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瓷画及其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兼论《西厢记》的早期西传
作者简介：何艳君，1987年生，湖南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专职科研人员。曾发表《明清瓷器上的〈西厢记·月下听琴〉图像研究》《从明末清初戏曲小说类人物故事瓷画的消费情况看世俗文化的影响力》等论文。
何艳君
明清时期，瓷器乃是《西厢记》或“西厢”故事进行图像传播的载体之一。当时绘有“西厢”人物和故事情节的瓷器不仅供应国内市场，亦远销至欧洲各国，并对欧洲早期生产的陶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8世纪荷兰和英国仿造中国瓷器烧制而成的彩色瓷和青花瓷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主题的“西厢”故事图。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欧洲人对《西厢记》等文本的接受，最早是在19世纪，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明显晚于其对“西厢”故事瓷画或图像的接受。然而当时的欧洲人接受和摹仿这一题材的瓷画，主要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和欣赏，以及对中国先进工艺的仰慕和学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瓷画描绘的是中国经典的戏曲人物故事。这也说明《西厢记》在欧洲的传播和接受乃是多层次、多元化的，为中国古代戏剧西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读空间。
《西厢记》紧扣崔张爱情这一主线，完整地呈现了张生和莺莺从相遇到相知、从误会到和谐、从分离到团圆的爱情经历，剧情张弛有度、生动曲折，许多情节的设置、安排与描写具有典范意义，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发展相辅相成，再加上语言风格亦庄亦谐、雅俗共赏，此剧成为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的经典之作。目前已知的《西厢记》各刻本均刊行于明清时期，元代刻本暂未发现。北杂剧在明清时期虽已式微，但《西厢记》的刊刻却十分兴盛，其刻本之繁，可称戏曲之最。不止如此，此剧也并未退出戏曲表演的舞台，不仅有北曲的演唱或演出，还有昆山腔、弋阳腔、青阳腔、海盐腔、调腔等多种声腔的演绎。明中期以后盛演的崔时佩、李日华《南西厢记》，除声腔外，其主题、剧情、人物和曲辞等基本承袭王实甫《西厢记》，并无多大的改动，这些演出推动了这一爱情故事的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使之更加深入人心。此外，《西厢记》或者“西厢”故事亦被绘成图像进行传播，一种依附于文本，主要呈现为刻本插图；另一种则独立于文本，瓷器绘画即属此类。而《西厢记》文本、演出和插图的繁盛，又对其瓷画的发展有着直接而积极的影响。
《西厢记》现今仅存明清刊本、抄本，而此剧在明以前的演唱和演出记录亦暂付阙如，其瓷画情况正与之相同。从笔者目前搜集的材料来看，《西厢记》瓷画均产自明清时期的景德镇民窑，最早出现于晚明，[1]在清初逐渐发展兴盛，其中又以清康熙朝所产数量最多、质量最优、形式最丰富。《匋雅》谓：“康熙朝画手佳矣，然客货所画类皆《水浒》《西厢》之故实为多。”[2]此处所谓“客货”，即指景德镇民窑生产的瓷器。景德镇在明清时期乃是瓷器生产重镇，亦是驰名中外的瓷器生产中心。釉下彩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大量运用，使景德镇瓷器的纹饰可以表现更为复杂的题材与内容。与官窑瓷器相比，民窑瓷器纹饰的题材类型和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便是，经过明前期的沉寂之后，戏曲小说等人物故事纹饰于明中后期再度兴起，至清康熙朝达到鼎盛，而《西厢记》或“西厢”故事正是此类纹饰较为常见的表现内容之一。此后依然有绘制“西厢”人物和故事情节的瓷画，如“雍正粉彩大盘亦多画《西厢》风景”，[3]但清康熙朝的盛况已难以为继。
在《西厢记》或“西厢”瓷画中，“佛殿奇逢”“月下听琴”“乘夜踰墙”“长亭送别”乃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四种主题，与之相对应的正是此剧的关键场景或重要情节，即崔张二人从相遇到相知再到情感升华的主线剧情。“偶遇”“听琴”“跳墙”“送别”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十分常见的情节，《西厢记》的演绎可谓点铁成金、翻空出奇，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为才子佳人爱情故事构建了经典范式。明清时期，这四折戏乃是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场景亦常被绘刻成版画插图，因此也影响了“西厢”瓷画的绘制。
图1 清康熙青花碗局部[4]
“佛殿奇逢”瓷画基本是以佛殿前的庭院为背景，有的画张生单方面看莺莺，如果莺莺缺失，则变形为看红娘（图2、图3）；有的画鸾莺临去前“回顾觑末”的秋波一转，恰与张生打个照面；有的则画红娘掩门，暗示莺莺已隐身于梨花深院，空留张生回味兰麝香、静听环佩声。这些瓷画中的莺莺或撚花枝，或持折扇，有的则两者兼拿；红娘和法聪一般会分别站在莺莺和张生的身旁，使《佛殿奇逢》的核心场景得以完整呈现，从而实现这一图像的准确叙事。《月下听琴》通过莺莺的听觉感受来传达张生的情意，表现崔张二人心灵相通。这一主题瓷画通常描绘张生于屋内或庭院中弹琴，莺莺与红娘则在屋外或院墙外听琴，画工精细者一般能够营造出原著所构筑的清幽深远意境，较好地实现叙事与抒情的统一；画工粗糙者（图4、图5）则难以准确叙事，更不可能再现原著之意境，无法传情达意。《乘夜踰墙》一折戏具有较强的戏剧性，富于喜剧色彩，其瓷画大多选取张生在墙头将要往下跳的场景，即所谓矛盾冲突爆发前“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5]这一关键性的瞬间场景展现了最佳的叙事效果，使观者较易辨明其主题。“乘夜踰墙”瓷画也有变形图，除了比例失调和细节错误，还会缺失莺莺或红娘（图1），或者随意增添婢女和童子。《长亭送别》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恋人在别离情境下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状态，颇能引发人们的共鸣。其瓷画主要选取三种场景，即赴长亭途中、长亭送别和分别之后（图12）。一幅完整的“长亭送别”瓷画，除了作为背景存在的自然景物和建筑物，须有张生、莺莺、红娘、书童、仆人等人物，以及推车和马等工具。当然许多“长亭送别”瓷画并不具备上述全部元素，而次要元素的缺少一般不会模糊或改变其图像的主题。
图2 清雍正青花盘[6] 图3 清前期青花盆[7]
图4 清雍正青花盘[8] 图5 清雍正青花盘[9]
除以上四种场景外，《西厢记》或“西厢”瓷画还表现其他的故事情节，基本上可以涵盖全部的剧情，甚至包括明清学者质疑颇多、属于第五本的“泥金报捷”“尺素缄愁”“诡谋求配”“衣锦还乡”等。这些瓷画大多选取每一折（齣）中具有代表性的关键场景，以便图像能够更好地展开叙事，或指向某种情境，或呈现矛盾冲突，或蕴含世俗化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部分瓷画中的场景虽出自同一折（齣），却分别对应一个相对完整的小情节，其图像内容差别较大，故其主题需作细分。如在《西厢记》的许多明清版本中，“夫人教女”“张生上京”“佛殿奇逢”同属《佛殿奇逢》，但其瓷画却可分出三种主题；同属《僧房假寓》的“僧房假寓”“红问斋期”“揖红探底”“张生相思”亦是如此。此外还有两种瓷画并无明确指向性，一种为“焚香拜月”，另一种仅一幅，题作“莺莺春图”，二者在风格上近似于仕女消闲图、“莺莺像”一类的《西厢记》插图。
《西厢记》或“西厢”瓷画亦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出现了连环画、组合画及图文结合等模式。连环式、组合式的“西厢”瓷画，有的以一件瓷器为载体，有的则以成套的瓷器为载体。至于图文结合，则是在图像上或图像与图像之间题写文字，所题内容或为标明瓷画主题、场景出处的榜题、折（齣）目，或为《西厢记》的曲辞、宾白，或为与《西厢记》相关的诗文。明清时期，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西厢”瓷画以碗、盘、瓶、罐、笔筒、插板等瓷器为载体，广泛进入世俗生活，并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而传入欧洲，成为欧洲早期瓷画摹仿的对象之一。
明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的船队抵达中国沿海地区，由此开启了明清两朝与欧洲的直接交往，而海上的商业贸易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交往方式。在明清时期与欧洲的商业贸易中，瓷器是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中国瓷器的输入，在欧洲各国掀起了热潮，对18世纪欧洲兴起的洛可可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的欧洲人关注、追捧中国瓷器，对之叹赏不置：“中华土产有佳瓷，尤物移人众所思。艺苑能辟新世界，倾城不外亦如斯。”[10]最初中国瓷器被视为珍玩之物，只有欧洲上层贵族才能大量购买、收藏和使用。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瓷器逐渐进入欧洲的普通家庭。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瓷器产地是景德镇，销往欧洲的瓷器亦主要产自于此。从装饰纹饰上看，除了一部分由欧洲特别定制或设计的样式，以及中西结合式外，还有许多是纯中国式的，不论风格还是题材，均与中国本土销售的主流瓷器纹饰相同。事实上，一些中西结合式纹饰的主体部分也是中国题材和风格的图像或图案。因此在外销瓷的纹饰中，有不少以中国传统方式绘刻的中国山水、花卉、鸟兽、器物和人物。其中人物纹又包括了戏曲小说类人物故事纹，而作为此类瓷器纹饰较常表现的对象，《西厢记》或“西厢”故事图像自然也出现在了外销瓷上。
1998年至1999年，越南在金瓯海域打捞了一艘清雍正年间由广州出发的商船，沉船遗物共计13万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瓷器，约有6万件，主要产自江西景德镇窑、广东石湾窑和潮州窑、福建德化窑，其中以景德镇窑瓷器的量最多、质最优。在这些景德镇窑瓷器上，就有前述四种出现频率最高的《西厢记》或“西厢”图像。图2所示残损青花盘的盘心绘有变形的“佛殿奇逢”图，图中仅有三人站立于佛殿前的庭院中，手拿折扇回望的男子乃是张生，手持折扇躬身的和尚便是法聪，唯一的女子即红娘。或许是这一幅瓷画所参照的粉本有缺失，又或许是画匠自身构图失误，在“佛殿奇逢”图中经常处于边缘位置的莺莺被漏画了，这种情况在部分绘有同主题纹饰的外销瓷（图3）上也出现过。图4、图5所示青花盘均绘“月下听琴”图，画工较为粗糙。端坐屋内、临窗抚琴的正是张生，而庭院中拿团扇的是红娘，一旁身量稍高、手拿折扇的则是莺莺。这两幅瓷画大体相同，图像元素和构图基本一致，系成套绘制而成。同样作为成套瓷器的纹饰绘制而成的，还有图6、图7所示瓷画，二者均为变形的“乘夜踰墙”图，因莺莺与红娘一起看着墙头的张生，将他的举动尽收眼底，而原本莺莺在这一刻对红娘和张生的计划是浑然不觉的。图８所示残损青花盘的盘心则绘有“长亭送别”图，表现的是莺莺在长亭送别张生时的场景，随侍一旁的除了红娘，还有牵马的童子和推车的老仆。
图6 清雍正青花盘[11] 图7 清雍正青花盘[12]
图8 清雍正青花盘[13]
虽然金瓯沉船上的这些瓷器因为事故而未能到达欧洲，但是却为今人认识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外销瓷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而在这艘船沉没的雍正年间，及此前后的数个世纪中，许多装饰有《西厢记》或“西厢”图像的瓷器成功地运送到欧洲，进入了欧洲人的生活，甚至在一些由欧洲贵族订制的纹章瓷上亦能见到这些图像。如图9、图10中的两个清乾隆粉彩描金八角盘，虽然分属两个家族，纹章和边沿纹饰均不相同，但是主体纹饰却都为“佛殿奇逢”，除了色彩上有些许差别，以及左边的背景物有些许出入外，二者的图像几乎完全一致。这两幅瓷画在绘制时应参照了相同或相似的粉本。总体而言，外销瓷上的“西厢”题材纹饰表现最多的依然是“佛殿奇逢”“月下听琴”“乘夜踰墙”和“长亭送别”等故事情节，其图像因制作工艺和参照粉本的差异，同样有精致与粗糙、正常与变形之分，表现形式也较为丰富。从器物与图像的关系来看，许多是一器仅绘一图。如果这些单件器是成套瓷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其他瓷器可能绘有相同或不同主题的“西厢”图像，亦有可能以其他题材的人物故事图为装饰纹饰。此外还有一器绘多图的情况，数量多者可达二十四五个场景，以连环画的形式呈现了《西厢记》的全部故事情节。从图像本身来看，则可分为纯图和图文结合两种模式，相对而言，前者更为常见。
图9 清乾隆粉彩描金盘[14] 图10 清乾隆粉彩描金盘[15]
大约从明末开始，《西厢记》或“西厢”图像即以外销瓷为载体在欧洲传播。当时的欧洲在大量进口中国瓷器的同时，也试图通过模仿其形制和装饰来生产瓷器。在这种情况下，“西厢”故事纹饰与其他题材的中国瓷器纹饰一样，成为欧洲瓷画模仿的范本。当这些图像被移植到欧洲瓷器上时，往往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尽管从整体上看，它们依然呈现为中国式的风格，其内容也是为我们所熟知的，通过仔细读图和类比分析即可明辨其主题，然而某些细节和构图元素却与同主题的中国瓷画有所出入，不仅显得较为怪异，而且还会影响观者的判断。这种变异主要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因为参照物或范本会被欧洲瓷画匠有意无意地错误理解。在18世纪荷兰和英国生产的瓷器上，便可见到这种性质的《西厢记》或“西厢”故事变形图。
荷兰的代尔夫特（Delft）是欧洲最早仿制中国瓷器的城市之一，图11所示彩色瓷板即由代尔夫特的陶瓷作坊于1725—1740年间烧制而成，现藏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关于这一瓷板的纹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藏品说明是：三个中国人物在一座花园中（3 chinesefiguren in eentuin）[16]。事实上，对图像进行解读和分析之后可知，图中所绘乃是变形的“西厢”之“乘夜踰墙”图。画中身着绿衣、年纪较小的男子乃是张生的琴童或书童；身着褐色衣衫、跨上院墙的男子便是张生，只是他头上未戴儒巾，不太符合书生的身份；背对院墙站立的绿衣红裙仕女自然就是莺莺。与同主题的景德镇窑瓷画相比，这幅瓷画中的庭院有些杂乱无序，原本的垂杨柳变成了一棵开着花的树，而开了月洞窗的屋墙竟与院墙连为一体，使图像显得更加不合理。至于图中缺少了红娘这一重要人物，可能是因为此画所参照的景德镇窑“乘夜踰墙”瓷画本身就有缺失，也有可能是代尔夫特的瓷画匠在摹仿的过程中漏画了。
图11 荷兰1725—1740彩瓷板[17]
图12 清康熙青花盘[18]
图13 英国1760—1785青花碗[19]
图14 英国18世纪青花碗[20]
英国伍斯特郡（Worcester）生产陶瓷的时间要晚于荷兰代尔夫特，其地早期亦曾仿制中国瓷器。图13、图14所示青花碗分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由两大博物馆相关的藏品说明可知，二者均为18世纪中后期伍斯特郡仿照中国瓷器生产的软质瓷。除了产地、时段相同，这两个瓷碗的形制与纹饰也一样，可能是同一批烧制的瓷器中的两件，即便不是同一批，其具体的生产时间也应相去不远。不论如何，二者都有共同的范本，形制和纹饰上直接或间接参考了某一件或多件中国瓷器，而外壁的纹饰则明显摹仿了“西厢”的“长亭送别”图，表现的是莺莺与张生话别之后，两人恋恋不舍、互相回望的场景。将这两幅瓷画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另一幅绘于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盘上的“长亭送别”瓷画（图12）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的图像内容、构图方式极其相似，只是前者在细节处理上显得有些僵硬，不够自然。当然伍斯特瓷画呈现的是变形的图像，坐车的莺莺、端酒的红娘和袒胸露肚的推车老仆与景德镇瓷画上的基本一致，最主要的不同即在于骑马之人由作儒生打扮的张生变成了头戴尖顶帽、身着及膝袍、手执三角旗的男子，有几分类似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胡人形象，而原本随侍在旁的童子亦消失不见。这种关键元素的变异，无疑将此图像引向另一种叙事的可能，大英博物馆在藏品说明中即将之标注为“土匪／强盗（The Brigand）”图。[21]
利奇温（Adolf Reichwein）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指出：“在德佛特，[22]主要由于受中国的范本的推动，才使本地的有色陶器的制造作出最高的努力；而德佛特的前例，又促进了约从17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其他各处的陶业的发展。绘彩之法，一般都以华瓷为范本……这个时候，欧人制造品大量采用中国的纹饰，又进而仿效中国的款式。瓷器本是被认为中国所独创，其仿效中国画法，也是很自然的。”[23]艾田蒲（Rene Rtiemble）的《中国之欧洲》一书亦有相似的论述，他引用《东西方目录》中的说法总结道：“从16世纪起，欧洲陶瓷史实际上是欧洲在装饰和材料方面努力模仿中国瓷器的历史。”[24]在欧洲如此大规模且长时间仿制中国瓷器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中国外销瓷都成为欧洲瓷器模仿的范本。而自明代中后期开始，人物故事瓷器纹饰再度兴起，“西厢”故事正是此类纹饰最为重要的表现题材之一，其图像的出现频率和覆盖率相对较高，在晚明以后尤其是清朝各个时期不同品种的外销瓷上多有所见，因此“西厢”题材的瓷器纹饰亦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成为欧洲各个国家或地区摹仿的一种华瓷纹饰。尽管到目前为止，除了图11、图13、图14中的一块瓷板和两个瓷碗，笔者尚未发现其他绘有《西厢记》或“西厢”故事图像的欧洲瓷器，但按理推断，此类瓷器的实际数量应该更多，至少以变形的“长亭送别”图作为装饰纹饰的伍斯特郡瓷器就很有可能不止两件，因为由大英博物馆相关藏品说明所引用的文献（Branyan，French&Sandon，1989，p.68）可知，位于伍斯特郡的Dyson Perrins博物馆收藏有另外一件绘有相同图案的瓷器。
当《西厢记》或“西厢”图像依附于外销瓷在欧洲传播了二百余年之后，1835年俄国出版了汉学家З.Ф列昂契耶夫斯基根据《西厢记》改编的中篇小说《旅行者》；1872年至1880年，法国汉学家儒连（Stanislas Julien）翻译了《西厢记》的前十六出（齣），正式将此剧介绍到欧洲，这也是他翻译的第三部中国戏曲作品。在儒连之后，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家亦陆续翻译了此剧及与之相关的戏曲小说作品。这意味着，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从真正意义上接受了《西厢记》等作品的文本。至于此剧在欧洲舞台的最早演出，则要到更晚的20世纪。因此从接受的角度来看《西厢记》或“西厢”故事在欧洲的传播，图像无疑要早于文本和表演。
然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欧洲人所接受和摹仿的是以瓷器纹饰这一形式出现的“西厢”故事图像。在《西厢记》正式的介绍和翻译作品之前，他们恐怕很难确知这些瓷画的具体内容，更无从得知其所绘场景是出自一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戏曲；而在《西厢记》文本介绍到西方之后，欧洲人依然很难将之与“西厢”故事联系在一起。柯玫瑰（Rose Kerr）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中国清代瓷器》一书中介绍一件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图棒槌瓶时说：“在康熙时期，许多戏曲剧本的版画插图被仿制到瓷器上，《西厢记》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题材。这些装饰着戏剧故事场景的瓷器是中国民间普通用具，但也有许多出口到欧洲，西方人当时不懂得这些戏剧场面，就凭着想象来解释它们。”[25]这种依靠想象进行的图像解读往往与真实画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前述三件中国瓷器或瓷画仿制品，其式样和纹饰在三家博物馆的藏品说明中被标注为Chinese Style、Chinese characters/figuren。而大英博物馆所引用的文献（Branyra，French&Sandon，1989，p.68）将瓷碗上的“长亭送别”图解读为“土匪／强盗”图，并认为其灵感来源于杨贵妃与唐明皇的故事，[26]具体的描述则是：贵妃坐在她的车辇之上，看着奔驰而去的骑士。[27]虽然大英博物馆的研究员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女士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除了认为这种纹饰非常罕见，应与18世纪的中国瓷器关系密切外，[28]她并未明确指出其主题或表现内容为何。可见直到今天，在《西厢记》或“西厢”瓷器纹饰已逐渐为相关领域的欧洲学者所了解的情况下，即便是相对专业的人士，对这些图像主题的解读也同样存在着盲点和误区。因此对于16至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接受和摹仿的是一种中国瓷器纹饰，而不是一种中国戏曲故事图像。在他们眼中，这种纹饰不仅与中国瓷器上其他题材或类型的纹饰一样，也与中国漆器、纺织品等工艺品上的纹饰一样，均为中国先进工艺和风情文化的具体呈现，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这一时期，“瓷器、丝绸、漆器、壁纸等丰富多姿的中国物品，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载体，向欧洲展示了神奇迷人的中国文明”。[29]
《西厢记》或“西厢”瓷画及其他中国工艺品所展示的异质文化一度令欧洲人迷醉，他们不仅购买、收藏和摹仿，还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改造和创造，从而制作出欧洲化的中国式工艺品。荷兰代尔夫特瓷板和英国伍斯特郡瓷碗所绘的“乘夜踰墙”和“长亭送别”变形图，尽管在中国人看来有些怪异，但却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题材和中国风格的绘画。相似的情况还表现在对《赵氏孤儿》的翻译与改编上。《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曲作品，最早的翻译出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H.M.Prémare）之手，在此之后陆续出现了法、英、意、德、俄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和改编本。正如马若瑟的译本删除了剧中全部唱词，使之失去了中国戏曲的特色一样，各种改编也使《赵氏孤儿》变形为符合欧洲人想象的中国戏剧。实际上这些改编者乃是借用此剧的部分角色和情节，并设置一个有些奇怪的中国作为故事背景，将之重新创作成具有异域风情的欧洲戏剧。
综上所述，《西厢记》或“西厢”故事在欧洲的传播，早期乃是以瓷器纹饰的形式通过图像传播方式实现的。当时的欧洲人也许可以看出这些瓷画表现了有故事情节的场景，但是却不能准确解读图像内容。然而这种不理解反而使“西厢”纹饰显得遥远而神秘，更加激起了彼时欧洲人的好奇和向往之心。这一题材的纹饰被接受、被仿制，主要也是因为其所承载的工艺和文化。由此可知，《西厢记》或“西厢”故事在早期西传之时，其戏曲或戏剧的属性尚未得到显现，而其图像或纹饰以外销瓷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中国瓷绘工艺和装饰艺术影响了欧洲的生产技术和艺术思想，从而对中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西厢记》或“西厢”故事，还有一些古代戏曲作品或故事同样是借由瓷器展开西传历程的，如《牡丹亭》《玉簪记》《青袍记》等均是如此。这些作品或故事中的人物和经典场景被绘刻成纹饰，出现在16世纪以后由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上，从而具有了与外销瓷上的“西厢”纹饰相同的传播价值。
（原载《戏曲研究》第106辑）
【注释】
[1]在学界所普遍认可的两件元末明初青花瓷器（一件为大罐，一件为梅瓶）上，已知有“仕女焚香”图和“责女（婢）”图各两幅，这两种瓷画的主题曾被认为是《西厢记》的“莺莺焚香”和“拷红”，然而刘良佑《元代晚期的杂剧人物青花瓷》（《故宫文物周刊》1988年第4期）和倪亦斌《关公战秦琼鸨母变崔母——流落英伦的元青花梅瓶上画的是〈西厢记〉吗？》（《看图说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5—106页）等认为图中表现的应是马致远杂剧《青衫泪》中的场景；袁啸波《古瓷上的〈西厢记〉》（《收藏》2017年第2期）则认为梅瓶所画或为元杂剧《百花亭》中的场景。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均值得商榷，其出处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图像内容并非出自《西厢记》。
[2]寂园叟撰，杜斌校注《匋雅》上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3]寂园叟撰，杜斌校注《匋雅》上卷，第42页。
[4]美国洁蕊堂藏，图片来自苏富比官网，网址：http://www.southebys.com/em/auctions/ecatalogue/2-14/kangxi-prcelain-n09110/lot.17.html。）。此碗是苏富比2014年3月所举办的专场展览“Embracing Classic Chinese Culture: Kangxi Procelain from the JieRui Tang Collection”第17号展品。
[5]（德）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6]倪亦斌《看图说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5页。
[7]钟森《清代外销青花瓷》，广西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8]倪亦斌《看图说瓷》，第197页。
[9]倪亦斌《西厢俪影海底现，“看戏”“翻墙”人不识》，《艺术世界》2007年第3期。
[10]（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页。
[11]倪亦斌《看图说瓷》，第199页。
[12]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中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编著《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13]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中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编著《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第102页。
[14]余春明编著《中国瓷器欧洲范儿：南昌大学博物馆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06页。
[15]余春明编著《中国瓷器欧洲范儿：南昌大学博物馆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瓷》，第107页。
[16]参见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官网相关藏品说明，网址：https://www.rijksmuse-urn.nl/，藏品编号：BK-1959-29。
[17]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网址：https://www.rijksmuse-urn.nl/，藏品编号：BK-1959-29。
[18]大英博物馆藏，网址：https://www.rijksmuse-urn.nl/，藏品编号：Franks.188。
[19]大英博物馆藏，网址：https://www.rijksmuse-urn.nl/，藏品编号：1929.0511.1.CR。
[20]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网址：https://www.rijksmuse-urn.nl/，藏品编号：02.6.24。
[21]大英博物馆官网（http://www.britishmuseum.org/）相关藏品说明，藏品编号：1929.0611.1.CR。
[22]德佛特，即代尔夫特。
[23]（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22—23页。
[24]（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许钧校《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25]（英）柯玫瑰著，秦蘅译《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藏中国清代瓷器》，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26]原文为：Chinese fable of the encounter of Yong Kwei-Fei and Ming Hwang。
[27]原文为：The princess in her rickshaw chariot watching the galloping horseman。
[28]原文为：Very rare pattern-close to Chinses 18th-century porcelains。
[29]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编校：张静、朱方遒
排版：王志勇
审稿：郑雷、谢雍君
欢迎投稿、联系邮箱：
xiquyanjiu@sina.com
戏曲研究丨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Research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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