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兰 | 政府推动语言国际传播的共性：坚持与改变
编者按：语言国际传播是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全球化时代一国践行国际道义的重要方式和路径。本期文章对各国政府推动语言传播的行为进行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总结梳理其共性特征，文章指出：各国政府基本坚持了传播战略上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传播策略上的适应性与相对灵活性，传播范围上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内外联动性，同时顺应国际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需求，在传播基础、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上进行不断调整。原文载于《制度经济学研究》2018年第3期。
一、引言
语言传播，“指A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李宇明，2007)，即一种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和使用人口数量的增长。
在不同视角下，语言传播可分为不同类型。从传播范围来看，语言传播分为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从是否存在明确的传播主体以及传播主体是否以传播语言为目的，并采取语言传播行动来看，语言传播可分为自发语言传播和人为语言传播。自发语言传播是指伴随移民和商贸等人类行为产生的语言接触所带来的语言扩散。人为语言传播是人类所采取的一种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语言传播行为，也称为语言推广。
一种语言的传播究竟是其自发性力量作用的结果，还是人类有意识干预的结果，对此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以菲利普森为代表的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的语言推广行为对语言传播的重要性，指出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得益于英国和美国等英语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对外英语推广举措，是一种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
英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者苏•赖特以法国政府对外推广法语但仍无法阻挡法语相对于英语国际地位的衰落为例，指出“当一种通用语正广泛传播时，政府部门没有必要去倡导它，而当该语言使用人数减少时，立法来控制这种减少也不可能达到目的”（苏•赖特，2012)，强调语言传播具有自发性，如果一种语言具备成为通用语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就会得到广泛使用和传播，反之，也没有什么政治行为能够复制这些因素，认为政府行为在语言传播中是收效甚微的。
一种语言能否传播，传播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人类语言版图的形成与改写，既是语言自发性演变的结果，又都带有人为干预的痕迹。综观世界主要语言的传播，可以发现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语言传播政策和措施，有成功案例，但也不是总能奏效，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
尽管如此，各国政府致力于本国语言对外传播的想法和行为从未停止。随着人类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语言在国家综合实力中重要性的日渐凸显，各国政府对外推广本国语言的努力在不断强化。
这是由政府职能和语言及语言政策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的。政府的重要职能是解决公共事务，特别是那些依靠单个个体无法解决，但又关系到公共利益的事务，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语言的使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个人使用某种语言不仅不会损害他人利益，还会提高其他使用者的收益，同时人们也很难阻止他人使用某种语言。语言以及语言推广与传播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张卫国，2008；王海兰、宁继鸣，2015)，政府理所应当应在其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语言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对于语言传播也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国内已有学者关注了政府采取的语言传播政策，以及语言传播中政府的重要性。如周庆生（2003）对语言传播政策进行国别介绍；张西平、柳若梅（2008）指出政府的重视与投入是语言对外推广的重要保障；郑梦娟（2009）比较分析了英国、日本等8国政府的语言传播政策、法律和措施；王海兰和宁继鸣（2016）介绍了各国政府参与本国语言推广机构建设的共性特征等。但这些成果对政府在语言传播中共同经验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汉语国际传播是中国全方位“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李宇明先生指出的“我国处理现代语言传播的经验十分不足，理性思考也相当欠缺。全面观察语言传播现象，深人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语言规律做好语言传播规划，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容忽视、懈怠的社会课题”（李宇明，2007)，“认真梳理总结'西方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与经验'是我们汉语向外传播和传播过程中必须做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张西平，2011)。
在引荐西方国家的语言推广和传播实践与经验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服务方面，国内学者已做了很多工作，形成诸多论著，如张西平（2006)、吴坚（2013)、王建勤（2015)等。这些成果是我们了解国外的语言传播政策与实践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其大多为国别政策的描述性介绍。政府是语言传播的重要主体，各国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本文希望在对英、法、美、西、俄、日、韩等国政府推动语言国际推广与传播的行为进行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总结梳理一些共性特征，找出政府在推动语言传播中的那些变与不变的理念、原则与行为选择，以期为我国政府开展汉语国际传播提供启示与借鉴。
二、政府推动语言传播的共性之一：坚持三个不变
(一）传播战略：坚持明确性和一致性不变
综观世界主要国家的语言国际传播历史，不难发现各国都始终如一地将语言传播作为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在语言国际传播战略上都表现出明确性和一致性。
所谓明确性就是明确语言传播对国家建构和国家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性，将其纳人国家战略的整体框架。所谓一致性，就是强调语言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定位不变，始终服务于国家利益。
利益是国家行为的逻辑起点。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符号。“语言强则国强”，一种语言的推广与传播将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全方位的积极影响，一种语言的强势能给国家的发展产生持久推动作用。
大规模且影响深远的语言国际传播当属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其产生的根本动因在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即为巩固和扩大殖民疆域，服务于国家的政治扩张和文化扩张。到近代，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外，新兴的经济强国也加人语言国际推广行列，尽管在推广手段和推广方式上有所改变，但是语言传播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外交利益和文化利益。
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因对国家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定位的不同，其所追求的语言国际传播的具体目标和直接目标有所差异，但其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的终极目标却高度一致，并且始终如一。
如英国早期的英语推广是为殖民统治服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推广的直接动力来自经济贸易和外交的需求，但无论是殖民扩张，还是经济发展和外交需求，都可以归于为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服务。
语言国际传播直接动因的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构成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造成。由于各国无一例外地将语言国际推广与国家发展与国家利益相捆绑，并将其作为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国都将语言国际推广纳人国家战略发展框架，从国家层面予以推动。尽管有的国家在对外传播语言的重要性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过程，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语言与国家利益关系认识的不断完善，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将语言国际传播纳入国家战略发展框架，重视程度空前。
(二）传播策略：坚持灵活性与适应性不变
在坚持语言国际传播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这一大原则之下，各国政府根据国家实力和本国语言地位变化采取相对灵活的、具有适应性的语言国际传播策略，通过策略调整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明显。
法国对外传播法语的重要原因之一来自英语扩张对法语地位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语的国际地位被动摇，这种变化使得法国不仅改变了过去殖民扩张式的语言国际推广方式，同时采取了以保卫促推广，以“文化多元化”为口号的法语推广模式，这一模式既是法语相对英语作为“弱势语言”的防御性心理的表现，又体现了法国突出法语文化优势的策略选择，通过文化多元化这一容易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和接受的理念来贏得他国的理解与支持。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鉴于国家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和俄语国际地位所受到的严重冲击，在对外俄语推广中由原来的依托政治实力进行自发传播的策略逐渐转变为制定主动、明确的语言国际推广方略，并根据国家发展需要来确定重点推广国家和区域。
德国的语言国际推广理念和推广政策也是根据国家国际地位变化以及欧盟形势变化，经历了一种由自发到边缘再到重视的转变过程。但无论各国在语言传播策略上如何调整，其调整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达到更好的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效果，服务于国家利益。
(三）传播范围：坚持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联动不变
不同国家政府在语言传播中的另一个共性是，各国都始终坚持将对外语言推广与国内语言地位的确立同时推进，将语言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相结合，实现内外联动，特别是那些国内通用语言地位的确立面临冲击的国家，如美国、法国、俄罗斯等。
美国是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语言种类有几百种。美国的对外英语推广与国内对英语地位的确立和维护始终是并行的。在国内，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坚持为确立和维护英语为中心的语言一致性，打击和排斥其他语言服务；在国外，美国的语言推广战略是始终坚持对外推广英语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制定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为语言推广提供制度保障，并以其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方式向全世界推广“美式英语”（宁继鸣，2006)。
法国同样采取了内外并进的语言战略：对内，主要是保卫法语的纯洁性，通过制定一系列法令、法规乃至法律，加强国内语言管理，督促国民使用法语，保障了法语商务经贸场合的使用；对外，通过多种举措维护法语的国际地位。
俄罗斯的对外语言推广与国内俄语国语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始终并行推进，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在对外推广俄语之前，俄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语言法令确保俄语的国语地位。这一点比较好理解，一种语言如果在国内的地位得不到认可，一定会对其海外传播带来阻碍。
三、政府推动语言传播的共性之二：遵循三个转变
政府推动本国语言对外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活动，除了坚持传播战略上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传播策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的联动性外，各国根据国际形势和本国国际地位变化，在不变中求“变”，主要体现在传播基础、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传播基础：从强调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到追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军事的均衡综合实力的共同支撑转变
政府开展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语言国际传播，需要以一定的条件和基础为支撑。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国际传播实践明确表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该国开展语言国际推广的决定性力量，一个没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开展语言国际推广。
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实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构成其国家实力的要素中，除了有形的、物质的力量外，的确还存在一种无形的、非物质的力量，“硬”“软”两实力始终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国家两种力量的表现形式和所占权重不同。
在国家实力的演变中，硬实力始终是构成一国综合实力的核心力量和基础力量，但软实力作为国家治理中的“柔性”力量一直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特别到了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一国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得到他国给予的正面评价和肯定以获得更多理解、认同与支持时，软实力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强烈表征着国家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到现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成为各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贏取国际地位的无可替代的重要途径。
伴随国家综合实力构成要素的转变，各国政府进行语言国际传播所依托的基础呈现从强调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到追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军事的均衡综合实力的共同支撑转变。
在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早期的殖民扩张时期，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构成其国家硬实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早期的对外语言传播主要依托于由这两种力量所构成的硬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苏联解体前，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形成军事和意识形态对抗，这一时期，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所构成硬实力仍然是语言国际推广的重要依托力量，同时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软实力也成为支撑其语言国际推广的重要力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辐射全球，影响到每个国家，世界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密切关联的整体，一方面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重要性更为凸显；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语言意识觉醒，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理念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尽管由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构成的硬实力仍然是语言国际推广的重要依托力置，但是一国的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外交理念等构成的软实力对语言国际推广的支撑作用日渐凸显。
如法国面对英语的入侵，在进行对外法语推广时就旗帜鲜明地强调法语的文化功能，提出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口号，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都是以本国的名人进行命名，这些都是依托“软资源”进行语言传播的一种体现。
(二）传播理念：从追求霸权和自利到强调互利共贏转变
传播理念上，政府推动语言对外传播经历了从追求霸权和自利到强调与对象国互利共贏的转变。在殖民主义时期，推广国凭借其绝对主导地位，可以以强制性方式促使他国民众学习本国语言，因此在进行推广时只是推广国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单向输出，而被推广国则往往是被动接受。
到了当代，一国有组织、有目的的语言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本国语言的国际地位，或者要通过扩大本国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国际形象，以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同时语言传播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际社会具有学习该国语言的需求或者潜在需求。当动因与前提同时具备时，一国往往就会釆取积极主动的语言国际传播策略，进行语言国际推广也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一国要不要进行语言推广，以什么方式进行推广不再仅取决于本国的需求，还取决于国际社会及其民众的需求与选择。在这一形势下，依靠“单边行动”、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语言传播的想法已行不通，各国需要以合作的态度，以互利共贏的理念来指导语言国际传播。
确立互利共贏的传播理念，这是由语言国际传播的目的和国际评价标准所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语言传播目的的一个重要转向是语言国际传播成为一国国家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成为塑造国家良好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良好国际形象的塑造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建立在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认可和喜爱基础上的。一国在采取国际行动时是完全考虑自身利益，还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利益，是否具有全球利益意识和国际道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社会对该国的评价。在这一背景下，当前一国要想达到语言国际传播的目的就需要建立互利共贏的推广理念，尊重被传播国的选择和利益。
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对文化多样性的共同追求和对外语能力的普遍需求，使得任何一种以文明方式推进的语言国际传播都具有共贏的性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维护人类文化多元化，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也是每个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语言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语言国际推广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途径，语言国际推广带来的利益具有全球共享性（宁继鸣，2008)。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分享全球化和信息化红利，就需加强本国的外语教育，提升国民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即便是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也髙度重视外语教育，制定专门政策鼓励国民学习外语。外语教育成为各国政府急需提供的公共产品。语言国际传播主要就是提供语言教育产品和服务，其实就是满足外语教育需求。政府推动语言传播不仅能使本身受益，还能使接受方受益，具有共贏性。
(三）传播方式：由强制性的“刚性推广”到温和式的“柔性传播”转变，由单一方式向多元方式转变
在传播方式上，各国政府经历了由强制性的“刚性推广”到温和式的“柔性推广”的转变，由单一方式到多元方式的转变。在殖民主义时代，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以武力扩张开始，为巩固殖民统治以强制性手段迫使所属殖民地居民学习本国语言，这种依托武力而进行的语言国际推广属于强制性的“刚性推广”（吴应辉，20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瓦解，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平等、公正、合理等理念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倡导的国际交往准则，在这一国际形势变革之下，原有殖民主义国家都改变了先前强制性的刚性语言推广方式，而代之以通过援助、教育等方式开展的温和式的“柔性推广”，新加入的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国也是通过多种形式采取温和的方式进行推广，包括在海外建立专门的语言国际推广机构，向当地民众提供语言教育服务、教材，派遣教师，提供奖学金等“援助性”措施，以及建立完善的考试体系等“制度性”安排。
这些推广方式隐含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非强制性，基于被推广国的需求和自愿，以温和、隐蔽或者合作的方式进行。
殖民体系解体前后，语言国际传播方式的这一转变，一方面是国际形势巨变所引致的推广国推广策略调整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同时期语言功能转变和推广国推广的具体目标改变的体现。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者处于绝对控制方，语言推广是其进行殖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实现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实际为达到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因此这一时期语言的功能更多体现为建立在交际功能和文化功能基础上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
殖民体系解体后，各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尽管这一时期一些落后的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仍然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援助，但是由于其有了独立的主权，在语言教育和语言选择上有了相对的自主权，一国强制性的语言推广不仅会受到被推广国的抵制，同时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也就是说，国家间的“相对平等”关系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主流意识使得强制性推广方式失去了存在环境。
与此同时，全球化发展所引致的语言作用的凸显也为柔性语言国际推广方式提供了土壤。在这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外语教育成为每个国家基础教育和髙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语言教育是最有效的语言传播方式（李宇明，2015），旺盛的、制度化的语言教育需求无疑为各国以温和方式开展语言传播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各国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语言国际推广体系，包括制定语言国际推广政策、建立专门的语言国际推广机构、设立奖学金制度和考试制度等，形成了由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共同参与构建的语言国际传播支撑力量，通过多元组合方式促进语言传播。
四、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中国在2004年借鉴其他国家的民族语言国际推广的经验基础上，启动了以孔子学院为龙头的汉语国际传播，经过10年多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世界语言国际传播中发挥了积极效应。
汉语国际传播是人类语言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借鉴世界主要国家的成功经验，遵循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各国政府推动本国对外传播的实践和经验可以为中国开展汉语国际传播提供几方面的启示。
第一，做好汉语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确立汉语国际传播的战略地位。尽管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语言传播釆取的政策、措施，以及支持的力度和方式不同，但将语言传播纳人国家战略框架，明确语言传播与国家经济、外交的密切关系，并据此调整语言传播的策略和方式是各国的通行做法。
中国进行对外汉语传播虽已有较长历史，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投入予以推动的时间还较短。目前我们还未形成汉语国际传播整体规划，甚至在是否要支持汉语国际传播方面也还存在争议。
历史证明，语言强是一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强的坚实后盾，加快汉语国际传播，提升汉语国际地位是中国融人全球化进程，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举措。加快汉语国际传播是时代发展之要求，势在必行。但如何传播需要好好规划。汉语国际传播规划是个“规划群”，应该包括主体规划、目标规划、对象规划、内容规划、学科规划、汉语国际教育规划等不同层级、不同维度，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有具体措施。
第二，探索符合语言传播规律的文明、柔性的汉语国际传播模式。人类语言国际传播已经进人供需双向选择时期，受众方对语言的选择和需求对一种语言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需求，汉语国际传播应在借鉴其他国家政府推广语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文明的、柔性的汉语国际传播模式。
所谓文明的、柔性的汉语国际传播模式大概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尊重和符合语言传播规律。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于价值，历史表明违背语言传播规律的语言传播政策和行动早晚会失败（李宇明，2007）。二是要尊重受众方的选择和自愿，适应受众的内容需求和方式需求。三是建立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
第三，加强孔子学院的内涵建设，发挥孔子学院在汉语国际教育市场中的特殊主体作用。孔子学院已经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发展不仅满足了国际社会的汉语学习需求，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新需求。加快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加强对孔子学院的规划布局，加强孔子学院的内涵建设，提升发展质量，发挥孔子学院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市场的供给者、调控者和引导者的多重主体功能，培育和发展汉语国际教育市场，为汉语国际传播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王海兰，经济学博士，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州大学语言服务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经济学、语言服务、语言传播。作者宁继鸣，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传播、孔子学院与对外传播、汉语国际教育政策、语言经济理论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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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媛媛
校对/谢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