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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 ​顾建明:高校教师管理呼唤“养士”意识

​顾建明 教育学与生活 2021-09-15


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初,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在外文系通过述职答辩,但因为之前签订合同中规定“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从2004年起任讲师的方艳华已经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后期限。为留任方老师,清华大学外文系师生经历了3个多月的“保卫战”,终迄未成。其间,系务会争取,海内外学生请愿,学校管理部门议决,参与人都采取了理性、温和的态度和方式。但是,这位“教学效果优异,深受学生欢迎,有独特的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老师,最后还是服从学校“非升即离”的管理规定,转离了教学岗位。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高校也时有发生。

大学教职“非升即降”制的初衷,是通过末位淘汰优化教师队伍,这本无可厚非。但教师职位升迁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是论文、课题项目、专著。这就要求教师专注于发表论文、取得项目、出版专著。这种政策导向,与高校追求“科研GDP”可谓互为因果、如出一辙。而从常识上说,大学的水平主要体现为有学养深厚的教师队伍,这支队伍能支撑着学科与专业的发展,以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而这些主要方面,恰恰不是“科研GDP”数字所能包容、衡量的。

高校最迫切需要的是有学养的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大师。但是,大师的“学养”不是由论文、课题项目等包装出来的,而是需要教师们潜心专业,并伴有长期的积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一生都是个教书匠,直至去世后,学生才把他的讲义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创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广阔天地。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一生只发表过几篇论文,但却创立了一个学派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是“养”出来的,没有了“养”的学术,创新难成形态。没有创新形态,也就没有学术大师。困扰国人的“钱学森之问”,其症结也即在此。

实际上,目前我国高校流行的教师管理办法,已经以职称、经费、奖项等方式,把有限的资源进行了一次分配。其中有一部分教师,他们可能更潜心于自己的专业,更关注所教学生的成长,或自我设定了更高端的学术目标与教育理想,没有把握好规定的评价标准,因此短时间内发不了论文,得不到课题项目,职称也上不去。这已经成了对这些教师的一次打击,如果还不加鉴别地把他们驱离教学岗位,对其中为数不少的优秀教师而言,不啻是二次伤害。

而在坚持一定的衡量标准之下,给予这部分群体以更合理的鉴别和理解,则常常有更大的收获。以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为例,当年,华科的引力物理专家罗俊进山洞测地球引力常数,至少两个任期没出成果,这并不妨碍他厚积薄发,如今已经成为院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授课老师常萍当了近20年讲师,在职称上长期“非升”,但她却成了河南大学在教学上的一块名牌,受到师生的高度赞誉。

因此,撇开人情人道不论,即便是从效率上来看,高校也不宜冷冰冰地搞“一刀切”,而应该有“养士”意识,给那些潜心专业与教学的教师以修炼“学养”的空间和时间,不用一刀切的“非升即离”来刺激高校教师们的神经。相信这种管理思想的转向和宽容精神,不仅是对当下高校教师职业生态的某种补救,更是高校回归大学本质的突破。

※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14年7月30日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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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知道点传统文化 公众号

本号主编:小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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