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翻译 | 走进黑镜: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背后的真相(附独家评论)
源点注:本文译自 RADII CHINA 网站 2019年1月21日。原题为:《Into the Black Mirror: The Truth Behind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源点SCSs翻译组将本文翻译成中文,刘新海博士为本文专门配了一段评论,供大家一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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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Little 是来自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作家,目前在北京担任RADII的撰稿人。
作者:Andrew Little
走进黑镜: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背后的真相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是针对所有公民的反乌托邦评级计划,还是一些不那么险恶的东西?
黑名单、数据、信用评分......中国政策计划的所有耸人听闻的元素经常被人们抨击成1984年的社会信用体系。通常与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科幻剧情相比,这个话题已经得到了一些国际媒体成员令人窒息的报道,但信息往往前后矛盾,或者充斥着危言耸听。另一方面,中国官员将其标榜为一项扩大金融服务、提高执法水平的政策。由于当局缺乏透明度,这一立场经常遭到质疑。
因此,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和中国政策的现实可能是一个挑战。鉴于此,这里有一些关于项目实际情况的细节。
什么是“社会信用系统”?
简而言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SCS)是一个旨在激励合法、诚实的行为和扩大金融服务的政策项目。中国国务院于2014年提出了一份跨度从2014年到2020年的政策规划纲要。
“社会信用体系”一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第一,它使政策计划听起来像一个单一的、连贯的实体,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公共行政和法律改革举措的大杂烩”,正如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戴昕在他的获奖论文中所写的那样。
(注:戴昕教授2018年美国隐私法学者大会获奖论文:Toward a Reputation State: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Project of China。论文没有中文版,英文版可在SSRN下载。)
在这篇论文中,戴昕教授将这一政策称为“社会信用体系项目”,并在“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说明,以便更准确地理解这一政策是一项多重、不连续的举措。
另一个问题是,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 Paul Tsai China Center)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学者、中国法律翻译(China Law Translate)创始人杰里米•多姆(Jeremy Daum)在接受RADII采访时所言,“社会信用”的英文翻译术语“极具误导性”。
中文“社会信用”也可以被翻译为“公信力”,Daum说,“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除了‘社会信用’这个词的含义外,它还有很多其他含义。”
考虑到这些语言上的困难,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混淆项目的不同部分,这在不同的实例中已经发生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体系的功能和目标,Daum说它可以归结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金融、监管和教育。
Daum说,教育的组成部分一般包括向人们传授有关金融和信贷经济的知识,以及鼓励道德和诚信。
本文将关注两个方面:金融和监管——经常被误认为构成了整个SCS,或者被混为一谈。在现实中,虽然这些组成部分存在于同一“社会信用体系”保护伞下,但它们的运作非常独立,应被视为单独的举措。
金融部门和芝麻信用
在很大程度上,金融部门希望在一个大部分人口缺乏信用历史的国家扩大金融服务。为此,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授权芝麻信用在内的8家公司开始建立自己的个人征信系统。
起初,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在6个月后向这些公司发放正式牌照,但这从未实现。他们的理由是,这些系统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而且基本上是不完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现有的服务都被取消了。
尽管没有获得个人征信业务牌照,但有一个系统仍然在使用——在过去几年里,这个系统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关注和警惕: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
(注:去年2月,中国央行实际上取消了微信的信用评分系统,近期又开始重新推出。这种私营体系与芝麻信用有很多相似之处,目前正在一些中国城市进行测试。)
阿里巴巴子公司芝麻信用于2015年1月28日上线,在数字支付应用支付宝(Alipay)中,芝麻信用会收集阿里巴巴网络中各种平台的用户数据,生成一个三位数的信用评分。
信用评分范围从350到950,起始分数为600。高分可以给用户带来额外的好处,比如:机场免安检或者不用缴纳共享单车的押金。分数低没有负面影响。
许多媒体错误地认为,芝麻信用的个人第三方服务就是中国政府的信用体系。在过去,有各种各样的报道声称,该系统是强制性的,由政府运行,每个公民很快就会根据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获得个人信用评分。但目前的现实是,芝麻信用评分的影响完全局限于一个人在合作服务中是否获得额外津贴。
此外,一些专家表示,政府甚至不太可能使用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收集的数据进行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数据分析。
“中国政府想要支付宝的所有交易数据吗?他们会怎么做?”道姆反问道。“他们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吗?他们必须提供一些合法的理由来获得它。”
戴昕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强调政府“意识到这些私人信用评级实践的潜在缺陷,如缺乏中立性或客观性,以及它们可能侵犯人们的数据隐私和安全。”
监管部门和黑名单
社会信用体系的监管部门旨在透过实施各类“黑名单”及“红名单”,以改善执法工作。个人及公司均可加入“红名单”。
几乎中国政府的每一个行政机构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行业黑名单,对黑名单上的人有自己的认定标准。Daum给出的一个例子是食品安全黑名单,它使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和更频繁的检查。
Daum说,黑名单的发展实际上只是为了确定某些违反现有法律法规的人,文件中指出,这些黑名单是在现有法规的基础上设计的。
最著名的黑名单或许是中国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要被列入这个名单,必须是有能力履行而拒绝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例如,没有支付法院判决的罚款,在此基础上,法院将对他们作出判决。
被列在这个名单上的惩罚涉及各行各业,从不能坐飞机或预订高铁车票,到不能送孩子上私立学校。这些处罚的主要目的是迫使违约方履行其所欠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被从名单上除名。
同样,就像芝麻信用一样,外国媒体有时会把这一举措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混为一谈。其他时候,他们将其与芝麻信用评分系统混为一谈,声称公民因芝麻信用评分低而被列入违约黑名单。
虽然人们普遍担心所有这些数据都有可能连接起来,但实际上这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独立项目。列入黑名单的公民的信息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看,但有关他们行为的数据不会被汇总起来形成任何形式的“公民评分”。
“黑名单”另一端是”红名单”,其中包括那些公认的模范行为。戴昕教授说,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戴昕教授表示:“长期以来,许多政府机构都有向其管辖范围内的公司颁发各种奖励的做法,奖励它们在遵守监管要求方面的良好表现。”“因此,通常情况下,获得这些奖项的公司肯定会登上红名单。”
走进黑镜
戴昕和Daum都强调,尽管围绕数据隐私的担忧是合法的,也有人担心各种数据有朝一日会连接起来,但目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并不像许多媒体所说的那么险恶。在很多方面,它试图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戴教授表示:“实际上,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所面临的最基本、最现实的困难的回应。”“许多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明显不足。”
一些专家将社会信用体系中涉及的政策与美国的法律联系起来。例如,在戴教授的论文中,他指出公众信誉名单也存在于美国,例如,性犯罪者的名单。
中国法律和政策(China Law and Policy )创始人、纽约律师Elizabeth M. Lynch在最近一次对Daum博士的采访中,对比社会信用体系和纽约州法律的各个方面,例如,个人债务超过规定标准,吊销其驾照。
Daum说,他相信很多人对社会信用体系着迷,尤其是在美国,这是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心理当中的。像《黑镜》和其他文化作品等,普及了一切都要评分的理念,然后中国推出了一个符合这个想法的系统。
Daum说,一面黑镜仍然是一面镜子。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它感兴趣。
社会信用体系(SCS)研究日益成为国外媒体人和中国问题专家的显学。相比而言,国内的研究远未如此深入,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浮光掠影。在越来越多的国外报道中,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以一种猎奇的角度,同时言论中也充满了概念的混淆。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理论研究基础薄弱,截止目前为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然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不像其分支征信体系建设,基础理论完备、边界清晰、商业模式可行);另外一方面,该文作者Andrew Little先生也指出了,作为政府主导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透明度不足,造成了许多的误解。大概从四五年前开始,西方的主流媒体开始陆续不断地攻击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罕见官方回应。
和许多研究中国社会信用的西方专家一样,作者Little先生已经在上海工作了八个月,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对中国的基本情况更为了解一些。于是该作者从基本的概念出发进行评述。
Little先生认为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旨在激励合法、诚实的行为和扩大金融服务的政策项目,虽然听起来像是一个单一的、连贯的实体,但是实际上一个“公共行政和法律改革措施的大杂烩”,其特点是一项多重、不连续的举措。这也是造成国内外相关人士误读和混淆的原因之一。
不同于大部分西方人士把芝麻信用理解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代表,Little先生将芝麻信用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区别出来,因为政府不太可能使用芝麻信用搜集的数据进行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数据分析。并采访国内的戴昕教授,认为这些私人信用评估的存在潜在缺陷,例如中立性或客观性,以及它们可能侵犯消费者数据隐私和安全。
对于黑名单制度,Little 先生也给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认为行业内部的黑名单更倾向于一种行业自律,这种情况在西方也存在,但是遗憾的是其没有对相关的联合惩戒进行评论。
虽然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并非像很多媒体上所描述的非常可怕,目的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作者也表达了未来是否会出现将个人消费者的信息连接起来,对信用信息滥采滥用,以及对《黑镜》中出现的一切都要评分的担忧。
文中有一点瑕疵是Little先生对于腾讯系的信用产品的理解,2018年1月腾讯信用分的对外服务取消不是央行的决定,是其内部决定。近期近腾讯支付分的推出则不是一回事,非腾讯征信推出,而是腾讯的另外一个部门负责,此次的腾讯支付分可以和信用保持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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