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我的语言学之路

小编按：本文是刘海涛教授为庆祝商务印书馆建馆125周年而作，载《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五年（1897-2022）：我与商务印书馆》，第733-739页。文章初始以微信推文形式写成，包含部分图片和链接，纸本出版时做了删节。本次推送为原稿全文，以飨读者，红色字体为删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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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只要上过学的人，可能都与商务印书馆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也许他们已不记得“商务印书馆”这个名字，但一定不会忘了《新华字典》对他们的帮助。作为一个从事语言学教研的人，我与商务的联系当然不止是一本《新华字典》。

40年前，我还是一名在读的工科生，开始对外语学习和语言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读了很多商务出的书，比如在1898年出版的商务第一本学术专著《马氏文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商务开启了我的“语智”（语言研究的智能），我是商务“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宗旨的受益者。

我的语言学之路是从研习世界语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商务建馆125年来，出过的与世界语的相关图书有：《世界语高等新读本》（1922）、《世界语高等文典》（1922）、《世界语初级读本》（1923）、《国际语运动》（1925）、《世界语概论》（1926）、《世界语史》（1930）、《万国语通论》（1933）、《世界语初级讲座》（1958）、《世界语新词典》（1959）、《注释世界语文选》（第一辑，1959）、《世界语学概论》（1992）、《世界共通语史》（1999）。我在这里列出这些，是想说明即便这么小众的领域，商务出的书也涵盖了它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论，也有历史，还有教材和词典，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旁边摆着1982年11月8日买的《世界语新词典》，那是我的第一本世界语词典，就是这本词典和《世界语初级讲座》把我带进了世界语的世界，并在2016年当选为只有40位成员的国际世界语研究院的院士。

说到世界语，我们不得不提及胡愈之先生。1931年，愈之先生从欧洲途经苏联回国，在当地世界语者的帮助下，他在莫斯科参观访问了一个星期，回国后写了《莫斯科印象记》，风靡一时。在这本书的扉页，他用世界语写道：Al moskvaj gekamaradoj, kiuj volonte gastigis, helpadis, gvidadis min dum mia vizito de la ĉefurbo de tutmonda proletaro, mi dediĉas tiun ĉi libreton. （我将这本小书献给莫斯科的同志们，他们在我访问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首都期间，自愿接待、帮助和引导过我。）

次年，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之邀，胡愈之开始正式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其实早在1915年，愈之先生就开始在《东方杂志》任助理编辑，之后负责《东方杂志》，他的成长与这段工作经历有密切的关系。1922年，愈之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题为《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的文章，对我的启发极大。按照我新近在《中国外语》发表的《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问题》一文的看法，愈之先生在100年前勾勒的国际语的理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一种符合国家语言安全观的国际语理念。

学了一段时间的世界语后，我开始对人类有意识干预语言的活动产生了兴趣，于是进入了语言规划领域。共同语的形成与演进是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共同语的形成与词典、语法的标准化密切相关。在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与推广过程中，商务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规范字（词）典上，也体现在范文的出版与推广上。在《中国外语》的那篇文章中，我也特别提到了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该文1912 年由胡适首译为汉语白话文，1920 年收入商务印书馆的语文课本《白话文范》（第二册）， 2017年以前一直都是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保留篇目，成为教科书编写史上不多见的现象。

当然，如果将商务、世界语、语言规划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们也很自然地会想起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的陈原先生。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研究的另外一个领域是依存语法。关于依存语法，李维和郭进在商务出的《自然语言处理答问》曾这样说到“PSG（短语结构语法）树好比牛顿的经典力学，DG（依存语法）图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者涵盖并升华了前者。”事实上，依存语法也是人工智能时代的计算语言学研究者使用的主要句法模型。目前在自然语言处理界享有盛誉的语言资源项目Universal Dependencies已包括122种语言的217个句法标注语料库（树库），其句法基础就是依存语法。在我研究依存语法的过程中，商务在1924年出版的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从图解法到句法树》的小文，收于《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我的研究生潘夏星将毛主席的《实践论》进行了依存语法的全文标注，并与黎锦熙先生对《实践论》的图解分析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充分说明，商务100年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仍有很大的学术与实践价值。

上面说的这些，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对商务建馆125周年的感念。我想有我这样感想的人在全国可数以亿计。下面，我再从作者的角度谈一下我与商务的联系。

我是2002年从企业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从事语言学教研工作的。大约在2005年初时，正在上我课的娄开阳跟我说，周庆生老师在语委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开始做一个“中国语言状况报告”的课题，其中也需要一些国外的情况。开阳说如果我愿意参与的话，他可以向周老师推荐我。那时，我已经是国际语言规划知名刊物LPLP（《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的编委会成员了，但由于我原来只是业余研究语言学，与国内学者的联系不多。当时我正在研究欧盟的语言政策，便同意了。不久后，我也参加了周老师课题组在昌平召开的会议。我的电脑里面，还保留着2006年3月4日郑梦娟给我的审稿意见邮件：

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2006年9月出版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上编）中，这也是我作为作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的书中的第一篇论文，有趣的是，按照那时的习惯，这篇文章并没有署我的名。（参见推文“欧洲联盟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

2010年，我调到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工作，周围懂外语的老师与同学多起来了，就想是否可以一起做些事情。考虑到国内语言学的状况，感觉有必要做一个译丛。这时我想到了商务，因为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也成立于1897年，两个同龄机构也许会有更多的共同话语。2011年2月10日，周洪波、叶军、蔡长虹和我在王府井大街36号就翻译出版“应用语言学译丛”的事宜进行了商谈。本译丛重点介绍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领域，关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注意引介基于数据与实证的语言学著作，使中国的语言学尽快适应大数据时代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而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化与语言学的科学化。在商务汉语中心各位同仁的帮助下，目前已经出版了《自然语言交流的计算机模型》《语言政策导论》《语言研究中的统计学》《英语语法论》《句法计量分析》《语言规划》《语言：从意义到文本》《协同语言学：词汇的结构及其动态性》《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等九种，其中六本是由我自己审订的。（关于译丛介绍，参看“览书阁 |‘应用语言学译丛’主编刘海涛教授访谈录”）。

大约在2014年底还是2015年初，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周洪波兄联系守辉和我，说商务打算办一本《语言战略研究》的期刊，并且希望我们俩能出一些力，特别是从国际学术的角度为期刊出一些点子。记得我们三个还在商务附近的地方，吃了顿涮肉，喝了点小酒，一起雄心勃勃地畅谈期刊的未来。我刚刚检索了一下我的163邮箱，从2015年7月到2019年5月，仅这个邮箱里面就有450多封带洪波兄名字的邮件。后来，守辉微信用熟了之后，我们三个有关刊物的联系大多都在微信群里面，邮件用得就少了。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七点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洪波兄发来的稿子，提出自己的初步意见。记得当时为了给馆里的相关人员说说现代期刊论文的事情，洪波兄还邀请我在2016年1月27日下午，在商务印书馆做了一个有关论文的讲座，参加者除馆里的人员外，还有不少高校的师生。

2016年1月，《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按计划出版。经过大家的努力，目前《语言战略研究》成长为北大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并荣获“2020年度语言学最受欢迎期刊”和“2016—2020年最受欢迎新刊”等称号。这对于一本新创期刊而言，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本人也在这本刊物的2018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语言学建设两大要务：成果国际化和方法科学化》（推文链接）的文章。

后来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到计量语言学相关方向。据不完全统计，11年来，我们发表了200篇（部）左右的论著。当然，这些论著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在近几年，我更愿意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出现在文章中。因为，接力飞、一起飞是衡量一个研究方向是否科学、是否可以持续、是否可以壮大的重要指标。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是智能时代语言学研究的一大特点。这些成果的取得说明，计量语言学是一个符合大数据时代精神的语言学分支。但遗憾的是，世界上长久以来都没有一本入门性的计量语言学著作。

我在2011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语计量语言学研究”，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编写一本计量语言学导论。大约在2017年初的时候，我们在小群里聊期刊的事，洪波兄随口问了我一句，你那个计量语言学能不能写一个教材之类的东西，我说我有一个啊，已经在联系出版社了。洪波兄说，为啥不在商务出？我说，一是怕麻烦你老兄，二是商务出书有些慢啊。他说，还是给我们吧，我们也可以不慢的。

2017年4月15日，我将《计量语言学导论》的书稿发到洪波兄的邮箱，两天后即收到责编王飙编审的初步修改意见。同年10月13日，在国际计量语言学领军学者科勒教授受聘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的仪式上，我将此书送给了科勒。这是《计量语言学导论》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时间，据交稿时间还不到半年。现在我相信洪波兄说的话，商务也可以不慢的。

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计量语言学导论》，也是“商务馆语言学教材书系”的第一本，书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计量语言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并为初学者指明可以立即展开研究的问题及方向。上市以来，该书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与好评，并在缺货后又及时进行了加印。书中介绍的理论与方法，不仅有助于推动语言研究的科学化，也有助于将人工智能时代“得语言者得天下”这句话落到实处。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还有一点小插曲，据说，馆里让黑马校对软件扫了一遍书稿，没有发现一个错误，我听到这个消息都惊呆了，因为我自己老说学生们的汉、英语都是混合语，但万万没想到黑马原来也是混血的。

唠叨了这么多，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从读者和作者的角度，对商务在我个人成长中的帮助与支持表示感谢。我也坚信在下一个125年，商务印书馆将会继续秉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宗旨，对国家和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我知道馆里的同仁们都很忙，特别是在今年，但如果能在今年把《语言规划讲义》推出来的话，就完美了，因为这本讲义里面有很多刚才提到的元素，很适合作为献给商务125周年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