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设计师在今天进行城市更新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发现自己找不到“场地”了。在这场转型之下，建筑师何为，城市更新何为？在鲁安东教授看来，在新的空间关系谱系下，以片段呈现的“场所”之间产生了新的连接和秩序，它们构成了建筑设计需要面对的全新场地。城市更新无法脱离这种真实的世界独立存在，面对这种变化，建筑师应该找到设计的手法去干预，去激活在当代的技术人文条件下，人和空间的复合关系。
城市更新的问题最近在大的话语面上（如中央层面）提出，再往前推几年，在业界、学界已经出现像增量、存量这样的提法。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已经开始转向存量的范式，城市更新就是这场转型之后更具体的体现。当然也会和其他政治话语、社会话语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城市更新话题的提出，并不是因为先有概念才有这件事，而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社会政治、发展模式，包括产业转型、生产机制、社会变化的结果。因此，我们不需要去纠结如何定义城市更新，到底是urban regeneration 还是renewal，而应该去思考它发生在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我在德国德绍（包豪斯所在地）待过一年。最繁荣的时候，这座城市曾有50万人，而今天只有5万人。如今，那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收缩城市。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作为建筑师，以前我们觉得有用的、重要的设计工具和方法，变得没有意义。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地一个建筑师说：德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拆房子，如何以一种更合理、有效的方式去勉强维持一个城市的品质。
△德国小城德绍因包豪斯学院所在地而闻名。在人口收缩的情况下，一座新建筑——包豪斯博物馆建成开放。包豪斯博物馆并未选址在包豪斯学院所在的城市西北角，而是位于市中心一处公园的空地上，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包豪斯标志，把活力和创意带回市中心。
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如果我们认为，建筑是一个造房子的艺术，这其实是建构在一个增长的模型里。在收缩城市里，如何更巧妙、更合理地“拆房子”，也变成一种城市设计。因此，我发现建筑学原来很多的设定，有潜在的、被默认的前提条件。比如，把城市的“增长”作为一种前提。中国之前一直处于增值、增量的状态；目前，我们进入一种相对平稳状态；在可见的未来，可能会进入一种收缩状态。这是难以抗拒的。又因为，人口的减少会带来空间的冗余，因而未来大概率会面对如何去“拆”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巨大的社会现实趋势，具体的建造艺术、空间效果等，可能不再是核心问题，但目前看来，我们的建筑师还没有准备好核心的工具以面对未来。（相关阅读：张宇星 | 城市更新的未来：从拆旧建新走向构型转换）建筑学，在城市更新里是一个既很重要又不太重要的维度。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最终的、面向日常生活的、合成的一种体系和“界面”。社会调查、经济政策、法律支持、基础设施……都属于其他学科，它们最终都应该被整合成一个包裹、支持日常生活，面向用户的“交界面”，这是建筑学擅长且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剑桥的时候，我做的研究跟电影有很大的关系，回国后又继续在高校开展电影建筑教学、工作坊，以及艺术策展项目，主要内容是用电影作为工具去理解城市。我发现，当用电影的方式去观察和分析城市的时候，被人们看到的内容，与你作为建筑师用图纸所捕获到的内容，是不同的。建筑师通过图纸表达出来的内容，实际上经过了大量的筛选、摘取，远非日常城市中无以复加的丰富样貌。所以我开始思考，究竟是建筑师只能处理城市特定的内容？还是因为这个专业有特定的思维和工具，使得我们只能捕获到城市特定的问题？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建筑学在城市更新中又是不重要的。因为，建筑作为一种“交界面”，无法替代其他的核心问题（产权、法律、资本）。建筑学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在城市更新里的核心作用，是一个多途径的、合成的干预体系中的一种“界面”（Interface）。你既要服务最终“界面”使用者，同时也要整合其他各种技术、认知、工具和治理体系。在整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创造性转化的机会。即从整合到转化，你可以注入一点创造性，但也仅限于此，再多的创造力也不能替代一些根本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建筑师涉及了最终的“界面”，因此很容易会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界面”是最终的东西。“界面”本质上是交流沟通，是传递、疏导、接触，它不能替代接触背后的关系。
△上海安福路“城事绽放”快闪花园（Urban Bloom）。通过艺术实验的形式，给予参观者随性探索、自由解读的空间，回应人与环境的磁场共振，但也仅限于界面式的更新。在“界面化”的过程中涉及一个变量——当代的传播。很多时候，地方（Community）通过“界面”，特别是“界面”与传播的结合，可以抵达很多在地之外的社会的、文化的、注意力的资源。网红建筑的实质，就是通过“界面”诱导出更多的外部资源。但这个事情是两面的：一方面，资本逻辑和媒体逻辑在主动寻求将城市更新的现实对象给“界面化”，从而吸引外部的流量和资源；另一方面，地方通过放弃大量真实日常生活的东西，让自己“界面化”，藉此换取一定程度上的吸取外部资源的机会，但这往往以价值和内涵的损失为代价。本质上，这是建筑之外的逻辑，渗透到了“界面”的作用机制里。（相关阅读：什么是当下的城市人文？）总之，建筑在城市更新里，仍然是以“界面”的方式在起作用，过程中也有创造力发挥的机会。这是传统的建筑设计。不过，我们需要再往前一步，建筑学除了做好“界面”之外，究竟还能塑造什么？在剑桥，建筑学属于人文学科下。人文，会反映社会、心理、人的存在状态、需求变化等。人文和工具谁更领先？我觉得，人文是引导、驱动“工具”变化的核心因素。一个工具如何发展，很多工具中哪个被选择，不是由工具本身决定，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工具就会被采用，人会综合选择最合理、有效、有意义的工具。这个概念在建筑学中淡出了很久。在1980年代的中国，伴随着“后现代”西方思潮的引进，场所的概念一度很热。然而，因为社会语境不同，“后现代”在进入中国后迅速地变成了一种符号、风格。继而，到1990年代后半期，中国建筑学出现了对后现代主义的逆反浪潮。实际上这是建筑界对于后现代在中国衍生出来的谬误而产生的逆反。伴随着对符号、风格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中一些关于记忆、人文、生活、场所、认同等有价值的东西，也被我们一同“扔”掉了。于是，2000年后，中国建筑学学科内部走上了一个日益加强“本体化”的方向——回归于材料、建造等建筑本体。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场所”等概念被“误伤”了。我们处于一种被放大了的抵抗性之中。仔细审视之后便可非常容易地理解，建筑师之所以会感觉跟社会脱离，部分原因就是我们仍然处在2000年前后确立的抵抗性姿态之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很多建筑师依然觉得这种“抵抗性”，是我们学科自我价值的核心部分。
△鲁安东认为，“场所精神”（genius loci）不再作为人地关系中的先验存在，而是人场交互的产物，一种处在持续改变和创造过程中的“形成”（becoming）。图为艺术家Anastasia Savinova创作的“场所精神”命名的照片拼贴画。从学科本体而言，这种“本体化”的副作用已经逐渐显现。在2010-2012年前后，建筑学慢慢感觉到与社会、文化的脱离。比如，很多建筑师都本能地感觉到了我们的建筑教育，以及使用的工具、手法、设计，跟当下的城市更新并不匹配。然而，建筑学的既有话语体系，又不支持城市更新里碰到的这些东西。于是我们陷入矛盾，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本体纯粹主义者”，将“抵抗性”发挥到“极致”，仿佛越显得“本体”纯粹主义，越能在建筑学内得到尊严。但在我看来，这种纯粹主义，源自我们的建筑学对强调文化、社会等内容，带有学科内的恐惧。讽刺的是，不管学科如何，社会的真实永远是最强大的。而建筑说到底是社会当下的干预者，是社会可达之未来的参与式塑造者，因此它对于未来城市的共识是有社会责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社会的需求优于建筑学科内部的自律。此时，围绕建筑学之本质的讨论，我们可以回答前文的问题，建筑学的目标是什么？它同时还有几个关联问题：建筑学为什么依然被需要？它存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被我们“误伤”的东西中，哪些在当下的城市更新过程中依然价值斐然且可以被重新审视？ “场所营造”是我找到的核心命题和答案。这也是我在后来的一系列工作中都围绕展开的核心。
△“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2015-2019）是一次城市公共空间的更新实践。鲁安东团队与历史学家、本地艺术家一起，通过搜集和研究大量的相关物件、记忆和视听资料，将大桥记忆活化为当代场所营造的触媒和催化剂，从而赋予南京长江大桥这座历史纪念碑新的场所体验与情感共鸣。这一计划是鲁安东团队对“场所”这一概念的学术史和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建筑理论史有了诸多预设之后，主动寻找的行动测试和实践任务载体。在实践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理论行动者而非建筑师。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认为，人在城市空间中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再发明有着相当大的程度；与它相反的另一端是功能主义、行为学，他们认为空间定义了人的使用。实际上这两种理论模型都包含着各自的价值观，我理解的“人地关系”更多是两者间的平衡。人在空间中并不是完全自主，但也并非被预设、指导（Instructed），而是会收到很多提示、诱导、启发（Informed），使得你下一步的创造性再利用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而非受众或施加者。人与环境是相互理解、参与式的，我们所有的行动不完全是目的性，而是带有意义建构的，这种意义建构与功利性的循环在改造的过程中往复发生。现代主义（建筑）本质上是一套建筑学规则，是基于工业化大生产、大社会对人的组织的秩序，它们构成建筑学的上位支持。当下，数字作为（肉体）人躯壳的延伸，重构了我们与世界行动的能力。面对这样的人，建筑学之前设想的空间与人的关系是不完整的。建筑学的上位条件发生了变化，建筑学也一定会随之变化。然而，我们与现有的工业体系、社会体系绑定得过于密切，以至于我们失去了用建筑回应人的能力。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让我们的人居环境更敏捷、更精准地回应人？这又回到了建筑学的核心——场所。建筑学发展的方向、技术的扩展都应该在这个框架下进行。
△从上往下：普遍人——标准人——增强人。如果说文艺复兴建筑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普遍人”取代了神性，现代主义建筑以符合人类共性规则的“标准人”为基点，那么当代的技术人文条件，则使我们能够前所未有的精确地面向个体。建筑学要面对的是“增强人”，是更加主体化的人。我们正处于一个“增强场所”的时代。
图片来源：鲁安东
现代建筑有很多不怎么言说的核心价值前提，是它一些具体的工具、方法可以被人们接受的理由。比如，他们认为空间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人在其中发生的行为；又例如，他们对于公共性最重要的假设是“公共性与空间上的邻近”强关联。我认为这些约定俗成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公共”这个概念伴随着很多潜台词。比如，人与人物理的接近，人与人的交流、聚集所隐含的本能。但是，人的本能有很多，建筑学只选择了其中一部分并将它们放大，这就意味着，对某些本能的强调其实抑制了其他本能。“公共性”本身没有问题，就像人喜欢聚集和厌倦聚集都是本能。然而，现代建筑对于公共空间的道德性预设，忽略了所有本能都伴随着的“反本能”。在网络社群打游戏是不是一种公共？B站的弹幕是不是一种公共空间？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因为它在消解建筑学一些既定的核心假设。基于这种认知，我开始进一步探究，“空间”如何在建筑学的话语中被偷偷地替换成了“实体空间”？（相关阅读：城市更新十大误区）△《增强场所周期表》，2019。空间关系构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并决定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交互方式。今天的数字技术带来很多全新的关系，比如随机组合的关系、特定的时空关系等。图为鲁安东团队通过寻找真实世界中已经发生过的空间现象，识别出其背后隐藏的67种基于中介的空间关系。纵轴：拓扑类型（单一、一对一、一对多、场所群组）；横轴：从主体中介到技术中介的递差。现代建筑把很多事情都偷偷地转换成了实体空间，最终表现在平立剖面图上，被测量、被建造，从而跟现代的工业生产体系对接起来，成为资本操作的对象。但在我看来，今天的空间关系已经被“去实体化”了。“去实体化”并不是从实体到虚拟这么简单。因为，一个既有的关系不会被轻易消解，最多只会被替代。如果传统的物理聚集关系不在了，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构成了新的连接方式？只有明确这些，我们才能讨论如何在今天的空间关系下，去干预、设计，乃至创造。真实的社会中不断涌现新的空间关系，是数字时代下，建筑师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新领域。但是，这种新关系并非唾手可得，能否遇到需要机缘，遇到后能否识别则需要智慧和能力。（空间）观察本质上是把真实发生的东西，通过智识，反馈成某种认知的信息。比如，我看B站、抖音，都是在观察数字技术是通过何种方式，以及创造出哪些全新的空间关系。既然这些“关系”已经真实发生并被证明有效，就应该被纳入到干预的体系中来，这就是当代的空间设计。它可能不是传统“建构”意义上的建筑学，而是通过“空间”，来干预和塑造人在未来可能的日常状况。某种意义上，建筑学也因此而拓展。读者不难发现，以上讨论其实涉及了诸多建筑学理论层面的思考。理论是有核心价值的，但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现状是，实践者对理论产生怀疑。△互联网逐渐在现实中衍生出的新型空间关系不仅表现在人们直接将空间作为背景（直播）、作为视觉对象（上传）、作为中介……甚至更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在与互联网发生关系时的其他支撑体系，例如电源。其发生过程“细无声”，甚至被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应当，以至于缺少了对这些新型空间关系的关注。图为上海地铁车厢开始出现免费充电插头。
摄影：崔国
本质上，理论是一种思维层面的创造力。即，重要的不是理论说什么，而是如何通过理论（观察和思考）为大家注入认知层面的创造力。对我而言，《增强场所周期表》不只是理论游戏，也是对当下数字时代城市空间的系统观察。我与团队通过认知，帮助建筑师识别了很多被忽略的空间关系。在这些新型的关系之上，可以叠加更多层面的创造力，包括实践、感知、体验层面。这才是数字时代，建筑师可以也应当设计的场地。回到城市更新领域。为何建筑师在城市更新实际项目中深感无力？正是因为，建筑学的上位条件已经变化！我们今天面对的场地，已不只是可被总平面图来表达的有地貌和物质实体的空间。什么是今天的场地？什么是城市更新里的场地？建筑师必须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和当地、多维的技术网络关系，并被这种关系叠加下的场地。“场地”的构成逻辑已经变化，我们难道不应该重新去分析它吗？（相关阅读：从人工智能到增强现实，新技术将如何改变社区营造方式？）城市更新的社会背景与条件的变化，迫使建筑师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这场新的网络关系中的定位。第一，在城市更新的框架下，建筑师的核心角色是一个“行动者（actor）”。不同于过去在事态发生前的把控、预设和塑造者形象，建筑师应该始终作为事件中的一部分，事情最终朝什么方向发展并不完全受我们控制。第二，建筑师是行动者“之一”。行动者之间没有主配角之分，即使有，主角也不会是建筑师。建筑师更多是以动态协同和博弈的关系与其他行动者一起行动。第三，建筑师是一个“Creative” Actor。不同的行动者承担的角色不一样。为了使整件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建筑师应该努力做好一个协调整合者和界面转化者。这个过程中创造力如何分配？在城市更新的框架下，首先是创造性的整合。包括各种专业、利益诉求者提供的多样信息。其次是创造性的转化。将整合后的信息转化成一个相对更大的媒介、资源、社会可把控的界面。最后是创造性的提供特定专业服务。建筑学擅长将空间作为工具和媒介，建立物质支撑和复杂问题之间的相对强关联。这既是我们难以被替代的工作，也是当代建筑设计的核心能力。马斯克真要火星移民，建筑师也是必不可少的。
△南京大学城市更新工作站（2021-），包括教学研究、场所营造和社区叙事三个工作平台，开展多校、多专业、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活动。在南京老门西的试点项目中，我们提出了与社区规划师平行的“场所营造师”角色。同时，区政府在社区里划拨了一间老房子，作为城市更新的工作站点，持续地做在地项目。除了“在地”的，我最近还在策划“一带一路”的城市更新工作营，主要展示南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更新案例。这个项目也是测试一种新可能，比如，“在地”的问题能不能不那么强调“在地”，而是通过导入一种全球性的视角来理解、强调“在地”？这其实是一种实验空间，也是我理解的理论工作。专题研究团队 / 崔国、张晶轩、杨松飞、宋代伦、宋雅婷、方靖（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