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Intro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 点击上面 「 蓝色微信名 」 可快速关注     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信公众号 智编导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在定调2017年经济工作时，将振兴实体经济列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国家发改委12月18日召开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时也指出，要聚焦振兴实体经济提升供给水平，聚焦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关于振兴实体经济，最近的分析和解读文章很多，主流声音希望发展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很多观点认为经济增长重心要由“脱实向虚”转向“脱虚向实”，而呼吁将减税、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作为重点。另外也有人认为，“脱实向虚”现象是是受到实业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和金融层面的多重影响，改变并非一蹴而就那样简单。 怎样看“脱虚向实”与“脱实向虚”？ 振兴实体经济呼声不断 近来，主要媒体不断刊发关于振兴实体经济的观点文章。《人民日报》最近刊登刘志彪教授的文章指出，要培育经济新动能，当前经济运行中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挤压，部分企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房地产业吸纳大量社会资源，拉高了市场利率水平，推高了制造业成本，影响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文章强调虚拟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并在加速经济分化中培育新动能，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经济分化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实现新的高水平的市场均衡。只有加快分化进程，才能增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成本。 《人民日报》12月19日刊发的另一篇文章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这就必须坚持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虚拟经济不是不能搞，但不能一窝蜂地追逐，更不能“脱实向虚”，放弃或削弱实体经济。 该篇刊登在金海观潮的评论文章称，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如何摆正与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亟待处理好的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担负着为实体经济“输血”的重任，实体经济要想根深叶茂，离不开金融资本的“给养”。 同样，金融资本的发展也不能天马行空，无论是股市、风投还是理财，这些金融活动都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根基上，离开了这个根基就是空中楼阁。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取得双赢。 “应当看到，近年来，面对下行压力，实体经济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盈利水平下降，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又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压得企业几乎喘不过气来。”同时，一些资金或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或追逐炒作部分资产或商品。有些制造企业，好几百人辛辛苦苦干一年，盈利还不够在一线城市买套房，自然会让专注于实体经济的人们心寒。 很多人担忧，这样下去，谁还会投资实体经济？谁还有心思创业创新？对于经济运行存在的“脱实向虚”苗头，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拿出扎实有效的措施，让实体经济真正实起来、兴起来。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需要更强劲的政策措施。 文章称，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营造外部良好环境的同时，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产业也要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目前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症结，是实体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不合拍，无法很好地对接。 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很多东西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是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不足，导致一部分国内购买力流向海外。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要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按照市场需求创新供给、提质增效。质量过得硬、适应新消费，就不会成为过剩产能。有市场、有效益，才能吸引更多的市场资源聚集过来，让实体经济这棵大树顶天立地。”文章称。 中国经济将脱虚向实吗？ 最近中央经济会议召开，在众多解读和点评中，有一个颇为主流的解读是，今后中国经济要改变“脱实向虚”的不正常现象，实现“脱虚向实”。但李迅雷最近撰写评论文章指出，他认为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并从实业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和金融层面分别对“脱实向虚”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从实业层面看经济脱实向虚现象 从理论上讲，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经营成本上升，则盈利就得下降。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以来中国低收入群体的薪资增幅要高于中高收入群体，这表明劳动力成本呈上升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农业转移人口数量的减少（2010年达到峰值），另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2011年达到峰值）。此外，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等都在上升，也使得经营成本进一步上升。 企业为了应对盈利下降，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转行，脱实向虚，投资房地产或金融；二是加杠杆，扩大生产规模，薄利多销。民企一般多选择前者，因为民企的融资成本高，难以加杠杆，且船小好调头；国企则多选择后者，因为融资成本相对低，且又要担负起稳增长的任务；另外一个原因是国企中的僵死企业多，靠银行贷款才能存活。根据国资委的数据，2016年1-10月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利润总额19197亿元，同比仅增长0.4%，负债总额86.5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可见负债的增长幅度要远超利润的增幅，资产负债率水平仍在上升。 例如，仅国企的杠杆率（负债/GDP）就达到114%，若加上民企的负债规模，中国企业的总体杠杆率水平是美国的两倍左右，应该是全球最高了。按中财办杨伟民副主任的说法，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要超过4万亿，相当于2015年中国的GDP增量部分。 那么，有什么办法来降低企业债务水平呢？现在提到的办法之一是债转股，但国企86.5万亿债务中，究竟能转出去多少呢？此外，还要考虑到债务的增长迄今仍超过两位数。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初步结论是今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还会继续上升，不过，上升的幅度会有所下降。 这也说明，只要经济增速仍在回落，实体企业的盈利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那么，投资实业的意愿也难有提升空间，脱实向虚的基本趋向很难改变。 地方政府层面看脱实向虚现象 从今年前三季度GDP初步核算结果来看，金融业的增加值要占GDP总量的8.8%，而美国不足7%，日本只有5%。这也是中央政府对脱实向虚的担忧所在，如银行的利润总额要占到所有上市公司利润额的50%以上，还不包括其他金融企业的利润。既然金融的占比如此之高，金融资产的泡沫如此明显，为何不去抑制金融的发展呢？ 从地方政府的行为看，不仅不去抑制金融业的发展，还制定多种优惠政策来引进金融企业，通过给地给楼、退税、给户口等手段竞相吸引金融企业落地，这显然不像是脱虚向实的做法。这些年来，我国号称要建成国际、国内金融中心或中部、西部金融中心的城市数不胜数，且城市内的各区也要竞相发展金融，这或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有关，因为金融业来钱快，不仅可以拉动当地的GDP，而且还能增加税收，何况发展金融业还有利于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 这些年来，凡是税收增长快的城市，绝大多数靠金融和房地产，如上海的GDP增速与全国同步，但财政收入增长大约是全国的四倍左右。既然要考核地方政府在稳增长方面的政绩，地方政府势必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增加GDP，金融业相对不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限制，且地方政府投入不大，这也是各地竞相要建金融中心的原因。 从全国层面看，这两年来证券与房地产交易都非常活跃，去年股票加杠杆，导致中国股市的交易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今年买房加杠杆，居民新增房贷规模几乎是去年的两倍。股市和楼市不仅交易异常活跃，泡沫化程度也很高。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推出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呢？1988年台湾当局试图推出资本利得税，导致股市暴跌，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只得取消征税计划。如今，台湾的资本利得税还是推出了，交易就变得很清淡，当地券商苦不堪言。 而中国当前无论准备推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守住稳增长和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两条底线，这也是稳中求进的内涵。如果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的推出不会导致股价和房价的悬崖式下跌，那就早应该推出了，但谁也不敢保证不出问题。但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像物理或化学问题，可以通过实验室来解决。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越是不敢出台，资产泡沫就越大，脱实向虚的趋势就越难逆转。 从金融层面看经济脱实向虚现象 1996年中国的M2规模才7.5万亿左右，股市的规模也很小，即便股市换手率全球第一，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都不大。但如今M2达到153万亿，是20年前的20倍，股票总市值也成为全球第二，但实体经济的增幅并没有那么大，这是导致货币泛滥的根本原因。 货币泛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银行的负债，对应的是银行的资产，但银行的资产又对应着对储户的负债，简言之，总负债越大，总资产也越大，理财和资产管理的需求也越大。政府和企业除了对银行负债外，还通过发债的方式对全社会负债，当前债券余额已经超过62万亿，估计全社会的总负债占GDP比重大约在250-270%之间，故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很大。 对中国的居民部门而言，估计有理财需求的资产也超过100万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银行储蓄，今后居民部门还需要改变资产配置的结构，即要减少房地产的配置比例，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尤其是海外金融资产配置过低、权益类资产配置过低，这与中国作为货币规模第一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同时也意味着金融产品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实物产品的产能过剩，虚拟产品的供给不足。 在稳增长的既定条件约束下，估计今后几年M2的增速和信贷增速仍需维持在10%以上，也就是实体经济的规模扩张要远低于虚拟经济，因为实体经济的繁荣要靠需求来推动，目前是供给过剩。尽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善供给，但由于货币的超发并没有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故总需求不足将是一个长期问题。M2的增长部分大多落到了高收入群体中，这也是脱实向虚趋势难以改变的主要逻辑，即货币泛滥不仅带来“虚”的需求大增、供给不足，而且还导致“实”的需求不足而供给过剩。 李迅雷判断，如果不来一场类似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去杠杆、挤泡沫风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现象恐怕仍将延续下去。 从税负、金融层面解决实体经济“体胖力虚”问题 路透社12月21日发表沈燕的分析报道指出，中国2016年完成年初预定的GDP增长6.5-7%的增长目标已毫无悬念，但实体经济的“体胖力虚”却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与目前经济市场化，但金融领域却相对集中垄断不匹配导致资金空转，以及中国多年来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导向等有关。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振兴实体经济，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专家们就给出了包括继续减少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减税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同步等药方。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称，“为什么会出现‘脱实向虚’的表现，主要是实体经济不行，而且实体经济不是今天才不行的，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如果经济政策是正确的，结果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他认为，要让消费推动经济增长，需要收入上去才行，收入要上去需要实体经济比较好。而金融是个虚拟经济，金融是没有办法让整体收入上升的。 中国普惠金融促进会筹备小组组长刘克崮也认为，振兴实体经济解决“脱实向虚”，“虚”应该指的是金融，实际上就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四件事，包括三去一补一降，农业供给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推进房地产平稳发展都和金融有关。 他指出，目前的产能过剩，农村很多老问题解决不了，基层金融服务比较差，越穷越弱的越差，也都是金融的老问题。“我们感觉中国的实体经济越来越虚，开始明显的体胖、力虚，给人这种感觉，态势不太好。” 在分析中国实体经济体胖力虚的原因时，税负沉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时投资审批制度滞后，政府调控管理之手伸得过长，金融体制的垄断集中并滞后于市场化的实体经济发展，以及多年来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导向也屡遭诟病。 在李若谷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特别强调解决“脱实向虚”的问题，就应该着力解决减少企业的税负问题，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否则中国经济真会遇到难题。李若谷表示，“减税喊了很多年，但实际效果不是很明显。我到企业了解，五险一金不仅没减，还有的上升了。”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也认为，制造业利润越来越低，而且在国民收入分得的比例也越来越少。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2010年大概在12%左右，到2014年变成4%。但中国的宏观税负率却很高，据其测算结果，中国1995年宏观税负率最低为16.5%，2000年是21%，2005年26%，2010年36%，以后是37%、38%，2015年大概36.9%。 李若谷也认为，中国的刚性支出特别多，但刚性支出中有很多体制内的漏洞，导致浪费也很多。但如果税收收不上来就要多发债。 在简政放权及投资审批权限下放方面，李若谷表示，尽管发改委作了很多改变，项目投资审批权限有的下放，有的通过网上审批，但对于投资方而言，尤其是民营投资，他自己会想该不该投资，对政府而言并不是从以前需要审核的投资规模从3000万提高到1个亿就是一个进步，而是政府根本没有必要让有关部门审批这些东西。 此外，在经济已经比较市场化时金融却相对集中，怎么让金融更加市场化，这样才能对经济的发展支持比较有利，特别是小微金融机构。 李若谷说，“现在每年批三家五家、十家八家，这个速度是不行的，对经济的支持，速度是有问题的，因此要想办法把大银行拆大变小，得有这种考虑。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又拿不到资金，他怎么发展？”他坦言，从事100万、200万、500万的借贷需求和一个20亿、30亿的贷款需求比，整个程序、人力、成本、功夫都一样，也就不会为小微企业服务，再怎么设立小微服务中心，最后都不起作用。“我到底下去了解情况，小微企业照样拿不到钱，统计数据是不反映实际情况的。金融体制要变化，同时金融的监管也要跟着变化。” 寻找资金脱虚向实的解决之道 据路透报道，2016年看似企稳的中国经济，平静表面下却暗藏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堆积的潜流；而实体经济债务率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以及财政货币政策腾挪空间有限的“风险三角”也将制约着2017年的中国经济。 “风险三角”是国际清算银行在一个报告当中提出来的，指生产率在不断下降，杠杆率在不断上升，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在明显收缩。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目前很多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困境。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稳健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基调不改前提下，财政风险的上升预示着中国2017年继续减税和扩大赤字率的空间有限。专家们预计仍会维持上年3%赤字率水平，经济增长目标也宜维持在与上年一致的6.5-7%区间；而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以及确保改革政策落地，更是2017年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 尽管专家们对中国经济预期有喜有悲，而“三去一补一降”作为中国供给侧结构型改革的中长期任务仍是2017年的重要工作。但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货币和财政政策腾挪空间收窄的背景下，中国要防止曾经的股灾重演，期货市场的暴涨暴跌以及大规模的跨境资金进出对中国汇市的扰动，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并让改革举措落地无疑是2017年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 由此也不难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陈东琪认为，2017年重点是把资金更多从流通领域引导到生产领域，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不能堆积在虚拟经济领域，引起虚热实冷，带不动有效增长。这轮复苏应该是创新带动的有效需求复苏，只有创新引导的复苏才可持续。他提到，中国经济2017年客观上有复苏迹象但主观努力还得继续。2016年10月各地出台的抑制楼市过快上涨的调控举措会对来年一二季度经济有下拉作用，而民间投资依然不强，政策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等方面仍须加力。 贺铿也认为，从内需看依然增长乏力，而宏观政策作用空间缩小，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功能作用明显减弱，投资的边际效率明显降低；经济、金融风险积聚，防范风险将成为突出任务。 同时，去产能、去库存进入攻坚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不足以对冲衰减的旧动能；去杠杆进入风险期，最难办的是房地产和“僵尸”企业，也使财政与货币政策受到掣肘。 2016年中国信用债市场的风险暴露更甚于2015年，违约案例上升也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疲弱不改令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加大，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更令相关企业偿债困难有增无减。 “中国经济进入6.5%左右的增长期不会很快结束，应当有心理准备。”贺铿称，“现在许多人的心态没有适应新常态，调控措施也没有适应新常态，内心里希望高增长，釆取的办法也还是老办法。如果心态不转変，调控措施不改变，2017年中国经济不会比2016年好到哪里去，甚至有可能搞出问题来。” 刘克崮建议，中国应该重新审视GDP，并建议将GDP作为年初的预期目标，改为年度的预测值，12月提一次，4、7、10月分三次做调整，最后预测年底的数。 他认为，GDP的任务性、目标性、不可变性与经济的可变性、人的主观能动和客观的规律，这些都十分相关，不宜让它成为一个主观色彩过重，不能随实际变化而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对我们的经济工作产生很多负面作用。我们要在股市、房市、债转股，帮助某一方，一定在什么时间要完成，我们要不计代价的做什么，都会对经济规律产生巨大的扭曲。” 对于实体经济的困境，要解决制造业利润越来越低以及投资回报率下降，并引导资金脱虚向实，降低增值税率无疑是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周天勇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有实招，第一是增值税降5个点，先把制造业救了，看看所得税能不能降5个点，同时社保费率、五险一金一定要降到30%以下，虽然养老金缺口很大，但是社保费率太高了。 而在降成本方面，周天勇认为，价格高的都是垄断行业，银行垄断，土地垄断，行政寡头拍卖，运输垄断，能源垄断，因此要加快推进银行、土地、能源、运输领域的改革。“所以我觉得进一步加快银行的准入，银监会改了这么多年，放了十几、二十几个民营银行，这哪是改革？……垄断不改革，成本降不下来。” 振兴实体经济呼声不断 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体胖力虚”，近来的减税呼声渐高。最近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专家们批评税负过重并给出了包括继续减少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减税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同步等药方。而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投资10亿美元，并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企业税负的看法。 关于税负，目前有多种算法，其中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最新发布2017年经济蓝皮书指出，如果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基金收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之和，同GDP之比衡量宏观税负水平的话，2015年该比重为28.8%，表明宏观税负处于较高水平。 微信号“智谷趋势”（zgtrend）最近发表了一篇署名严九元的文章，对近期关于企业税负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梳理。 文章表示，眼下，中国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一场舆论激战。“死亡税率”首先由知名财政学者李炜光前些日子提出，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 而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对“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造企业迁往美国的忧虑与国内企业忍受“死亡税率”的无奈相叠加，在2016年的年末，减税的呼声达到顶点。 而“死亡税率”也遭到了来自官媒和相关部门的联手反驳。环球时报21日刊发评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显然针锋相对，而中国税务总局21、22日接连转载多篇文章，为税负辩护，指出“‘死亡税率’说法不靠谱，更多属于情绪表达”、“‘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死亡税率”到底存在不存在？税负重不重，由谁说了算？在这场激战中，一方征税者，另一方是被征税者；一方在朝，另一方在野；一方是相关部门，另一方是商界和学界。 李炜光早先的调查发现，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李炜光分析认为：那么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是多少呢？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因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接近40%，按大口径计算或超过40%，而我国税收有90%是由企业交纳的，个人交纳部分不足10%。 又由于占总额51.43%的税收是由民营企业交纳的，换句话说，民企纳税一点不比国企少。说我国民企税费负担率接近40%，并非是不靠谱。 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正处于敏感的时点，振兴实体经济成头等大事，“死亡税率”说法的流行，无疑会给有关方面造成某种压力。在批评和辩解，进攻和防守之间，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舆论争夺战悄然开打。纵观各方言论，可以发现存在三大焦点： （1）“死亡税率”成不成立？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21日刊文反驳，他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而无论从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国都在发达国家以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李炜光对此回应称，看企业税负重不重，关键要看企业的税负占利润比例，这才是要害，否则就是在玩“数字游戏”：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2）“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不是存在？ 21日，环球时报发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的评论文章，文章声称：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在刘所长看来，一国企业税负高不高，是相对而言的，并无绝对标准。不过，李炜光反驳称：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却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 一方企图用相对论消解“税负过重”的诘问，一方用企业家的真实感受来呈现最直接的证据。 （3）“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 12月22日，国税总局转发了中国新闻网的一篇文章，题为《财税专家：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死亡税负”说法太片面》，文中称，“近几年政府不断减税清费，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降低。其中，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预计全年减税总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不过，营改增减少企业负担的说法却遭到了来自企业家的反对，宗庆后此前在演讲中就直言不讳：营改增说降低税收，我看一点都没有，说税下滑了5000亿，我看是收税收不下来，把没有收上来的税收当作降税的指标了。 无独有偶，李炜光的调查也显示一样的结论：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论战中的三大分歧，显示的是现实中的三大断裂： “‘营改增’有没有降低企业负担？”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的断裂。 “‘中国企业税负过重’是否存在？”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强势的征税方与弱势的纳税方的断裂。 “‘死亡税率’成不成立？”的分歧背后显示的是学术研究与数字游戏之间的断裂。 没有什么比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 “死亡税率”是新提法，背后其实是老问题。“不要让曹德旺们跑了”，前提是“创造一个曹德旺留得住、活得好的环境”。当曹德旺近期现身，回应外界对他的议论时，他说：我认为我是正确的，警告中国人你一定要小心，要考虑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问题。不要整天拍马屁、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你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中国的这些企业都倒完了怎么办？ 评判投资环境，没有什么比企业用脚投票更有说服力。李炜光警告，“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有人说政府支出膨胀也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哪个更大？还是挤出效应。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 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这么个规律，天下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这不就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旨所在吗？ （原载：《经济走势跟踪》2016年总第1703期，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推荐阅读 【经济走势】 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提高生产率 【经济走势】 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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