄张尔田与他年纪相差一轮，对他抚教并施，并一直共同生活，各自成家之后，两家仍然住在一起，甚至钱粮不分，大奶奶（照片上的潘氏）任由弟媳吴绍鸿主事当家。1930年秋，张府合家从上海迁居北平，张东荪先生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任教哲学系，1931年升任哲学系主任，张尔田先生则执教于国文系，后因年高体弱专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导师。 1937年7月卢沟桥枪声响起，北平许多高校南迁，张东荪收到了大后方不少学校的邀请，原准备举家南迁，但因兄长张尔田体弱多病，不经劳顿，张东荪遂与兄长继续留在燕京大学任教。
燕京任教期间，张家住过几个地方：1934年至1936年住在海淀镇北达园，最小的女儿张宗烨就出生于达园；1936年张东荪先生向燕京请假去了广西，那段时间张家在城内马大人胡同租房住过，当时钱穆先生住在那条胡同的西口，与张宅仅相距五家之遥。他和熊十力先生常去张宅拜访，钱穆与张尔田谈经史旧学，在张尔田的书斋；熊十力与张东荪谈哲理时事，在张东荪的书斋。张氏兄弟藏书巨多，张尔田的书架全是成套的史书、词书，而张东荪的书架除中外哲学名著，摆着成套的诗书。据张东荪先生的长孙张饴慈回忆：“说家有万卷书，并不为过。祖父和伯祖父两个大书房，满满的，几十箱的古装书。祖父还有近千册的外文书。”
张东荪从广西回来，全家就住进了燕东园。后来由于张尔田先生患了结核，怕传染给小孩，他租住了王家花园。王世襄先生也记得：张教授向他家租住过王家花园，当时他在燕京读书，也住在那里。王家花园紧邻东大地，它与桥东29号、28号的院子只有一道铁丝网相隔，还留了一个小门可以进出。
张东荪先生的小女儿张宗烨多次说过：“我们一直不是一家过，大爷爷张尔田夫妇过世以后，家里还有一位孙辈们口中的姨婆：我母亲的妹妹，‘姨婆’青年守寡，一直随姐姐住，1945年她的独子蓝文谨考入了燕京大学工学系。”因此，在燕东园时寄住在张家的亲戚就没有断过。
其二，张东荪夫人吴绍鸿的治家之道。
1913年张东荪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回老家杭州迎娶吴绍鸿，新郎28岁，新娘只有17岁，出身于一个已趋衰败的苏州世家。这对因包办而结成的伉俪，无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却一生情深意笃。女儿张宗烨说：“爸爸和妈妈感情特别好，相爱终生。妈妈没进过学校，只粗通文字，一生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爸爸发的工资全交给妈妈，他自己唯一的一点开销，就是买点书抽点烟，而烟也是妈妈给他买好了的。吃的东西，家里知道他喜欢吃点清淡的，都是妈妈安排，穿的也是妈妈给他弄好，从里到外。”
夫妻两人年龄相差11岁，文化程度相距更甚，但和美相处，彼此多有默契。张宗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爸爸很愿意和妈妈谈天，什么都和她谈。他俩之间讲的是家乡话，苏杭一带的吴语，而张东荪先生在公开场合以及对儿女讲话，从来都是带上海口音的官话。
刘明华、徐泓、张征《新闻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张家孙辈记得，“奶奶说，跟他一辈子，始终担惊受怕。成亲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还有一天早上出门，中午拍来电报，已到上海。”这说的是张东荪二三十年代办报时的状况。而到五十年代张东荪屡屡遭遇挫折，吴绍鸿以高度的警觉和质朴的常识严密地护佑着全家，女儿张宗烨记得 “妈妈一再发令：谁都不要说话，什么都不能说。”
孙辈们在选择各自学业的时候，也都牢牢记得奶奶这句话：“只许学科学。”言外之意：绝对不要沾文科的边儿。他们说：“这是奶奶的家训。”
其三、张家子女出了两位优秀的核物理学家
张东荪吴绍鸿夫妇有三子一女，1914年出生的张宗炳，1915年出生的张宗燧，1920年出生的张宗颍， 1935年出生的张宗烨。儿女们从小接受严格的教育，个个聪颖异常。张家老大、老二1930年同时考上燕京大学，那年张宗炳16岁，张宗燧15岁。燕京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的女儿胡蕗犀说：张宗炳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曾夸奖：张家子弟绝顶聪明，一定学业有成。果然，1935年张宗炳和张宗燧燕京毕业，分别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赴美、赴英的庚款留学生，而三子张宗颎考入清华大学。孙辈们曾听奶奶说过：1935年是张家最快乐的一年。
老大张宗炳1936年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读了两年即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学成后立即归国报效，先在东南大学，接着到西迁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
老二张宗燧1936年赴英留学，在统计物理学家福勒 (R.H.Fowler)门下，从事统计物理的研究，两年发表了七篇论文，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福勒推荐张宗燧去丹麦尼尔斯·波尔 (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他受到现代物理学先驱人物狄拉克 (Dirac)、泡利 (Pauli)、罗森菲尔德 (Rosenfeild)、维克 (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 (A.H.Wilson)等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事新兴的理论物理学研究。
1940年春，他接受了中央大学之聘，回到战时陪都重庆，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经李约瑟推荐，他再次赴英，在1946—1947年间，张宗燧在剑桥完成了四篇高水平的论文，并开设了“量子场论”的课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剑桥讲坛宣讲量子物理学。
1947年,北大校长胡适建议国家拨款,集中专家学者,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亲自出面，安排张宗燧这位“难得的人才”回国任教。虽然故土正是内战频乃，炮火纷飞，民不聊生，但张宗燧没有二话，说回来就回来了，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转眼到了1952年。张家两位公子才华横溢，却恃才放旷；内心真挚坦率，却不谙世事。他们很难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关，“洗澡”不成，打入另册，张宗炳虽然调到北大生物系，但不能搞科研，这位我国昆虫毒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竟一度无用武之地。
张宗燧从北大贬至北京师范大学。直到1956年著名的波兰理论物理学家英费尔德（L. Infeld） 到北京访问，提出疑问：“为什么把张宗燧这么有才华的科学家放在一个师范大学？”再加上华罗庚的帮助，张宗燧才被完全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7年，42岁的张宗燧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只是后来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防工业的保密规定，鲜见对张宗燧的卓越贡献、尤其对“两弹一星”卓越贡献的报道。不过可以从他带出的学生窥见一斑：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物理学家赵忠贤院士，粒子物理学家戴元本院士等。
张东荪、吴绍鸿唯一的女儿张宗烨，热爱物理，“除了物理,不问其它”。1956年7月她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长期为二哥的学生、被誉为我国氢弹之父的于敏教授当助手，科研成绩卓著，1999年当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可惜她的二哥看不到了，张宗燧于1969年6月30日不幸辞世。2005年张宗烨在《现代物理知识》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我的二哥张宗燧》和《在于敏先生的指导下成长》。
我有一位表姨傅素冉是张宗燧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他们在1950年成婚，第二年生有一子张洪清，小名娃子，但没过几年婚姻破裂，两人分手了。傅素冉是我母亲的四姑父傅铜先生的二女儿，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与张宗燧结婚时在北京农业大学农化系任助教，后来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她的父亲傅铜先生在英国留学时师从哲学家罗素，回国后在大学里教哲学，从1920年代中期就与张东荪先生相熟。不过傅素冉表姨没有在燕东园34号生活过，她结婚时，张家已经搬至朗润园了。
其四、“东师”：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张东荪先生到燕京大学教书时，已过“四十不惑”。他身兼学者、报人、政论家的三重身份，迥然不同于他的燕京同事。张东荪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回国后以一个独立思想者的姿态、“非党派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办报，1916任《时事新报》主编，该报的“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后更名为《改造》）他还主持过《大共和日报》《中华杂志》《新中华》《甲寅》等多种时政刊物。在这些刊物上他“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社论、评论。办报的同时，他先后任上海公学大学部、国立政治大学、上海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哲学课。
自从来到燕京大学，张东荪先生得以安心地从事终身热爱的教学活动，也实践着他二十年前向同侪的许诺：“兄等为社会活动，弟则以教育为助。”他在燕京开设了多门课程：现代哲学、知识学、康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伦理学、西方价值学，全面介绍柏拉图、霍布斯、洛克、柏克来、叔本华、柏格森以及其他当代哲学家孔德、黑格尔、马斯、克罗齐、李凯尔特等。基于这些课程的讲义，他推出一本本哲学专著：《现代哲学》《认识论》《价值哲学》《近代西洋哲学史纲》《唯物论辩证法论战》，而那四部在哲学意义上真正属于现代中国的名著《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也相继问世。在当时学界已公认：“输入西洋哲学方面，范围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是张东荪先生了”。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召开的“张东荪与中西哲学比较”研讨会上，后辈的专家学者称张东荪先生“第一个建立了中国哲学的完整体系；第一个为中国哲学建立了‘以知识论居先为方法’的全新的方法论；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水准，提升到可与西方大师平等地、建设性对话的高度。”
1931年至1941年，张东荪先生在45岁至55岁的十年间，迎来了自己的学术巅峰期。他的大量著述是在燕东园23号小楼和王家花园完成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打断了张东荪先生正当旺季的学术生活。日本宪兵队闯入了燕京大学，七位教授被带走，后来被关在北平日本陆军监狱，半年多以后才释放。张东荪先生是七位教授中的一个。他在狱中“受够了苦痛与折磨”，“在死生的边缘往返打了几个转身”，始终不屈服日寇的淫威。同被关押的另一位燕大教授洪业先生描述张东荪：“张公谩骂如狂癫，溷厕败帚执为鞭，佩剑虎贲孰敢前。”
抗战结束后，燕京大学复校，张家又搬回燕东园居住，这次住进了桥西34号。一个叫陈熙橡的青年学子，投张东荪先生的门下读研究生，兼做助教。
陈熙橡回忆：“我常到张家吃饭，因为有好些哲学系高级课程祇得我一个学生，所以不用到课室上课，到时候便到张家吃饭，饭后随他到书房一坐，听老人家指导一番，从他的书架子上拿走一两本书去念，过一两个星期再来吃饭，再讨论，这样子念书，相信更胜于剑桥大学的导师制也。这是我在燕园前后八年最值得回忆的乐事。”
陈熙橡敬佩先生不屈不移的治学精神，他认为 “东师研究政治哲学，是纯粹学者的立场，后来与张君劢先生组织民主社会党，乃柏拉图之哲人从政的精神，是怀着入地狱的心肠，而不是为名利地位。东师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正因其如此，故被不民主的人，冒牌民主的人，目之为左派；但左派人士又认为他一点也不够左。原因是他主张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政治之实际产生，不应出之于流血，不应出之于革命，而应出之于民主主义制度之逐渐演变。民主主义不局限于政治的范围，却是人类最高理性的表现在羣居生活之精神也。”
陈熙橡所说“东师”的政治哲学，是指张东荪先生当时提出的主张，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官僚资本，又不赞同用革命方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及剥夺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做法，应折衷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间性的政制”，即“在政治方面比较上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1949年末，张东荪先生搬出燕东园，安家在北大校园内的朗润园178号。这是一栋朝南带暖阁的中式平房。先是张家独住，后来两家合住。
1958年张东荪先生被迫辞去北大教授职务，调北京市文史馆，家又被迁到北大东校门外一处杂役人员居住区大成坊37号。那是个标准的大杂院，院里住着三四户人家，分到张家名下的只有四间小北房。住户共享茅厕，水要从胡同里提。张家当时只提了一个条件：要有自来水。后来北大行政部门在院子里装了一个水龙头。据张宗烨回忆，房子“很老也很差，地上的砖都化成泥团了，东西搬过去都得长毛、烂掉。” 这是张东荪夫妇最后的家。他在这里住了十年，夫人在这里住了三十年，度过了她一生最艰难的岁月。
1973年6月，在监狱中的病房里，这对老夫妻分离5年后见面。长孙张饴慈回忆，爷爷对奶奶说：“对不起”。奶奶说：“一辈子也没听他说过这句话。”
离世的一瞬间，张东荪先生口中频频呼着“姆妈，姆妈”。自1914年他们的长子诞生以来，张东荪先生就以孩子们小时候的口吻，呼叫他的妻，他这样呼她已有六十年。
【徐泓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3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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