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老城南小西湖街区是南京市仅存的几个保留了悠久街院肌理及社区居民结构的街区之一。东南大学韩冬青教授带领团队在尽可能保留原有建筑肌理的前提下，协调复杂的产权关系、保留厚重的历史信息、尊重动态的主体诉求，探索出一套基于共享理念的“小尺度，渐进式”城市微更新方法，触及城市更新的实质。本文是韩冬青教授在2023厦门城市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沙龙上的演讲内容。韩冬青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南京老城南小西湖街区整体不到4.

西安是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丰富的历史沉积为它带来了大量外部资源，却也一定程度限制着人们对它的想象。社交媒体时代，西安牢牢抓住了流量机制，在“摔碗酒”的声响中成为一代网红城市，构建起亮眼的城市名片。但在关于周、秦、汉、唐宏大叙事的建筑单体之外，更多真实复合的城市生活场景却在逐渐衰亡，或在多轮拆改、更新中被销毁。对此，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李昊认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观、遗产观亟需在当下的城市更新中被重新审视和调整。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曾在2016年提出，随着信息媒介主导的硅基文明的崛起，“硅基空间”将取代现实世界的“碳基空间”，导致城市的衰落。近两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加深了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程度，也催生了“元宇宙”等概念的兴起。对城市实体空间而言，这既是一场降温，也预示着新的策略。2020年，周榕教授作为三联人文城市奖架构共创人，提出：当下的城市需要“湿件”，需要进行“意义更新”，为内忧外患之下的城市更新指出了发展方向的一种。本文中，我们与周榕教授就城市普遍面临的“意义荒漠”、“网红化”等现象展开讨论，试图寻找城市更新中属于“碳基空间”的反击机会。

Pink）等等，国内更会将其笼统归结为“Ins风”，在西方亦有Instagrammable一词。在这种当代生活想象中，每个步入其中并打卡的人都能瞬间成为最新、最时尚、最有品味的生活方式的一份子。

“创意产业”的概念自21世纪初被引入中国，便在上海、北京率先发展起来，形成了第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而今，“创意产业”的概念似乎已悄然没落，但适时回看，会发现曾经我们关注的话题与现象，在今天似乎仍隐喻着什么。城市更新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起步。2002年末，仅有48个园区建成。2012年出现井喷态势，达到1457个，2014年进入顶峰，园区高达2570个。2015年，园区数量稍有回落，全国正常运作的园区在2506个左右。其中由国家命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各类相关基地、园区就已超过350个。△1990-2015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数量（个）统计情况。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大城市意味着文化生产的源头，经济实力的中心；现在，它却化身为主题乐园（拉斯维加斯、迪拜），无边的工地宿舍（中国城市），和彻底错乱的建筑异型（东京）”——J.G.巴拉德，2008年从深圳世界之窗，到常州中华恐龙园，再到海外巨头迪士尼、环球影城进入中国，以及应对竞争出现的各种国风古风主题公园……我们的城市正在被花样繁多的主题公园包围起来。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主题公园是否在成为城市本身？主题公园的模式和原理，似乎正在成为我们想象未来城市、未来社区、未来人居的理想型，我们是完全接受，还是有回避和无视的空间？1955年在加州阿纳海姆开幕的迪士尼乐园，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主题公园。然而，主题公园的雏形，在此前100年已经出现：伦敦水晶宫里的万国展示，芝加哥世博会上的摩天轮，巴黎世博会上的环幕电影……可以说，世界博览会的场地，就是最早的主题公园。世博会展示工业品的同时，文化娱乐也开始抬头，把城市局部的时空扭曲，变成狂欢的场所。华特·迪士尼则将临时的、事件性的活动，变成了长期的、日常的、天天来做的白日梦。迪士尼乐园也由此成为主题公园的代名词。迪士尼的运作模式，也从公园本身，溢出到了整个社会，变成一种普遍的原理。△上图：1893芝加哥世博会上的摩天轮。下图：1900巴黎世博会上的巨型地球仪。图片来源：explorepahistory.com;

建筑师、设计师在今天进行城市更新时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发现自己找不到“场地”了。在这场转型之下，建筑师何为，城市更新何为？在鲁安东教授看来，在新的空间关系谱系下，以片段呈现的“场所”之间产生了新的连接和秩序，它们构成了建筑设计需要面对的全新场地。城市更新无法脱离这种真实的世界独立存在，面对这种变化，建筑师应该找到设计的手法去干预，去激活在当代的技术人文条件下，人和空间的复合关系。本期嘉宾鲁安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剑桥大学建筑与城市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增量时代之后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问题最近在大的话语面上（如中央层面）提出，再往前推几年，在业界、学界已经出现像增量、存量这样的提法。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已经开始转向存量的范式，城市更新就是这场转型之后更具体的体现。当然也会和其他政治话语、社会话语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城市更新话题的提出，并不是因为先有概念才有这件事，而是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社会政治、发展模式，包括产业转型、生产机制、社会变化的结果。因此，我们不需要去纠结如何定义城市更新，到底是urban

2021年8月30日，住建部正式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一时引发热议。《通知》针对以“城市更新”为名的种种乱象，指出要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大规模增建、大规模搬迁，并鼓励推动由“开发方式”向“经营模式”转变。这与同济大学伍江教授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有机更新”理念不谋而合。继2020年UCRC与伍江教授的首次对谈（延伸阅读：伍江｜城市更新要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生产能力），今年，他进一步指出，在严格限制大拆大建的当下，城市更新亟需找到新的市场机制，使渐进式的有机更新得到可持续的推进。本期嘉宾伍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间优化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城市更新”一词是近几年刚刚出现的，过去我们更多谈的是“城市改造”。这两个词在语义上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更新必然蕴含着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更新，它们也都可以翻译成Urban

讨论未来城市、未来社区成为一种时尚。然而，很多人对是否能创造出这样的理想场景仍疑虑重重。事实上，这种疑虑来自于“未来社区”“未来城市”都缺少一个准确的定义和概念，因为他们首先建立在时间维度上（未来），但都以空间作为归处（社区、城市）。除非是专职的未来空间想象力大师，否则，一般人都无法准确描述。令人沮丧的是，人类想象力的“无能”并非一种个案，而是每个人都可能存在的自身局限性。对此，Harvey将这一点总结为“辩证乌托邦”（Dialectical

MVRDV官网）。这一天桥成立的前提，主要是为了联通首尔火车站东西两侧步行空间，而无需绕行。天桥将桥东端的地铁站与西端的城市联通，跨越了十几条铁道线路，弥合了城市裂缝。下图为天桥内景。摄影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是陆铭在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阐释的核心观点。当下的城市更新，究竟是让中心城区重新集聚，还是挖空中心城区的手段？在许多地方的官方文件仍然出现控制、疏解等关键词的时候，陆铭教授提醒我们，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到今天，已经到了必须重新发展中心城区价值的时候了。在城市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核人口与功能的密度，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中心城区的再集聚，也将深远影响都市圈的未来发展。

引言海浪退去，游客到来。在沙坡尾避风坞背后的街巷里，变化早已发生。奶茶店、饰品店播散在衰落而平静的街区中，迅速生长，势头很快超过原本的菜场、杂货铺和理发室。“网红”“文艺”等招牌吸引了大批年轻人。他们穿着时髦，将这里的大街小巷框进手机、相机的镜头中，上传到网络上。沙坡尾从渔港和住区变成景点，游人纷至沓来，商家入驻，店铺更迭。从猫街到黄厝，从鼓浪屿到曾厝垵，厦门对于这样的城市更新叙事太过熟悉。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有着国源青年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文化”）的身影。这家民营企业隶属于国源地产，自2011年起主导沙坡尾新一轮的规划和运营。他们试图在保留本地风貌的前提下打造青年消费、文化中心。不同于鲁能、王府井等大型开发商（延伸阅读：沙坡尾避风坞的规划方案和历程）,以厦门人为主的国源团队认为自己更懂沙坡尾。但方案落地的情况远比想象中要复杂。

广州的城市更新是低调却超前的。在公众媒体上，广州鲜少出现“网红式”的城市更新项目、事件。但实际上，广州多年深耕于城市更新的制度创新，并在这条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2015年，中国首个“城市更新局”在广州成立。2021年，广州成为全国第2个提交地方人大审议城市更新地方法规——《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城市。广州这一条例的起草晚于上海，却先行提交审议。相较于那些绕过规范限制和利益冲突，重点追求表皮化视觉更新、政府大包大揽、忽视城市内涵增长的地方而言，广州城市更新走了一条“道阻且长”之路，但正如骆建云所言：城市更新是对过往城市建设过程展开反思的一次良机。通过制度创新，城市更新能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后劲动力。

“土地财政”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发动机”，有其自身价值。随着城市从增量开发转入存量改造，延续“卖地”逻辑的“成片改造”模式，不仅造成了“土地财政”这一宝贵的政府融资方式的低效使用，也难以协调存量空间中复杂的利益相关者。2021年6月5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将在部分城市试点土地出让金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体现了中央对“土地财政”的反思。在新的城市发展时期，“土地财政”怎么走？旧城改造怎么办？本文为对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的访谈。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和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住房正愈发被异化为一种商品和金融工具。可负担住房的不足是这场危机最显著的一项指标，但仅改善这项指标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住房问题。对社会住房而言，有限的资金和糟糕的声誉会放大设计和运营中任何微小的不足，从而使项目走向衰败。而在压力之下，住房项目的运营者和焦虑的年轻人也开始了对新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的探索，使共同居住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逐渐显现。本期作者熊志嘉瑞典皇家理工(KTH)

关注厦门的城市更新，就是关注中国代表性二线城市的更新进展。但厦门的城市更新与沿海一般商贸城市相比，（特别是厦门岛内）经常表现出明显的“旅游气质”。“思明之问”“老城之问”

关注厦门的城市更新，就是关注中国代表性二线城市的更新进展。但厦门的城市更新与沿海一般商贸城市相比，（特别是厦门岛内）经常表现出明显的“旅游气质”。“**指挥部”2020年6月8日，厦门市忠仑公园周边片区改造指挥部、湖里东部片区旧村整村改造指挥部先后揭牌，9日，何厝岭兜旧村改造指挥部揭牌。8月，滨北超级总部基地建设指挥部揭牌……在厦门，以“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为思路的城市旧区改造、片区提升项目，多以“指挥部”的形式推动。公开资料显示，重要地区的“指挥部”多由市级领导牵头，并设立驻场副总指挥。据公开资料显示，厦门目前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指挥部”——中山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指挥部、厦港(沙坡尾)片区改造提升指挥部、湖滨片区改造提升总指挥部、湖里街道片区指挥部、下忠社旧村改造指挥部、泥窟石村片区分指挥部、机场片区翔安分指挥部、五缘湾北片区指挥部……等。政府+国企的拆除重建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PPP模式。但是，为何要如此大规模的以带有市级政府力量的“指挥部”的形式展开？在《城市中国》的研究看来，这是为了抵抗PPP模式在大众媒体、市民角色崛起的时代日益频繁的失灵状况。市民角色的崛起“市民的声音应当被更多地听到”，早在2007年出版的《城市中国》第17期——《人民城市》特刊中，人们就普遍预测了这种趋势。时至今日，“公众参与”“众规”“人民城市”等理念频出，预示着公民社会理念日深，居民的角色在城市发展、更新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

自2003年第一家咖啡馆入住西堤别墅后，到2011年发展到19家。座位由原先的80个，发展到1500位，并一度由厦门工商部门牵头，试图打造“厦门版左岸咖啡”。图为2021年的厦门咖啡街。摄影：倪瑜遥

浙江省在2019年提出建设“未来社区”，至今已在省内开展了60个试点项目的建设工作。在这一政策的顶层设计中，“数字化”是其发展目标的“三化”之一，数字技术作为主要驱动力也成为政策讨论中的一种主要观点。然而，任何关于城市发展的单一叙事中都隐含着一种对未来的话语霸权，以技术作为驱动力也并不意味着未来社区应该简单地与“智慧社区”画上等号。对此，我们需要仔细审视“未来社区”中大量关于“智慧”的叙事：是怎样的力量在主导这些叙事？“智慧”又将带我们走向怎样的未来？眼下，最容易与“未来社区”关联的概念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选取网上的部分标题为例，众多媒体、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将“未来社区”单一地解读为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

自浙江省在2019年提出建设“未来社区”以来，省内已开展了60个试点项目的建设工作，也引发了各界的讨论和参与。预计到2021年底，浙江省将建设省级试点项目100个左右，并于2022年开启全面复制推广。

城市更新（特别是老旧小区改造）在二三线城市大范围推开，政府依赖大集团、地产企业、地方国企，采取拆除重建增容的模式，本质上是采用PPP模式来开展城市更新项目。但这种创始于英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模式，与当前国内的政治语境、城市长期融资可持续性、全球城市治理趋势严重脱节。大集团、地产企业，极易被湮没在居民如潮涌般的个人诉求和反对意见之中。地方政府面对这种情形，通常耗费极高的人力（动员多部门、多单位逐个作群众工作）、财力、时间成本（动辄几年）来化解更新项目中尖锐的分歧。或者，政府面对浩瀚的群众意见，走向另外一种极端——更加强化政府的主导力量，加强控制和管理。然而，无论政府采用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本质上都是政府治理水平不高的表现。此外，设计院、建筑师、高校专家、NGO……被卷入城市更新具体项目的矛盾之中，承担了远超其角色本应承担的责任。为化解矛盾，他们牵头主动或被动地开展所谓公众参与、社区营造等活动，实际上都是在填补一开始采用PPP模式而产生的隔阂。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往往不具备充足的专家资源，没有条件实行以高校教师、设计师为基础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也让这些城市的更新工作面临不可忽视的制度缺陷。城市更新采用PPP模式，消耗了城市在未来依靠土地融资的宝贵资源；也忽视了居民的意愿价值；大企业、设计院（师）承担了过多的社会管理责任。在项目之初就强化社区居民意见（Community）和众多第三方机构（other

资本主导的城市更新引发了严峻的住房危机——大量投机者涌入房地产市场购置住宅，导致房屋价格飞涨。住房不再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变成了一种商品和金融工具。借助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时代的平台经济，资本的触角伸向世界，也将这种危机带到全球城市的各个角落。原本属于居民的街区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居民或不堪其扰而搬离，或因难以负担住房贷款而放弃住宅。住房被企业吞并，个人被资本驱逐。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三十余年，自由市场观念深入人心的同时，所谓“公平”的全球竞争也不断蔓延。在天平的一端是拥有雄厚资本的跨国企业，而另一端是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的个体，这场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本期作者熊志嘉瑞典皇家理工(KTH)

视觉、景观、符号、流量……网红化的街区更新，正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大行其道。网红，是一种传播现象。网红化，是一种更新趋势。网红与网红化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助推？网红化，果真是城市更新的必然趋势吗？消费网红，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2020年6月14日，在同为网红街道的徐汇区永康路，城市中国联合长物庄共同就网红化街区话题展开了分享。时间：6月14日，2020年地点：长物庄，上海永康路一四二弄分享人：粟叶，卞扬扬△

对一些老旧小区而言，最缺的不是外部环境美化，而是内部功能结构、市政管网设施等的改善，如独立卫生设施、电梯的改造，社区的适老化更新等。这需要“由内而外”从基底进行更新，没有外部环境美化显效快。由于工程可能涉及入户开挖、断水断电等，工程量大，工期长，施工期间会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同时由于牵涉到居民现有的利益格局，协调时间长，居民畏难情绪很高，成为了社区更新中难啃的“硬骨头”。当前制度和组织模式很难持续有效地撬动，需要改变思路、创新更新机制。本期嘉宾赵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区发展更新与规划评估长期关注上海的社区微更新更新本质上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改变UC：2015年前后，各地城市成立了一批“城市更新处”“更新局”，现在又陆续撤除，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上海“城市更新办法”出台以来，是否有新的政策指导？上海的城市更新未来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赵：上海城市更新办法和细则出台以后，政策仍然保持连续性，但是更新介入的角度和参与方更多了。更新的本质上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改变，前一阶段不触及利益格局的公共环境美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轮。后续的更新需要针对问题痛点，专业地、专注地做内容。正视相关者的诉求，平衡多方利益关系，合理调整利益格局。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涉及的方面比较复杂，而且越到基层越难推进。我们可以看到市重点项目滨水岸线“杨浦滨江”的成功推进是政策和行政强干预下的成果，但对大多数的社区更新来说，面临的恰恰是政策条线上没有足够的支持。在“上海城市更新办法”和实施细则出台后没有梳理与现有各条线政策的关系，基层的更新工作在艰难的试错中前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没有梳理出顺畅的更新机制。上海是中国最具有市民社会特征的城市，上海的社会治理也是比较“接地气”的，基层大量的工作都建立在社区居民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如果能切实将基层的工作与上层的政策形成良好的对接，调动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上海未来的社区更新工作将非常值得期待。UC：上海社区微更新经过一轮改造后，与前两年相比，剩下的“硬骨头”有哪些？赵：这两年的社区微更新致力于社区公共环境的改善和美化，居民同时也表达了更多的更新改造需求，如电线管网、卫生、起居、出行、养老等方面的改善愿望。对老旧社区的“雪中送碳”更新改造来说，独立卫生设施、电梯等改造都是非常困难的“硬骨头”，《物权法》保护既有的合法权益，改造过程应该合法合理地建立起协商机制来推进更新改造，而不能完全依靠行政力量的干预和推动。我们看到，社区更新的确是一项持续的登山过程，每一步为下一步奠定基础，同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理当不畏艰难、砥砺前行，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很多人对于城市更新的印象可能都停留在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公共空间改造项目。但这些改造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美化行为，并不触及城市更新的核心。城市更新的核心目的是生活品质和生产能力的提升，这需要一套长远的机制设计进行保障。城市更新要走出超额利润模式，通过转型城市开发、空间治理、城市生产模式，让更新的利益回到公共、回到城市。本文为对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的访谈。本期嘉宾伍江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长期关注上海乃至全国城市更新研究与实践城市更新是有机更新城市更新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只要城市存在就一定会更新。在西方语境里，城市更新有各种不同的词（Urban

近年来，菜市场改造频频成为关注焦点。为了吸引年轻人，菜市场改造纷纷走向“网红化”，往往过于注重空间美学，而忽视了功能和文脉的延续，结果常常是打卡的人多了，但生意却变惨淡了。身兼艺术家、出版人、策划人等多重身份的宋群在西安主持策划了多个城市更新项目，其中就包括老菜场的改造。和当今流行的爆改方式不同，宋群希望在更新的过程中更接地气，通过“微更新轻改造计划”，植入一系列文化活动和事件，吸引年轻人回流，以激活老旧社区，形成可持续性的更新。本文为对宋群的访谈。本期嘉宾宋群艺术家、出版⼈、策划⼈城市观察书系《Local本地》创办人多年从事城市观察研究与实践⼯作，主持策划过多个城市更新项⽬唯有内容更新，才能推动城市更新UC：城市更新不只是空间的更新，也关乎记忆、⽂化、事件。能谈谈您在⻄安的实践吗？宋群：城市更新最重要的，是内容的更新，只更新躯壳没⽤，内容才是⽣命⼒。最近刚完成的是⼀个城中村改造项⽬“⼤都荟”，在⻄安的⾼新区。虽然是推倒重来，但建筑尺度和密度仍然可以看到城中村的那种“空间⽤到极致”的避让与腾挪。它是按开放式街区与开放式社区来定位的，我策划并参与了全过程。街区内⽤七栋独⽴建筑，做了⼀个城市⽂化复合空间，叫“Localand”，邀请来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先锋实践者，以“本地⽂化”为主轴，打造了集博物馆、书店、美⻝实验室、⽂创⼯坊、咖啡馆、⾳乐空间于⼀体的城市⽂化「聚落」。每⼀个⼩版块都不⼤，建筑部分是梁井宇设计，美⻝部分是⾹港的美⻝作家欧阳应霁⽼师负责，咖啡是和⽇本⼿冲⼤师⽥⼝护先⽣合作，乡建展览与⺠艺合作是和碧⼭的左靖⽼师，都是不同领域的有趣之⼈。现在这⾥已经成为年轻⼈聚集地。△

当前的城市更新正在经历从“re-”到“trans-”的转型，即从单一的地块重开发转向对地块的类型价值、社会网络价值、文化价值等多维价值的整体性考量。这些价值需要通过城市治理的手段来实现。本文以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为角度切入，分析了广义视角下城市治理的多元内涵，指出基于城市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更新应该超越制度和规范设计，通过地方赋权来关注场地上的关系网络的更新。本期作者王婷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园境建筑学部博士候选人《城市中国》第四期海外观察员城市更新实践蕴含城市治理的隐形逻辑在全球化激烈巨变的今天，以Urban

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往往是一对矛盾体，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常常要经历艰难博弈。为应对这一困境，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HUL）的概念，倡议将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心从对纪念性建筑物的关注转移到对城市生活起构筑作用的城市价值的关注，以及将建成遗产融入城市空间发展的核心位置。作为城市遗产保护的新方法和新理念，HUL希望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协作对城市遗产达成积极的干预，以此增强城市遗产应对变化的能力，并因此受惠于城市发展。本文为对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系城市设计与地域设计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讲师周详的访谈。本期嘉宾周详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系城市设计与地域设计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讲师HUL强调物质、社会、文化和经济在时空上相互关联的整体性UC：从您的研究方向出发，怎样看待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周详：城市历史景观与遗产保护一直是我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构成人居环境科学三大支柱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都有各自的着力点与专攻方向。从狭义上讲，点状的历史建筑物和呈集聚状的传统建筑群是建筑学科遗产保护的关注对象，城乡规划学科则重点研究较大尺度的历史街区与传统风貌保护区。1992年“文化景观”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被列为一种世界遗产类型后，风景园林学科开始找到自身的着力点，重点关注区域尺度下人与自然共同作用产生的“文化景观”。其中，受国际研究趋势以及国内宏观政策的影响，乡村景观成为当前“文化景观”研究的热点方向。近几年，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和濑户内海艺术节的成功举办，更将乡村景观推至幕前，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继徐汇西岸、民生筒仓之后，第三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继续选择滨江区域落地。相比于往届展陈主要在室内，本届SUSAS展示的空间极大延伸。策展人北川富朗召集全球艺术家，在杨浦滨江5.5公里的工业带上，依托建筑立面、工业设施、地面等现有场景，专门创作“大地艺术”作品，并永久保留。最具有创新意义的是，为使艺术家们的创作落地，主办方协调市、区两级财权和事权，在城市治理方法和制度创新层面探索城市更新的新可能。本文为对2019

更新与再生，是城市的天赋。作为福州的历史文化名片之一，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近年来的街区更新改造备受关注。福州本土杂志《HOMELAND家园》团队作为共建方参与了烟台山的更新改造过程，并在2019年12月21日于修复过的福州仓山影剧院举办了“共建·新生”城市更新论坛，邀请了来自全国的城市规划设计专家和改造团队，分享他们的城市更新改造与营造经验。本文为对《HOMELAND家园》副主编许灵怡的访谈。本期嘉宾许灵怡《HOMELAND家园》副主编我们的更新想让街区不仅有更新的状态，还带有人文的温度UC：烟台山的改造是谁提出的？《HOMELAND家园》为何参与进来？许灵怡：烟台山的改造实际上是政府的决策和大方向。福州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遗迹，以八一七路为中轴线，沿线有三坊七巷、上下杭、老仓山几个历史文化街区，前两个已经改造，老仓山也要改，这是决策层面的问题。过去的改造很多不太考虑风貌，更倾向考虑风格。几年前万科先拿下了老仓山沿江的一片区域，做了仓前九里的项目。这片区域只留下了文保建筑，风貌建筑被拆得所剩无几。做改造时，对万科来说就存在很大的难度。2018年，政府又将乐群-爱国路沿线的街区风貌改造委托万科设计施工，这段街区紧挨着仓前九里项目地，不再是之前的方式，选择了尽量不干扰本地居民的操作方式。△

更新与再生，是城市的天赋。在后奥运和后世博的这十年，城市更新成为中国社会经久不衰的话题。《城市中国》长期关心跟踪城市更新话题，展开过多期专题讨论。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