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性骚扰报告：受害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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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不想被性骚扰的荷小爱
性骚扰在各大高校层出不穷。
每个受害者，
不仅承受着身体的伤害，
还无法逃脱舆论和内心的压力。
何时我们才能不归咎于受害者？
“他就开始强吻我，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连挣扎都忘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突然脑中一个炸雷：我在被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亲吻！”
“导师狡辩道，我最近在看性方面的书，就想和你探讨一下。然后他继续说，要和我口交，问我要裸照，没有裸照，乳房照也好。我都严肃拒绝了，他不死心，继续问我乳头是什么颜色。”
“有一天大概是上午，有个男生坐到了我旁边，后来我发现他用书本遮掩着在桌子底下自慰。
“我出门时觉得背后还是有人在盯着我，转头发现那个男生站在楼梯间，露了个脸，一半身体和生殖器，依然在对着我自慰……”
“一些男生甚至开玩笑，问你是不是穿得太暴露了，一定是你长得太好看了，很久之后我仍然震惊其中一些人的态度。”
这是由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律派事务所针对高校性骚扰状况所作的社会调查报告中，一部分受害者口述的性侵经验实录。
本次报告样本主要来自于一线城市和发达省份的各大高校，98%以上的受访者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资料信息由谈性说爱在内的20多家媒体平台协助收集，收到了来自性骚扰受害者的6592份样本，和上百个未经删减的口述故事。其中，异性恋者比重最大，占到75%，有8%的受访者无法确定自己的性向。
谁是加害者？
在接受调查的4543人中，性骚扰实施者是陌生人的案例超过6成，“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成为成为性骚扰最大的施暴者群体，其次是同学校友，还有近一成的学校上级。其中完全男性性骚扰者占比高达90%以上。
谁是受害者？
本次调查中，有83%的受访者都是女性，男性当事人在调研样本中成为了“少数性别”。
很显然，女性在性骚扰议题中的参与积极性远高于其他性别。但这些还不足五分之一的男性样本并不能代表各大高校学生的性别或性取向构成，更不能直接证明在校园性骚扰事件中的女性受害者远高于男性。
在接下来的进一步调研中，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近七成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性少数群体（同性恋，双性恋和第三性别）在遭遇性骚扰的比率和频次上都远高于异性恋群体。
另外，在遭受过性骚扰的人群中，女性更容易遭受猥亵，男性更容易被逼拍裸照，“第三性别”更易遭到强暴。而根据取样的性别局限性来看，男性和跨性别者遭受性骚扰的真正比例可能远超过现有数据。
口述者小A是一名男生，双性恋者，ta曾在校园内遭受到同性同学的强吻和强奸未遂。
“他让我帮他去收拾宿舍，请我吃冰激凌”，小A说，“他收拾他的床铺，然后就凑过来要亲我。我就彻底懵了，因为嘴里都是冰激凌和他的舌头。”
事后，小A一度感到“特别懵”，“特别困惑”，“觉得本来应该很美好的初吻就没了，觉得很没劲”，“然后自己想了想就觉得也是，又没有发生性关系什么的，对于这个经历其实当时并不知道算是什么范畴，性骚扰吗？好像也不是，强奸吗？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小A这种情况在男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性骚扰的经历中并不鲜见。
长期以来人们接受的性健康教育都是针对于异性的。这导致受害者在遭遇来自同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性侵害时，第一反应通常是“很困惑”，“没有反应过来”，“觉得可能不是性骚扰吧”，从而失去最佳的反抗机会。
比如，即使备受好评的北师大性教育读本中，试图猥亵男生“小军”的也是一名女性“李阿姨”。但事实上，在针对性骚扰施暴者的调查中，无论受害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有超过90%的施暴者是完全的男性性别。
这也是“性骚扰”吗？
在本次问卷调查的卷首语中，性骚扰被定义为：
“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
调查者将性骚扰分为：
性别骚扰（gender harassent）
不受欢迎的性企图（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
性强迫(sexual coercion)
调查着以此来设计问卷，并分别用不同的问题对这三种性骚扰进行测量。
在调查问卷的口述经验中，也有不少受害者讲述了自己不被他人理解的性骚扰经历。
对于一些冷漠的旁观者来说，似乎只有强奸、露阴、强吻等有明显性指向的动作的行为才能被归类为性骚扰，而死缠烂打的追求、熟人间言语的玩笑或者伴侣关系内的强制性行为，往往被公众忽视，向受害者错误归因，甚至得出“荡妇羞耻”的极端结论。
社会学上有一个“制度正当化（System justification）”理论，或许可以作为理解隐性性骚扰的一个角度。
即当人们发现社会不公，并且对此无能为力时，人们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观点，即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糟糕，进而人们倾向于责备受害者（victim blaming），来减轻失调带来的不适感。
因此，“穿的少”，“长得漂亮”，“吸引异性”，“过度敏感”，都会成为性骚扰合理化的理由，这也给性骚扰的受害者带来了多重伤害。
受访者小B表示，大一当时有个男生追求她被拒，那个男生就四处跟人说小B因为别人甩了他，又每天站在宿舍楼下堵她，“跟膏药一样，我去哪他去哪”，无论拒绝几次还是死缠烂打。
“但是室友都觉得他很喜欢我，很痴情，劝我不要对他太凶了”。对此小B感到很无奈，也有些沮丧，“ta们都不觉得这属于性骚扰”。
在小B的故事里，室友们对“追求者”的性骚扰不以为然，这不仅是制度正当化现象的体现，也是文娱文化对年轻人观念误导的后果。
影视剧、网络文艺作品中“霸道总裁”死缠烂打灰姑娘，强吻画面的柔美配乐，都让人误以为这种实质上符合骚扰定义的情感绑架是“正常”和“浪漫”的，从而对于性骚扰感到麻木。
受访者小C也曾经拉黑过几位开“性骚扰玩笑”的老同学。那天她在朋友圈发了个日常吐槽，“和同班小伙子夜跑锻炼，然而九点才能出发，有点晚啦”，几位高中同班男生不约而同地在评论中排起队形：
“因为要夜（约）跑（炮）吧”
“为了方便直接去宾馆呀”
“呦，夜（约）跑（炮）去了？”
小C觉得受到了性别侮辱，很气愤地怼了回去，没想到那几位男生全然不觉得自己有过错的地方。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笑着说，“这点事情都这么在乎，以后走上社会要吃亏的”。
对于许多这样的隐性性骚扰的受害者来说，最让人感到寒心的，正是这种在周围无法收获真正共情理解的痛苦，和加害者不屑一顾的漠然。
林奕含在她的婚礼上说，“我想要成为一个对他人痛苦有想象力的人”。
林奕含悲剧的核心在于，她被男权社会赋予了“美貌聪慧”的优秀符号，符合父权秩序下一切完美的审核标准，但却被传统社会的框架打击得遍体鳞伤，甚至于死后都被裹挟在社会的黑洞里，旁观者冷漠的议论，永久地缺乏对于痛苦的共情想象力。
“性骚扰”的潘多拉魔盒
大部分受访者对高校和公安部门针对性骚扰案件的处理结果是不够满意的。
面对学生的报案，公安推锅给保卫处，保卫处调取录像手续复杂费时。不仅如此，性骚扰事件本身取证困难，又缺乏严格可行的惩罚定罪机制，即使最终抓获性骚扰嫌疑人，往往批评教育了事。
不仅无法有效阻止再次犯案，也不能彻底保障受害者人生安全，防止打击报复。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依旧时刻处在“可能在厕所遭遇变态”、“路口大概有个露阴癖”的惶惶不安之中。
然而性骚扰给受害者造成的身心创伤是永久不愈的。在性骚扰报告的调查中，有超过48%的受访者表示，ta们在受到性侵时，选择沉默和忍耐，这些人中近六成认为“投诉也没用”。
在我们的调研样本中，也有超过12.4%的人认为性骚扰经历严重影响了ta们的人际关系和学业，出现了抑郁、自杀等情况，其中性强迫受害者的自杀率比其他人高出三倍以上。
对于受害者来说，性侵经历只是一切痛苦的起点，但痛苦的本质不仅仅是性本身，而是隐藏在性背后的权力体系和精神暴力。
林奕含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她开始质疑这个社会、甚至整个文学体系都是诱奸事件的帮凶。
她用“巨大的诡辩”定义自己的书写行为，用“爱”解释补习班老师的人格断裂。整个社会，包括林奕含父母，始终为她戴上厚重的道德枷锁。而林奕含最终选择离开这个让她失望至极的世界。
我想拥抱每一个遭受过性骚扰的，不仅仅是姑娘。
希望这个世界，正在慢慢变好。
（文/谈性说爱编辑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文内资料来源：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律派事务所针对高校性骚扰状况所作的社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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