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读文献就是日课，大部分情况下，是孤独的旅程。只是今日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 #读到之处 ，也来分享，如此没准能收获同道，一起行得更远。
这个也和这个公号初心一致，所以开一个 #二手知识贩卖所 。不保证能日日更新，每周亦不可保证，只能随缘。
以下是最近读的一些文献，与Coproduction相关，对我有用。读者诸君自便。
Coote, A., & Percy, A. (2020). The Case for 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Polity Press. 经济学视角固然单一，但犀利。从是不是纯粹公共物品入手，能解释何种服务需要政府作为基本服务来提供。比如纯公共物品，因为会有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造成市场失灵，所以最好政府提供；而纯粹私人物品，因为既排他又竞争，政府来做反而效率低，不如交给市场。而大量的准公共物品，例如Ostrom等研究的公共池资源，则可以有不同形式的组织来自我供给，不一定非要靠政府或者靠市场，非营利组织有时候也可以有效且保证公平。
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与斯密的体面生活以及森的基本自由保障联系起来。因为通常而言的基本服务，就是国计民生，多多少少有外部性。例如义务教育是基本服务，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知识有外溢效应。所以提高教育水平，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也有利于社会稳定所需的公共知识。关键是得有一个制度来保证“基本服务”的确定，另外，基本服务中大量是需要依靠合供才能行得通的。Cheng, Y. (Daniel). (2019). Exploring the Role of Nonprofits in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Moving from Coproduction to Co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9(2), 203–214. https://doi.org/10.1111/puar.12970程远这篇文章首先的贡献是从定义上把plan和design作为cogovernance的步骤，然后通过研究美国的公园，发现如果一个地方社区环境稳定，资源丰富，非营利组织自身大（以年度支出为衡量），有资源能力，就越能参与计划planning和设计designing与公园休闲相关的服务，参与计划和设计就是协同治理。所以题目就是从传统的service coproduction到服务cogovernance。
Kirkegaard, S. (2020). The Everyday Drama of Coproduction i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alyzing Welfare Workers’ Performance as the “Undercover Agent.” Symbolic Interaction. https://doi.org/10.1002/symb.478 这篇是个理论性文章，讲的是社工在合供中的角色。根据戈夫曼的剧场理论，社工在前台会将自己“扮成”普通人，来增进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沟通，这样服务对象更容易参与合供；但另一方面在后台，社工自己的专业身份就会凸显，这是基于其专业的权威，这种权威的展现可能会疏离服务对象，从而不利于合供。到底会怎么样呢？那需要另一篇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了。MacGregor, S. (2020). An overview of quantitative instruments and measures for impact in coproduction. Journal of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https://doi.org/10.1108/JPCC-06-2020-0042这篇文章主要是综述如何定量测量coproduction的影响。现有测量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一致性，可复制性差。这篇介绍了27种测量工具，评述优缺点，可以作为下一步的起点。尤其是提到要从心理测量角度来考虑应用coproduction测量工具，对我的两种类型来说是一个支持。之前Jeff Brudney就曾对Coproduction不测量结果表示遗憾，毕竟一开始都是奔着提高政府绩效去的，不测量就不知道有没有改善。当然随着时代变迁，也要看到单一效率指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政府绩效的主要目标。Nakagomi, A., Shiba, K., Kondo, K., & Kawachi, I. (2020). Can Online Communication Prevent Depression Among Older Peopl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0733464820982147. https://doi.org/10.1177/0733464820982147这篇文章主要是看在线交流对老年人健康，尤其是在防止抑郁方面有没有影响。结果发现有正面作用。具体而言，老年人上网主要是为了和家人朋友沟通（communication with friends/family），其他社交网络，收集健康、药品信息，买药品和保健品，买其他东西，以及网上银行业务。而其中只有“和家人朋友沟通”对防止抑郁有正面作用。这进一步说明了要看沟通的作用，就要细分沟通，与谁沟通沟通什么可能都很重要。因为健康-防止抑郁这件事需要coproduction，抑郁症患者也需要自救。而看起来这个和在线不在线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要有家人朋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