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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导演徐蓓:还有更pure的想法,但已没条件实现

文艺没有圈 破圈放映 2023-04-24

5月11日,我们联合罗夏映画、转场在大象点映平台发起《九零后》杭州首映礼,活动在百美汇影城LUXE厅举行,并特邀徐蓓导演出席映后交流,杭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朱旭老师主持,现场交流踊跃,超时也不忍喊停,如今回味仍意犹未尽……以下为当天实录,特此感谢liuliuxi同学的精心整理。





主持:朱旭老师(以下简称朱)
嘉宾:徐蓓导演(以下简称徐)
文字整理:liuliuxi

朱:首先欢迎导演,今天我们在杭州2D电影放映最好的厅,现场的应该也是杭州最好的观众之一。我也看到有来二刷的,或是当时五四场没有赶上的,也有家长带着小孩来看的,其实我也特别感动!徐蓓导演的作品其实我看过蛮多的,比如说《大后方》,全部都刷过了,还有讲重庆开埠的历史……

 

徐:那个你也看过啊!《城门几丈高》

 

朱:对!《城门几丈高》,非常优秀的片子!还有就是西南联大那个电视纪录片的版本,那我首先想问:为什么先是从西南联大这个纪录作品开始电影化呢?


左:朱旭老师,右:徐蓓导演


徐:我觉得就是做完西南联大纪录片以后,因为这个片子事先没有做任何的推广。但是它在央视播出了以后,然后上了腾讯视频以后有居然有那么多的观众涌进来评论、评分,我就突然意识到,原来很多人心里面都默默地为这个学校所吸引。


所以后来云南方面给我谈起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咱们以西南联大学子的这个角度,将十六位,其实里面更多了,我们展现学号的大家可以看出来一共有二十多位,就是跟这十六位有强关联的、类似李政道这样的人物——我们把他们集体地呈现出来,然后以电影的一种方式、更加升级的影视语言,我觉得让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跟他们这样亲密地相对、凝视,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影视化的一个初衷。


而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其实这些联大的校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包括接受过崔永元先生的那个口述记录的采访,关于联大的这个经历,他们也并不是第一次在镜头面前讲起,但是当这帮人都走到90多岁、100多岁的这个生命阶段的时候,由他们这个阶段集体地来呈现西南联大的生活,我觉得有一种特别强的史料感,然后增加了它的珍贵感。



朱:嗯,我觉得里面的一些爷爷奶奶就特别可爱,比如说会对同一个事情他有不同的看法。

徐:是的!

朱:有一种返朴归真、像不会说假话的小孩子一样,就如片中杨振宁老师讲的“不知道如何说假话”。

徐:对!

朱:所以大家看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欣然一笑。

徐:会心一笑

朱:特别可爱。那我还有一个问题,片中有文学系的、历史系的,还有理工科,他们之间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其实就是很民主的,都不太一样,大家看了觉得挺好玩的。那你在人物的选择方面是怎么去平衡的,比如说理科、工科、文科?


负责签到派票的志愿者


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好今天的是在杭州。在杭州第一场点映完了以后,有一位朋友,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现场,他说杭州观众提了一个意见,说我们这边的观众对人文的东西很感兴趣,所以反映文科大师的这个戏份不够、没有看够。我说天哪,我真的是特别偏(文科),因为我本科是学英文的嘛,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科生,我就是许渊冲那种“理科不好、要去读文科”的人好吗?所以其实你仔细去数,里面文科的东西还是多一些。是因为它好,或者是因为你喜欢,所以你会显得后面科学的东西怎么会那么多?


但是这样子的:西南联大的校友是一帮对他的学生有仪式感、有神圣感的人,所以请我们在处理每一个人物的分量、包括他来自哪一个学科,我们都是非常小心的。


纪念周边为西南联大学籍卡复刻品


比如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就必须要等同的正面感。还有文科和理科,理工算在一起,我觉得大致是一个比较相同的。


我确实是在意了的,我必须要注意,因为实际上我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观众群——除了大家以外——还有就是联大的校友。我8号那天请了一百多位联大的校友,其实我特别紧张的就是,如果这一群校友他看了以后说“这是我们心目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就是对我最好的表扬;但是如果说不像,这个东西就走歪了。


朱:所以我觉得导演在这方面很慎重。

徐:很小心!每一个细节的选择都要很小心。



朱:对。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有前提的条件下,象我今天再看收获依然非常多,比如说像许渊冲,我们可能稍微了解一点——他翻译非常厉害!但是就刚才出现邓稼先名字的时候,我听见旁边有同学,在还没出现人物、只是出了名字的时,就已经在惊叹了!大家可能不知道联大还曾出现那么多科技界人士,一般可能认为是汪曾祺他们,比如他们的爱情故事,传播范围比较广,我就会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人再去看,因为可以补充之前对历史认知的片面性吧!


徐:我补充一点,其实不光是对这一块儿的历史的了解有限,还有我觉得对人物的了解,也许我们在过去很漫长的时间是有一点片面的。比如说,邓稼先出现的时候,永远都是以一个消失了28年的丈夫、然后献身中国的原子弹研究事业的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可是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也有青年的时代!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风华?调皮像小孩?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有这个义务在片子里去呈现的。


实际上我觉得,首先是要能够打动我自己的。我可能是先作为一个西南联大的研究者,进入了这些材料,我看到邓稼先的物理系的同学回忆他,里面都是他物理系的同学回忆的文字。我当时候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用?我还嫌用少了!因为人物我要大致地衡一下(笑)。

 

朱:所以我们更期待导演以后的更多作品。

徐:我努力。

朱: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观众吧。

徐:对,观众朋友,有任何建议、批评、感想,都可以,我们是很open的!



观众提问一(男):两位老师好!首先表达一下个人感想: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影片。然后主要有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个人在看这部影片的时,觉得有三种风格在里面,一个是一些纪录片的片断,还有一个是静态动画加配音的片段,还有是一些景物的空镜头特别美。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个人感觉会有一点不搭,就是配音,后期的配音加上动画片段那一部分,让我觉得会有些突兀,所以想问一下导演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在影片中发现出现三次《吊古战场文》这个古文,想问一下导演对这篇文章是有什么特殊的喜好或者怎么样,把它放三遍?

 

最后一个问题是因为这部影片采访了非常非常多名人,或值得纪念的人,想问问导演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回忆、印象深刻的片断和我们分享一下。



徐:谢谢!三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就开始回答了。


首先我关注了一下过去几天影迷的点评,其中好像比较有争议的就是配音的部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坦率的讲,就目前我有的这些老人家,大部分都是在2017年做的访谈,因为当时不是从一个电影的角度来构思的,而是在做一个纪录片。然后反过来当我们要做纪录电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次采访他们。有的已经走了,有的已经年事太高了不能接受采访。


所以我们面对的类似象王希季啊、巫宁坤啊、刘缘子啊,都是2017年时候、那个时候为了做一个西南联大的纪录片留下的口述,所以它是不足以支撑在110分钟的片子这么庞大的素材量的;而且一个是量不够,还有就是内容,它不能够那么理想地做到我想要的起承转合。


因为这里面其实没有解说词,它叫旁白,全部都是角色化的,所以我觉得适当地补充其他人写下来的文字,日记、回忆录、书信,我认为从内容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来呈现呢?我们其实是找的就是好多个电影的配音演员,其中也有配游戏的、配故事片的,想把这些人角色化,就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手段来呈现。可能有的朋友会不习惯。当然我也非常非常想,你想如果这个片子里全部都是那种90多岁、100岁的老人的缓缓道来的,那该是一个多纯粹的!可是我做不到,就是没有这个条件了。



第二个就是《吊古战场文》,不是我对这个文章有偏爱,是杨振宁和邓稼先(笑)对这个文章有偏爱。因为这个文章、这个诗歌是杨振宁先生在回忆邓稼先写了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就叫《邓稼先》。他在里面专门回忆了“我们在一起背诵《吊古战场文》”。


我当时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眼前全是画面,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多次用这首诗,因为这首诗是一个非常好的、对电影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元素。从他青葱的岁月,到远征军的远赴战场的转场,到最后,几十年时空悠悠而过,那种穿越感,我是觉得这首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声音的美和画面的美。


最后分享几个,因为前几次我觉得分享的都太飙泪了,我觉得分享几个轻松一点的。


我们先来说说许渊冲吧!大家都很喜欢他。我每次到许老家里去,我们会不停地问一下他的同学呀这些,他都还记得很多人,但是每一个名字说出来以后他都要在后面加上别人的缺点,或者对他专业的点评,大意就是都不如他。(全场笑)


后来最后一次我过去采访他的时候,我说许老我采访你那么多次,你到底有没有一个佩服的同学呀?我说你都觉得他们都不如你呀?他说有啊!很不假思索的。你们应该猜到吧?杨振宁!(笑)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通识教育,联大的一年级是不分系的,他跟杨振宁是同桌。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诺贝尔这个奖在他心里头是至高无上的一个状态。


去采访那个吴大昌先生也是,当时是101岁了,对吧?我觉得是很挑战我对这种年纪的一个老人的想象。比如说我父亲其实81岁就走了,前面已经很虚弱了,就是那种我觉得你就是想要去照顾他、走路要扶他的那种感觉。我到他们家去,他们家住在二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是?我自己也有点忘了)没有电梯的,请注意,没有电梯!我敲他的门后,我看到他穿那个黄色夹克,一下子就从凳子上坐起来了,完全没有任何停滞,就是”湘黔滇步行团的最佳脚力”的这个奖一直保持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佩服。


然后还有就是最资深的马识途马老先生。说句实话,我们那次对他的采访进行了两天。就是一个划世纪的联大的校友,你觉得坐在你的面前、然后年纪又是如此大。他上来就说了一段让我很震撼的话,其实我用进来了,他真的就对镜就这么(说),“我今年已经105岁了,我已经那么老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但是请注意没有痴呆”。


每天依然看书写字,现在他还在每天练他那个隶书。然后我当时是跟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同学一起出去的,同学说马老给我们提一幅字吧!他当时用铅笔写了一个卡片,我觉得那个太好了!说“年轻是一种财富,但是也可能成为你们的负担,就看你们怎么生活”。105岁,我觉得折服,真的是!就是分享这几个故事,够吗(笑)?谢谢。



朱:我觉得在导演的述说里,这些人无论是镜头上还是镜头下都是一样的可爱

徐:率真!Pure!

朱:对!Pure!然后刚才导演述说时,我眼前闪过的都是一些镜头。比如象那位老师,一下想不起名字。

徐:吴大昌吗?

朱:对,吴大昌!出现的镜头都是在操场锻炼的。

徐:是,每天他都要去那个操场上走三圈,三乘以四,一千二百米。



朱:厉害啊!

徐:真的很厉害。

朱:我接刚才那位观众对配音的看法,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人物与素材较多的原因吧!因为每个人带的情感不一样,所以给我们造成这种感受,我个人感觉是有一点割裂。

徐:有点割哈?

朱:对,有点割。因为每个人所带的情感不一样。

徐:明白!

朱:里面人也比较多,有时候感觉他很激动,有时候又比较平缓,可能这位观众感觉是这样的吧!

徐:这个我还倒可以真想一想。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来做,我可不可以有一种更理想的方式来处理,或者处理得更精细一些。因为如果有些观众觉得这样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肯定还是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我觉得。



观众提问二(女):首先非常荣幸来看这个首映礼,然后看的时候也很激动。我想请教老师几个问题。在看里面关于大学场景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很难具有的那种大学的感觉,那些学生有非常强的那种“我为什么来读大学”的求学目的,“我要用工业报国”,或者“我要用我的学识报国”,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学习是件刻在骨子里面的事情。

 

我还听见里面讲到那个“通识教育”,大学里面每个人都应该去学这种“通识教育”,它可以为你的人生、或者你以后去工作也好,去奠定基础。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学,当然这也是一个时代背景,和那个时候的大学很不一样。

 

我想徐蓓导演您的视角,因为您关注到了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经历的大学教育,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教育,从您的视角出发的话,您觉得这种差别是什么?然后也想请您聊一聊那个时代“通识教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教育?我们这个时代还可以怎么样去培养这种“通识教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九零后”这个电影名称。一听到“九零后”这个名字,我们想的就是八零后、九零后,是这个时代的人,电影里面的“九零后”都是西南联大的那一群非常厉害的学子。但是他们也曾经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九零后,那个时代的九零后和我们现在的九零后,您觉得是有什么不一样和一样的地方?想听老师的分享。谢谢!



徐:好!谢谢。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在我自己编片子的时候,或者是我在面对这些老人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还是要强调每一个时代真的有时代的特殊性。我们今天讲起抗战,觉得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对吧?我经常讲,在二十年后,有人讲起新冠疫情它也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可是我们对这个疫情的感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说战争对西南联大这一代人的读书的目的是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它在那个国破家亡的背景下它非常明确“我就是要报国”,我不管以什么方式,我或者上前线打仗,或者是工业报国、科技报国,我觉得我们得把这个时代背景来对今天做一个非常硬性的对比。


为什么讲到这个我很触动呢?我大概在二十多年前从大学毕业。其实今天回想起来我在大学里的遗憾跟困惑,我自认为跟今天的大学生是一样的,只是也许你们的程度更甚一些。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知道我自己要好好读书,但是当时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目标,就是觉得我应该好好读书,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在“通识教育”这方面我觉得我在学校里没有一个很好的指引。


就是我非常刻苦地学习英语语言文学,学我的专业,但是在那个之外、所有的应该在大学里面成建制地打下基础的,文学、历史、社会科学、哲学通通没有,而且没有guide、没有人指引你。


真的,就是老师上完课他就走了,他教你英文,他教的很好,其实我是处于一种很饥渴的状态。我现在想来就是这样的,觉得很盲目,到图书馆去看到很多书,也不知道从哪本看起。我后来真正的弥补是在我工作以后,我开始做纪录片,应该说我没有中断过学习,到今天还在学习。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教育这个问题是我们当下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最痛苦的问题。我只能讲就是我们不能说通过一个片子,或者一个系列片,去撬动一个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里的每一个人可以打动我们内心的是,他们在大学里头养成的那种求真、求知的这种信仰,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别的话,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的。当你真正的、持续不断地、不管你是在大学四年、还是在以后的,你持续不断地去探索知识的话,这些经历反过来它会给你一个答案的。你现在困惑的东西,其实你刚才问我两个问题,说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你已经回答了这个不同,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求知欲和求知的目的是如此的纯粹,这个不同就摆在了那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迷茫,在当下一定会是存在的。也许你看了片子你觉得热血沸腾,可能你出去后你就看到冰冷的现实,或者生铁一般的那种状态,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另外一场战争,对吧?没有谁比面临真真实实的战争更悲催的经历了,但我们可能要面对的这些都是很恼火的问题。学他们那种,我觉得学他们那种韧性跟坚持。我自己因为有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找到答案的。我相信你也会。谢谢。


朱:不好意思,我在这里安利一下。对刚才这位观众的答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去看导演的《大后方》。《大后方》有一集纪录片叫做“流动的课桌”,讲的不仅是西南联大,还有西北联大的故事,有很多临时大学的故事。它整体就在这样一个大后方,同一个时期之下、不同的角度的人,比如说蒋百里的故事,比如说他是造武器的、兵工厂的、炼石油的,但是每个人都非常厉害,即使用现代的眼光看,都是美国回来的博士,而且是一门好几代的人在玉门开采石油,专注地做自己的事业。为什么他们会专注做这样的事业?就是因为它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现在可能因为时代的不同吧,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的精神。 



观众提问三(女):两位老师好!这个影片看完后,其实我的触动挺大的。我想问一下导演,其实您的受访对象是一群年龄很大的老人们,有些还戴着助听器。我是学新闻学的,作为一名新闻的学生,我一直很好奇在跟受访对象去进行聊天、访谈的时候,您是怎么在访谈过程中一步步地跟他们聊开来、包括那种逻辑性,一步步让他们打开自己的心、去回忆几十年前的生活,谢谢老师!

 

徐:好!谢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首先,态度绝对比技巧更重要。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记者来采访我,非常坦率地来讲,有时候我其实是不舒服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明明感觉到了他有功利的一面。


我很坦率地来讲,因为我们现在的节奏很快,我非常理解我们需要这样的快节奏,但是我觉得哪怕是短短的接触的那么十分钟,你是否对这个采访对象投入真正的尊重和真正的好奇,其实别人是完全能感知的,尤其是他们那种聪明的大脑,你不可能骗过他的!所以我觉得态度首先比任何技巧都要重要。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说做功课的问题。现在有很多记者他不做功课,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包括事前,还不是说每一个人,可能关于西南联大已经看了几十本书了,其实你对于西南联大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这个认知是带着历史观的。不是说我只是了解了哪年哪月发生了什么,你是带着自己的观点的,你必须把一个学科的基础的东西你要全部了解一遍——我指的是我做我这种的比较大的,不是说写一篇报道。


我觉得介绍一些方法,建立起一个理论的基础,然后我有了自己属于一个比较强烈的我自己的观点,根据这些观点我去采访,比如说学号,就是真的要让他们每个人都报。这是采访的时候设计的,2017年的时候很多的采访就已经设计好了。我觉得它跟阅历也有关系,像我年龄越长,我就很明显地采访任何一个人物我可能更加游刃有余。


这点你不要着急,年轻的时候,它就是青涩的,它有时候会比较生硬。但是你如果是带着一种首先是我非常真诚的要了解你,然后我把该做的功课做足,你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来,后面都不是问题。



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一百岁的老人,你怎么跟他聊天?现在你那么年轻,对吧?你可能都还没有学会说“来,你家里的奶奶或者姥姥,我们坐下来好好摆摆龙门阵”,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心思。这种不用着急,这种技巧太简单了,你慢慢随着生活的阅历的累积你都会的,但是我觉得前面两点很重要,一个是态度,一个是功课。


观众提问四(男):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这次是来二刷的,因为五四青年节那天,在古运河边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从某种意义来讲,今天是给我身边小孩的一份提前的六一儿童节礼物。这个片子真的在全国上映时,可能离儿童节更近一点,那我觉得可能我算是先做一个表率,做一个家长的表率。然后我觉得我来刷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更小的人,比我儿子还要小的。因为我就愿意跟随着这个电影。我今天其实一直在问我自己,到底应该问什么问题,因为那天我谈了这个电影,它在那些看起来沉闷的地方,我觉得它是属于地平线的那部分。

 

徐:哦,是你写的。他写得太好了!

观众:然后导演我今天形式上可能会冒犯您,因为我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比较难回答。

徐:没关系!

观众: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这两天跟我们杭州下面一个区叫富阳区,有一个野生动物世界的三只豹子出走的这个事儿,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咱们撇开行政、政府或者说市场主体那一些经营者这些法律责任、政府的行政需要做的事情之外,从美学上我想问您的是,您希望那三只豹子中余留下的那只被找到吗?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您有一天遇到了这只豹子,您想对它说什么?或者说您想跟它一起做什么?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徐:我一点没有犹豫,可以回答你:我真希望它被找到!为什么呢?我们都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觉得动物它应当到自然里面去,对吧?但是它不是真正的野生动物,它离开了那个环境,是没办法生存的,它在都市里怎么生存?我很现实地从它的角度出发,它回归了野生动物园,对它自己更好、对它可能会伤害的人群都好。然后我遇到它我就跟它说:“我们一起回家吧!“这就是我的回答,可能不让你满意,但是我觉得实事求是地来讲,现实的角度追求来讲,它就应该回到那个环境。如果它从来没有被抓进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好像你不太满意(笑)。

 

观众:我觉得咱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个电影,特别在今年这样一个时间段,我觉得看到这个电影好象就是这只豹子可能相对更舒服、应该是最有可能。

徐:原来你是这个意思!(笑)

朱:有更多选择性。

徐:我没有想到你那一层(笑)。



观众提问五(女):导演您好!可能在片子拍摄过程中有一些老人已经过世了,我想问一下他们家属,以及健在的老人们有看到这个片子吗,观后感是怎样的?谢谢。

 

徐:谢谢!这两天好像大象点映的朋友建了一个群。因为我们是在北京请了能够找到的、联系上的所有的联大后代,有二代、有三代、有四代。在5月8号的时候,在北京做了一个全国的首映礼。老实说那个群里这几天很热闹,就是它都会每一个人写下非常长的影评,就是特别认真的写。


我今天来的时候还收到很长、巨长的微信。当然我觉得从他们那个角度来讲,跟我们影迷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最精准的目标观众,对吧?他们看到他们的父辈,比如说赵蘅老师看到她的妈妈杨苡,无数次地在屏幕上出现,然后她说又听到妈妈的声音,那真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


他们很喜欢这部电影,我坦率的来讲,就是讲了很多很高的评价。但是对我来讲,我最欣慰的就是他们觉得那是他们想象的或者是他们心目中的西南联大。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欣慰。



朱:我觉得如果老人能看到这样的电影的话,他们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去收拾老人的房子的时候,他曾经有过非常多辉煌的成就,但是当他比如说中风了、倒下了,没有人会知道他所有的一切。只有你比如说像我去整理他、翻到他以前大学里的日记的时候才知道,可能连他的下一代都不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

 

荧幕上为什么他们会感觉是曾经的西南联大?因为他们都非常快乐,有一种重回这段共同求学时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幸福,作为他们的后代也应该是很幸福的感觉,作为观众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观众提问六(女):导演您好!因为之前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剧集我也是看过的,然后这部剧集我非常喜欢,也推荐了很多朋友,所以看见这个影片上映,也就第一时间过来看了。我的疑问是两部作品,因为剧集的对比,对人物的一些展现是有选择不同角度的。但是在大体的叙述逻辑、线路、还有脉络的基本上是类似、或者说比较类同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导演对这部电影的定位区别于剧集的点是什么呢?呈现这部影片的初心,是对剧集地补充、还是对西南联大这一段记忆的个人情怀?


徐:谢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剧集它是由一个比较上帝的视点,我们主要是在说事情,主要是在说西南联大的这个历史。分了五集,然后是五组共生的关系,它是一个相对全面地对西南联大这一段历史的展现。


而这个影片其实它只选了一个角度,就是西南联大学子的角度。那么其他关联的一切比如说时代的背景、老师的教学、当时学校的风气、包括日本人的轰炸全部都是学生的视点来出发的,它视点是非常单一的,它只有一个,这就是两个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观众提问七(女):谢谢老师。我想先回答一下导演的上一个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您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可能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正好有一部电影叫《无问西东》的上映,影响了这个纪录片的突然走红。

 

本来有两个问题,跟上一个观众的提问有点相似。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疑问,这个电影其实很多采访的素材都是原来纪录片里的,但是都经过了一些推倒、重演的一个桥段,我想请问一下您,从纪录片出发到纪录片电影这样一个角度,您的创作思路是?因为以前是五集的一个片段式记录,这个电影是一个很长段的、以这些学生的一个角度去抒发。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您对整个电影的布局是怎样的?谢谢。


徐:谢谢!每天都是在困难当中度过(笑)。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做过剧集的人来讲(你请坐),最难过的一个事就是你处理跟西南联大这个选题的距离感。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曾经有那么一年多的时间,仔细地去看了它的大部分资料,然后你深深地受到了你自己想出来的这五集框架的一个影响。你想摆脱它,但是不是你想摆脱它就可以摆脱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干脆只从这一个角度出发,但是最大的痛苦是在于,当你这个逻辑重新构建起一个叙事框架的时候,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不停地把你拉向原来的那个方向。


比如说,哎呀三个校长还没讲了吗,然后这么多大师我都只讲了三个。就你不停地就要跟这种问题——它不叫心魔,其实都是很美好的东西——但是你不停地就要去修正它,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在这。


那逻辑,其实之前也是兼顾了大家的一个观感,有的观众反复就说那五集的纪录片没有从时间线来做,其实我很想回答他——因为我这个人的习惯就是不解释,如果大家要我解释我可以解释,但如果面对大家的批评,我一般不会解释——就是我觉得用时间线来结构一个五集的片子,我是不能允许我自己这么结构的,因为我觉得太平常了!因为所有的片子可能都会这样做,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想去重复


但这个110分钟,由于它是一个电影,我觉得可以对观众更友好,让观众放下这个时间线的纠缠,它大体的格局还是清楚的,然后它沉浸在个体的性格里头、它的细节里头,然后形成一个感情的一个场域,慢慢地推着你走向最后的那一部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时间线来结构的,不要去费观众的脑筋,我就是让你沉浸在音乐里面,或者人物里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谢谢!


朱:这里音乐其实用的非常多,它有用一些民谣或者原来的校歌,其实就是跟观众产生一种共情吧!


徐:所有的音乐全部都是有出处的,都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民歌,那个叫刘兆吉的,他就收集了这些民歌,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看《翠堤春晓》,就听《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你是我的阳光》,最后的那个很长的字幕,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弦乐。每一个音乐都有出处。


朱:里面有一首是一个台湾的民谣。


徐:那是《未央歌》,黄舒骏根据鹿桥,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写了非常有影响力的小说就叫《未央歌》,黄就写了这首同名歌,都是跟西南联大有关的。


朱:导演也是不经意间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玩。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讲,因为导演也是非常乐意跟大家去交流的。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环节,来合影留念吧!



徐:谢谢大家坚持到了现在,还那么认真地在听我们的对谈。真的非常感谢!


朱:不好意思,我又想安利了,因为导演以前的片子真的超级好看。大家一定要回去补课啊。


徐:我还是挺推荐看《大后方》的,那是我第一个历史纪录片的作品。


朱:刚才有同学有问吗,导演是怎么文科通识教育,我好想说导演家里书好多啊!因为您的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书。

 

徐:是,都是,我喜欢看书。




编辑/校对/排版:文艺没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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