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兵等 | 国际汉语教材四十年发展概述

 编者按：本期文章以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收藏的教材为主要参照，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国际汉语教材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从教材的数量、类别、结构、媒介语、本土性、少儿教材、教材介质、文本难度等八个方面展进行概括分析。

 引言

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学生进行学习的依据。它不仅规定教学内容，还体现教学方法和原则，保证教学大纲的实施。科学研发教材，合理使用教材，可以提高教和学的质量，促进课程建设。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不断发展。进入本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行，中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全球学汉语人数迅速增加，对教材的需求也不断扩大。本文以国家汉办设在中山大学的汉语推广基地——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收藏的教材为主要参照，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国际汉语教材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概述，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以促进教学资源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建于2009年，研发出全球汉语教材库（以下简称“教材库”），于2011年6月正式上线。目前收集、整理、展示全球汉语教材信息①17800多册/种（40国出版，56种媒介语），包含题名、ISBN号、责任者、出版者、内容等基本信息。

其中10108册/种（29国出版，53种媒介语）录入信息较详细，包括学习者水平（零起点、初级、中级、高级）、学校类别（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学媒介语、技能类别（综合、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语言要素类别（语音、汉字、词汇、语法和句型）等。截至2017年10月，网站访问量超过60万人次。

教材和教学资源内容很多，本文先简介教材库和教材数量的发展，然后从类别、结构、媒介语、本土性、少儿教材、教材介质、文本难度等方面讨论四十年间教材发展的趋势。

一教材数量猛增

2004年以来，我国在146个国家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②。学汉语的海外人士数量猛增，据统计现已超过一亿。汉语教材出版数量、种类随之不断增加。

目前中大教材基地建设的汉语教材库已录入基本信息的教材共有10108册/种。其中2000年以前出版的1373册，占13.58%；2001—2005年出版的2279册，占22.55%；2006—2017年出版的6456册，占63.87%。由此可看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已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

二教材类别多样化

教材可以大致分为课堂教材和非课堂教材两类。

（一）课堂教材

1. 从综合技能到专项技能

早期教材以综合型交际技能为主，如北京语言学院（1980，1981）编写的《基础汉语课本》和《实用汉语课本》，用一套课本培养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海外也有类似教材，如佟秉正（1982）的《汉语口语》，虽说是口语教材，但也有综合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综合教材很难满足需求。受国内英语教材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出现分技能教材，即精读、口语、听力、写作、阅读等技能分成不同教材。

一种类型是精读教材以精读文章为载体，在教阅读理解的同时教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语言知识，其他教材分别以特定技能（听、说、读、写）教学为主。精读教材跟其他分技能教材的关系有紧有疏。如李德津、李更新（1988）主编的《现代汉语教程》，以《读写课本》为主干，《说话课本》《听力课本》《汉字练习本》为辅。

另一种类型为几本教材并行，如《阶梯汉语》（初级、中级）（周小兵等，2004）、《发展汉语》（李泉等，2012）根据学习水平分为若干级别，每个级别分列各种技能教材。

还有一种类型是单列的分技能教材，如《汉语口语速成》（马箭飞等，2000）、《初级汉语阅读教程》（张世涛、刘若云，2002）、《中级汉语听和说》（白雪林，2002）、《汉语中级听力教程》（潘兆明，1998）、《中级汉语阅读》（刘颂浩等，1997）、《中级汉语阅读教程》（周小兵等，1999）、《汉语会话301句》（康玉华、来思平，2015）、《新汉语写作教程》（罗青松，2012）。

这种分技能教材的出现，标志着在目标语环境里对交际技能教学精细化的需求。但在中国之外的非目标语环境，由于课时、环境的限制，基本上还是以综合教材为主，如《中文听说读写（第三版）》（姚道中、刘月华，2009）。当然，即使在中国内地，也还有不分技能的教材。如《汉语教程》（杨寄洲、邱军，1999）、《博雅汉语》（李晓琪，2004），只是根据学习水平分为多册。但是，考虑到学习需求，后者在这两年开始编出了口语、听力等技能教材。

2. 从通用汉语到专用汉语

专用汉语，又称特殊用途汉语（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满足某种专门需求，如商务汉语、旅游汉语、医学汉语等。它们目标性、实用性强，专门用途价值高。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以商务汉语为代表的专用汉语教材大量出现。

专用汉语一般分两类。（1）职业性，为了让学习者用汉语从事特定职业，如商务汉语、旅游汉语、酒店汉语、法律汉语、空乘服务汉语等。教材如《经理人汉语》（张晓慧，2004）。此类教材含多项技能学习，方便学习者用汉语从事某个职业。（2）教育性，为了让学习者用汉语学习某个专业。如医学汉语、经贸汉语、人文汉语、社科汉语等。教材如安然（2006）的《科技汉语——中级阅读课程》，莫秀英（2007）主编的《医学汉语·实习篇》。此类教材重视输入性的听力、阅读技能，以方便学习者跟中国学生一起用汉语学习特定专业。

从教材库的数据看，专用汉语教材有21类，500多册/种。比例由高到低为：商务、旅游、媒体、医学、体育、法律、交通、科技、烹饪、纺织、公务、军事、历史、公关、警务、航空客服、数学、外交、哲学、政治、IT。

下边主要看商务汉语教材。1982年，我国出版了第一本面向留学生的商务汉语教材《外贸洽谈500句》（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合编）。从教材库的收集情况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出版的商务汉语教材只有十几部。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商务汉语学习人数剧增，教材编写进入繁荣期。教材库收录商务汉语教材282册，在专用汉语教材中比重最大。商务汉语教材主要为课堂教材，占85.3%；读物、工具书、考试辅导用书等比重较少。近70%的商务汉语教材为中国出版；其他国家，日、韩出版较多。教材媒介语包括汉、英、日、韩、泰等12种语言，最多的是汉语和英语。听说、阅读、写作等技能教材较多，如李晓琪（2009）的《新丝路商务汉语速成系列》，关道雄（2014）的《商务汉语101》，张黎（2018）的《商务汉语拓展》；也有综合课系列教材，如王惠玲、周红（2011）的《卓越汉语·商务致胜》；单本教材如杨东升（2004）的《中国商务文化》等读物。

专用汉语教材的大幅度增加，显示了汉语教学从一般的通用型向通用型、专用型兼备的方向发展，显示了汉语教学专用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向。

（二）非课堂教材

早期教材，基本是通用型汉语课堂教材。随着汉语学习人数的迅速增加和教材需求的多样化，多种类型的非课堂教材快速发展，如读物、自学教材、实用手册、工具书、考试辅导教材、教师发展教材、各类大纲等。从2016年教材库统计看，除课堂教材之外的教材，约占教材库的36.83%。此类教材也可称为“广义教材”，因为有的（）如考试辅导教材等）也可以课堂使用。

1. 读物 含汉语读物和中华文化读物两类，约占11.92%。如中国版《实用汉语分级阅读丛书》（崔永华，2008）、《汉语风》（刘月华、储诚志，2007）、《中国那个地方》（张英，2002）、《中国人的生活故事》（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2015）、《中文天天读》（朱勇，2011）等，海外版的Asiapac Books系列（2009）、Chinese Culture Active Learning Serie（Dr.JaneLiedtke,etal.，2007）、《中文读本系列》（Various，2009）等。其中汉语读物大多有分级，内容丰富，有利于学生课外阅读。

2. 自学教材 约占7.12%。如中国版的《汉语900句》（《汉语900句》编写组，2006）、《体验汉语100句》（岳建玲等，2006）等，海外版的TalkingChineseSeries（Li Shujuan，2005）、《자학자습중국어1》（한무희윤영근，임향섭，2011）等。

3. 实用手册 供学习者在生活、工作、旅行中查验相关语句的手册，约占3.86%。如《300词畅游中国》（王尧美、林美淑，2005）、《想说就说：汉语口语完全手册》（新语言工作室，2007）等，方便旅游、工作会话的查询，既是简单的语言教材，又可作为“救急”手册。

4. 工具书 包括字典、词典、单词本等，占4.72%。如中国版的《商务馆学汉语词典》（鲁健骥、吕文华，2006）、《商务馆学汉语近义词词典》（赵新、李英，2009）、《全球华语词典》（李宇明，2010）、《汉语图解词典》（吴月梅，2008）、《汉语图解小词典》（吴月梅，2009）、《汉韩学习词典》（甘瑞瑗，2011）、《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2010）等，海外版的《岩波中国语辞典》（仓石武四郎，1963、Collins Easy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Collins Dictionaries，2009）等。

5. 考试辅导教材 占3.52%，如汉语水平考试（HSK）、中小学汉语考试（YCT）、商务汉语考试（BCT）、IB中文考试等的辅导教材，如《HSK标准教程》（姜丽萍，2013）。当然，还包括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出版的自己的各类汉语考试和汉字考试（如日本的“中国语检定”、韩国的TSC汉语口语考试等）的辅导教材。

6.教师发展教材 占4.63%。如《语言教学原理》（盛炎，1990）、《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吕必松，1996）、《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教案设计》（吴勇毅等，2003）、《对外汉语教学入门》（周小兵、李海鸥，2004第一版，2017第三版）、《汉语教学法研修教程》（周健等，2004）、《汉语可以这样教》（张和生、白荃等，2006）、《华文教学概论》（郭熙，2007）、《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与基本功》（陆俭明、马真，2016）等。本世纪教材远超出上世纪，还有很多系列类教材，如商务印书馆“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系列教材”“实用汉语师资培训教材”，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教材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学精品课程书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国际汉语教师培养与培训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系列教材”等。

7.各类大纲和等级标准等 占1.06%。中国版的如《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1992），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2007，2009，2010，2014）组织编写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汉语水平考试HSK（高等）大纲》《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订版）》，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2010）的《华语教学基础词库》等。国外版的如《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资格大纲》（Lucy C.Lee.Yu-lanLin,etal.，2007）、《中国語初級段階学習指導ガイドライン》（中国語教育学会学力基準プロジェクト委員会，2007）等。各类大纲的编制，使全球汉语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以及汉语二语能力的鉴定有了比较科学的依据，对促进全球和各地区的汉语二语教学有积极作用。

三教材结构多元化

本节讲的教材结构，主要指课堂教材的结构。

（一）从语法纲要到多元化纲要

教材纲要，指贯穿教材的线索和纲目，它决定教材的结构、教学内容的安排顺序、内容之间的关联、具体单元的设置等。

1. 语法为纲 语法为纲是早期教材的特点。如朱德熙、张荪芬（1954）编著的《汉语教科书》，邓懿（1958）的《汉语教科书》，就是根据语法点的难易度来安排教学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语法纲目为主、兼顾交际技能的教材。如北京语言学院的《实用汉语课本》。此后，类似的教材越来越多，如李德津、李更新主编的《现代汉语教程》。

2. 交际功能为纲 此类教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出现。如《汉语会话301句》，包含“打招呼、询问、介绍、感谢、道歉、表扬”等多种交际项目。以交际为纲，比较适合口语教材，不太适合综合技能教材或读写、精读教材。

3. 交际场景为纲 此类教材大多是短期的口语教材。如浅井惠子、山本珠美（2004）的《中国语会话入门》，每课一个典型交际场景：在飞机内（找座位、换座位、聊天、点饮料）、在机场、在酒店、在购物的地方、在邮局等。

4. 话题为纲 此类教材以不同话题内容（如气候、职业、饮食、爱好、环境、民族、国家、人口结构（性别、年龄）、社会焦点（代沟、养老、审美等）为线索，具体安排教学内容。有的教材在话题中融入一定的交际功能和语言结构，如潘先军（2012）主编的《目标汉语·提高篇》。

5. 文化为纲 通常把中国文化知识分成若干个文化点（如历史、地理、器物、制度、礼仪、观念、风俗、饮食、传统节日等）来组织教材。如国家汉办（2007）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化常识》，介绍中国的传统思想、传统美德、古代文学、古代科技、传统艺术等。再如美国李端端等（2003）的《大学语文》，第一册主要介绍中国人的姓名、家庭，中国地理、神话、成语故事，以及长城、中草药、中国菜等。

很多教材并非单独以某一内容为纲，而是综合考虑。结构—功能型教材以语言结构为基础，同时考虑结构所表达的交际功能；功能—结构型教材则与之相反。有的教材以话题或场景为主线，以语言结构或交际功能为副线。也有提出“结构、功能、文化”兼顾的。

总之，纲目的多元化，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学习者、不同学习目标的需求，反映出汉语教材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单课制与单元制

1. 单课制 以课为基本单位。有的教材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一直排下去；有的几课（约五课）的教材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一直排下去；有的几课（约五课）后设一个综合复习，或是在语法部分设一个复习。早期成人教材大多是单课制。

2. 单元制 由几课组成一个单元，一部教材分为若干单元，一个单元由几课组成。单元划分根据语言结构、教学内容或话题。如用于初中的《快乐汉语》（李晓琪等，2003），部分目录如：第4单元学校生活；第5单元时间和天气。二十一世纪以来，单元制的教材日益增多，多见于少儿教材。单元制的目的是把单课的量减少，但又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学习某个话题。

（三）直线式和螺旋式

1. 直线式 将教材内容分为若干部分，一课教一部分，由易到难地直线排列。例如，教材将语法点或句型按难易排列，一课教若干语法点；或按话题分类，一课一个话题（入海关、到学校报到、上课、购物等），一直排列到最后几课（告别、出海关）。

2. 螺旋式 根据交际需要，把话题由易到难分成几个圈，每个圈都将主要话题出现一遍，呈螺旋状上升。如：将话题分为个人、亲属与朋友、学校、社会、世界等五大类。每个循环分为五课，后一循环比前一循环难度高一级，一直升到最高级别。如《快乐汉语》第一册和第二册都有“学校生活”这个单元，部分目录如下：

第一册：第10课 中文课；第11课 我们班；第12课 我去图书馆

第二册：第10课 你今天上了什么课；第11课 汉语难不难；第12课 来打乒乓球吧

早期教材多是直线式的，用于成人。采用螺旋式推进式的教材多是少儿教材。

四教材媒介语日渐丰富

教材媒介语指教材的注释、解释语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基本上只有英语媒介语教材。一些汉语教学状况较好的语区和国家，如英语区、日本，有自己媒介语的汉语教材。其他语区的学习者多使用中国教材，或者勉强用英语，或者由教师翻译成当地语言。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猛增，语区也迅速增加，不同媒介语的教材迅速出现。到2016年教学媒介语已达56种。从媒介语看，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单语种媒介语教材

从教材库收集情况看，单媒介语教材共5512册，占54.53%。汉语单媒介语教材1761册，占31.95%，主要包括：（1）华文教材，如《中文》（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1997）、《小学高级华文》（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小学华文课程组、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小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2007）、《新编菲律宾华语课本》（周健，2009）、《汉语》（北京华文学院，2010）；（2）中高级教材，如《汉语综合写作教程》（李汛，2009）、《发展汉语·高级综合》（岑玉珍，2011）；（3）大部分教师培养教材；（4）中国出版的某些大纲。

外语单媒介语教材3751册，占68.05%，分布不均衡。数量占比排名前10位的为：日语37.40%，韩语31.96%，英语15.73%，泰语6.32%，法语4.77%，越南语1.25%，德语0.88%，西班牙语0.72%，俄语0.35%，印度尼西亚语0.27%。其他教学媒介语有意大利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老挝语等。

（二）多语种媒介语教材

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媒介语的教材4596册，约占45.47%。大部分是两种媒介语，数量占比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汉英（约60.88%）、汉韩、汉日、汉泰、汉俄、汉法、汉越、汉西、汉德、汉印（印度尼西亚）。少数教材包含三种及以上教学媒介语，如同时包含英语、韩语、汉语。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媒介语教材是“一版多本”，即母版是英语媒介语，后来把英语改成其他媒介语，如法语、德语、阿拉伯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印尼语等。这种“一版多本”教材，缓解了一些语区缺少学生母语注释汉语教材的压力。但一些“一版多本”教材存在不足，如：只在词汇表和知识文化的解释部分加了特定语区、国家的语言，其他内容很少调整；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社会文化和当地人学习汉语的特点、难点。

（三）媒介语增长态势

先看上世纪和本世纪8种媒介语教材数量对比。

表1 教材库8种媒介语教材发展变化情况（册数/百分比）

由表1可知，使用以上8种语言作为媒介语的汉语教材在本世纪出现了跨越式发展。

据教材库统计，上世纪只有16种媒介语汉语教材，除了表1所示的8种媒介语外，还有汉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俄语、菲律宾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印度尼西亚语。

本世纪才出现的40种媒介语为：阿尔巴尼亚语、阿拉伯语、冰岛语、波斯语、丹麦语、芬兰语、哈萨克语、豪萨语、吉尔吉斯语、加泰罗尼亚语、柬埔寨语、捷克语、克罗地亚语、拉脱维亚语、老挝语、罗马尼亚语、马尔加什语、马来语、蒙古语、孟加拉语、缅甸语、尼泊尔语、挪威语、葡萄牙语、普什图语、瑞典语、塞尔维亚语、僧伽罗语、斯洛伐克语、斯瓦希里语、塔吉克语、泰米尔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希伯来语、希腊语、匈牙利语、印地语。

总之，媒介语迅速增加，满足了不同语区学汉语的需求，促进了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不过，某些语区、国家本土教材极少，也是教材研发的短板，不利于汉语在当地的教学。

五教材本土性增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的汉语教材主要服务于来华留学生，适用于不同母语者，尽管基本上是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此类教材可以称为“普适性教材”。那时，海外自己出版的教材极少，因此，一些普适性教材，如《实用汉语课本》等，在不同语区、国家使用。由于没有考虑使用地的特点，此类教材使用中会遇到一些困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本地学汉语的人日益增多，一些语区、国家开始编写适用于本地区的教材。此类教材有多种称呼：“本土性”“国别化”“区域化”“语别化”“在地”等。其主要优势为：（1）使用当地学习者的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2）适合当地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3）适合并反映当地的社会文化；（4）考虑当地人学习汉语的特点、难点。

二十世纪末开始，“本土性”汉语教材飞速发展。出现了多种类型：国外教师主导编写，如美国的《中文听说读写》，法国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白乐桑、张朋朋，1997），德语区的《中国话》（柯佩琦、曹克俭，2008）、《中国字》（柯佩琦，2009）；中外教师合编，如《意大利人学汉语》（F.Masini等，2006）、《泰国人学汉语》（徐霄鹰、周小兵，2006）；中外教育机构合作编写，如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和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走遍中国》（丁安琪，2009）；中国教师编写，如李明晶（2002）针对韩国学习者特点编写的《中级汉语会话课本》；孔子学院教师编写的，如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孔子学院编写的《循序渐进汉语》（张慧晶等，2009）。

二十世纪还出现一种带“本土性”的特殊教材，即对中国版教材进行改编的教材。如苏联和俄罗斯专家仿照《实用汉语课本》编写的《实用汉语教科书》（Kondrashevsky，1989）和《实用汉语新编》（Karapetyanz，2003）。二十一世纪，则出现了“一版多本”，即从英语母版改编成其他教学媒介语的教材。如《新实用汉语课本》（刘珣，2002）、《当代中文》（吴中伟，2003）、《跟我学汉语》（陈绂等，2003）、《快乐汉语》（李晓琪等，2003）、《汉语乐园》（刘富华等，2005）以及《汉语800字》（《汉语800字》编写组，2007）《汉语图解词典》《汉语图解小词典》等都有十几种乃至几十种媒介语版本。（周小兵、陈楠，2013）

六少儿教材飞速发展

随着中国影响力快速增长，少儿汉语二语学习者数量猛增。目前，全球已有79个国家（地区）建立了1113个孔子课堂。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107所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地，对口支持外国学校③。汉办还研发实施了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汉语水平考试（Youth Chinese Test，简称YCT）。英国文化委员会与中国国家汉办合作编写了《快乐汉语》教材向中学推广。德国于2004年将中文纳入了许多州的中学会考科目。美国2007年启动了AP（Advanced Placement）中文课程和考试，通过者在大学可以免修中文课。（张晓燕，2011）据统计，全球有70多个国家的中小学有汉语课，60多个国家已把汉语课纳入正规国民教育体制。

与此相应，少儿汉语教材的研发有了飞速发展。主要特点有：

（一）各年龄段教材数量快速增长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少儿教材以前所未有的增速发展。据教材库统计，1978—1999年间明确标注适用学校的教材共计620册，少儿教材241册，占38.87%，其余为成人教材④；2000年后，明确标注适用学校的教材共计6364册，少儿教材3225册，占50.68%，比重已超过成人教材。教材适用对象更加明确，低龄化趋势明显。以下是不同年龄段少儿教材的统计。

表2 教材库少儿教材类别分布及发展情况变化（册数/百分比）

（二）普适性与本土性教材同时发展

多数教材是针对不同母语者的普适性教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些教材开始注意本土性。如针对泰国儿童的《汉语入门》（任景文，2008），针对韩国儿童编写的《好棒儿童中国语》（김명화，이윤화，2011），专为母语为英语的海外中学生编写的《快乐汉语》等。

（三）教学对象和目标更明确

教学对象明确。如为非华裔中小学生编著的《轻松学中文》（马亚敏、李欣颖，2007），为华裔中小学生编著的《标准中文》（课程教材研究所，1997），为母语为英语的中学生编著的《奇妙中文》（虞丽翔，2007）等。

教学目标明确。除了一般教材外，有专为少儿HSK编写的《国际少儿汉语》（朱一飞，2008），专为美国AP中文编写的《加油！》（许嘉璐等，2008）。

七教材介质多媒体化

教材介质指教材呈现所依托的形式，如纯纸质、多媒体附载物（磁带、MP3、DVD、点读笔等）。教材介质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教材库中明确标注介质类型的教材（14979）中，多为纯纸质教材，共有9304册，占62.11%；二十一世纪以来，多媒体加纸质教材发展迅速，影响广泛。教材总体呈现出多媒体化、立体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从教材介质看，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纯纸质教材

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教材是纯纸质的，如《基础汉语课本》《实用汉语课本》。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纯纸质教材还有很多，如《中国啊，中国！》（周质平等，1997）。

（二）多媒体加纸质教材

多媒体加纸质教材可分为两种，一是纸质教材附带多种形式的多媒体（CD、VCD、DVD、MP3、点读笔、点视笔、网络资源等），这类教材多是先有纸质教材，再附加多媒体，如《初级华语十课》（叶德明，1982）、《汉语900句》《当代中文》《汉语乐园》《中文听说读写》《中文滚雪球》（詹爱平，2006）等。不少教辅材料配图丰富，并有多媒体支持，如《汉语图解小词典》《汉语教学有声挂图》（育林教育创作组，2009）。

二是以多媒体角度开发设计的电子教材，后来又配有纸质教材，这类大多是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组织下结合学习者的需要而开发的，如《长城汉语》(马箭飞，2005)、《汉语教学直通车》（谷丰，2009）等。本世纪还出现大量“多媒体一体化设计”的立体化教材，多种媒体互相配套，如《中国全景》(刘道尊，2002)、《易捷汉语》(李孚嘉、曹晓艳，2010)，体现了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开发的新型对外汉语教学模式——以纸质书、光盘、互联网等相结合的方式呈现。此外，世界第一台移动孔子学院学习平台（厦门大学，2010）、中央电视台《快乐学汉语》《跟我学汉语》等电视节目，以及“全球华语广播网”“网络孔子学院”“全球华文网”“汉语阶梯网”等网络资源日益丰富，移动终端汉语学习软件iChinese、汉语助手APP、轻松学汉语APP等大量涌现，为汉语教材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

再来看一下教材介质发展的趋势：

表3 教材库介质不同介质教材发展变化情况（册数/百分比）

可见，二十一世纪以来，多媒体加纸质教材发展迅猛，增长幅度大；不过，纯纸质教材在数量上还是占总体的大多数。

八文本难度科学化

文本难度主要由词汇、语法、语篇难度等构成。如果教材文本难度不适合二语者水平，教学效果肯定不好。由于汉字特殊，汉语文本中的字（语素）和词的难度对文本难度起决定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教材课文文本难度的科学性不够，这一点在中高级教材中表现尤为突出。根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级主要教丙级词。但周小兵、赵新（1999）考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四部中级教材⑤生词的难度等级分布很不合理，四部教材生词中丙级词比例相当低，均不超过20%，远低于丁级词和超纲词的总量。

生词难度这么高，表层原因是课文内容陈旧，多是文学作品（含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名人原作）。如《中级汉语教程》有课文22篇，1949年以前的有15篇，生词中有不少现代不用或极少使用的词语，如：

璎珞、针黹、牝马、霞帔、金莲、婢仆、监生、庶民、中举、进学、差役、照棚、烟灯、烟膏、烟泡、小厮、少奶、荐头、桥辇、龙凤帖、军令状、水寨、旱寨、都督、马褂、弓弩手、施礼、落草、拂拭、装裹、张皇、威压、隐忍、间时、间或、粜、伊、箸、押当、衰年、念颂、成日家、汤盆、凶横、违拗、颓唐

深层原因是编者未考虑汉语二语教学特点。有些文章是直接从母语者中学课本中搬来的。

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赵新、李英（2006）考察的三套中级教材⑥，生词难度控制得相对合理。《标准汉语教程》和《中级汉语精读教程》丙级词的比例超过了50%，超纲词比例较小，较为合理。不过，《桥梁——实用汉语中级教程》丙级词仅占32.9%，丁级词和超纲词比例很大，已远远超出了中级水平。

近几年来，汉语教材对文本难度的控制越来越合理。分级读物体现得最为突出，表4和表5是周小兵、钱彬（2013）考察的两册《汉语风》500词级别分册《一幅旧画儿》《青凤》的词汇等级和句长统计的内容。

表4《汉语风》500词级别分册词汇等级统计（词数/百分比）

两册500词级别分册的甲、乙级词占85.31%，比较符合该级别读物甲级词为主、乙级词为辅的要求。越级词仅占9.75%，学习难度比较低。同时，超纲词控制得很好，仅占2.82%。

表5《汉语风》500词级别分册句常统计

虽词汇难度较为适宜，但从单句字数和词数看，《汉语风》的单句较长，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遇到困难。可见，汉语教材在文本难度控制方面的合理性仍有提升的空间。

有关词汇难度等级的统计、测量，以前多用“中文助教”。它是专门针对汉语教师编写教材和日常备课需要而开发的一款软件，可实现课文加注拼音、词表字表注释、字词分布索引、字词频率统计、生词密度和重现率标示、字词HSK等级和常用度标示等功能。它主要依据1992年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判定文本难度。

目前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研发的“汉语文本指难针”⑦是一种新的以文本难度分析为核心内容的工具，该工具基于大规模“国际汉语教材语料库”，依托大数据智能技术，以2010年的《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和2014年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修订版）》为定级参考标准，并通过算法生成LD值，为文本难度提供数值结果，显示字词难度和使用频率。工具操作简易，使用方便。

九结语

国际汉语教材的发展跟中国改革开放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中国国力的整体提升，国际汉语教材在数量、种类、质量等方面有了全方位的迅速发展。这些发展不但是国际汉语教育快速发展的表现，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突出标志。

目前，国际汉语教材还存在不足。如教材媒介语还不够丰富，不同国家地区的区域性、本土性教材数量、种类不够，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中，有些国家地区还没有适用教材；相对于通用汉语，专用汉语教材远不能满足需求；适合不同年龄段尤其是少年儿童的教材资源还不够；适用不同对象多种需求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尤其是互动性、社交性网络资源更是奇缺。总之，目前的国际汉语教学资源还远远不能满足全世界对汉语学习的多种需求。如果我们对比英语第二语言教材资源，就更容易看出汉语教学资源的不足。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对汉语教学资源的需求会更加迫切、多样。在未来四十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资源将会出现全新的发展态势和高峰。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2018年第4期。作者周小兵，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张哲，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孙荣，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伍占凤，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章版权归原作者，限于版式，对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如有异议或侵权，请与公众号后台联系。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徐媛媛

校对/谢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