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外伤害：阴影下的海外华人
随着这次疫情升级为“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的影响范围早已辐射至中国之外，也早已超出医学和疾病的范畴。很多事开始发生变化。
那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发现，“尽量不出门”居然也成为他们权衡之下的自我选择——虽然他们并没有生病。
1，“亚洲面孔”的“麻烦”
“我打算少出门。出门了也不说汉语。”
“有时候蛮尴尬的，也觉得无能为力。”
按照最初的计划，钱雪婷 3 月将入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疫情爆发后，韩国在 2 月 2 日发布了针对湖北的禁入令。2 月 6 日，钱雪婷听到了另一个坏消息——韩国外交部有可能增加禁止入境的中国省市区域。她担心自己的家乡安徽被列入名单。
可即便钱雪婷成功入境韩国，之后的生活也会遇到新问题。她申请的学校宿舍要到 2 月 14 日才会公布结果。此前，学校明确要求，中国学生必须在入境后自主隔离 14 天才能搬进宿舍。
一些大学会为他们提供隔离的住处，但钱雪婷的学校起初并不在此列。她曾试图在民宿完成这个“过渡期”，但房东询问了她家乡的确诊人数后，婉拒了她的入住申请。当时，她的家乡有 5 人确诊。钱雪婷听说，同一区域有一家民宿因为一名确诊中国游客曾经入住而被迫停业。
“只能向迟点回韩国的朋友借房子，看看能不能在他们回去之前住 14 天。”钱雪婷说。她和同学们发了不少邮件给学校，希望校方也可以集中组织留学生们隔离。2 月 11 日，钱雪婷终于收到消息——学校将针对中国留学生安排统一隔离，2 月 25 日，她将入住学校安排的隔离宿舍。
让人担心的事还不止这一件。钱雪婷看到几个已经返回韩国的留学生朋友在朋友圈说，已经有韩国人不让中国人进店吃饭。“我打算少出门。出门了也不说汉语。”她不想和韩国人起冲突。
“尽量不出门”也成为米兰理工大学留学生朱昱璇面对疫情的选择：“我会为了安全选择尽量不出门，原定的元宵节聚餐也取消了。”
尽管如此，留学生活总会有必要的出行，而最近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习惯，让朱昱璇常常引起路人侧目和讨论——在她的印象里，意大利人除非生病，否则平时不会戴口罩。她甚至听到同学说，米兰唐人街中餐厅的中国老板，也会建议中国客人不要戴口罩，以免影响餐厅的生意。
1 月 30 日，意大利首次确认两例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感染者是两名来自中国的游客，意大利总理宣布停飞往返中国的航班。次日，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朱昱璇的表姐原本计划 4 月从香港前往意大利看望她，前几天，她们收到了航班取消的消息。
“亚洲面孔”可能真的会变成“麻烦”。居住在德国的熊笙在柏林就遇到了一个不太友好的商店老板：1 月 31 日，看到她和朋友进店，老板用围巾捂住了嘴，全程没有招呼她们。熊笙用“很尴尬”“很难受”形容这次体验。让她更在意的是，她们离开没多远，其他顾客走入店内，老板立刻从柜台后面迎了出去。
咳嗽也很容易引发周围人的恐慌情绪。熊笙的朋友、同在德国的卢佳，在 2 月 2 号上午早高峰的火车上咳嗽了两声，他身边的一位女士径直离开，去了下节车厢。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在听完熊笙的叙述后还非常惊讶：“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卢佳和熊笙理解，这场疾病确实发源于自己的祖国，也确实传播到了自己现在居住的国家。“有时候蛮尴尬的，也觉得无能为力。”卢佳取消了原本计划的柏林旅行计划，他希望这件事情赶快过去。这段时间，他决定尽量待在家里，因为“再也不想碰到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了”。
那些“本地人”的确会紧张。
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Universität Duisburg-Essen）念计算机专业的基多（Guido）曾怀疑自己被传染上新冠肺炎——毕竟他的朋友此前刚刚从中国回来，但最终发现自己只是得了感冒。“从那以后我就很镇定了。”他说。
如今德国街头已经有些人戴上了口罩，这在平时很罕见。基多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德国有 8000 万人口，才发现了 14 例。他还觉得，如果仅仅因为对方是亚洲面孔就区别对待，有些种族歧视的意味。
根据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德国趋势（ARD-Deutschlandtrend）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 82％ 的民众同意德国的疫情在控制之中，有 14％ 的民众认为疫情脱离了控制。
车士活区（Chatswood）是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华人聚集区和重要市镇，以地道的亚洲美食闻名。“从上一周开始（2 月第一周），我们的单子基本每天只有平时的 2/3 甚至一半，街上的人也少了许多。”在车士活的一家华人餐饮店工作的李萍对“未来预想图”说。
李萍同意因疫情而引发的恐慌是导致顾客减少的主要原因。“因为目前悉尼确诊的病例都被认为来自华人区，所以大家都不想上街。”
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的本地学生鲍・杜奈（Beau Dunne）则认为，澳大利亚因历史原因存在的种族主义和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是引起人们恐惧的主要原因。
根据澳大利亚卫生部的公告，截至 2 月 10 日，澳大利亚已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5 人，但澳大利亚政府并未公布发现感染者的具体地点。
2，“能顺利毕业吗？”
“现在看，我延期毕业的概率很大。”
“逃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
按照计划，2 月 8 日，徐雪莉应该已经回到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开始她在澳洲最后一年的教育专业本科学习。但迄今为止，她只能留在浙江老家，等待学校为她重新制定学习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在 2 月 1 日宣布，禁止过去 14 天在中国内地停留过的外国公民入境，这个禁令当天即时生效，没有任何“缓冲期”。紧接着，徐雪莉的航班就被航空公司取消了。
△ 2 月 7 日，抗议者们在悉尼移民和边境保护部外，对禁止来自中国的游客入境的禁令表示抗议。图片来源 | The Straits Times
相比其他专业的学生，徐雪莉最后一学年的学习任务要繁重许多。她需要通过澳大利亚本地的教师资格考试，参加完一定时长的实习才能顺利毕业。但由于入境禁令，她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计划。
“这学期有实习课，虽然老师们会为我制定新的学习计划，比如上网课，但实习还是很难以线上方式进行。”即便如此，她还是不得不取消参加即将于 2 月 18 日举行的教师资格考试。
据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ABC）报道，截至 2 月 4 日，大部分因为“紧急禁令”无法入境的中国留学生已返回中国，少数仍滞留机场，等待大使馆援助。至于那些在禁令宣布前抵达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澳大利亚教育部要求，只要在过去 14 天内到过湖北省，这些学生必须自我隔离 14 天后才能进入学校。
直到 2 月 10 日，澳大利亚政府仍然没有明确解除禁令的时间。徐雪莉对自己的新学期并不乐观，“现在看，我延期毕业的概率很大。”
悉尼大学也于 2 月 7 日向中国学生发送邮件，告知他们延期开学的消息。学校同时还发放了调查问卷，学生可以选择在家上网课，然后在 3 月 30 日之前返校，或者免费后延一学期的课程。一些人选择绕道泰国，在泰国呆满 14 天之后再入境澳洲，也有学生担心有新的变数。
一位武汉籍墨尔本大学学生表示，自己和身边的武汉同学此时不会离开武汉，“逃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
面对突变，人们能否保持镇静，可能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充分的信息。钱曦在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也就是 1 月 24 日，就收到了利兹大学发来的第一封涉及疫情的邮件。学校提醒学生，需要帮助时可及时向学校反映，并在邮件里附上了当地医院、心理咨询处和旅游局的联系方式与官方网站。
5 天后，利兹大学开设了针对此次疫情的指导网页，里面记载了各类注意事项。同时，钱曦也收到了第二封邮件。邮件建议近期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去当地指定医院检查健康状况。又过了两天，钱曦接到了新的通知：只要是近期从中国返校的学生，一旦有任何感冒症状，都必须在家自行隔离 14 天；从武汉返校的同学则必须要去当地指定医院检查。
钱曦假期并未返回中国，目前能做的也就是减少出行、戴好口罩。截至 2 月 9 日，英国确诊了 4 例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病例。但钱曦的同学们还没有意识到肺炎的严重性，他们只是偶尔不太理解她为什么要戴口罩。
3，“旅行变成‘逃亡’”
“你没有理由去责怪他们，但是心里总会觉得有点难受。”
“其实这些来自武汉的乘客也挺可怜的，他们也回不了家。”
1 月 22 日，周津地和父母由成都飞抵巴黎。这是他们春节假期旅行的第一天。旅行的气氛有些压抑——第二天，他们看到了武汉“封城”的消息。
“如果在 23 或 24 号出发，我们可能会直接取消这次旅行。”周津地说。他们一家到法国后，看到媒体在不断报道关于疫情的消息，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此后，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查看手机。
变化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此前，他们一家在意大利米兰入住酒店时，前台还表示，如有需要可以帮助联系当地医院。1 月 30 日晚上，他们到了罗马。他的父亲在电视前拿着手机，通过翻译 App 艰难地跟进着屏幕上意大利语的新闻。大约一小时后，他们通过意大利总理的发布会了解到，当地政府正在严肃关注本次疫情，一家人立刻紧张了起来。他们决定取消原定于 2 月 2 日返程的机票，第二天就立刻回国。
周津地抢到了 1 月 31 日晚从罗马飞回北京的最后 3 张机票，紧绷的情绪终于放松下来。然而短暂的放松感只持续到了第二天中午，午饭后，他收到了航班取消的短信。他立刻打开手机新闻，发现意大利已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他的第一反应是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求助，然而大使馆表示，他们也是刚刚收到消息，只能建议他们自己通过第三国周转回国。顾不上对比价格，周津地直接购买了 2 月 1 日从巴黎直飞成都的机票，一家人立刻动身前往法国。在离开酒店退房时，周津地打算和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令他意外的是，酒店方面表示完全理解他的决定，并马上帮他们叫了出租车。
让他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出租车上，司机一听说他们是中国人，摇下了所有的车窗。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一看到他们一家人便立刻戴上了口罩。周津地发现，其他候机的旅客在看到他们时，眼神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你没有理由去责怪他们，但是心里总会觉得有点难受。”
好消息是，他们成功赶上了第二天中午从巴黎飞往成都的航班。此时，机场的中国人几乎全都戴着口罩。
在这趟大约 10 小时的飞行中，空乘人员让每一位乘客都填写了健康状况调查表，并对来自武汉的乘客做了确认，之后便不断有人开始交换座位。飞机在成都着陆后，机组人员通过广播，让乘客们先留在位置上，随后点名叫走了约 20 人下飞机接受健康状况检查。通过旁边旅客与空乘人员的对话，周津地了解到这些全部都是来自武汉的旅客。在机舱内等待了半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可以平安回家。
“其实这些来自武汉的乘客也挺可怜的，他们也回不了家。”周津地在回忆这趟旅程时又一次说，“一路上大家的行为我都能理解，所以整个事情更让我感受到一些说不出的难受。”
从另一个角度看，酒店业也在遭受打击。因为疫情，日本一些温泉旅馆的老板们就陷入了苦恼之中。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从 1 月下旬开始，日本栃木县那须盐原市的温泉旅店老板们就不断接到预约客人的电话，询问入住当天是否有中国客人一同入住。
松枫楼松屋温泉旅馆的社长田代茂树说，即便店内没有中国客人，其他客人也会进一步逼问他，如果有中国人预约，旅馆是否会拒绝他们入住。
根据日本《旅馆业法》规定，没有明确理由，旅馆不能单方面拒绝客人的预约。可田代茂树这么答复后，好几位客人都立刻取消了订单。另一间旅馆——汤守田中屋，也在告知客人当天一同入住的还有来自中国香港的客人之后，丢了两个订单。
盐原温泉观光协会会长君岛将介说，不仅是日本人，一些来自中国台湾的游客可能也会因为疫情影响取消旅行计划——在历年数据中，这些人群在游客中占据较大比例。他“感到很不安”，因为不知道这种影响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4，所有人都开始慌了吗？
“不用这么夸张吧。”
“他跟我讲话倒是客客气气的……但是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忧虑。”
2 月 6 日，韩国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确诊人数突破 20 例，卡林明显感觉到身边的韩国人慌了——他们开始戴口罩上下班了。此前，看到她坚持戴口罩办公，她的上司还会开玩笑说“不用这么夸张吧”。
广州女孩卡林供职于韩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回国过完年，1 月 30 日返回韩国时，她发现，边检开始针对中国旅客实行体温检测了。此前，她朋友供职的另一家公司就要求中国员工去保健所检查，无异样才允许返工。作为公司唯一的中国职员，卡林开始担心，自己会因过年回了一趟中国而被同事们“嫌弃”，主动向公司提出要自我隔离 14 天。当时，韩国确诊病例仅为 4 例，卡林的上司据此判断，“哪有隔离的必要”。抵达韩国的第二天，卡林就回公司复工了。
气氛紧张之后，卡林在和工厂负责人开会时，感受到了一种客气的疏离感。“他跟我讲话倒是客客气气的，但都要跟我保持一米的距离。我当时还戴着口罩，但是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忧虑。”卡林说。
但卡林依然觉得同事们对此次疫情重视不够。她对面工位一名韩国同事感冒咳嗽也没有戴口罩，卡林有些不满：“我现在反而有点担心他们传染给我。”
在韩国从事语言教育工作的韩国女孩胜贤，因为韩国确诊病例不断增加，连去咖啡馆准备教案，她都坚持要戴着口罩。她的忧虑主要源于新闻提到的那些已经出现症状却还坚持赴韩旅行的人们。她也听说过网络上针对中国人非常极端的声音，但她觉得太偏激了：“只是在现在这种特定时期，人们在与中国赴韩的人，包括从中国来的韩国人接触的时候比较小心翼翼而已。”
武汉市文化与旅游局下发通知，于 1 月 23 日取消所有旅行团队，要求所有武汉旅行社为旅客免费处理退款退团事宜。但在这一天前，仍有原定计划的旅行团与旅客飞往他们的全球旅行目的地。等到几天后疫情全面得到重视——很多事都有些来不及了。
5，是“歧视”，还是“反应过度”？
“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
“可是我想，没有人愿意生病。”
陈诚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寒假没有返回中国，本来，学校针对疫情的各项举措应该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不安和焦虑的情绪不断刺激着他，以及和他一样身处海外的留学生们。
陈诚来到纽约将近两年，在此次疫情爆发之前，他的记忆中几乎没有针对华人的不友好案例。但从 1 月底开始，学校陆续发生了一些让人无法忽视的事。社会工作学院（School of Social Work）院楼的厕所门贴着辱骂华人的字条，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独立研讨室的黑板上写着“武汉病毒隔离区，KEEP OUT！”
很多在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写邮件向校长反应针对华裔群体的攻击行为，陈诚在纽约时间 2 月 3 日收到学校呼吁尊重亚裔的回应邮件。在那时，他没有感觉这封邮件有任何不妥，他只是将它当成学校一个官方性质的表态。但 2 月 7 日，陈诚在微博中用“隔靴搔痒”来形容它。与这封邮件一起晒出的，还有两封与学校自我隔离政策相关的邮件，陈诚觉得其中“screen（检查疾病）”等用词和生硬的态度令人不悦。
陈诚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情绪，在倾听被隔离学生的讲述时一点一点堆积起来——这些学生都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巴纳德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身份比较特殊，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正式学院之一，但拥有自己独立的董事会和财政机构。陈诚得知的关于疫情隔离的混乱情况都出现在那里。
1 月 27 日，巴纳德学院官网第一次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发布公告，介绍了病毒的相关信息和个人防护措施；2 月 2 日，官网发布公告，要求在 1 月 19 日后从中国归来的学生填写登记表并自我隔离。公告还表示，学校会为隔离同学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但并未提及具体的帮助事项。
通过社交媒体上的联系，陈诚屡屡看到被隔离的同学抱怨学校隔离措施不规范。单就隔离期间的餐食问题，学校就先后改变了三次方案：最开始，学校要求被隔离学生自己订外卖，但前往公共区域拿外卖并不在隔离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而后学校表示会为自我隔离的同学提供餐食，但送餐时间常常不在正常饭点，有一餐没一餐的现象也是常态；学院还曾表示，周末不提供餐食，只会提早送一些生鲜，但被隔离的同学同样不能使用公共厨房。
缺课是另一个问题。新学期已在 1 月 21 日开始，但截至 2 月 8 日，仍未有任何官方回应具体的解决方案。
陈诚与身边中国留学生的情绪爆发点，来自一位被隔离学妹收到的邮件。陈诚将这封邮件形容为“威胁”。据他描述，在学校隔离政策允许范围内，这位学妹因前往浴室错过学校的查访。之后她便收到邮件，学校要求她说明行踪，否则将受到“行为处分”。
陈诚在微博上晒出了中国留学生们认为“令人不悦”的学校邮件词句。评论区中，另一些中国留学生也流露出愤怒情绪——疫情发生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学生们反应过度。
陈诚并不否认存在“反应过度”的可能，但他认为这种“过度”是合理的。他说，前期种族歧视事件的发酵和学校隔离举措的种种不到位，导致学生们在遇到邮件问题和看待学校处理其他问题的方式时更加敏感。
“这些被隔离的同学会用非常政治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邮件和老师的语气。”陈诚说，“你没有办法防止这件事。”
巴纳德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们不想就此噤声，他们向学院表达了不满。2 月 6 日，巴纳德学院院长莱斯莉·格里内基（Leslie Grinage）发表公开信函，承认先前学院与学生的邮件沟通中可能存在误解。部分中国留学生打算在纽约时间 2 月 9 日晚与学校学生事务管理部门的老师交涉，以求得到具体、规范的解决方案。
陈诚加入了他们讨论如何交涉的社交网络群，他建议一定要说明，在学生们有恐慌情绪的前提下，就隔离期间学校的行为，学生们产生关于种族歧视的猜测和联想都是正常的。他也建议强调，发生这些，是因为学校的隔离政策确实有很大的漏洞。
2 月 9 日，巴纳德学院再次发布公告，为先前邮件中的过激用词道歉。
与“种族歧视”有关的报道也确实在引起人们的紧张情绪。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网站于 2 月 3 日发布了名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国是真亚洲病夫）的专栏文章，作者华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 Twitter 转发这篇文章时收到了 100 多条批判性评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名做民族学研究的教授凯瑟琳・席妮扎・乔伊（Catherine Ceniza Choy），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表示：“由主流媒体发布的这类言论，可能会导致造成更多的恐惧与担忧，以及增加针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敌对情绪。”
这个标题也引发了华人的愤怒，他们启动了需要十万人签名的白宫请愿书，要求《华尔街日报》向华人道歉，或更正标题或撤回文章。目前，投票数已集齐。《华尔街日报》则在 2 月 6 日刊登了两则表达批评意见的读者来信。
△ 《华尔街日报》在 2 月 6 日刊登了两则读者来信，这两位读者批评并解释了之前文章标题的不妥之处。图片来源 | 新闻实验室（公众号：newslab）
2 月 1 日，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市长达里奥・纳德拉（Dario Nardella）鼓励市民理性看待疫情，在 Twitter 上发起了“给中国人一个拥抱（#AbbracciaUnCinese）”的话题。一天后，一名居住在佛罗伦萨的中国男性也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无声地反对歧视：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他用黑色绷带蒙住双眼，带着白色口罩，站在有“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标语的广告牌旁边，默默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行人有的直接路过，有的拍照，还有的摘下他的眼罩和口罩给他一个拥抱。整场行为艺术由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策划。记录整个过程的视频于 2 月 4 日在 Facebook 上发布。目前，已有超过 40 万人观看。
截至 2 月 10 日， 德国在此次疫情中的确诊病例数已达 14 例，其中 2 例是从武汉撤回的侨民，其他 12 例都与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伟巴斯特（ Webasto）有关。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一名来自上海的病毒携带者在 1 月 19 日 至 22 日间参加了该公司的工作坊，并最终造成 12 人感染。伟巴斯特的董事会主席霍伊格・英格曼博士（Dr. Holger Engelmann）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一些没有感染风险的员工也遭遇了不友好的对待，即使他们已经非常积极地应对此事。“我希望人们可以更理智地对待这件事。”
2 月 6 日，中国台湾地区首位受感染者出院。她是一个回乡过年的台商。因为“带病回台”，她遭遇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出院时，她向公众发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自己很抱歉成为台湾首例确诊患者。但她也说：“可是我想，没有人愿意生病。”
（应采访对象要求，钱雪婷、熊笙、李萍、徐雪莉、钱曦、卡林、陈诚为化名。）
（本文为节选。完整报道，可阅读即将于 3 月 5 日上市的《第一财经》YiMagazine 杂志 2、3 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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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珺 董思哲 刘津瑞 马飞羽 汤一涛 刘迪新 白若晶
编辑：赵慧 肖文杰
微信编辑：吕姝琦
延伸阅读
疫情特别报道 ①：
疫情特别报道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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