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汉：一个女大学生的遭遇

一个女大学生的遭遇

© 王铁汉／文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某大学。那年我17岁。没有人送我，我自己离家走去火车站，左肩扛着铺盖卷，右手拎着一个破木箱子。箱子里装着拖鞋茶缸等杂物。里边还有一块月饼。这是妈妈专门给我买的，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我步行到郑州火车站，坐一夜火车硬板。清晨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北京好像比河南冷多了。火车站外边停着一大排洋车。车夫们大都穿着黑棉袍。棉袍都很破旧，露着乌黑的棉花。
　　到校后，分配完宿舍，我正在铺床，听见轻轻的敲门声，随即一个银铃般的女声：
　　“可以进来吗？”
　　我从河南来，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清脆悦耳的声音，这样客气文雅的招呼。
　　她叫王骧，是上届留级下来的。在我们一年级新生中，她是很突出的。高高个子，大眼睛，端庄秀丽。她经常穿一件绿豆色呢子外套，很鲜艳，很得体大方。举止一看就像大学生，而其他新生，都有中学生的孩子气和土气。
　　逐渐我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家在北京，刚刚休学一年，因为生孩子和家里的一连串事情。她父亲好像是东北军军医，好像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丈夫去年被打成右派，她有一个刚几个月大的孩子，叫冬冬．还有一个老母亲。娘儿三个在北京市住。
　　全国反右派运动自57年6月初开始，到我们这届大学生来校前，北京高校中的右派分子都基本被揪出来了。说是反右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我们大部分上课时间还是搞运动。
　　有一个已经定为右派分子的学生，叫程滋忠。王骧原班的同学。受不了批斗，逃跑了。很快传来消息，他跑到天津，要跳海。可是在海边徘徊一整夜，没勇气跳海。天一亮在海边被抓了回来。
　　右派分子后来基本都被送到外地煤矿劳改了。
　　反右运动没完，还在停课，北京高校又开始一个运动——向党交心运动。还是不上课，每天搞运动。还是要每人每天都写大字报，以班为单位开“交心会”。人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声称这是最后一关了，右派已经都揪出来了，都是人民内部了。自己要向党做最后交心，要求每个人都要深挖自己脑海深处。“难道你去年一年没有丝毫对右派和右派言论的同情吗？”
　　那天班会轮到王骧交心。她说：“那天，突然寒流降温，夜里孩子发烧了。我家只有几片去痛片。没有钱去医院。就是有钱，人家也不会收他，因为我父亲是反革命，丈夫是右派。我紧紧抱着热得烫手的冬冬。我看着他，摇着他，哄他睡觉，眼泪像雨点一样，一滴一滴打在他脸上。我不知道可怜的孩子能不能挺过这一夜……”她说着说着就哭出声了。我也落泪了。
　　轮到我了。我的发言主要谈了苏军出兵匈牙利的问题。我不是很关心政治的人。一些同学看到《参考消息》的报道后，背后有议论。但是我不关心。后来系里用校车把全班同学送到北大，参观北大的“向党交心成果展览”其中很多是评论苏军出兵匈牙利的事。看后我心里也对苏军出兵匈牙利有疑问，认为苏联出兵拯救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但是可能违反国际公法。
　　北大回来后，要求每人写感想，我就把这点想法写大字报了。
　　期末，因为这一年几乎没上什么课，全搞运动了。所以学校宣布其他课程都不考，只考一科“政治”。考试题就是“汇报我在一年运动中的表现”。
　　考试形式就是每人在班会上讲，其他人评论。
　　王骧在“交心会”上的发言，被批判为“诉社会主义之苦”、“发对共产党之恨”。
　　我被批判为“借向党交心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最后让我表态。我不知说什么好，憋了好几分钟，我憋出一句话：
　　“你们这样做，是给共产党的金子招牌抹灰。”
　　考试“成绩”公布了——我们班共三十人，我，王骧，和另外一个同学“政治课考试不及格”，勒令退学。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清晨，我吃力的扛着我的破木箱子，拎着铺盖卷，沉重的走出学校大门，走向31路公共汽车站的情景。
　　18岁的我回到家乡，进工厂当了学徒工。
　　1962年有友人给我写信，说现在北京高校有平反风，甄别风。建议我写信向学校申诉。我写了。几个月后，学校来信了，我获平反。重回大学。
　　1967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庆工作。

　　1979年我到北京出差，决心寻访王骧。
　　我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胡同里找到了王骧。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衣衫破旧，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我楞了大概足有三分钟，不敢认她。我印象里美丽高大的她，已毫无踪影。
　　她住的是一间很小的平房，没有什么家具，没有家电，墙上挂着几个用塑料条编的手提袋，上面有“北京”二字。床上和地上都堆放着半成品，和彩色塑料条原料。
　　房中间拉了一根铁丝，上边挂着两条毛巾和一件上衣。这上衣用一个简易衣架撑着，外边还蒙上一块塑料布。我看出来了——这是20年前她在学校常穿的那件呢子外套，豆绿色，那时很鲜艳，现在退色了，两个肘和袖口都认真打上了补丁，显然现在是她唯一一件出门穿的衣服。
　　午饭端上来了，是黄橙橙的窝头，和一盘土豆丝。
　　“妈妈，叔叔来了，咱们今天还吃窝头呀？”
　　她的儿子，我还记得叫冬冬，如今是一个二十几岁小伙子了，这么问他妈。
　　“这个叔叔不是外人。”
　　我的眼泪立即忍不住掉了下来。
　　我指着那些编织手提袋，呜咽着说：
　　“编一个给多少钱？”
　　“一毛一”
　　“一天能编几个？”
　　“十来个。”
　　为了不让她看到我已经止不住的眼泪，我逃跑似的告辞了。

　　1999年我在北京与当年另一个要好的同学相遇，到他家叙旧，下边的事，是他告诉我的：
　　1997年，为了庆祝入学40周年，我们班同学在北京聚会，牛龙也来了，牛是当年我们班的唯一党员，是搞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后来当了校学生会主席，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官至副部长级。他退休之前做了一件好事——他让大学给王骧办了个退休，按大学肄业留校工作算，每月能拿200元退休金。
　　他还让我我看一张照片，这是1997年部分我原班女同学合影。
　　其他女同学都是黑发，或烫发或剪发，穿着得体大方，大笑或微笑着挤在一起。
　　只有王骧，满头白发，满脸皱纹，木讷地站在一旁。我拿着照片看了好几分钟，才认出她，我惊呆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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