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外语学科的语言研究者，特别是非通用语专业的研究者，究竟该研究什么，在哪儿去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文平以及“花格老刘的2021”里提到的李媛教授团队的实践给了我们极好的启示，那就是：用我们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语言研究方法和理论，解决外国语言的学术问题，将成果发在外国最好的语言学期刊上。这可能也是新文科背景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正确打开方式。换言之，对于非通用语种的教研人员，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用英语去发表所谓的SSCI、A&HCI文章，而应鼓励他们用所学的外语去相应国家最好的语言学期刊上发文，这或许才是非通用语种语言学科发展的正途。当然，这也意味着研究英语的人，可能还得用英语发表自己的成果，不能只发表汉语文章或只研究汉语，因为这事中文系的人也会干，而且干得大概率会更好。总的说来，外国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出口可能是所研究语言国家的主流学术期刊，比如，俄语就去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日语就去『言語研究』，法语就去Le français moderne，德语就去Sprachwissenschaft，英语可去的地方太多了，随便去吧。我们总是说要在世界舞台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世界是多语的，跨语交际离不开外语，离不开外语人，这一点毋容置疑。但在大学工作的外语人，不能仅满足于做语言转换的媒介，因为这项工作其他的外语工作者（翻译）也可以做得很好，甚至更好。因此，大学的外语教研人员应该向世界发出声音，用他们掌握的外语与有关国家的人们共享自己发现的有关某种外语以及人类语言普遍规律的新知。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也是知识的源产地。大学教师不仅要做好知识的搬运工作、语言能力的训练工作，也应努力成为新知的发现者。外语教师也是大学教师，因此，要做与别的学科的教师一样的事情，要为构建所在学科的知识体系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发出外语专业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你发出的声音才可能有人听。这也就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倡导语言研究“两化”中国际化的原因所在。（刘海涛：中国语言学建设两大要务：成果国际化和方法科学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倡导的“国际化”指的是成果的国际化，这与倡导知识生产的本地化并不矛盾。正如，在中国生产的各种小商品能使义乌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一样，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生产的各种知识，当然也包括有关人类语言的知识，同样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知识生产的大国。但我们应该看到，知识生产与小商品生产还是有区别的，为了成为知识大国，为构建人类知识系统做出一个大国应有的贡献，我们需要掌握知识生产的科学方法，遵循知识产生与传播的规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可能难得做不到。今年10月，有媒体发布了一个“2022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年度影响力’榜单”，其中的“语言学与语言”方向全球共有341人入选，这里面的340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或多或少都有在海外大学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作为这其中唯一的例外，20年没有出过国的我，想说的是，虽然难，但只要坚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问题，立足祖国大地，既可以向世界发出中国语言学研究者的声音，也可以为构建语言学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数字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原有的知识生产、传播以及获得的方式都已发生巨大变化，这不仅突破了时空等因素对于人类认知世界的约束，也会加速新知的产生与传播。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要做的就是充满自信地去迎接数智时代的挑战，有理有据地用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人类语言向世界发出来自古老中华大地的时代强音。在学术界，为了方便研究者快速了解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一些知名出版社出了不少Handbook出版物，此前我也收到过一些Handbook邀约，但都婉拒了，原因有二，一是感觉自己水平还差点劲，不能误人子弟；二是，时间有限，不如把精力放在发现新知上。这种想法在收到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Working Memory and
Language邀约时有了一点改变，接受这本Handbook邀约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工作记忆这东西被人研究得多，相比其他玄妙的各种认知研究，工作记忆的研究要更靠谱一些，而且也由于我们这些年围绕依存距离的研究大多也与工作记忆有关系。于是，我约春山为这本Handbook写了篇东西。
两位主编在前言中是这样介绍我们这篇文章的“徐和刘撰写的第16章对工作记忆在建构句法依存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综述。本章探讨了依存距离、工作记忆约束和省力原则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两位作者认为，后两个变量通常是以减少依存距离的方式来组织的，这不但塑造了人类语言中的语序模式，也有助于解释语言类型学中的语言共性。本章也探讨了句法结构是否是语言系统在包括工作记忆等外部约束和因素影响下自我适应的结果。”延展一下，在如何研究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方面，我很欣赏哈德森（Dick Hudson）在《词语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Word Grammar）里面的做法，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语言学理论教材之一。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语言学教材系列，剑桥红皮书（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里面的一本。哈德森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认知科学，认知科学里，包括心理、生理等领域里与语言相关的研究，大多是关于语言理解、生成过程的研究，这些不是语言学的研究。这部分告诉读者，认知科学家在研究人的语言认知机制的时候有什么发现。在第二部分，如果我们将语言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那就不可能脱离认知机制来谈语言的结构。换言之，语言研究不是一个纯粹数学的东西，你可以从某些方面，比如从数学、形式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但你不能只把它当成一个数学公式，一种随意演算的形式语言，而应该和人类的认知机制结合起来看。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在认知科学的框架下，能够理解的语言以及与语言有关的一些东西和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样你就构造出来一套普遍的符合认知机制的、能在人的大脑里运行的语言系统，这就是语言的普遍性。语言又是多样的，比如汉语、英语、德语、法语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语言，它就应该有一些基本语言应该具备的、必须遵守的规律。否则，你研究的可能就不再是人的语言，发现的规律也可能解决不了与人类语言有关的问题。所以第三部分他就开始讲，在这样的框架下，一个英语的语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语法理论——词语法。这是一本结构非常清楚，逻辑性很强的语言学理论教科书，浙师大的刘建鹏教授已经把这本书翻译成汉语，即将在商务印书馆的“应用语言学译丛”里出版。上面这段话，出现在我即将出版的《语言规划讲义》。为什么会在语言规划的书里说这些，主要是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有关，如果你感兴趣，那就去看这两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吧。说到跨学科、交叉学科，语言学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来自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巨大进展。为了迎接挑战，语言学家需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机器做不好？为什么机器能这样做，我们却理解不了？这也是我今年5月17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数智时代语言研究的挑战与机遇》的主题。
现在我从这篇短文中摘录几句话，用来刻画数智时代的语言观：“为了应对数智时代带来的各种挑战，语言学家们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反思，特别是从目标、方法、语料和知识表征等方面进行反思。语言学家获得和验证这些知识用的都是人脑，这也许掩盖了知识获得不足和不完整的问题，进而造成‘获得不足，验证来补’的困局。数智时代或许是语言学研究者走出‘花园’、走进人类语言‘灌木丛’的最好时机。语言学家需要习惯语言的这种概率性，并学会用‘在这种语境下大多数人会这么说’来代替‘这个句子对，那个不对’。数据驱动的方法更符合语言的概率特质，可使语言学家从鲜活的人类语言使用中发现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的人类语言系统的运作规律。在坚守传统的同时，我们可能需要回到鲜活的日常语言使用场景，回到现实的数智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真正反映语言现实世界的规律，语言学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需要语言规律的其他领域。”显然，要从大量鲜活的语言材料中获得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可能也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语言是言语的平均数之后，又转而研究抽象的语言符号的原因。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我们已经有了更多从言语中得到语言平均数的工具与方法。诚然，如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这些科学的方法是需要学习的，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的。很多文科背景的语言研究者，一看到数据，一看到图表，就退避三舍，嘴里直说语言不就在我脑子里吗？如果在，我要数据这东西有什么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似乎要更活跃一些，因为他们深知，算平均数是离不开数据的，而且数据量越大，就越能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但他们也担心，高中就文理分科的自己，可能搞不定这些数据，更不要说用数据来解决学科的核心问题。在这里我想讲一个真实的事例。杨牧是南开大学的一位中文硕士生，本科是学英语的。一年多前，他来信联系我说，想来我这里读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后，我感觉小伙不错。但由于博招的名额极少，考我的人排了挺长的队，我说，那就先搞研究再说吧，反正你考博也是为了在我指导下进行研究，那我们不如现在就开始研究吧。研究什么呢？根据杨牧的兴趣与已经掌握的知识，我们将他的第一个研究方向确定为“句法与无尺度语言网络”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由来是，2005年有学者在Nature上发了篇短文，大致意思是说，因为不同语言的句法网络都是无尺度的，所以句法可能只是无尺度网络结构形成中的一个副产品。考虑到句法在当代语言学的神圣地位，研究语言学的人肯定不会同意这一观点的，那怎么办？用类似“一把把把把住”的精妙分析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我们采用复杂网络方法研究了衡量无尺度的指标与语言网络是否合乎句法的关系，结果发现，现有的网络指标实际上搞不定句法的事。我们这项题为“What role does syntax play in a language network?”的研究发表于2008年的EPL（Europhysics Letters，欧洲物理快报）上。回到Nature那位学者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认为，句法应该不是无尺度的副产品，因为不符合句法的网络也没有尺度啊，但句法网络与非句法网络到底有啥差别，或者说谁更无尺度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也就是交给杨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牧需要读懂以前的文献，包括但不限于Nature上的文章，要学会构造语言复杂网络，学会从网络提取参数，学会用统计方法来比较这些参数，还要学会用英文写学术论文，甚至还要学一下latex排版。所有这些，小伙最终都搞定了。今年9月，EPL刊出了我们的论文（句法在语言网络里究竟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