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缔造了德国经济崛起 思想却被贬低了半个多世纪

本文是网易研究局独家稿件

网易研究局·德国版

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 第3期：经济政治学家艾哈德

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这与艾哈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网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独家策划，听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独家讲述艾哈德的经济思想，揭秘德国崛起背后的秘密。

“艾哈德也非常强调市场上自由竞争的功能，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市场上竞争的机制和功能，才能达到经济繁荣，才能达到共同富裕，但他同时特别重视社会的功能，主张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 ’ 二字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必须大写。”

--刘光耀

作者|刘光耀（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

关于艾哈德有没有自己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否只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家，而不是经济理论家，更不是政治家，在德国学术界、甚至在政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1 、贬低艾哈德的观点

长期以来，在德国一直流传着一种看法，即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之父是以欧肯为首的弗赖堡学派。欧肯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弗赖堡学派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思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和源泉。弗莱堡学派是“大脑”，是“总司令部”。

艾哈德只是在1948年6月把这种经济思想和理论变成了现实。艾哈德没有鸿篇巨著，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文章和演讲。因此，艾哈德只是一个“贯彻执行者”和“成功的实践家”。此类观点流传甚广。

其一，欧肯是充满智慧的大脑，是思想宝库，艾哈德是人的双手。换言之，艾哈德没什么头脑，没有思想，没有理论，充其量不过只是很好地实行了别人的思想和理论。

沃尔夫冈·本茨在他的著作“从占领到联邦共和国的成立，国家成立的过程（1946—1949）”中尖锐地提出，艾哈德 “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后来虽然也作为‘经济奇迹之父’而使他比战后德国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受人欢迎和带有传奇性，虽然他具有受到美化的教授资格，但他从未对经济政策作出过理论贡献。

他的成就更多的在于，他把新自由主义的精华贯彻到实践中。艾哈德的功绩在于把以欧肯为代表的早在30年代业已发展起来和战后同亚力山大·吕斯托 （战争期间在喀布尔，从1949年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教书 ）, 威廉·勒普克和阿尔弗雷德·米勒—阿玛克共同阐述的理论贯彻到实践中去。”“艾哈德基本上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学说没有在一部书中系统地阐述，而是这些学说在作为一个任职多年的政治家的活动中在面对层出不穷的经济中的新情况中形成的。”（注1）

这个观点在德国影响很大。目前，在德国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有很多人，或在著书立说，或在演讲，或在向访德的中国代表团介绍社会市场经济时基本上都持这种看法。

其二，有人甚至认为，艾哈德不但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而且也没有什么功劳。早在1948年艾哈德参与货币改革和经济改革时，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制宪原则就已出现。在纳粹时期，在统制经济时期，私有制未被触动，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要素都已存在。

因此艾哈德没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战后虽然有许多社会问题要解决，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和对经济决定权的个人担保问题没有争论。

战后大批男人们都从战场上回来了，再加上从东部地区被驱赶过来的1000多万难民，大家共同奋斗，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奇迹。总之，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同艾哈德和他的政策没有关系。

其三，极少数人别有用心地恶意贬低，甚至讥讽艾哈德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2013 年7月15日德国第一电视台（ARD）播出“我们的经济奇迹。真实的历史。”的影片。

这部影片报道艾哈德，但并不了解和关心的他的职业道路。位于德国罗特魏斯滕（Rohtwesten）的“货币改革博物馆”负责人贝恩德·尼策尔（Bernd Niesel）在影片中说，艾哈德不属于那些1948年由美国军事当局挑选出来的在密室“Konklave”中在法律技术上准备货币改革的专家。

影片的作者克里斯多夫·韦伯（Christoph Weber）武断地作出结论，艾哈德是在货币改革的时候才讲了他关于货币改革的观点的。影片作者还推断出，艾哈德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旨在把自己说成是货币改革有影响力的塑造者。事实上，艾哈德当时并不知道货币改革，他比任何一个西德的报纸阅读者知道的并不多。艾哈德基金会前干事长弗里德里希·霍斯特·温舍愤怒地批驳说，这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和卑鄙玷污，是令人不齿的。

事实上，艾哈德在1948年3月2日当选为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之前，一直是货币改革专家组组长。这个专家组是在1948年4月21日前往罗特魏斯滕的。在那个时期，艾哈德同积极准备货币改革的美国人有着密切的接触，因此比西德的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美国人的计划。

毫无疑问，本来艾哈德理应是被招到罗特魏斯滕的密室的最重要的专家。艾哈德当时之所以没有被招去，因为他当时业已经是双战区经济管理局最高领导，不再是专家身份。

应当客观地说，艾哈德没有被作为货币专家招去参加会议，这对货币改革成功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聚集在罗特魏斯滕的德国经济学家们没有能够成功说服美英占领同意德国专家关于货币改革的设想。其实，这些货币改革的设想是专家们在艾哈德领导下在“霍姆堡计划”（Homburger Plan ）中所表达的思想。

它的第一个方案由艾哈德在1948年1月21日呈送给军事当局。然而，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美英双战区经济管理局局长，艾哈德在他的新的岗位上，曾给美英军事占领当局提出过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得到西方军事当局的重视。

艾哈德关于德国货币改革的不少设想和建议受到美英军事占领当局的重视。艾哈德和他的得力助手米克什共同起草了并在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相当于议会）通过了“关于在货币改革后经济管理和价格政策的指导原则”，而且颁布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关于在货币改革后价格形成和价格监控的规定” 。

2 、公正、客观和积极的观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德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苦无良策，所以，德国政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积极评价艾哈德，又在艾哈德的思想和理论中去寻找医治今天“疾病”的“灵丹妙药”。

他们开始认为，艾哈德不但是一个成功的实践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经济政治理论家。只有坚持艾哈德的核心思想和理论，才能缓解和逐步解决德国今天面临的问题。

前艾哈德基金会干事长、“方向”月刊杂志主编弗里德里希·霍斯特·温舍认为，艾哈德的政策既不是依靠欧肯的理论，也不是依靠米勒—阿玛克的理论。当然，在这三个人身上，却有共同之处。但如果说，艾哈德的理论是出自欧肯和米勒--阿玛克的理论那是不可理解的。

迄今为止，人们仅从欧肯和米勒—阿玛克那里去挖掘社会市场经济的根源，而未从艾哈德那里去找。他还指出，艾哈德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国务活动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深入研究了经济理论，他特别研究了在纳粹失败后德国如何从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出现前，艾哈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艾哈德的亲密战友米勒—阿玛克在纪念艾哈德诞辰75周年时撰文说：“如果不了解艾哈德的科学创作和理论观点的根源，就很难理解他的工作。他有能力和持久的热情把理论概念贯彻到经济政策的行动中去，激情满怀地去消除这么多的误解，捍卫自己的观点”并援引拉巴特(Rappard)的话说，艾哈德是“德国第一个自由主义理论家”。（注2）

艾哈德是公认的德国经济崛起和社会市场经济之父，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严重经济危机和成功重建家园的总设计师和象征，是有自己独特理论体系的优秀的经济政治学家。艾哈德获此殊荣和美誉是当之无愧的。

路德维希·艾哈德，德国前总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

首先，这是因为艾哈德不仅有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有成功的实践。诚然，在1948年之前，无论是以欧肯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还是首先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基本上自成一体的米勒—阿玛克的理论，抑或是以勒普克和吕斯托夫为代表的流亡学派的理论，虽然对社会市场经济的诞生在理论上都做了大量的准备，但他们由于所在岗位的限制，在决定是否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还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关键时刻，即在1948年6月17/18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经济管理委员会的辩论会上，他们并没有参加，因此也不可能对就关乎到社会市场经济命运的法案直接产生作用。

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艾哈德，而不是别人像怒狮般大声吼叫着要求废除管理经济，反对实行计划经济，坚决主张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

是时任经济管理局局长的艾哈德，而不是别人，使社会市场经济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和观念，同时也参考了别人的理论和观点使社会市场经济由理论变成了实践，使“社会市场经济”这个在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婴儿”健康地呱呱坠地。

其次，艾哈德担任联邦经济部长长达14年，后来担任联邦总理3年。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上，他主要按照自己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思路，当然也参考了别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各个不同时期，制定出了基本符合德国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从而为社会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还应看到，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曾遇到不少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干扰。他顶住种种压力，历尽艰难险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贡献。

再者，艾哈德在退休后仍然继续关怀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命运。他曾严厉批评过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凯恩斯主义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干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市场经济面临着走入歧途的危险，他同其思想的追随者一起千方百计地为恢复社会市场经济的原义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这样表达和评估决不意味着贬低或否定别的经济学家的贡献和作用，而是想说明，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创始人、奠基者、实践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同时也应看到，艾哈德从弗赖堡学派、流亡经济学和米勒—阿玛克的理论中吸纳了许多对社会市场经济有益的东西。

最后，必须要指出的是，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思想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艾哈德在纽伦堡学习时，就受到德国的改革自由主义的影响。当时在纽伦堡和艾尔朗根大学存在着纽伦堡—艾尔朗根“市场研究学派” ，艾哈德属于该学派，这个学派也从改革自由主义中发展起来。

作为当时《德国成品》杂志编辑，艾哈德深入地研究了市场和销售，同垄断经济观点保持着一定距离。早在1933年之前，作为日益崛起的纳粹的反对者，在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表达了三个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不一致的立场和观点：

（1）明确拒绝阶级斗争的思想。始终强调捍卫国家在解决经济面前的突出地位，但只承认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在狭小的领域内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2）传统资本主义所标榜的“力量的自由游戏”理论已经丧失信誉，因为它没有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 。

（3）经济的本来任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保证完成它的较高目标和任务的物质基础。

艾哈德从大量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坚定了他的信仰：在战后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才能战胜恶性通货膨胀，完全瘫痪的市场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功能。作为《货币和贷款特别处》负责人，艾哈德领导了前期准备工作。作为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他1948年6月20日，借助货币改革宣告了西德经济生活的新的开始。

中国学者把德国新自由主义分为三派：“我们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分支：即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贝姆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也称‘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威廉·罗佩克和亚历山大·吕斯托为代表的’社会（学）‘新自由主义’；以米勒—阿尔马克和艾哈德等‘经济政治家’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注3）。这种概括不无道理。

德国有些学者把德国新自由主义分为三派。以勒普克和吕斯托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为左派，以欧肯和伯姆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为中派，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学派为右派。

近十几年来，有的德国学者和一些经济部门的政治家把德国新自由主义也分为三派，但与过去德国的分法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威廉·勒普克和亚历山大·吕斯托是德国新自由主义的左派或左翼，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代表的是中间派（即弗赖堡学派），奥地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及其追随者为右派或右翼。

当然，对于可不可以把哈耶克划到德国新自由主义范畴，也有不同意见，因为他并不是德国人，也有人认为，可以把他划到这个范畴，因为他生长在德语区，而且同德国经济学家有密切联系。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他们认为，艾哈德既不属于德国新自由主义的左派或左翼，也不属于中间派，更不属于右派或右翼，而是与这三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独特的一派。艾哈德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在纽伦堡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时，属于当时著名的“纽伦堡—艾尔朗根市场研究学派”。 后来艾哈德的思想又有很大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现在，基本上可把艾哈德称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卡尔·霍曼指出：“‘自由的社会主义’，这一被卡尔·马克思摈弃的理论是与奥本海姆的名字截然不可分的。而艾哈德的‘社会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前一理论的翻版。”（注4）

艾哈德在关于“社会”功能、关于“竞争自由”和“竞争秩序”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论，的确同德国新自由主义的三派之间有某些相似和相近之处，但仔细研究，又存在诸多差别。

有人说，从艾哈德特别强调社会的功能这点看，他很像是勒普克和吕斯托为首的左派或左翼。但仔细看，艾哈德虽然强调“社会”的功能，但同时强调必须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因为只有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才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有条件实行必要的社会政策。

同时，他还强调，必须实行“辅助原则”和“团结互助原则”，必须实行自力更生。而且特别指出，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远大理想是最终实现“组合社会”。

有人说，从艾哈德非常强调市场上的“竞争自由”和“竞争秩序”这点看，他很像欧肯和伯姆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的秩序政策思想，但仔细看，艾哈德虽然强调秩序的功能，但不赞成“秩序政策”和“竞争秩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只有在实行“秩序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同时，伴之以适度的社会政策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就没有了真正的市场经济。

有人说，从艾哈德特别强调自由竞争这点上看，他更像哈耶克，但仔细看，艾哈德的观点同哈耶克的观点有重大区别。哈耶克完全相信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二字是多余的，是累赘，甚至认为“社会”二字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而艾哈德也非常强调市场上自由竞争的功能，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市场上竞争的机制和功能，才能达到经济繁荣，才能达到共同富裕，但他同时特别重视社会的功能，主张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二字不但不能取消，而且必须大写。

艾哈德还主张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起着“法官”和“裁判员”的作用。强调国家的功能主要是制订规则，并不直接干预经济。

至于米勒—阿玛克，也不能简单地把他划入某一派别，因为他在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大量论述中，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包含了对宗教学、社会学和人种学等的独特论述。

因此，严格说，米勒—阿玛克也很难说属于某一派。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理论介于艾哈德和勒普克之间。

总之，艾哈德是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自成一体的独立的经济政治学家。艾哈德既具有德国新自由主义左派或左翼、中间派和右派或右翼的某些特点，同时又有不同于他们的许多自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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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德国] Christop Heusgenh:Ludwig Erhards Lehre vo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Urspruenge,Kergehalt,Wandlungen 第244页

（2）Ludwig Erhard Beitraege zu seiner politischen Biographie Festschrift zum Fuenfundsiebzigsten Geburtstag Herausgegeben von Gerhard Schroeder。Alfred Mueller-Armack .Karl Hohmann Johannes Gross.Ruediger Altmann Propylaeen Verlag 第472页

（3）沈越著：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第29页

（4）[德国]卡尔·霍曼著：《艾哈德传》 才炜译 第22页

刘光耀先生简介

河北省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经济调研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结业。1976年至1982年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驻德国使馆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书，主管经济调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工作，任处长。1993年至1996年在驻德国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作长达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以及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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