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访谈:将要开学了,关于大学你所关心的一切都在这里
陈春花身份多元,即是优秀的管理者,又是著名学者,但其实她内心中最有认同感的角色,可能是教师。这从大家对她称呼可知,不管她以何种身份,熟悉者多称她“老师”,在北方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尊称,但大家都知道“陈老师”却是名至实归。她最近有一本新书《大学的意义》,此书与她其他著作不同,几乎没有涉及管理学方面探讨,而是用感性的笔触,讲述了大学应有的气质、力量,以及对这段纯粹时光的怀念,这如同她个人的一部精神自传,大学才是她的家园。
今年5月27日,新希望发布公告,公司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换届,换届后陈春花老师从新希望六和联席董事长兼CEO位置上离任。她由此可以重回校园。
就怎样度过大学时光,师德与师范,企业应该怎样接纳和培养应届毕业生,我近期对陈老师做了一个访谈,在访谈中,她谈到了自己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体悟。
”第一章 心灯相传
▶何伊凡:我看了您的新书,这恰恰写的是您距离商业比较远的那一部分,而且感觉这本书的大部分篇章是写给老师。
陈春花:写这本书的起因,正好是我从教三十年,想给自己一个纪念,而不能说是总结。总结需要更深度的去思考。这个纪念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我自己从读书、工作到大学执教里的感受记录下来,当我在记录和感受的时候,我已经是用一个老师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
第二个原因,大学的核心灵魂,其实还是老师。我们讲一个大学的特点、或者意义,大学表现出来的风范,其实都体现在老师身上,老师是一个大学的精神和大学文化的载体,这个载体是可以摸得到的,当然楼也是可以摸得到的,运行的体系也是可以摸得到的。楼也好,运行体系也好,最终还是由一个一个鲜活的老师呈现出来的,学生最直接的触摸就是老师。
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家可能对中国教育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看我自己经历,我也一直是在学校里长大的,我是觉得大学很像阳光,普照给所有人,从大学的本身,从教学的目的来讲,一定是正向的,现在对大学有这么多负面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将每个人放到大学的环境中,定位为参与者,都是把自己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旁观者和评价者,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不对的,实际上在大学里面,学生也好、老师也好,以及和大学相关的任何一个人也好,都是一个参与者,其实是有能量在其中互换和释放的,如果说大家都在里面释放出最阳光的能量,大学是非常好的。
何伊凡:您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如此深的情感,是否与您的经历有关?
陈春花:让我真正懂得爱的人,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宁老师,因父母支边到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我就在那里长大。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是1970年代,我运气比较好,遇到宁齐堃老师,她给了我三个方面最重要的帮助。一个就是人生观很积极,你会发现我思考问题比较正向;第二就是给我发现美的习惯,我们在的那个地方相对来说是很简朴,但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也会自己画画、写写字啊,裱起来挂到课室里面,让整个房间变得很有调性,还会组织乐队,组织表演,让平常的生活变得很美好。第三个她对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要相信这个社会,相信好人,相信努力就有回报。她陪伴了我整个初中,到高中就更换班主任了,也是因为这个老师,也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我整个中学的生活都是非常美好的。这个过程让我形成了非常好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我意识到原来老师真的是可以改造一个人的,到我能有选择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当老师。这个影响是从这里来的。这种影响其实潜移默化越来越加深,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能够遇到她。
何伊凡:宁老师应该和当时在一个小县城的大多数老师还是不一样的。
陈春花:我是觉得她是不一样的,她读书的学校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后分配到我们那里当语文老师。她的综合素质非常高,毛笔字很好,还会指挥,指挥我们唱歌。她的装束一直都很严谨,总是穿的很整齐,很精干,头发也是梳的整整齐齐的。整体形象给你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的美好(备注:这一点在陈春花老师身上,也能看到影子,可见宁老师对她影响之深)。她那时候要求我们每天背一首唐诗,背一篇古散文,每天早上全班都要念,我就是那个领读的人,想整个初中三年,每天都做这些事情。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这么愿意写作,愿意去思考,其实是跟中学的训练有很大关系的。
何伊凡:这其实是将平凡的生活过出了意义,因为在齐齐哈尔下面的一个农业郊区里,人是很容易被世俗琐碎的生活给磨平的。
陈春花:是的。我们俩的关系也特别好,在我读大学时候,一直保持通信,以前从广州寄一封信到黑龙江要十几天,她的信回来也要十几天,我们大概一个月就会有一封信,有时候她忙就会写的短一点,有时候我写的话题她感兴趣,就会写得长一些。我们通信还是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差不多到我大学毕业吧。大学毕业之后我自己工作结婚生孩子,她是工作、退休、照顾孙子孙女,后来信就少了。不过我跟她有个约定就是等我安定下来,我可以请她来广州住一段时间。到1994年我觉得我有能力邀请她来了,将交通食宿都安排好了。然而命运总是会捉弄人,本来约定十月一请她来,但她在那年9月24日去世了。突然脑溢血,半夜得到通知的我,坚持把第二天上午两节课上完,我知道那是老师想我做的,之后飞去哈尔滨,转去齐齐哈尔的火车,再打车去昂昂溪,只为在凌晨五点前赶到,送老师最后一程。我知道,邀请老师到广州这个愿望永远就不能实现了,我就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一直很强调人要有一个心灵导师,因为你需要和一个人对话,这个对话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对象。宁老师去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对话的人没有了,很伤感,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与齐齐哈尔教育局在齐齐哈尔设立“宁齐堃奖教金”,奖励齐齐哈尔的偏远地区中学老师,每年评五个,我觉得有这件事情能让我关于对话有一个精神的寄托与保留。在2007年我也很感激哈尔滨师范大学同意我的申请,设立“宁齐堃奖教金和奖学金”,10年了,这个事情让我很开心,这样我就有一个精神上的对话、寄托与保留,保证我能够跟老师有一个更长久的相伴,虽然人已经不在了,但老师的价值其实是可以传承和永恒的。
何伊凡:就像禅宗里的传灯,以法传人,如灯火相传,辗转不绝。
陈春花:对,这个就是可以一直传下去的,这就是老师独特的价值。宁老师在我的生命里,永远都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人,是我在霜雪欲下,夜寂人稀的小屋中,小小的红泥火炉旁,想要和她喝一杯,且只想与她喝一杯的那个人,别的人,不能走进这样的感动里:生命中因最简单情境而产生的感动。
何伊凡:很多人都会受小学老师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启蒙的阶段,还有很多人受大学老师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正要走向社会,但很少见到有人受到中学老师影响这么深的。
陈春花:我没有特别去探讨,可能是我自己在那个阶段,价值观也好、看问题也好、理解事物也好,自己在那个阶段比较需要引导,刚好老师出现,所以她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尤其那个时间正好是刚刚文革结束后,大家开始谈学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时每次考试都要张大榜,我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学习的好学生,每次考试都排在第一,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考试,因为每次考试就将我给排出来了。
你想一个学生喜欢考试多美好,因为你学习好嘛,老师跟你也有特别多的沟通。每次考试她都问我怎么样啊,我就说好啊,我也是班长,跟老师的沟通是非常多的。我的家庭当时属于比较困难的,因为孩子多,在我当时有困难的时候,自己有什么难题也会去跟老师商量。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她为了让我的学习比较安静,邀请我去她家里住,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无论是从感情,还是从开拓思维和形成价值观的过程当中,我反而是在初中形成的,基本是这三年影响了我的一辈子。
第二章 教学相长
图片来源于 北京大学举办的万科研讨会
▶何伊凡:您能够有静下心来学习的机会还是很难得的。您是怎么从学无线电转到教马列后来又转到商科的?
陈春花:我父母是广东人,他们很想回广东,计划经济的年代,到他们快退休的时候是调不回来的,就只能等孩子们了,所以对我的要求就是高考考到广州去。我就报考了华南工学院的无线电技术专业。我父母希望我留下,我就选择留校当老师,但是可惜当时无线电系没有教师编制,我又坚持当教师。学校特批我到社会科学系任教,我因此成为一名马克思哲学基本原理课程的老师。
我要求自己用最快的时间理解这门课程,三个月去听了社科系相关课程的老师们的课程,也全力以赴去学习补充自己这个课程领域的知识,就这样我走上讲台。我当老师出名是教马列课得到的,最记得每周五我要去讲马列课,但是想不到有一次去上课,看到黑板上写着一行字:“陈老师,这个星期五课程结束后,我们期待着下一个星期五的到来!”,就是这一行字,让我至仍然站在讲台上。
为了整体补充知识系统,与学校申请到北师大学进修哲学硕士课程,感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因为在北师大,不仅是课程,而且北师大的图书馆特别好,有特别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书。在华南理工,工科的书特别多,到了北师大这里人文类图书特别多,我就特别高兴,整天泡在图书馆,而我自己的写作也是在那时候开始训练的。
从北师大回到广州,继续教马列课。进入到1990年代后,珠江三角洲开始腾飞,特别是深圳,叫深圳速度,中外合资企业开始大量兴起,很多企业的经理人与管理者到学校学习,这个时候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学习与交流的过程,就觉得自己应该也参与这种这么活跃的社会变化,从哲学转,最容易转的就是领导力,还有公共关系、人际关系。我就自己去学了,而在学习过程中,我有机会与企业交流,从这个角度开始我就切管理。到1994年,当我有机会与康佳集团相遇的时候,我开始有机会深入到企业内部,真切了解到企业管理以及自己关注的研究课题,也就是这一年,我开始转向管理研究领域。
何伊凡:也就是说那时候您主要是教马列。
陈春花:1994年之前我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门课程。从1995年1月,我就开始转管理研究与教学。我给自己定的方向,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接触一些企业比较多,在这之后,我开始自己管理研究之旅,去理解珠江三角洲的企业管理实践,我是从我最熟悉的角度——企业文化和哲学的角度切进去。到1998年的时候,当我有了一定的对于管理实践的认知基础,我决定整体学习和梳理知识系统,我就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何伊凡:在您这个个人经历,回答了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书本理论与实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如何教学相长。
陈春花:本科学习的东西,应该叫通识教育,是一个基本训练,这个训练应该达成训练你的是思维方式。我所得到哲学的训练来讲,必须把现象和本质之间找到关联,你必须知道你是探讨本源的问题、还是探讨认识论的问题、还是探讨系统论的问题。第二个能达成的就是,对于知识和概念的把握,就是你应该理性,而不能太感性。你不能说我不喜欢就不做,而是能够接受。就如你不喜欢天这个热,但是你读过书,你就知道,在夏天,天就是这么热,你就得接受。第三个是让你学会怎样去自我学习,把你的智慧给开发出来,让你能够自我成长。我觉得大学本科应该要解决的这三个问题。
何伊凡:现在其实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也在面临挑战,例如您所研究的组织行为学,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面临很多挑战。
陈春花:对,我们在讲组织的时候,过去一定想不到机器人,但现在就多了一个变量,也就是人工智能,你怎么办?那就不是人机对话了,而是人机协同,因为组织是讲个体行为之间的协同,现在就有一个特殊的个体来了,而且他的行为会影响你的整个组织,这在管理学上从来没有讨论过,那今天就要来讨论。
何伊凡:放到更长时间的轴距上来讲,组织行为学本身也没有特别长的历史,所以有些变化也很正常。
陈春花:整个管理学的体系也就一百年多一些,组织行为学又在管理学体系中短一些,所以他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在变化的。
第三章 学生应该怎样度过大学生涯
▶何伊凡:您后来还管理过那么多的年轻人,会看到很多人在入学的时候和走向社会的时候有很大的变化。马上要开学了,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陈春花: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当老师不久后就意识到了。大学这个阶段是决定人生高度最重要的阶段,你在大学里面的所有准备,或者说你进入什么样的大学,你人生高度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基础来决定的。积淀得越厚,未来的高度就会越高。这也是我一直在大学从事教育感受特别深的地方。
2011年我有一本书叫《从现在出发》,讲得就是如何度过大学生活的。在那本书里面,我就写了大学生活中有七个修炼是非常关键的,排在第一个就是你要有理想。理想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没有理想,不拥有梦想的话,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牵引。理想最重要的就是,一直往前走。 就像我自己,首先一个理想就是做一个好老师,就像宁老师一样,第二个理想就是希望中国的管理研究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并能贡献世界的价值,说穿了我只有这两件事情。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就没有放弃做老师,又必须要回到实践中来,因此我的路径一直都是两条线贯穿的。
你在大学里面,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中学之前都不是。到大学的四年里,你首先要思考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追求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一年年看不同的学生,然后把这些学生的感受、对话、感觉梳理出来。这七个修炼,包括你怎么管理时间,你怎样去自我激励,你怎样去探索,最后是你真正要做的还是行动。
何伊凡:您提到了理想,但很多人的理想都会有变化,从入学时的理想到进社会后的理想,那怎样的理想才算是正确的理想?他的理想应该是职业吗?还是应该有更高的目标?
陈春花:我在跟学生开讲座的时候,这也是大家比较多问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概念是要区分开的。大家在经常变,很多时候是因为现实带来的直接挑战。因为现实的各种状态跟你设想的不一样,你发现实现理想的条件变了,所以这时候你也跟着变了。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理想”,一个概念叫“目标”。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你用目标去做桥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如果你有这个训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理想是可以不变的,你可以将它留在那里,当现实遇到问题的时候,调整你的目标。怎样训练自己能够保有理想是很重要,我的建议是你开始要设一个你能实现的目标,等这个目标实现完了,你就再设第二个能实现的目标。你的理想能多高能多远,那你就尽量设多高多远,这样就等于你的理想和你的现实之间,就会有一个有效的梯度,每一个阶梯的目标实现都让你去靠近理想。
何伊凡:您有没有提供一些比较具象的建议?
陈春花:这个我还真没有。比如,我当时给的建议是首先要喜欢阅读,很多人总问读什么书好,或者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个书单。我其实很少推荐书单,为什么很少推荐书单,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观点跟很多人不一样。当我推荐我的书单时,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我的价值取舍,这等于如果我推荐给你,等于你失去了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我还是认为,开卷有益。所谓开卷有益就说只要你养成阅读的习惯,比如说每天读两个小时,那你就打开书,只要你能读下去的书就是对你有帮助的,读不下去先就放下,然后你再拿另外一本,但是你要保证每天都去读。当你每一天都去读的时候,你可以读的范围其实很广,在这个很广的范围当中,其实对你是有帮助的。
我对大学的理解和对阅读的理解基本是一样的。就是你读任何专业都行,因为你在大学里面,不是因为学了这个专业而学到了从业技能,而是训练了你如何去思考、如何判断、如何从已知推未知的能力,如何去看现象,看社会的和自我成长的能力。
何伊凡:假如一个人的专业不是他自己很喜欢的专业,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跨科的能力,当时可能只是为了上个好大学或者其他专业,当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
陈春花:有人跟我讲,不喜欢自己的专业,觉得学管理可能更好。那我就说抱歉,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就像我,我学无线电的,然后留校教马列,马列教了8年以后,想要解决实际问题,就跑来又做管理研究与教学。这样的过程,其实并不影响我做最后的职业选择。所以,读书也是一样,读书最重要的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然后不断地去读书。当然我有个建议是,你一定要读经典著作,一定要读大家公认的好书,因为这些已经被无数人检验过了,你再来读,就会对你有帮助的。
即使你去了自己不喜欢的学科,也能够战胜它,所谓战胜它就是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可以把他学好,这种历练是非常棒的。如果一个人能这么历练自己,我认为他未来能胜任何职业。所以有时候学生就跑来跟我说,事实上这种学生最多,陈老师我不喜欢我这个专业,那我就先问他:你原来的专业成绩怎么样,他说我不喜欢嘛,所以成绩不好,我说不好就不用讨论。我对这样的学生说:你现在以这样的目的来找我,我肯定也不选你,因为我觉得不是专业好不好的问题;我们学任何一个专业,其实都是一个载体,你是通过它去训练你认识世界的方法, 每一个学科的存在都能训练你,只要你能以这样的心态来面对它,甚至你能够把不喜欢的都相处下来,我觉得你未来可以胜任任何的挑战。
何伊凡:我原来想学心理学的,后来没办法,就学了新闻学,其实新闻无学,后来工作了几年之后才又自学了心理学。
陈春花:对,当你学了新闻学之后,如果你把这个学科学的很透,最后发现你也会找到跟心理学共鸣的地方。新闻学中要面对这么多行为,这种行为背后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心理的。
何伊凡:高晓松说过一句话“青春就是慌张,你不慌张了,青春就没有了”。这个体现在大学阶段,会感觉大学过的很慌张,心理也处在一个茫然期,但也很有价值很有意义,这样的话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学习上、在其他业余生活中,哪个应该更丰富一些?
陈春花: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有一个点要把握住,就是角色的责任。在大学里面,排在第一位的角色就是学生,你的这个角色的责任排在第一位的是学习,你把这个责任先胜任了,在胜任这个角色的基础上,拓展得多宽,就看你的精力和时间,自然是越宽越好。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基本训练或者说思维方式还是挺重要的,所谓初心,或者说本质,你一直训练自己,能把握住的话会发现很多东西,也许中间有损耗、有弯路,但你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偏颇,其实就没有问题。所以很多学生因为参与太多社会活动,有各种各样的花费和投入,然后挂科、不毕业、留级,其实这本身就是个错误,你基本角色不能胜任,其他东西做的再多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也同意大学可能忙乱,或者说很多东西都是混沌的、模糊的,但有一点你很清楚,因为你是个学生,这最清楚的部分是不需要质疑的,那就将最清楚的部分做好的前提下, 你再去折腾其他的东西。有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聊天也是这样的,他们问陈老师你最关心我们什么,我说我第一关心的还是你们的学习啊。在学习基础上你们做的越多,我当然喜欢,但是你学习都没做好,其他都不用谈。
何伊凡:您自己的青春慌张过吗?
陈春花: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我是1982年上的大学,不像现在这么多巨变和干扰,也没有那么多的冲突。我们那一代人,好像不会像现在这么慌张,因为很单纯,就是学习,参加学校的活动,应该就没有其他东西了。我还是希望学校单纯一点,其实现在太多的东西渗入到学校里面,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对。你想那么多的社会活动,那么多组织跟学校交流,学生们有那么多的机会参与各种比赛,各种社会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比较传统,我倒反而希望学校是一片净土,跟现实社会稍微离开一点,某种意义上我希望它真的有一点点如同象牙塔,因为纯净的气质能够让学生从容,从容的状态下才可以把知识和思考沉淀的更好。
学生应该学会独处,学会独处,你才可以真正能够沉淀一些东西出来,那么慌张,我不觉得特别好,你会发现现在有些学生创新能力特别好,思维也很活跃,但是他承受压力,或者是面对变化、接受挑战或者说有韧性去做事情,就比以前要难了。当然社会的速度也变快了,学生本身也要有这种变化,但内在沉淀依然是需要的。
第四章 大学的精神是什么
华南理工大学
▶何伊凡:大学就像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味道和不同的气质,您感觉大学比较良性的味道和气质是什么?
陈春花:第一个就是沉静的气质。其实我们现在大学也都是太焦虑了,太浮躁,跟社会的距离太近。沉静的气质,可以让人真正的独立判断。第二就是要有一种价值取舍,追求什么,弘扬什么,应该要很明确,这样可以使得这个人在社会上有定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还有思辨的能力,在大学里面,这个训练是比较弱的,不能独立判断思考,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产生的问题,都是违背常识的问题,原因在于你没有去训练学生独立思辨的能力,我觉得大学这三个秉性是要给大家的。
何伊凡:浮躁是怎么产生的呢?像斯坦福也是没有围墙的,但浮躁感反而不像国内的大学那么强。
陈春花:是,所以我说学校与商业机构不矛盾嘛,不矛盾其实不取决于你与商业怎么合作,而取决于在与社会接触的时候,怎么去做取舍,怎么去引导。就比如说现在的大学里面,最多做的就是请一些成功人士来给学生们开设讲座,但请的都是商业领域成功的人来讲,按道理应该请各种各样成功的人,比如说请一个研究人员,比如请一个农民,比如我很喜欢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他就一直做寿司,做到了90岁,做到国宝级。请这些人来讲,相信给学生的暗示和指引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请的绝大部分都是商业上成功的人,学生可能会认为拥有财富才是成功,实际上大学是可以在这方面做出选择的。
何伊凡:那您的理念和我最近在做的事情是相似的。我在做一个类似于社会大学一样的,就是盒饭秀,找各个行业领域内的达人,只要他有自己的绝活,就用900秒来告诉大家一个怎么办的问题。比如900秒告诉你怎么健身,还有宠物专家900秒教你怎么跟宠物相处啊我做这个事情的初发心就是我觉得传递价值是精英的责任,当然对我来说,也是要跟我的主产业相关的,我的生意就是做行业达人的十万个怎么办,我通过这个来筛选行业达人,但是这个对社会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何伊凡:那您怎么看大学生创业?
陈春花: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首先现在的创业机会比以前多了,因为互联技术使得很多东西成本很低。第二就是技术也导致了细分市场很多,所以这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今天谈创业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第二个对于大学生创业这个事情来说,要从两个角度去看的。创业首先是一种精神,我先不管你创不创业,但具有创业精神很重要。特别是大学生应该拥有,你是大学生的时候,你连冒险尝试都不没有,这个真的是不应该。所以我分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一种精神,每个大学生都应该具备;第二就说他应该是一种体验和选择,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体验,但假设没有这个体验的能力,个人还是认为你要用创业的精神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所以学生来跟我说陈老师我要去创业,我第一个问的就是:需要你的父母支撑你什么?他说:他们还得先继续给我钱。我就对这个学生说:那你先别去创业。我说:你先去打一份工,每个月的工资一半给父母,然后存一些钱。如果你有本事存钱拿来创业,或者你不存钱用你打工的能力去创业,那你就去。
何伊凡:不能再拿家里的钱去做这种冒险。
陈春花:绝对不应该了,因为你大学期间,按道理已经是你父母再消耗一次让你往前走,我曾经资助过一些贫困的学生,有一年我就一次性选了十个学生,我来负责所有的学费,让他们好好读书。然后这一批学生中有一个,毕业之后考硕士,他给我来邮件说:“陈老师我继续读硕士,麻烦你继续资助我”。我回复他说:“我不资助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跟他说:“同样的钱我要去资助一个读本科的学生。”结果他就很生气,我们就没有联系了。其实我想说的道理,与创业是相通的,你大学毕业之后,就不应该让父母再去付代价,而是应该去回馈了。
何伊凡:您觉得自己适合去创业吗?
陈春花:你问这个问题有点难,因为我一直定位当老师,所以我可能不会去创业,可能还是会选择当老师,每个人还是要选清楚他想要的东西。
何伊凡:那您对自己在企业中的角色,是否像德鲁克一样在企业待很久然后回来做研究。
陈春花: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管理学有点特殊,管理学的研究就必须到企业实践中来,对企业实践的理解,从外面看是看不懂,所以就必须亲身参与进,你才可以知道每一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管理者是怎么解决的,这个解决方案的市场结果是什么。每一个都是真实发生的,每一个都有一个市场结果,所以我一直鼓励做管理学研究的人还是应该到企业去。这其实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中国有些挑战,也就是说你从学校到企业,有可能从企业就回不到学校,但是我比较幸运。
何伊凡:一个人的性格和品行是否能通过学校教育满足呢?
陈春花:我觉得性格和品行其实是家庭教育、中小学影响的更大,走到大学的时候这些基本都已经形成,到大学更多的是在训练思维。我记得在怀海特先生《教育的目的》一书中,用“浪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运用阶段”来划分人的智力发展过程,我非常认同。第一个阶段是训练浪漫的情绪,你发现美,发现美好;第二个阶段训练精准,要用数据、知识来判断;第三个训练阶段叫综合运用。在我看来,浪漫训练阶段是在中小学,在家庭中得到,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发现美,他有浪漫的情怀,我觉得品性上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美本身是一种很柔性很正向的东西,能化腐朽为神奇,美是一种看不见的竞争力。
第五章 企业如何与应届毕业生相处
▶何伊凡:您在公司里也雇佣过很多应届毕业生,什么样的应届毕业生,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您觉得这样的是可以雇佣的?
陈春花: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还是积极进取和责任心。因为现在变化太多,变化太多之后对一个人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抵抗压力和面对变化,对责任忠诚,这是我们选人会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很正向,这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复杂性增加,冲突增加,如果不正向的话,也是很难。第三是愿意学习,成绩肯定是一部分,还有就是你是否愿意更多学习新东西。
何伊凡:你会看他哪些具体的东西呢?比如说一个学生来新希望这样的大公司,你会看哪些先决条件?
陈春花:有他的成绩,还有他的学校,还有他读书期间做过价值贡献。我们本身在招聘的时候搞很多活动,他们都是通过活动来认识这个学生,所以是这么把人选出来的。公司每年要的量很大,其实在初期选的时候,主要依赖于他所在的学校与他之前的努力。
何伊凡:所以一个学生进入一个名校还是很重要。
陈春花:对,还是很重要。
何伊凡:那后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留下?从毕业到工作的几年,对应届毕业生来说是最重要的?
陈春花:前两年,前两年是最重要的。因为前两年他会比较波动,一是他可以再选择的空间比较大,因为他还年轻嘛。我们一般招聘进来就不希望他再走。因为招聘的成本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要全国去招,甚至有些人还是全球去招,但他两年内的波动比较大,这两年当中他也在检讨自己适合还是不适合。有时候是慕公司的名气而来,但真的来了发现不适合他,这是在两年内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可能还会有一些失望,比如他想象的公司应该是什么样子,结果发现现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也是会有的。另外还有就是两年内他们会进行同学之间的比较,因为进入不同的行业,他们的差异还是会很大,特别是我们农业。其实挑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一直要求,“跟新员工轰轰烈烈的谈一场恋爱”,这是我比较坚持的观点。就是你一定要将这场恋爱谈的很深很深,在两年当中让他对这个感情不犹豫,只要这两年不会动摇,等到要动的时候,除非已经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台阶,有更广阔的平台,否则就不动了。所以公司有非常好的新生入职培训,接着就是导师制,每个新员工都给配导师,还有半年的岗位回顾,一年当中轮到不同岗位去尝试,让他找哪个岗位适合他,然后彼此不断的沟通,一年当中他一定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这也是体系大了的好处,我们有很多的产业分布,还有很多不同的岗位,他们就在里面找,两年能留下来,基本就很好了。
何伊凡:有些公司习惯将应届毕业生先扔到一线的岗位,在制造业就会让他们去生产车间。
陈春花:都会,我们也要去养殖场。
何伊凡:这是过去比较经典一种的做法,现在的学生他们能接受吗?
陈春花:能接受。为什么要有导师,要有轮岗?就比如说先让新员工去养殖场一段时间,但是另外时间是去其他岗位,这些岗位轮完之后,你会选一个适合的岗位,所以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如果你没有告诉他可以选择其他岗位,也没有告诉他对整个发展的安排,更加没有一个一对一对他的沟通,那可能风险大,每个人都有导师,这样随时都可以沟通,随时都可以交流。
何伊凡:您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十年前的大学毕业生,综合素质方面有什么变化?
陈春花:我觉得一届一届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会越来越高,他在对新技术的理解方面,新东西的理解上,天然会比前者好很多,而且他们渴望成功的欲望,创造力,都高很多。你像这次看奥运,我就特别喜欢傅园慧,你看她心理素质就很好,而且她所欣赏的东西是对的,就不断提高个人的成绩,一次比一次高就OK了。她不光是真实,这么一直提高上去,最后赢得就是她嘛。所以这种孩子的成功,你是不用担心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而且她很享受这样的过程,让所有参与的人也很享受。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特点,这就是95后的特点。
何伊凡:现在大学生面临的机会更多了,也不容易静下心来,而您所说综合素质又高了,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陈春花: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多了,成本很低。你想我们以前想找本书看都不容易,现在随便看;以前我们想要了解全世界根本不可能,现在你随便了解。现在随便一个小孩子拥有的信息量是远大于我们的。另外社会是进步的,以前从没有的东西,今天都有。我小时候是没有电视机的,第一次看到电视机很震惊,第一次看到自来水也很震惊,我高考前都没有见过自来水,高考完到了广州才看到什么是自来水,我才明白“自来水”这三个字,为什么叫自来水,因为打开龙头,水哗哗就来自己来了,为了这事情我给宁老师写信写了二十页,宁老师后来把这封信念给我的师弟师妹们听,告诉大家什么是自来水。我们那时候就是用井水啊,然后挑回家。你想今天的孩子看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自来的,不光是水,这一切好像自然而然发生了,所以社会的进步也让他们整体综合素质要高很多。
何伊凡:你们那时候我估计读大学谈恋爱的都少。
陈春花:很少,因为也不太可能嘛。比如说学校规定、社会文化,很多东西是不太可能的。你要真谈了,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就得分开了,我们是哪儿来哪儿去嘛,一个省就来一个人,那你要想在一起得多大的代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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