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别斯兰事件，看当今媒体“猪队友”现象

进击的熊儿子 ｜我慢慢的写，你们慢慢的读

在开始这个话题前，我想先同大家重温一个距今并不遥远的故事。

12年前，2004年9月1日，这个日子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无比灰暗的，因为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人质事件就在这天发生。

△别斯兰人质事件

当天，车臣武装分子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制造的一起劫持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的恐怖活动。事后调查表明，事件中有1200多人被劫为人质，人质死亡331人，其中186人是孩子，31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其中8人身份已经确认。

事后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多数集中于恐怖分子如何残忍及俄罗斯方面的处置是否得当上。然而，有这样一个细节，却少有人提起，更鲜有媒体报道，那就是媒体泄密对与人之营救的影响。

当劫持事件发生后，立马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剧烈震动。毫无疑问，这样的突发事件，具有很高的舆论热度，而舆论热度正是媒体报道最为追求的。于是，一时间，全球各地的媒体记者纷纷赶往事发地，去搜集“最独家、最一手”的消息。

然而，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大量关于人质营救进程的消息均在第一时间被披露于公开平台。据《俄罗斯报》当时一篇题为《匪徒如何获取信息》的报道描述：

在俄当局处置这起恐怖事件过程中，媒体什么都报，指挥部所在地、坦克和装甲车的位置，以及人质中有那些重要人物等。

这些决定着救援行动能否成功的重要内容，通过电视、电台等途径，以新闻的方式迅速被外界知晓，于是劫持人质匪徒的场外同伙也随即，被劫匪轻易获得，给他们更好地与处置当局抗衡提供了诸多帮助，这就使得俄罗斯特种部队原本拟定的突袭计划被迫取消，不得不采取正面突袭的措施，直接导致伤亡人数激增。

莫斯科一家报纸的记者甚至再三向当地教育部门询问人质当中有无高官的子女，很快，北澳塞梯议长马姆苏罗夫11岁的儿子和15岁的女儿在人质当中的这一消息被恐怖分子轻易获取，而马姆苏罗夫正是营救人质行动指挥部的重要成员，于是，绑匪立即找到马姆苏罗夫的儿女，通过电话直接警告马姆苏罗夫所在的指挥部不要进攻，否则将会把人质全部杀害。这无疑加大了事件处置的难度，而且使这位高官的子女比其他人质更直接面对被绑匪伤害的危险。庆幸的是，营救行动最后取得了成功。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问了，一向喜欢开门见山的红苕同学怎么这回花了这么长时间去讲一个十几年前的故事？那是因为，前两天发生在我国的一件事，着实能从中看到当年别斯兰事件的影子。

虽说发生在山东的这起劫持案件远不及别斯兰事件伤亡惨重，但在国内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的，与别斯兰案件一样，在这起案件中，匪徒也是选择学校作为发动袭击的地点，选择相对处于弱势的中学生为袭击目标，所幸由于警方反应迅速，处置得当，匪徒很快就被控制。

然而，@平安北京 在事后透露的消息却及其耐人寻味——案发时竟已经有媒体同时进行报道，将警方准备发动强攻的消息公之于众。@平安北京 由此在微博中发问，如果匪徒也恰巧打开了手机看到这条新闻的话，那会是什么结果？

这无疑是让人感到后怕的。

或许匪徒会事先做好相应准备，挫败警方的强攻，也可能因气急败坏直接对人质大开杀戒，总之，一场血案在所难免。然而对于媒体来说，他们需要根据最热的点爆出最猛的料，凭借着自己时效性极佳的“独家发布”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那么，警察、罪犯、人质的一举一动对于媒体而言都会被作为非常宝贵的新闻素材争相报道。

这样，媒体的这一泄密报道在让公众了解警方动态的同时，其实也扮演起了警方的“猪队友”角色，不管其有意与否，在客观上便已经为犯罪分子建立了一座情报共享的平台。

如果说在别斯兰事件发生的时候，信息传播技术尚不如今天这样发达，泄密的报道还是由传统媒体推送，并通过匪徒在外界同伙传达至匪徒耳中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个环节将大大得到简化。

由于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便携设备的普遍使用，只要有网络信号，获取新鲜资讯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事情，以往需要通过购买报纸或打开电视才能知道的消息，如今可能只是手机屏幕上的一条新闻推送。

这样，如果在一场劫持案件中有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向外界告知警方的动向，那么匪徒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随时知道警方在干什么，以此采取相应的对抗政策。

曾经的突袭和营救行动，墙内和墙外的人往往处于隔离状态，墙内的匪徒很难得知墙外警察的动向，反之亦然。因此这类行动往往具有极高的难度和风险。而现在，网络时代的来临打破了墙内外的信息获取的平衡：网络让匪徒看看手机就能获得外界的消息，但是，却不可能有媒体扛着“长枪短炮”去歹徒身边进行实时报道，警方依然要通过复杂的手段去尽可能摸索歹徒所在房间内的情况，这样，警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无疑成倍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清剿本·拉登的时候，从前期的行动部署到具体的准备工作到行动实施均严格保密，行动开展期间直播录像仅发往白宫一处，直到拉登被击毙后才公之于众，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排除任何形式的消息泄露对于特殊行动造成的不良影响。

早些时候，我国一连串重大涉警舆情事件让一部网民开始以“执法透明”为理由高呼要将警方执法过程全部置于镜头下，公安部当时发声要警察“习惯在镜头下执法”。于是，不少人开始如愿以偿地掏出手机对着警察办案拍拍拍，而媒体似乎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对警察执法的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报道。

然而在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考虑过无前提无底线的“透明”将会对警察的执法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这样的负面影响在日常案件的处理中或许不会得到体现，但在重大案件发生后，就会随即变得非常可怕，甚至直接颠覆警方任务的执行。前有别斯兰事件血的教训，而这次的山东劫持案件，就让我们看到了隐患所在。事实也正是如此，执法透明永远不是干扰执法的理由，更不是在重大突发案件中做警方“猪队友”，为获取新闻热度泄露警务机密后为自身开脱的借口。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媒体猪队友？－

你要是以为台湾人只会用爱发电，那你就out了！

鬼知道台湾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往期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