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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做医生吗？答案亮了！
张忠德，全国名中医、博士研究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先后12次出发支援疫情防控救治工作。曾获“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第十二届中国医师奖”“南粤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抗疫两年多，十余次外出支援，确实也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刻。记得刚到武汉的前10天，因为对新冠肺炎的了解还不多，诊疗方案还在摸索完善阶段，看到很多重症患者治疗效果不理想，加上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大家有种快要崩溃的无力感。
当时我不断告诫自己：稳住，你是医生，帮助患者是你的天职。后来，我们采用了一些中医药的方法，快速调整状态，保持良好战力，继续投入医疗救治。一个星期后，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部分重症患者被治愈出院，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医药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深感重任在肩。作为一名医生，我希望不仅用中医药临床思维方法、中医药手段解决疑难危重症，还要用现代科学对中医赋能，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作为一名院长，我希望能够高质量推动创新型、研究型、引领型综合性中医医院建设，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作为一名副校长，我希望培养更多有灵魂、有技术的优秀医学人才，为健康广东、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蓬勃力量。
刘超，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岭南医学界肝胆外科、肝移植领域的巨擘。
从医33载，回顾过往，一切都宛如昨日。
1984年高考，我曾与父母因专业的选择起过争执：在乡村医院工作的他们建议报读医学专业，而我则更向往自动化、计算机等工科专业。几番“辩论”下来，我屈服了。
如今想来，这是一次幸运的被动选择。从医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要问是否想过放弃？我的答案是——有遗憾、有沮丧，唯独没有想过放弃。
还记得参加工作不久的那年春节，我在医院值班，基层医院转来一位急性阑尾炎术后腹腔脓肿患者。囿于当时医疗水平，我们穷尽一切方法效果甚微，只能眼看着她情况一步一步恶化。病房外，老人的儿子穿着很破旧棉袄，等来了母亲的死讯......那种无力感让我至今都难以释怀。
无论处于哪个时代，我们都无法否认医学在“科学”这一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医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科学、哲学和人文的完美结合。正因如此，即便随着医疗水平高速发展，我们有了许多高精尖的检查设备，但作为临床医生永远不能忘记“临床”二字。
我也时常叮嘱年轻医生——无论医学如何进步发展，我们一定要站在患者身边，多沟通、多倾听，医学人文关怀要永远在路上。
▲郭亚兵在病区工作
学医是机缘巧合，当年志愿我填的是工科类专业，结果被军医大学提前招生录取了。
这条路很艰苦，也有过很沮丧的时刻。毕业最初是做内科的，当时就觉得所学的知识跟实践相差甚远，而且人类的医学认知也没有现在这般深入，大内科有不少脑出血、腹痛查因等患者，很难救治。遇到抢救不了的病人，或诊断不清楚，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苦恼的。突破这些瓶颈，惟有不断去进修。
从医42年，最开心的事就是跟患者成为20多年的老朋友。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严重的肝硬化肝衰竭，经过努力，他们的肝脏慢慢恢复正常了。这也是我的职业价值体现，很欣慰，包括从医经历过的SARS、抗震救灾、新冠肺炎疫情等，能第一时间为国家出力，都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光荣。
医学领域有很多天花板，例如晚期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需要医生去突破。作为肝病防治专家，我们要推动防和治结合，将肝癌防治往前移，走出医院把社区的乙肝、肝硬化等肝癌的高危人群筛出来，对其进行健康管理，降低肝癌发生率，守护百姓健康。
从医27年，最初我是一名心脑血管医生，后面才从事急诊工作。急诊挑战非常大，但也符合我的性格特点，所以就坚持在这条道路上，一走就走了15年。
曾经我也彷徨过，也苦恼过，也知道目前急诊救治成功率偏低，仅有3%~5%，但我还是愿意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希望能改变一点是一点。
当医生最难受的事情是到达患者身边时已经不能为他们做什么，面对的是家属失去亲人的痛哭。我们希望把急救关口前移，把急救常识送到政府、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让大家都能够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一起提高急救成功率。
我非常喜欢教育行业，时常会想，假如当年选择当老师，现在应该是位不错的老师。这些年来，不辞劳苦，四处奔跑开展公众急救培训，实际上也是一个知识传播者，换一种方式实现了当年没当老师的梦想。
我有一个小目标：通过更多普及性公众培训，把急救成功率提高到10% 、20%、30%，甚至50%以上，给每个家庭带来更大的希望。
从医近20年来，我有想过放弃。
那是工作的第四五个年头，当时由于自身经验和所学知识在实践中显得过于单薄，鲜少能从救治患者中获得成就感；也由于工作量庞大，日夜颠倒是常有的事，完全无法顾及家人。当理想与现实出现巨大差距时，脑海会闪现这样一个念头：是不是从事其他行业会更好？
在内心挣扎时，医院文化氛围、同事间互相鼓劲以及家人的支持，给予我坚持的动力。现在回头发现，能坚守扎根医学领域，其实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医学生阶段，对任何未知都充满信心，也曾许下“攻破某一疾病”的愿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后，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敬畏，希望将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并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案。
如今有幸能在钟南山院士团队，我更多的是想要如何成为一位“明医”，明白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担当，明白自己学医的志向，明白自己的能力所在、明白怎样的处理对患者更好。
刚参加工作时，我也曾犹豫过要不要离开。后来我去参加下乡，那个地方没有医生，每一次救治都需要独立完成，我必须不断提升自己，才有底气应对每一次挑战。当成功救治的病人越来越多、挑战难度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份职业成就感是其他行业难以替代的，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从医的决心。
如今，广医三院是广州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省内甚至邻近省份越来越多重症孕产妇过来就诊，我觉得身上的责任越来越大，虽然经常连轴转，但看到产妇的平安和孩子的健康，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迎接新生命更加美好。
前不久，同事问我要不要提前退休，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希望健康工作到60岁”。现在，我特别珍惜剩下的工作时间，希望能充分利用好临床、科研、教学三个平台，把自己的从医经验及时分享给年轻医生、带到基层，希望为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同质化推进贡献更多力量。
做社区医生已经13年了，能够用自己的所学帮助他人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命长度，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曾经负责家庭病床，管理过许多失能患者，肢体残疾、眼盲、长期卧床靠呼吸机维系生命等人群都有，他们活得很辛苦，如果没有医生上门服务，生存质量将更为堪忧，家庭照护也面临巨大压力。我们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慢病管理，把一些高危人群如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慢性肾脏疾病患者等，纳入规范管理，可以有效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避免大病、重病。
况且，我也收获了居民的信任和友谊。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群里有几千人，平时很多老人家找专科医生看完病，也会拿着诊疗方案来问家庭医生，对我们很信赖。每天出门都能遇到附近的居民开心地和我打招呼，邀请我去家里吃饭，有老人还开玩笑说想让我当女婿。能够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让他们因此而认可你、信任你，这就是一个医生的高光时刻。
虽然有些回答很皮
有些吐槽也很尖锐
超过半数人选择继续当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