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林盼：乡镇企业人才哪里来？一项经济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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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78年之后，乡镇企业以“完全没有料到”（邓小平，1993）的态势异军突起，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迅猛发展。1991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11621亿元，乡镇工业产值8709亿元，分别占全国社会总产值、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6.5%和30.8%。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与日俱增。从1978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上交国家税金累计达2356亿元，仅1991年就向国家财政缴纳税金454亿元，占全国税金的15%；从1985年到1991年国家税金净增量中，乡镇企业净增占33.5%（田纪云，2016）。199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35亿人，增加值近1.8万亿元，实现出口交货值6008亿元，利税总额6253亿元，其中从业人员和利税总额分别是1978年的4.8倍和56.8倍（王曙光、王丹莉，2019）。到了21世纪，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乡镇企业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所谓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周宏大、梁书升，2006）。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社会服务，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得益于宏观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由市场来决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完全独立、自负盈亏的经营自主权，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除此之外，一批具有现代企业管理意识、掌握先进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进入乡镇企业的队伍，是重要的推动因素。
乡镇企业的专业人才从哪里来？为何会在改革开放初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乡镇企业之中？关于上述问题，既有对企业管理人员群体的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发现多数企业家曾有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等部门工作的经历，这些经历为企业家日后寻求政治与经济支持提供了有效资源和有力保障（范晓光、吕鹏，2017）。我们的观点是，乡镇企业专业人才群体的涌现，必须依托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条件而形成，应当跳出人才本身的社会构成，深入观察内在的制度条件。本研究认为，以下三个因素是培育乡镇企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重要土壤。
首先，乡镇企业来源于计划经济时期依托人民公社所进行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对于人民公社的研究，既有研究多从负面角度进行批判，认为“大锅饭”[i]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状况。但是，近年来一些研究也表明，人民公社积累了农村办工业的经验，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1978年，全国共有150多万家社队企业，近500亿的产值，累积起来的技术基础、经营基础和管理经验已相当可观，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其生命力就不可遏制地勃发出来（王曙光、王丹莉，2019）。1983年，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1008亿元，职工人数达到3235万人，实现利税总额177亿元，展现出这一类型企业发展的勃勃生机（韩俊，2008）。
社队企业的人员构成，多数来自于改革开放之前下乡的技术工人、当地农民，以及“文革”时期[ii]的知识青年。“大跃进”[iii]之后，由于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导致不少企业遣散工人。据统计，1961年至1963年，全国共遣散工人逾2000万（林盼，2019）。这些工人回乡之后，用公社积累的资金开办工厂，厂址一般位于农民的自建房中。1966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数百万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其中不少青年属于被遣散的下放干部，掌握一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譬如，1970年代初，仅无锡县就接收了2400多名下放干部，加上1960年代回乡务农的33000多名老工人（朱万悦，2017）。下放干部、工人和知识青年目睹农民生活贫困和生产资料缺乏的状况，一方面积极帮助社队开拓致富门路、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帮助社队企业拓宽供销渠道，架设起城乡之间沟通的桥梁，为社队企业的发展打下了技术和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基础。

（来源：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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