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天塌不下来
武汉肺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美国西雅图刚刚确诊了亚洲之外的第一例患者。患者目前情况稳定，美国疾控中心（CDC）等机构也正在排查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群。各大机场将会很快筛查不仅来自武汉的直飞航班，也会筛查来自中国的航班。
武汉肺炎最早有迹可循，应该是去年12月所谓武汉有人“造谣”开始的。后来警方抓了8个人。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当然想知道这8人怎么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警方违法在先了。
大家都说“涛宝”时代政府没什么作为，全靠多难兴邦。但涛哥在2007年签了主席令，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与2007年11月1日实施。
这部法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类似SARS这样的突发事件。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本科毕业刚刚开始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第一件事就去添置办公家具。那时候是无知无畏，居然没什么防护就在杭州城里转。事后想起来，当然还是挺后怕的。
这个简称为“突发事件法”的法律，其实你看草案和最终的成稿，发现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点值得说一下的。一是2007年6月24日，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这个时候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相应的，“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也被删除。
当时的立法信号表明，媒体的监督作用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理应受到更多重视。而政府在对待突发事件的信息披露上，态度也有所转变。
实际上，就删除的条款来看，原先的说法也不恰当，“违规擅自发布”的“规”是什么，并没有恰当的法律依据，而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自身所立的标准，不仅含糊不清不符合立法要求，而且容易为政府卸责提供空间。同时在这种其实“无规可循”的情况下，从后果上看，即使媒体“违规擅自发布”，当时规定的5-10万元的罚款恐怕也难以真正有效“阻止”媒体“擅自行动”。
多难兴邦，在政策面上的反应就是突发事件和应急反应被提上公共议程，这也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与一般内部渠道反应再通过行政命令反馈行动的模式不同，突发事件上如果依然采用此种模式，可能会导致后果不堪设想。及时的信息披露反而能稳定人心，以免造成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恐慌。
恐慌会造成高昂的社会成本，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曾经以“叫魂”为例展示了信息披露扭曲情况下，引发大恐慌的严重后果。
“突发事件法”最终删去“违规擅自发布”条款，并且在第十一条明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主要也与当年的另外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厦门PX事件（连岳因此从鸡汤写手转身变成公知，当然现在听说已经被铅笔社洗脑变成国奥了，也是令人不慎唏嘘）。
但如果法律规定公民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那么传播正确信息（事后来看的确不是谣言），就是法律规定的“义务”。所以把这8人抓起来的，才是违反“突发事件法”。
涛宝时代，主要是建设和谐社会。而和谐吧，除了在机构设置上的权衡外，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必须有良好的新闻监督。
有一种误区始终横亘于政府有关部门和媒体之间，有些政府部门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而以为领导服务为己任，造成对媒体的态度是防备和隐瞒，这人为造成了媒体与政府的紧张关系。
实际上，媒体只是一个平台，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让公众知道突发事件的进展，而不是刻意隐瞒搞黑箱操作，这种“神秘动作”只能引发更多猜疑，加剧紧张关系，不利于和谐关系的发展。
在政府坚持信息公开的情况下，媒体固然发挥了广泛的监督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在媒体披露及时信息的情况下，不仅有助于地方稳定，而且也有助于更多理性建设性的声音涌现。我们看到大部分讨论开始转向如何处理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尽管更多是从个人防护肺炎层面出发，例如人多之处不要去，勤洗手，戴口罩等。
目前对地方政府职能和工作方面的讨论和建议还比较缺，可能是因为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个和政府与媒体及公众关系紧张有关。
过去那么多突发事件，有些官员就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什么也没学会”。以为信息公开天就要塌下来，正表明了在本职工作上的心虚和没有底气，恐怕更应当成为“问责”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