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包，豆皮，越来越宽的长江，一个重庆人记忆中的武汉
对于武汉，我只是一个过客。而武汉对于我，却是一个久违的朋友。
我参加工作的一九六六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随即势如破竹。当时，很多书不能看，很多歌不敢唱，很多电影戏剧都停演。唯《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的各种版本在轮番演出，播放。
为活跃基层职工的文化娱乐生活，宣传队，作为当时特定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在很多单位诞生。那时，武斗也基本平息，我所在的单位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作为其中一员，一九七四年春节后，我们从重庆随流而下，对整治维护长江航道作业的职工，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慰问演出。
全队共二十一人，除领队外全都是二十出头的年龄，活脱脱一支风华正茂的文化轻骑队。单位为我们配备了专门的机动艇及炊事员，除解决全队人员的生活起居外，也方便跟踪施工队有可能的随时迁徙。
我们途经了当时的四川丰都、忠县、万县、云阳、奉节、湖北秭归、巴东、宜昌等城市。除了慰问我们的职工外，也接受当地政府的演出邀请。虽然演出水平非常业余，但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除了职工们的热情欢迎外，当地政府也把我们当上宾接待。节目内容虽不能脱离形势和主旋律，但形式可不拘一格，除音乐节目外，多以自创为主。对口词、表演唱、独幕话剧、独唱、舞蹈、是我们的主打。也根据场地及实情在不同的场次穿插进行。大家对我们的热情，实则是对文化生活的渴求，作为载体的宣传队，满足了他们在枯燥乏味生活和工作环境下的一种精神需求，所以饥不择食。
演出的最后一站是武汉。当时重庆到汉口最直接的就是乘坐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船，我们的小艇则更方便灵活停靠和观光，公私兼顾，沿途风光无不包揽。汉口，（重庆人习惯把武汉说成汉口）是我们这批年轻人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当时重庆还是副省级城市）不少同事还是第一次出远门，故大家都很兴奋。
离开宜昌后，河床越来越宽，视野也随之开阔。船行驶时，不少的人都以睡觉来补充实力。当武汉从朦胧到逐渐显露真容时，有人大喊；“到了，到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跑到船顶或甲板上“快来看！好宽的江面哟”这是重庆人的我们从未见过的宽阔的河面，那个新奇，那个“少见多怪”溢于言表。傍晚时分，到达停靠在汉口港岸边的单位施工作业船“工程一号”时，职工们欢呼雀跃地在等候着我们，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这些久离家人和单位的同志们对远道而来的我们格外亲切，视如亲人一般。而我却深感他们工作的不易和艰辛。
上岸后，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是汉口沿江大道。顾名思义它是顺长江而建。重庆两江环抱，长江南北及嘉陵江沿岸，当时竟没有一条沿江的公路，更别说大道了。汉口沿江大道也是总局机关所在地，我们有了到家的感觉。从那天起，我们暂时离开了机动艇狭小的空间，住进了沿江大道宽敞明亮的第一招待所直到离开。
那年代的招待所只管住宿，一日三餐自理。第二天是休整，我们三五成群，开始了武汉一日游，首当其冲是解决早餐的问题。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匮乏的不只是文化生活，物质更是箪瓢屡空。队员们都正值长身体的姑娘小伙，用今天的话说，全都是吃货。
当天的任务是寻找武汉的特色小吃。有人推荐了汤包，但谁也不知道它在哪旮旯藏呀，那我们就步行沿街找吧。武汉对我们这帮外来客特眷顾，不大一会功夫，汤包馆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知是否传说中的《四季美》，据说创建于一九二二年，当时已是半个多世纪的老店了。
记忆中馆子不大，估计只有三十平米不到，上下两层，木楼梯摇摇欲坠，只要有人上下就会发出吱吱的声响。店内座无虚席，站着的也不少。服务员在人头攒动中穿梭送包收拾蒸笼，那随风裹着热气飘送过来的鲜香，让焦急等待的我们垂涎欲滴。一笼汤包七个，记得两毛八分一笼，记不得当时是分餐计还是统一结账了。
好不容易等到热气腾腾的汤包上桌，我迫不及待地夹上一个再狠狠咬上一口，滚烫的汤汁顺着嘴角流了下来，那个馋劲，尴尬狼狈。“姑娘吖，其汤包是有讲究的哟！轻轻地提，慢慢地移，先开窗，后喝汤”？（原来，武汉人说吃为其）一位大爷对着我笑嘻嘻地说。小小的汤包竟蕴涵着武汉人品出的文化韵味。
武汉还有一种小吃叫豆皮也是很受欢迎的，打听到最有名气的店在老通城，我们决定午餐就去捕获它了。
无的放矢地在大街上闲逛，不觉便来到了汉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六渡桥，武汉人叫它“卢豆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悠闲的，来去匆匆的；骑行的，行走的；提篮子的，抱小孩的；好一幅武汉人简单而轻快的生活画卷。
武汉给我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在六渡桥百货大楼给侄儿购买的一套贴花背带裤套装，欣喜得当天就寄回了老家并告诉了妈妈，我已远在近千里之外的湖北省会武汉市了！对于我们，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一马平川的马路，宽阔的人行道，什么都跟重庆比，什么都比当时的重庆好。
豆皮到是找到了，但不在老通城，就是一个街边小店。在人行道上一眼就能把店堂里外扫尽。锅灶就架在店门口处，豆皮的制作一目了然，各种食材一览无余。
豆干、 五花肉丁、 笋丁，鸡蛋碎（煎好）拌好佐料一起爆炒后盛出，将豆腐皮平铺在倒有菜油的平锅里，再把事先蒸好的糯米饭盖在豆皮的一半上面，将炒好的食料铺上一层，再铺一层糯米饭，相当于所有的食材夹在两层糯米饭的中间，最后把豆皮折叠过去盖住，煎至两面金黄。一会，新鲜、香脆、外酥内软蕴含着各种食材，综合烹饪后的美味就出锅了！武汉的豆皮，至今想起仍垂涎三尺。
那天的一日游，在寻食中渡过，在美食中回味，但却没有乐不思蜀，竟都忘记了热干面的存在，它已被惦记中的重庆麻辣小面埋没在武汉的各个角落了。
武汉的首场演出是在离汉口城区二十多公里外的阳逻镇施工队驻扎地。，我除了自己的节目外还兼那场的“报幕员” （那时没有主持人一说）这是自离开重庆以来，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一次演出，场地也是很正式的舞台。
当然，节目的挑选，编排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观众不只是我们的职工，当地群众，更重要的是有镇里的领导。独唱是我们队的压轴戏，个高，音高的队友一首陕北民歌〈翻身道情〉，掌声雷动，把晚会推向了高潮直至结束。
几场演出下来就有休整一天的机会。随后我们到了东湖，游客不多，调皮的我们爬上了“大象”在湖边留影，在垂柳旁嘻戏，在草地上躺睡。这里的宁静，更让人心旷神怡放松自如。
在随后休息的日子里，我们去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武昌桥头。武汉长江大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桥，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伊始即成为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它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极大地促进了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天堑变通途的目的。
当时全队仅有一部135相机，也全靠它为我们留下了在武汉的记忆。到了大桥头，这相机就只有休息了，大家宁肯花钱也不接受免费的摄影了。大桥头有专业的摄影师揽生意，拍摄一张120相片好像也只有几元钱。大家都在武汉这座标志性建筑旁留下了唯一一张在武汉的单人照。照片上留下的“武汉长江大桥摄影”的字样见证了当年我们的足迹。
收获甜蜜，乐此不疲。当时全国的物质供应都很紧俏，重庆所有生活用品，副食品都还凭票供应。武汉则竟敞开供应糖果糕点，这让我们分外激动。没有人放弃这个天赐的良机，谁都怨来时带的钱太少了。机不可失呀！好在总局在汉口，实在有困难，可通过领导出面去借点。
这时大家都想到每月靠二两糖果票品尝甜味的那感觉，给家人朋友，师傅同事捎带的热情油然而生。记得购买最多，记忆最深的是麻烘糕和孝感麻糖。因为都是正规的盒装，每个队员的行李都因此加码负重而沉甸甸的。自那以后，那白白软软甜而不腻的烘糕，薄薄香脆满是芝麻的麻糖就和我们告别了。
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太多的武汉人，但在短暂的几天里，也好奇地听懂并接受了一些方言：“六－楼，吃－其，很－蛮，小孩－细伢，姑娘－丫头，什么－么斯”等。以后有武汉人出差来重庆，也能用当地话对上几句，但凡听到武汉话就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
我走近过武汉，却没能真正走进武汉。由于时间关系，很多地方都没去，很多景观都未知和亲近。但未去黄鹤楼确成了不解的遗憾，至少我是的。“渝人已离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渝人一去会复返，白云千载莫愁还”当时大学都已停办，现如今武大的樱花景观也不复存在。尽管如此，那些碎片似的记忆未必不是一幅干净的几笔素描，将武汉留在了那个年代我们的记忆里。
当病毒偷袭武汉，阅读了日记的呐喊，莫名地多了份关注和期盼。你一定要好起来！你一定会好起来！你真的好起来了！装点过我们的青春，见证过我们的歌声和足迹的武汉。品尝过你的美味，欣赏过你的美景和那无际的江面，长长的大道……的武汉，我深知，你早已不四十六年前黑白胶卷留给我的记忆了。我们的大武汉，英雄的武汉，美丽与健康并存的朋友，我想与你再见。
~the end~
作者简介：
袁牧：如烟往事，中俄混血多尼亚的曲折人生方方: 革命青年王昭，你不写小说真是可惜了
侠非侠：北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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