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学贯中西，时常共家国：余英时教授的学术贡献

李华芳

余英时教授2021年8月1日去世。

微博上看到有老师对余英时教授的学术贡献有疑惑，我简要说了一下我的看法。

我认为余英时教授单凭《士与中国文化》就足当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教职。以细微史料展示中国文化和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别出心裁，独当一面。在这么个狭小领域，Google Scholar引用上千已是明证。在此书和先前《历史与思想》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阐释》一起构筑了一个基础，后论方以智，戴震与章学诚，胡适，朱熹，都是在同一个主题下展开的例证。

当然我这是门外汉浅见，方家会谈得更好些。

余英时教授为人尊崇，不仅在学问，也在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了风骨。多少人晚节不保，就更知余英时教授可贵。

英学贯中西，时常共家国。余英时教授千古。

---

下面我大致翻译了一下2014年余英时教授获得唐奖时唐奖委员会的小结。

原文参见：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006090453/http://www.tang-prize.org/ENG/Publish.aspx?CNID=300

余英时教授被誉为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史的大师，研究和写作几乎涵盖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其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学术生涯中，余英时教授把之前被忽视和遗忘的中国文化和历史带到了主流学界的前沿。除了对中国历史的创新研究之外，他的研究还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启发他人以新方法来更好理解中国文化。

具体而言，余英时教授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深刻洞察，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丰富性的启发性解释，恢复了思想史的重要性，为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历史从古至今的跨度架起了桥梁。

在探索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余英时教授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和哲学过去和现在的资料，综合了广泛的主题，同时深省了其研究的影响和作用。1967年，他首次以英文发表文章，即在美国学界成为一颗新星。虽然他的研究在西方被广为阅读，但余英时教授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在东方引发的兴趣很小。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超越西方汉学领域，接触到更多读者，因此决定用中文写作和出版。

1976年，他在台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历史与思想》，后来成为他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东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描绘了他的学术理念，强调了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此外还涵盖了他对西方和东方文化和思想之间的异同以及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的思考。这本论文集所包含的许多研究课题，后来都被扩展为长篇著作。余英时教授用中文出版的关键决定，使东方学者有可能加入关于中国历史学的对话，多样化了以前由西方人主导的汉学领域的学术话语。

余英时教授把所有历史都看作是思想史，他不遗余力深入调查，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变化，以形成自己的中国历史理论，特别是关于传统和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历史的理论。他的研究追溯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及他们身份和地位的演变。他甚至将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佛教僧侣也列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观点迄今尚有争议。

虽然余英时教授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权威，但他对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也同样具有启发性。他阐明胡适、钱穆和陈寅恪等重要知识分子地位和政治理念的作品，有很大的说服力。例如，他分析了陈寅恪在党统治下写的密码诗，破译了这些加密作品，让今天的学者们看到了陈寅恪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无奈和反抗。这也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依然存在传统学者特有的悲哀和睿智。

余英时教授深入研究原始文本， "将儒家遗产从嘲讽和忽视中拯救出来"，反过来又 "刺激了年轻学者在文革摧残后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余英时教授是他那个时代的领先学者，因研究重大问题和更深层次的真理的深刻方式而受到钦佩。他以革命性的方式解释原始文献，并通过创新的历史方法研究过去的事件，恢复了中国历史对西方人和东方人的重要性。

他研究的一个首要主题是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遗产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思想史时，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清朝时引发了文字学的兴起，展示了儒家思想自此有了转变，并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连接起传统和现代。

除了对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延续有独到的见解外，他还对新儒家的 "道统"（哲学的传统）和 "政统"（治理的传统）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重新定义并肯定了知识史家的 "道统 "概念。在深入研究思想的历史和发展的同时，他掌握了从古典时期到19世纪的复杂的儒家思想，而且通晓包括方以智（1611-1671）和朱熹（1130-1200）在内的主要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他发表的研究报告从根本上重新解释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关于朱熹（12世纪帮助编纂儒家经典的儒家学者）的1111页的巨著，不只是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启蒙研究，重新解释了宋代的思想史，并使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政治行为者的角色更加清晰。相反，这部两卷本的作品还谈到了思想这个经常被忽视的主题在历史研究中的归属问题。他对思想史所用方法的非凡贡献，使他关于朱熹的著作不仅是研究宋代的学者的必读之作，更是所有研究中国传统及其现代影响和意义的学者的必读之作。

随着他的作品增加了中国历史知识和历史实践，余英时教授最终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为未来学者重新审视、理解和发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价值铺平了道路。这些卓越的贡献不仅确立了他作为顶尖学者的地位，而且也确立了他作为中国思想史的现代权威。

余英时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尽管获得了许多赞誉，也没有安于现状。他的主要精力是写作，几乎每天都在写作，修订旧作，出版新作。由于他在学术界的不懈努力，余英时教授被授予2006年克鲁格奖（https://www.loc.gov/item/n81075681/yu-ying-shih-1930/），以表彰他在人文学科的终身成就。

然而，余英时教授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在他的学术贡献之外，还有他的人道主义努力和政治评论。除了研究和重新定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内涵，余英时教授本人也成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余英时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文章。

因此，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曾指出："余英时教授体现了他所研究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有品质，他一生的研究和学习都体现了这一点"。在学术界，人们很难找到另一个余英时 —— 一个将自己视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承担着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