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化”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但相信，每一个人都已经切身感受到“网红化空间”的存在，并且就在读完这个名词的同时，你已经迅速建立了自己对它的定义，且回忆起了某个项目、区域、店铺。这正是城市更新的“网红化”真正面临的现状：在我们身边爆发式显现！
△杨梅竹斜街是大栅栏更新计划的一部分，在2017年红极一时的时候，不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都挤满了人四处拍照。如今，在小红书等平台上仍不乏大量“打卡”者，也依然是北京设计周展览活动的重镇，只是没了往日人山人海的景象。
因此，我们无意“发明”这一概念，也对明确其所谓的定义毫无兴趣。套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Potter Stewart的话再合适不过了——我不打算进一步定义什么是‘网红化’……但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能认出它来。（原话是“我并不打算进一步定义什么是‘硬核色情’”，这里替换为“网红化”，只为表明，准确的定义在此并不重要，人人对此都有一种模糊不清，但却又能够大致给予定义的认知状态。）人们不但没有关于“网红化”的统一概念，在对待它的态度上，人们也同样褒贬不一。批评的人说，它摧毁了地方、产业；褒扬的人说，“我的项目就是要打造网红”。在《城市中国》看来，“网红化”首先是一个中性词，这也是我们探讨其“误区”的前提。由字面上理解，空间的“网红化”是一种与传播媒介（网络、社交媒体）高度捆绑的现象，而传播媒介对乡村、城市环境的影响从古到今始终存在。18世纪的欧洲，绘画作为景观传播的主要载体，催生了如画式（Picturesque）景观的生产。而后，摄影技术的发明和传统大众媒体的兴起，结合交通载具的便利化，直接推动了大众旅游产业，及各大景区拍照打卡点的设立。
△自2015年起，《城市中国》持续跟踪中国城市更新话题，出版了71《老城复兴》（2015）、73《公众参与》（2015）、77《社区规划师》（2016）、80《剩余的价值》（2017）、82《社区微更新》（2018）五期杂志，以及别册《新华有劲 玉田向新》（2021）。点击“阅读原文”购买。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最核心的信息（Message）不在于传播的内容本身，而在于其对人类社会尺度、步伐、模式上的改变。“网红化”作为社交媒体出现后的一种空间生产方式，其实质依旧是一种媒介对空间的塑造作用。区别在于，在算法机制的筛选下，它的规模更大、更迭更快、影响力更强，由此迸发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和尖锐。另一个概念，不完全中性却与“网红化”息息相关，即“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这一概念在规划、地理、社会等学界并不陌生，是指市中心老旧城区在提档升级过程中，由于业态和租金的提升，导致中产阶级以上人群对社区原先的低收入群体造成的挤压乃至驱逐。这一概念自上世纪起便在西方学界被广泛讨论，时至今日，“网红”效应成为了加快“士绅化”进程的重要流派。
“士绅化”虽可被视为老旧城区升级转型的某种必然，对优化城市环境品质有好的一面。但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可忽视它对低收入社区的破坏作用。另外，“网红化”和常规意义的“士绅化”也有着眼点的不同。前者更着重于媒介传播力，是“网红”文化现象对多元“日常”的挤压；后者则更多着眼于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文化权力。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已对“士绅化”现象进行了多年讨论，“网红化”概念却并未得到严肃审视。
△纽约布鲁克林是一个普遍认为经历了士绅化浪潮的片区。摄影师Kristy Chatelain在她的画册《Brooklyn Changing》中，以照片并置的方式展现了士绅化前后的布鲁克林。在这种讨论的缺位下，民间对“网红化”的追逐却愈演愈烈，“网红化”也成为不少城市更新项目的一种标配式要求。好的项目自然会在网络上引起话题，一如上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刚兴起时在传统媒体上掀起的浪潮；但“网红”的项目未必一定是好项目，对“网红化”的盲目追求也可能使城市更新误入歧途。如前文所言，“网红化”是社交媒体崛起下的产物。与传统媒体不同，今天的社交媒体在算法机制下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份额，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逐步从“亲身体验”转变成了“云体验”。这种情况下，城市更新项目的口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网络传播形象。换言之，城市更新成不成功，全由拍照好不好看说了算。在流量为王、颜值即正义的逻辑下，无论是改造方、设计方、使用方还是媒体方，都一定程度被裹挟在其中，被动或主动地迎合于这种媒体正义。由此，城市更新在内容上热衷于公共空间美化运动，在形式上大量制造视觉奇观或采用鲜亮的色彩和材质，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肉眼可见的是，大量城市空间正在逐渐沦为拍照基地。打卡功能取代了更多元的城市功能，成为了唯一的空间体验方式。周榕在我刊即将发布的专访中指出，网红打卡空间的实质是使碳基空间逐渐沦为硅基空间的附庸，使城市慢慢沦为一个背景，无法使空间活力得到真正的振兴。同时，项目一旦以网红化的视觉因素建立了良好的网络传播形象，官方和民间就会就普遍将其视为是成功的。舆论很少再去推敲其对人群关系是否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空间形态和内容上是否有新的创造。这一点，亦是对城市更新意义的窄化。△2021年五一长假，湖南米粉街的网红“长沙”背景墙吸引了大批游客排队拍照，图为现场志愿者在指挥秩序。
不少网红化城市更新项目大获“成功”后，建筑师的角色亦发生了一定转变。过去，建筑师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空间审美的仲裁者。而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能够在算法的助推下直接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相比专业建筑师，KOL、网红等互联网头部聚集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力，也更懂什么样的内容能吸引流量。当建筑师的话语权式微，便可能在网红化大潮中成为网红审美的助推者。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建筑师“畏惧”来自普罗大众的舆论压力，唯恐有一天自我审美的作品一旦面世之后，舆论“翻车”带来的不仅是对作品的攻击，还有可能演变为对人身、名誉的彻底碾压。而一种“聪明”的做法，就是更好地打造“拍照基地”，采取一种新型的表皮主义策略，在建筑师的协助下兴起了。
△淮海街见证了日企在苏州高新区的发展，鼎盛时期，这里聚集了上百家日料餐厅和酒吧，后随着2012年后中日冲突事件和周围新商业体的出现而走向衰落。2020年9月，历经5个月的改造后，淮海街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开张，在网络上被称为“小东京”和“大阪街头”。
建筑学中有着立面主义或表皮主义的说法（Facadism），一般指整栋历史建筑仅保留某块立面，在其背后或内部新建房屋结构。网红化的新型表皮主义则更多结合仿古、怀旧、潮流元素等，且不会过多在意建筑整体效果体验，而只精心打造几处适合相机构图的立面或场景，是流量逻辑下更为经济高效的一种方式。此外，“网红化”下的新型表皮主义不仅仅表现为街道立面、老建筑外立面（如复古的明清街道、刻意做旧的民国风情，以及日式、粉白色系一条街等），还表现为建筑体内部粗制滥造的布景式改造（如时下被各地肆意追捧的文和友室内装修风）。网红审美并非凭空生成，往往由一些经典设计元素和流派复制转化而来。因此，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往往对这些设计语汇比较熟悉，能够快速达到效果。需要警惕的是，当新型表皮主义过度蔓延，会使城市空间进一步沦为影楼的布景。当建筑物仅剩下一层炫目的表皮或几个精心打造的转角，可持续的空间体验和实体空间的复兴又从何谈起？业态升级是城市更新的重要部分，但升级不代表全然摒弃原有的“低端”业态或社区型业态。在网红化机制下，部分业态因契合年轻人对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的追求，具有过度蔓延和同质化复制的危险。当城市更新以网红化作为目标，我们很容易在各个街区看到手作咖啡、异国美食、精酿酒吧、古着旧物等网红业态套装。每个更新改造项目都从这些“网红业态库”中挑选招商，网红街区相互之间的区别也变成了“你是三件套，而我是四件套”。与单纯的街区士绅化现象略有不同的是，网红业态往往在视觉上更具“打卡”潜质。一家咖啡店好与坏的起点可能是咖啡师、咖啡豆，但其终点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墙上的“宣言”、通体的白色、精致的摆盘……这些能够快速视觉化的元素。至于咖啡师的单品味觉、原创故事、社区情怀……同样成为“打卡”之下的“背景”，被大众抛诸脑后。此外，网红店往往深度依赖社交媒体传播带来的客流，甚至是只来一次的打卡客流，再无回头客之说，其经营逻辑可想而知。△《城市中国》一直相信适量的咖啡、中古、黑胶……有利于“数字游民”的聚集和产业发展，所以才有咖啡店指数、黑胶唱片指数等概念。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过量”。图为厦门某vintage店。诚然，老城区的振兴需要年轻人的进入，咖啡、美食等业态本身也具有激发社区活力、重建社会关系的作用，但从城市生态的角度而言，过量的网红业态将导致对本地社区型业态的挤压；网红业态几件套的复制，也将削弱城市生态的多样性。（延伸阅读：远程办公元年，数字游民何处去）城市更新不意味着社区居民不再需要早餐店、洗衣店、杂货店、修理店，但在网红化大潮和业态“提升”的口号下，无论从资本层面还是政策层面，它们都逐渐失去了在城市中立足的空间。长此以往，城市更新便失去了回应社区居民日常生活诉求的能力。当网红化城市更新接连塑造了大量的打卡目的地，也就渐渐与城市的日常生活脱离开来，走向主题化。这种主题化往往以两种城市想象为素材。第一种，是对本地文化和历史的浪漫化想象。在城市发展漫长而丰富的历史中，截取一段“有价值”的时间段，对其加以保护或重现。在上海，或许是名流云集、十里洋场的1930年代；在南京，或许是代表民国风情的1912年；在西安，是无可置否的盛世大唐；在岭南，是贸易繁盛的晚清与骑楼……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当它成为了浪漫化的、经过人为筛选的城市想象，通过挪用历史的方式塑造所谓的“纯正性/原真性”，它便实际服务于城市名片或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形成主题化城市。△莎伦·佐金在《裸城》中指出，纯正性（Authenticity）是一种可以替任何群体获取所有权的手段。纯正性可被商业刻意塑造，用以吸引中产阶级消费者，同时，也可为长期居民的日常生活争取权利。推荐王志弘译本。
第二种，是由网络热度定义的当代生活想象。《纽约客》专栏作家 Kyle Chayka曾提出"Airspace"一词，指代深受社交媒体影响、被同质化的网红审美所殖民的消费空间。其消费文化实质是对网络最新潮流生活方式的追逐，且会不断变革追逐对象，例如曾经的布鲁克林风（《纽约时报》评论家霍兰·科特2004年评价布鲁克林风为一种文化族群）、极简风、千禧粉（Millennial Pink）等等，国内更会将其笼统归结为“Ins风”，在西方亦有Instagrammable一词。在这种当代生活想象中，每个步入其中并打卡的人都能瞬间成为最新、最时尚、最有品味的生活方式的一份子。
△在室内设计、产品、服装、美妆上大量出现的千禧粉（Millennial Pink）构成了一种文化族群。然而，日常生活是多元混杂而不断变化的，网红化城市更新中所投射的想象却常常呈现出同质化的面貌，仅选取最能激发流量的城市切面，并将其强化和复制。这两种想象时常互相交织，而无论何种想象，都将逐渐消磨原有城市生活的日常性，使其转变成为打卡人群服务的美好生活乌托邦。一如法国人类学家 Marc Augé 定义的Non-places。也正如鲁安东所言：“一方面，资本逻辑和媒体逻辑在主动将城市更新的现实对象给‘界面化’，从而吸引外部的流量和资源；另一方面，地方通过放弃大量真实日常生活的东西，让自己‘界面化’，藉此换取一定程度上的吸取外部资源的机会，但这往往以价值和内涵的损失为代价。”换言之，是将城市复杂、丰富的生活“日常”，进行简化、片段化。放弃城市生活的原真性/纯正性，使城区成为一种新型的迪士尼主题公园，使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虚幻失真的体系之中。（延伸阅读：鲁安东｜回到场所谈城市更新）△在谨慎对待城市生活日常性方面，Smithfield market的更新改造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样板。作为伦敦市民日常食物采买的标志性场所，在进入21世纪后，已废弃Smithfield market吸引了多家开发商相继提出重建计划。在与市场相关联的不同群体进行了多轮博弈后，最新方案将把市场转变成为伦敦核心区域内最重要的公共文化艺术中心之一，重新建立起人们与这片古老市场所承载的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连结。
在存量更新的大背景下，不少地产企业开始在城市更新项目上发力，并找到了一定的方法。近年来，也出现了诸如上海上生·新所、苏州淮海街、成都猛追湾、深圳南头古城、广州永庆坊等不少具有网红效应的城市更新项目。这些项目在定位、设计、招商、宣传等方面都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也成为了不少城市更新项目的参考模板。但是，尽管我们列举了国内多个城市中不同类型的知名项目，但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以上所有项目的背后操盘手都是同一家企业——万科。△上生·新所项目以历史建筑的“修旧如旧”为基底，加入了各类符合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业态，一经推出，便成为了不少其他城市更新项目的模仿对象。当全国多地知名城市更新项目都出自同一家开发商，且不论项目本身，仅从主体身份上来看，便体现出城市更新最重要的因素——“多样性”的丧失。在此，我们并非要“讨伐”万科或者任何一家在多个城市开展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商，而是提出一个事实，即城市更新需要警惕“麦当劳化/连锁化”，警惕“历史元素+网红业态+视觉化表皮+媒体正义”成为一套城市更新的标准化模版和理性流程，并在不同城市批量复制。“麦当劳化”一词由社会学家乔治·里兹（George Ritzer）提出，并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中探索了麦当劳快餐连锁店飞速扩张背后的逻辑。而这种以理性流程、客观量化和标准化为核心的逻辑也出现在其他城市场所中。例如，面对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跨国连锁扩张，批评家们提出了“古根海姆麦当劳化”（Mcguggenheim），以批判博物馆连锁化之后过于追求产值而忽视当地文化和需求的做法。△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博物馆正式宣布将于2026年在萨迪亚特岛（Saadiyat Island）对公众开放。萨迪亚特岛是一个由阿联酋国家所有的旅游开发及投资公司经营的全新文化区。在开发商的助推下，若以标准化、流程化的方式对网红的城市更新项目进行复制，可能会加剧城市更新项目的同质化，也使拍照基地、新型表皮主义、网红业态、主题化等上述种种弊端重复上演。同时，城市更新中复杂的利益相关和本地诉求也会在这种理性流程之下被掩盖。最后，我们需要更多地谈论网红化，也是基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现状——实体空间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式微。这正是周榕疾呼“硅基空间崛起”的原因。在这波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开始投入到数字化设计、游戏设计、交互设计等不同的领域；另一部分建筑师，则或多或少开始利用互联网传播媒介的力量，来为实体空间吸引人流。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城市更新“网红化”的趋势至今还没有引起学界、政界，以及设计界的重视。人们抱着看客的态度，仅仅将其视作网络间的又一个标签。在附庸着为其增添一点流量的同时，感叹自己已经“跟不上”，于是为了“保全”自我，而采取一种更加封闭、倒退、溯源历史的态度和方式，以标榜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这种做法的本质，是生活在新时代语境下，却将头埋在沙土中的鸵鸟，沉浸在被上世纪现代主义所格式化的传统世界秩序中，而建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已经在记忆中渐渐模糊。尽管，面对面的交往、实体空间所具有的精神情感体验，在可预见的未来还难以被替代，但虚拟空间的崛起，以及由此重新建构社会关系、互动模式、传播方式的时代洪流并不会因此停止。规划师、建筑师、城市管理者、研究者对此视而不见，就只会给那些你认为恶俗、低劣但却仍然肆意生长的审丑机制以机会。△数字技术带来很多全新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与空间之间的互动模式。鲁安东团队通过寻找真实世界中已经发生过的空间现象，识别出其背后隐藏的67种基于中介的空间关系。《城市中国》认为，网红化是当前城市空间在互联网影响下的一种迎合方式，而且是最典型最暴力的迎合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也不是互联网作用于城市空间的终极状态。我们需要正视和承认的是，互联网已经主动与城市空间融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由此滋生的新的空间类型有多少？其繁衍机制是什么？以及再深一层，城市空间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构型？（延伸阅读：张宇星 | 城市更新的未来：从拆旧建新走向构型转换）我们是否能扩宽对传统的“空间”概念的理解？城市更新走向网红化，已映射了学科内部的一种疲态。若我们拒绝谈论网红化，或将其排除在正统学科之外，则更会失去一次回应社会现实、解决真实问题的机会。3.许柚，《网红打卡，正在摧毁城市旅游》，空间秘探4.潘姜汐熹，《你也变成了一个士绅化审美病毒的携带者吗》，好奇心日报5.马程，《初代网红城市厦门，为何成为短视频时代的弃儿》，20社播客（点击图片，长按识别二维码，左：喜马拉雅，右：苹果Podc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