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常常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其实老人院不过是人到晚年的居所，人类的晚年生活有多少种可能性，老人院就应该有多少种对应形式。
“大房子是一所老人院，此时温暖的屋子里高龄老人聚集了太多，老的浓度太高，因而挥发出来了，形成黑色的老气直冲云霄。”
这是沈大成短篇小说《黑鸟》中的一所老人院，简单的描述就勾勒出了老人院的经典模型——按照年龄隔离出人类中的长者，安排他们共同居住在封闭的环境中，从此以后，他们的全部生活便收缩在一栋建筑乃至一所房间中，余生接触到的大部分人里，除了和自己同样年迈的邻居，就是护理人员。的确，传统意义上的老人院是一个“老的浓度太高”的地方。
《黑鸟》中的老人院其实并不简陋，甚至看上去还很美，那栋建筑被盛开的郁金香和重瓣茶花围绕着，但是黑鸟会飞来，把死神的请帖送给其中最老的人。文中的主角“由于在朝向死亡而去的传送履带上长时间不前进，使别的老人产生敬畏。她在这所满是将死之人的巢穴中长居，像一只寿命很长的蚁后，而成为大家的精神领袖。”这一语道破了老人院中老人的命运，身体衰弱，精力不济，往后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死亡。年龄隔离带来的孤独感，以及单调环境造成的意义感的丧失是机构养老院面临的两大难题。住在华盛顿特区一家高端养老院的居民曾经对笔者说过：“我来这里就是在等死，但是你们能不能通过设计让我在死之前身心愉悦一点？”建筑设计可以让空间更加舒适，景观可以舒缓焦虑，个性化的室内装饰能让老人有归属感，但是设计师能做的努力非常有限，养老院的困境是系统性问题，需要政府、慈善机构、开发商，和全体社会成员相互协同，最关键的是转变对养老院的认知。令人欣慰的是，打破传统桎梏的养老地产项目正在慢慢出现。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和粮食危机一直困扰着新加坡。新加坡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在1980年是24.4岁，到了2013年，增长到了38.9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也从1970年代的3.4%增长到了当下的12.4%。在1960年代，新加坡国土面积的1/4依然是农业土地，随着城市发展，农业土地不断被住房、基础设施和工厂侵占，如今已经所剩无几。当下，新加坡90%的食物依靠进口。新加坡政府的农粮委员会一直在推广食物的本地化生产，希望通过密集农业技术实现绿叶蔬菜、鱼类和蛋类的自给自足。思邦（SPARK）建筑工作室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将老年公寓和都市农场结合起来，在建筑屋顶和立面引入鱼菜共生系统（Auqaponic），他们称之为家庭农场。这一技术已经被致力于开发屋顶农场的新加坡初创公司茂丰（ComCrop）成功应用在很多项目中，家庭农场项目在其基础上进行了简化和改进，在庭院、外立面和中庭立面分别应用传统泥土种植、线性泥土种植和水管垂直种植。
在思邦的方案中，农场的作用不仅仅是将自然引入都市居住空间，更重要的是让退休后的老年人参与到农业劳动和农场管理中，让他们有发挥余热的机会，感受到自己和社区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老年人或多或少会被慢性疾病困扰，在自然环境中劳动有利于保持活力和身心健康。据调查，1/4的新加坡老年人面临一定程度的经济拮据，在家庭农场，居民可以从种植、采摘、分拣、包装、销售、运输和清洁等不同工种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劳动带来的收入会以工资、降低房租和水电费用、减免社区诊所医药费或者提供免费蔬果的形式回馈给居民，缓解新加坡日益严重的老年贫困问题。这一概念虽然是针对新加披的现状提出的，但是人口老龄化和粮食危机是很多大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正如思邦的首席设计师Stephen Pimbley所言：“这个项目可以移植到任何城市，只要那里的气候条件适合绿叶蔬菜在户外生长。”
大学里的养老院
在美国，婴儿潮一代一向标新立异，如今，到了入住养老院的年龄，他们也不愿像前辈那样在风景如画却与世隔绝的郊区安享晚年，他们想要和生机勃勃的年轻人毗邻而居，自己也永葆青春。很快，养老地产开发商和高校就发掘出了新的商机——在大学校园的空地上建养老院，如此，婴儿潮老人可以如愿以偿地生活在被年轻人环抱的环境中，大学也开辟出新的收入来源，从而有更加稳定的资金继续投入到教育、科研、奖学金和学生服务中。
纽约州立大学帕切斯学院（Purchase College）就是第一批将校园开放给养老机构的高校之一，除了和Broadview养老社区共享校园之外，校方还会提供老年大学的课程，鼓励老人到学生餐厅用餐，观看学生的艺术表演和体育比赛，以及通过导师项目将老人和学生进行配对，年轻人给老人提供生活帮助，老人给年轻人分享人生经验，创造出一个多代际和谐共处的社区环境。
当养老院遇到幼儿园
一走进位于西雅图的蒙特圣文森特疗养院（Providence Mount St. Vincent），儿童的欢笑声和轻快细碎的脚步声就会从不远处传来。这是一家非典型疗养院，每周有5天时间，这里的老人会和125个0-5岁的孩子共享这3万平方米的空间。这些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来自一个非盈利幼儿园——蒙特跨代际学习中心（ Mount’s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Center），致力于缓解生活在在疗养院中的老人的孤独和无聊。在蒙特圣文森特疗养院中，居民的平均年龄为92岁，大部分人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日常生活需要依靠大量协助和护理。运营人员查琳波尔德（Charlene Boyd）说：“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有活力的社区，希望人们来这里继续生活，而不是等死。”因此，把孩子们带到老人身边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每周有6次，老师们会带着孩子们到老人居住的楼层访问，婴儿每次会和老人们共处20分钟左右，大一点的孩子会共处60分钟。在每天固定的时段里，老人们也可以到孩子们的教室里观看他们上课，表演，以及和他们一起游戏。在其他时间里，老人们和孩子们还会有无数偶遇的机会，例如，当天气不好时，孩子们会把老人的活动室当作他们的游乐场，两代人一起唱歌跳舞。人类一向是多代际共同生活的物种，但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系统，护理老人和照顾幼儿逐渐成为了专业机构的专业工作。“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文化和地区里，总是需要最具创造力的人提出最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完成一件对于人类总体经验而言平平无奇的事情——老人和年轻人可以共享生活。”老年学专家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如是说。无数的研究证明，社交可以降低孤独感，延迟大脑衰老，降低血压，减小老年人疾病和死亡的风险。日本2013年的研究显示，和学龄前儿童社交可以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他们每天微笑和谈话的次数也有明显增加。对于孩子们而言，和老年人接触可以培养他们的同理心，提高社交能力以及促进健全的人格发育。据蒙特跨代际学习中心的家长们说，和同龄人相比，他们的孩子在面对残疾人的时候会表现得更加自然，不会认为年迈和残疾是一种缺陷。首例疗养院和幼儿园合并出现在1976年的日本，到1998年，日本境内有16家类似机构，这样的趋势很快传递到了北美地区，如今，在美国和加拿大也都出现了跨代际学习中心。近年来，有越老越多的专业论文、纪录片和社交媒体关注这一趋势，跨代际社区已然成为很多养老机构的革新方向。
失忆小镇
Hogeweyk是一家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近郊的失智老人疗养机构，对于第一次走进这里的人来说，它似乎与普通的荷兰小镇没有区别，然而这个小镇的150多名居民全部是重度失智老人，而小镇上超市、酒吧、电影院、邮局等场所的员工全部身兼两职——既是超市收银员、酒吧服务员、剧院售票员、邮递员，又是专业的失智症照护人员。整个小镇像是现实版的“楚门的世界”，是专属于失智症老人的独特空间，他们可以在精心设计的“真实世界”而非养老机构中安度晚年。小镇创始人Yvonne van Amerongen曾在传统疗养院工作过，经验告诉她，类似医院的空间和身着工作服的医生和护士让失智老人感到陌生，他们无法理解自己为何身处这样的环境，这种困惑会加剧病情。由于记忆衰退，失智老人会渐渐忘记自己是谁，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显示，在熟悉的空间环境中延续以往的生活可以给这些老人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时延缓他们自我忘却的过程。因此，他们采用替代现实的方式营造出了“去机构化”的失智症疗愈环境——将荷兰人真实的居家环境，社区场景和城市空间浓缩汇聚在Hogeweyk小镇。“失忆小镇”Hogeweyk占地约1.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户外空间0.8万平方米，在规划上整合了城镇广场、超级市场、美发沙龙、剧院、酒吧、咖啡厅和餐厅等物业形态，其建筑、景观和室内设计也完全还原常规的荷兰小镇。因此，不管是在厨房烹饪，邀请朋友到家里聚餐，还是到公共场所购物，看电影，在酒吧聊天，到教堂礼拜等等老年人以前可以做的所有事情在入住之后依然可以在熟悉的空间环境中继续。在传统的疗养院中，老年人入住后到去世的平均时间为2.5年，在Hogeweyk，这个时间延长到了3.5年。在搬到Hogeweyk之前，失智患者会表现出内向、愤怒并高度依赖照护者，大多数时候，还会沉迷于毒品。入住Hogeweyk之后，老年人变得独立并且主动参与社交活动。如今Hogeweyk模式已经 “远销海外”，在美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士等国都出现了类似的疗养院。
有一期圆桌派，嘉宾中有已是多年好友的陈坤和周迅，他们希望到老年的时候依然可以做邻居，三五好友住在同一家老人院里，旁边有一家孤儿院，再开一家民宿。这是当下很多人心中理想的老人院，它不是一栋将老年人圈起来的与世隔绝的建筑，它依然是社区的一部分，老人院的空间和社区空间、城市空间是互相流动的，人也一样，老人和孩子、年轻人、中年人依然保持着原本就有的交往与互动。现状常常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其实老人院不过是人到晚年的居所，人类的晚年生活有多少种可能性，老人院就应该有多少种对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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