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快讯（作者：林盼） 2017年6月15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受邀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了题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乡的生产激励问题》的报告。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等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到场参加此次学术活动。讲座现场气氛热烈、讨论深入。
李怀印教授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赴美，2000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师从黄宗智教授研究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先后出版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875-1936（中文版《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History，1948-2008（中文版《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中文版《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著作，在国内外享有巨大声望。李怀印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乡的生产管理问题，对生产激励和干群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于《开放时代》与《中共党史研究》上。
李怀印教授首先介绍了海外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转向情况。他认为，随着大陆的日渐开放，各种档案资料为学者所掌握，不少海外学者开始进入新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更是成为一大热点。这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可以避免“身在此山中”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中国城乡发掘出大量档案资料，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文字、数据资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但是，一旦涉及到诸如上下级关系、生产激励等议题，档案的限制性就体现出来了，这时就要依托访谈。李怀印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从2013年开始，在全国各地采访了97位老工人和149位老农民，根据城乡的二元差异，专门设计了不同的访谈问卷，涉及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的干群关系等，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些微观层面的问题讨论得并不多。
李怀印教授进而指出，以往关于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管理和工人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基本持负面评价。官方宣传的话语，工厂管理长期是铁饭碗、大锅饭的状况，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学界的解读如美国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提出，国营企业工厂的生产积极性持续下降，出勤率不高，这与文革时期取消奖金、领导监管不力有关，林毅夫《中国的奇迹》一书中也有相似的表述。李怀印教授根据访谈资料指出，老工人普遍表示，他们干活很认真，有无监管都是一个样，出勤率也很高。这种积极性的来源，工人认为是成功政治教育的结果；不少老工人还比较1949年前后，认为共产党的执政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工人有了感恩的心态；此外，五六十年代进国营企业当工人很不容易，荣耀感也是重要的激励因素。
李怀印教授还比较了不同时段和不同群体工人积极性的差异。他认为，五十年代工人劳动积极性持续走高，大跃进后期出现下降状况，经济调整时期又有回升，文革后期，随着生产秩序的恢复，劳动积极性持续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从工人的具体情况来看，1949年前就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工人由于有着今昔对比、社会边缘工人（如临时工）由于工作机会来之不易、党员由于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均是劳动生产的重要带动力量。外在因素则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常规性的班组会议和上头的突击审查，均让工人不敢松懈；此外，生产小组和流水线生产的设计，使得工人一旦懈怠，会面临“同行压力”。对于工人的生产激励问题，必须要放在一个具体的制度环境下加以考察。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环境，包括收入与效率的脱钩、社会分割——工人缺少跳槽的机会、政治方面的精神激励和压力，这些状况导致工人形成三种不同的行为选择，或是拼命干、或是不负责任的工作，绝大多数的工人则是按照规章制度不打折扣地完成。改革开放之后，制度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收入和效率开始挂钩，工人开始有跳槽机会，政治压力也开始减弱。制度环境的变化是工人行为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农业方面，李怀印教授表示，政界和学界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农业生产情况也是持“抹黑”态度，将其称为“大糊弄、磨洋工”，在物资分配方面搞平均主义。根据访谈的情况来看，当时农民的生产积极程度同样很可观，大多数农民普遍表示，农活非常苦非常累，即使有人糊弄，案例也很少见。他认为，农民干活认真的原因是生产队的熟人社会结构，劳动表现差会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李怀印教授进而指出，农业集体化时期，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生产组织规模、口粮政策、机器质量、化肥质量、自然禀赋、人口密度等，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作用。对于这一时期农业的生产情况，不能一刀切地看待，不能用小岗村的个案来描述全国性的状况，要从微观的认识进入现场。
武力研究员对李怀印教授的报告作了点评。他认为，这个报告价值很高，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城乡两方面进行深入剖析，提供了新的观点与视角，这提醒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地进行研究，而是应该做细致分析，打通宏观与微观的界限。报告中提到的大量海外学者转向做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这有政治经济的需要，希望能够从更长的时段对今天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情况加以说明。中国学者自己讲中国故事固然重要，从域外看中国或许能够更客观，情绪性的东西更少，有必要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合作。目前开放的资料，除了档案馆内的档案之外，各种公开出版和未出版的资料选编、大事记也值得关注，如何利用和分析，这是一个挑战。武力研究员从自身经历出发进一步指出，李怀印教授的分析，和他早年当农民、工人时的观察比较接近，但还需要做适当提炼，尤其注意不同时段的差异，要动态地来看。此外，中国领土那么广，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企业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这些都需要做微观研究。1978年之前的经济问题主要出在宏观经济层面，企业没有竞争机制，没有自主权，这些都束缚了企业采取更积极的做法推动生产。而从农业的情况来看，城乡分割限制农民多种经营和“倒提取机制”，是阻碍农民积极生产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虽然有作用，但以这两条因素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赵学军研究员表示，李怀印教授的研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历史背景的分析很深入。现在看来，不少宣传话语不能一概相信，诸如大锅饭、大糊弄等，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可取。他还结合自身研究农村金融的体会，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陌生人社会的结构，原先农村的信誉机制不复存在，导致农村金融难以推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肜新春副研究员提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李怀印教授所讲的制度安排，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否为“最优选择”，有效性和长远效果如何，这些都需要用资料加以分析说明。这种较低成本的管理模式，固然有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但也使得贫富差距缩小。对于这一时期的生产管理效果应当做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林盼助理研究员表示，光从访谈资料得出结论或许会有偏差，应当结合更多的一手资料，例如档案、书信等，相互论证，构成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其他学者也就李怀印教授的报告提出各自的看法。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