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赐稿 | 湖北社科院院长曾成贵：任弼时长征及其对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维护

 | 作者：曾成贵，曾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现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社科联副主席。

【摘 要】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六军团踏上长征之路。在此之前，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事件。1936年6月，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任弼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手法的灵活性相结合，耐心、周全、细致地做工作，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担当，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重新团结和统一，促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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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任弼时；红军长征；党的团结；反对分裂；张国焘 

团结和统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是必须始终恪守的原则，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它是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没有党的团结和统一，势必将一事无成。红军长征途中，发生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任弼时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手法的灵活性相结合，耐心、周全、细致地做工作，不惜呕心沥血，维护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重新团结和统一，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担当。 

长征一结束，任弼时就亲笔向中共中央汇报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的经过，开头说：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动，踏上长征之路。一年前，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说：三大主力红军作阵地的大转移，从1934年8月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向贺龙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转移起。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但都是从不同角度论说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毛泽东将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作为一个整体，红六军团早于中央红军，从湘赣苏区突围，向湘中地区转移，是为中央红军长征打前站的。任弼时以中央代表、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就地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创建根据地的活动与长途转移，无论其目的或方式，当然都不相同。所以，任弼时以桑植刘家坪的出发为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起点。或许因为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讲话，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任弼时称二、六军团的长征为第二次长征。 
　　

红二、六军团长征，是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审时度势主动抉择的结果。1935年9月29日，任弼时收到周恩来的明码电报，文称“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任弼时即以密码复电，当天收到的是署名“朱张”的回复。电文说：“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旬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并称“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1]398，399此后，任弼时数次电询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行止和战略计划，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原来，张国焘正在同党中央闹分裂，封锁了陕北的消息，也隐瞒了另立中央的情况。朱德系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系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任弼时以“朱张”电文为中革军委电示。10月15日、19日，两次收到电示，来电指出红二、六军团取守势失策，而远征损失大，可在苏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并各个击破之。同时，也表示可按实际情况决定其行动方针。其时，任弼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乃非突破重围没有出路。于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毅然辞别桑植，率领一万七千余人踏上长征之路。 
　　

如同中央红军一样，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落脚点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先是决定留在长江南岸，在黔川滇边区创造根据地。后屡经转战，仍不能立足。进入滇东地区以后，多次请示行动方针，没有得到肯定性回应。1936年3月29日，任弼时在云南盘县再次请示，电文说：“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活动是否孤立，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2]274次日，收到复电，称可渡河北进会合，一同北上，亦可以先到滇西为目的。总之，可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综合判断，认为复电虽未作肯定的决定，但观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决定从元谋北渡金沙江，去向川康与四方面军会合。这个抉择，其实是与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建立在西北的战略构想相吻合的。上年年末，任弼时曾接到四方面军转来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决议案》的摘要，从中了解到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精神。1936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张国焘提出：红一方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靠近苏联，希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并强调这是上策。张国焘控制着与中央联系的密码，任弼时无法直接建立电讯联系，便无从知道这些指示。 

渡过金沙江以后，6月3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部与罗炳辉红三十二军会合，22日，又在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红二军团在甘孜绒坝岔与程世才红三十军一部会合。7月1日，到达甘孜甘海子，与朱德、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见面，实现了长征路上两大主力红军的甘孜会师。当日，林育英等为庆祝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致电朱德及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并转全体指战员，表示“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3]164。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前后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先头部队会合之前，任弼时电告中革军委，请求送来党、政府、中央及军委总政治部文件到二军团所在地巴安。6 月 17 日，原九军参谋长、后贬为红军大学教员刚刚复职并转任四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驻地瞻化与萧克、王震相逢，长谈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又分裂的问题。在普玉隆，朱德与萧克、王震会面，7 月 1 日，又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会面，两次见面都详细介绍了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情况。刘伯承也同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明说党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这样一来，任弼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过去询问党中央的问题老是得不到明确答复的缘故。

张国焘另立中央，违背党章，以枪指挥党，错误极其严重。只是形势比人强，他的分裂活动很快就到了强弩之末。1935年6月懋功会师前，中央红军恢复使用红一方面军番号。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对遵义会议形成的政治局面和战略方针不满，主张南下川康边。政治局努力争取他北上，采用了派代表、谈判、让步等各种办法，他不仅没有回心转意，反而进一步发展到密令其部属“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4]那时，事态如何发展难以逆料，为安全计，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星夜单独北上，迅速脱离险境。事后，张国焘则率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红四军、三十军南下。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张国焘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自任中央书记、军委主席，非法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加以通缉，出演了一场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闹剧。

中共中央政治局冷静看待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一方面，既视为原则斗争和路线分歧，是违背党中央指令和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又继续采取争取的办法，并将其与广大红军指战员区分开来；另方面，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不动摇，不久，进入陕甘苏区，结束长征，将战略重点转变到建立西北革命大本营，并着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1月初，林育英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从莫斯科回国到达瓦窑堡。林的使命是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随身带有联系共产国际的密码。面对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博弈的局面，林育英提出张处可设中央局，暂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待党的七大或由共产国际再作结论的转圜之策。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受共产国际之命，负责解决红一、四方面军问题；24日，再电张国焘、朱德，告以“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提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3]9洛甫亦单独致电朱德，告以红四方面军方面可成立西南局，可直属中共代表团领导，并同意与其发生“横”的关系。 
　　

张国焘无论如何盛气凌人，共产国际的账却是不可不认的。林育英回来了，他无法继续僵硬下去。于是，一方面，原则上赞同瓦窑堡会议决议，另方面，要求党中央最好能在白区，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或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双方同意，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或分别改为西北局、西南局等等。总之，不愿善罢甘休，还要平分秋色。2月24日，林育英、洛甫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一致欢迎“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3]38，39并提出红四方面军行动路线，以北上川北、陕甘为上策。迫于国民党军进攻的压力，红四方面军撤出天全、芦山地区，向康定、炉霍、道孚地区转移。5月30日，张国焘被迫同意在组织上与陕北取“横”的关系。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但在干部大会上仍坚称：“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政治上退了一步，军事指挥上恢复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上的安排，具有全面指挥的地位。2月以来，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等的电文中，多次提到红二方面军，并将这个新番号与二、六军团互换使用。张国焘宣布组织三个方面军，除一、四方面军外，以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这样，至甘孜会师，局面已有大的扭转，只是张国焘的算盘还没有打完，并用抢先宣布成立二方面军之类的办法，力图把二、六军团争取过去。 

在这种情势下，任弼时深感对于促成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实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统一和团结，负有重大责任。他扎实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收到预期效果。 
　　

一是果断阻断错误信息在二、六军团流传，不与张国焘就政治问题作正式讨论，避免两军会师后政治形势复杂化。两军会师前，张国焘认为与二、六军团没有政治上的分歧，会合后的局面将是党内统一，指挥齐心。所以，刚会合，张国焘即派人送来各种材料，宣扬他的错误路线，批判毛、周、洛、博。任弼时见状，当即给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要求收到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有回忆资料称，在甘孜，任弼时与张国焘单独谈话。张国焘提出六军团归他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任弼时均不同意。稍后，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提出召开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干部会，以求政治上首先一致。任弼时告诫来人，惟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反对召开联席会议，指出如果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加困难。当张国焘再次提出召开干部联席会议时，任弼时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他又和贺龙、关向应向张国焘提出：开会由谁作报告？发生争论由谁作结论？明确表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从一开始，就阻断了错误信息在二、六军团内传播，以免受其误导。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个别高级指挥员就在短时间中受过错误信息的误导。拒绝张国焘召开两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提议，也避免了张以多数的优势地位形成错误决议，再次损害党的团结和统一。 
　　

7月5日，中革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的命令，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罗炳辉为三十二军军长，袁任远为政委。三十二军为中央红军原九军团，贺龙、任弼时把三十二军从四方面军系列中要过来，增加了二方面军的力量。陈伯钧由四方面军四军参谋长调任六军军长。7月6日，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与中央联络的密码，恢复了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

二是在甘孜和继续北上途中连续作个别谈话，深入了解政治分歧内幕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实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建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集体领导的共识。两军继续北上后，任弼时没有与二方面军一起行动，而是留在四方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等同行，力图进一步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党内争论问题，以便促成党的重新团结和统一。从甘孜会师起，他先后同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人谈话，这一系列谈话之后，他认为，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形成了共识。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回忆说：任弼时同他几次作草地上的竟夜之谈，当获悉中央作出了北上的决议后， 任说：“有，为什么不执行?”当看过往来电报，任弼时表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当了解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具体情形，任弼时对傅钟说：“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 又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当知道张国焘要与陕北那边党中央保持平行的“局”之间的关系，任弼时对傅钟说：中央没有讲过这样的关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从交谈中，任弼时更多地了解了情况，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坚定拥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立场，帮助了傅钟。傅钟按照任弼时的见解，同政治部的其他高级干部交谈，取得赞成任弼时意见的一致。^[5]348-356 　　

三是提议适时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以集体领导的方式解决党内重大原则分歧。7月10日，任弼时致电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和刘少奇，报告甘孜会师及红二方面军成立的情况，告以两军广大指战员“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对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争论问题“尚未讨论”。电文着重指出：“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为此，他商得朱德、张国焘同意，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在三个方面军靠拢时，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三个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共产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会议议程应包括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和讨论目前党的紧急任务，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是万一会上对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不能得到最后结论，则可留待七次大会或由共产国际去解决。关于开好中央全会，任弼时建议只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上的讨论，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还建议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在会上应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次日，任弼时将此电内容电告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和张子意。

7月14日，洛甫复电，称已向共产国际请求召开六中全会，请他们给予原则指示并派负责同志出席；开会时间和地点，须候国际回示及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决定；会议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的代表到会；会议主要日程为检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不过，复电没有回应即将召开的会议，应产生最高领导机关的问题。 
　　

7月11日，张国焘收到洛甫转到的共产国际7月2日指示，这迫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并在行动上转变。共产国际看到了张国焘与中央分歧的事实，要求双方告以争论的主要内容，以便提供帮助解决的办法。电文有“在未接到你们报告以前，我们相信国焘一定能诚恳的与中央书记处一起，完成目前党在西北的伟大政治任务”之语，^[6]340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国际并不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行动。张国焘接受西北局书记的任命，意味着自行设立的西南局就不存在了，回到中央统一领导之下。 
　　

四是提出提前进行三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营造良好气氛。8月上旬，西北局在包座附近的救济寺召开会议，9日，任弼时给六军领导人陈伯钧、王震、张子意留信并嘱转贺龙、萧克、关向应和甘泗淇。信中说：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建议陕北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已得他们的回电，现正在一方面军及独立军师团地方部队中进行这种动员。陕北最近有一告二、四方面军同志书，我们也准备用二、四方面军首长名义致书一方面军战士，以互相勉励，准备大会合。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陈伯钧看过任弼时的信，在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7]275 8月16日，贺龙、萧克、关向应电复任弼时，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个立场，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五是提议组织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全国红军，以形成新的权威的全国红军最高指挥中心。经过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一重大变故以后，芦花会议、沙窝会议确定军事指挥系统原封不动，显然不适应新形势。9月上旬，到达哈达铺，任弼时离开四方面军回到红二方面军指挥部。为实现三大红军主力统一指挥，9月17日，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朱、张、林、洛、周，建议成立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并建议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组织。21日，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电告朱、张、徐、陈、贺、任、刘、关，完全同意任、贺、刘、关意见，决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因周恩来准备赴南京谈判，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组成。任弼时当即与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复电同意军委主席团名单及作战计划，认为此举“不独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的正确决定”，而且“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2]291 
　　

9月下旬，张国焘又企图改变已定战役计划，迟滞北上，朱德坚决反对，并及时向林育英、洛甫、毛泽东、任弼时等作了通报。毛泽东告知了彭德怀、聂荣臻。25日，彭德怀复电毛、周、洛、博、王，认为张国焘再次动摇北上，担心会合以后他的政治、军事领导破产；建议中央避开张国焘处与红二方面军建立单独通信联系，一军团主力尽量靠拢红四方面军，以影响其干部群众。26日，张国焘以不明国际指示为由，决定率部向西。电中同时也表示“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3]313。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张、徐、陈并转贺、任、刘，告以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研究的结果，指出红四方面军仍应按照9月18日部署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目标。同日，以党中央名义致电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一、二、四方面军首长，指示红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红二方面军作外翼钳制。至此，张国焘放弃所定计划，确定红四方面军东出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等问题，毛泽东发言讲道：由于中央策略的正确，红二方面军的赞助，全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大部分是拥护中央路线的，是有诚意的。这里讲到的“红二方面军的赞助”，就包含了任弼时自甘孜会合以来，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所作的大量从中挽转的工作。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实现了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大会合，宣告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全部结束。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新团结和统一，为三大主力红军成功会师和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提供了根本保证。为此，任弼时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任弼时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任弼时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朱德、张国焘关于右路军准备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电[A].1935-09-08.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回忆任弼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6]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7]陈伯钧日记・文选：上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