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毛泽东与“第二次结合”的若干理论问题
本公众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北京习风堂联合打造的“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官微，以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维护国家安全为己任，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相结合的主题和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亦是“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是“第二次结合”的开创者、实践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社会制度的革命和生产力的的革命，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辩证发展过程中的“正”的阶段，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开始了探索的“反”的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合”的阶段，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的经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有两次历史性的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两大成果。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相结合，无多大分歧，但对“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则往往不尽一致。本文拟就“第二次结合”的主题、历史起点和过程，“第二次结合”与“第二次革命”，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个人不成熟的意见，与理论界的同行商兑。
一、“第二次结合”的主题一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题是指结合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结合主题决不是凭个人主观设定的，而是由中国社会状况、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规定的。从19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中国面临着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任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状况，决定了这一双重历史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完成。在这两者中，民族独立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一次相结合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人类社会革命史上从未遇到的新的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取得了独立和自由，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同时也标志着“第一次结合”和“第一次飞跃”的完成。
有同志把中国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课题设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认为“到了1956年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把“第一次结合”和“第一次飞跃”完成的下限定在1956年。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笔者以为，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取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因此，把“第一次结合”和“第一次飞跃”完成的下限定在1956年显然不妥，不符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
说“到了1956年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获得了解放”，同样不妥。因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不同性质的任务。人民解放的内涵要比民族独立的内涵丰富而深刻得多。人民解放不仅指政治上的独立，当家作主，而且还包括在经济、文化、社会、精神等方面的解放。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永无止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的全部任务可以归结为领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1956年我们只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到了1956年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获得了解放”的说法则把人民解放的任务看得过于简单、过于容易。事实上，直至今天，我们距人民解放的完成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和新的历史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即把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尽快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统一、富强、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成了“第二次结合”的主题，也是中国人民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奋斗的历史目标。
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工程，它包含两大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革命，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生产力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现代化，这也是深刻的革命，甚至是更重要的革命。这两方面的革命密不可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对此历史任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明确的。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全会上，毛泽东阐明了由新民主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开始规划“第二次结合”。 1953年，我们党提出了以“一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这就为我国社会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此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自然是我们党的任务，不仅今天是，而且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也仍将继续是我们党的任务。“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和完成的时限。因此把它视为“第二次结合”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的说法则过于一般化、过于笼统，未能表明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特点一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所面临的特殊历史任务——社会现代化。
总之，把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规定为“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比较切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二、“第二次结合”的时间起点
根据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结合”的主题，那“第二次结合”的时间起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然而现在许多论述“第二次结合”的文章往往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讲起，而把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排除在“第二次结合”之外。此种看法对吗?笔者以为未必正确。因为，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看，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无疑是“第二次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是“第二次结合”的最初的实践成果。其理由是：
第一，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具有中国的特点，有创造性。举其大者主要有：一是把工业化与所有制改造结合起来，两者同时并举，而不是“先工业化、后所有制改造”；二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把所有制的改造和人的使用、改造结合起来；三是在农业上“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而不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四是创造了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和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等由低到高的多种形式，贯彻了自愿原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等等。如邓小平所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有某些缺点，但总体是非常成功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这是党的文件多次讲到了的。
第三，无论是毛泽东在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改革开放的新探索，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制度、共同富裕、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在1956年就奠定了。可以说，没有1956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
从大的历史尺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后的探索，更不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指出：“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此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文件又多此讲到上述观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也意味着“第一次结合”、“第一次飞跃”的完成和“第二次结合”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算起，书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写起，而不是从1956年写起，更不是从1978年写起。
有人也许会说，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提出的，“第二次结合”从1956年算起符合毛泽东的思想。许多论述“第二次结合”的文章和著作也都以毛泽东1956年4月的话作为立论根据。笔者以为，许多引用者并没有能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的原意。下面就来看看在1956年毛泽东究竟是如何讲的。
在1956年3-4月，毛泽东曾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因苏共20大而引起的斯大林问题，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写作。据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录：在1956年4月4日最后一次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的历史经验》修改稿的会上，毛泽东在会议即将结束时说：“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虽是个人的回忆录中的资料，并无它证，但基本内容是可信的，所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1949-1976)》引证了此讲话。
毛泽东这一番话，高屋建瓴，对中国革命和建没的历史经验，做了精辟而简洁的概括，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那么我们能否根据此讲话得出“第二次结合”是从1956年开始的呢?笔者认为不能。一般地说，行动在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起就开始了，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直到1938年才正式提出的。正如我们不能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1938年才提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1938年开始一样，我们也不能因“第二次结合”的命题是1956年提出的，就认为“第二次结合”、“第二次中国化”是从1956年才开始。其实，毛泽东的讲话也说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许多论者在引用毛泽东的讲话时往往只引前一部分，而把“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及以后部分省略了。这就容易给人造成“第二次结合”、“第二次中国化”是从1956年开始的误解。
最后还应说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理论上的飞跃”(或“中国化的飞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会有曲折，会犯错误。“理论上的飞跃”是指结合过程中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比较后形成了正确认识的结果，因此它不是在“结合”一开始就能做到的。“第一次飞跃”的发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然而“第一次结合”则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开始了。说“‘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符合历史实际。但若说“第二次结合”开始于1956年毛泽东的探索或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就违背了历史实际。
三、“第二次结合”与“第二次革命”
在论及“两次结合”、“两次飞跃”时必然会涉及到“两次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是哪两次革命?在改革开放前，一致公认的传统观点是，中国革命包括既相区别又相衔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此观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都有所阐释，为理论工作者所熟知，无须在此赘述。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他没有讲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是指什么革命，包含哪些内容。根据邓小平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有的同志把“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把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30年历史看作是“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在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很少有人再讲社会主义革命。笔者以为，无论从20世纪中国革命史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看，上述观点仍有商讨的余地。
从20世纪历史看，中国发生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其性质属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其性质属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第三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制度和实现现代化的革命，这方面的革命至今仍在进行中。
彰显、凸出邓小平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可以的，在一定时期甚至是必要的，但若为了论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性质不同、任务不同的革命合并为一次革命的两个阶段则不可取。至于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立意义而仅仅把它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伸的观点，则更为不妥。对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若无视或否定它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实则不是唯物主义者应取的实事求是态度。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90年间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重申党中央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贯评价：“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胡总书记讲话纠正了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肯定不夠的倾向。
那么如何理解邓小平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呢?笔者以为一定要把邓小平的有关这方面的讲话放在当时具体的环境中去理解，而不能孤立地摘取“改革”“革命”两个词。因为概念(名词)有其灵活性，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针对思想僵化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邓小平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反复说明改革开放的意义，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解放思想，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反复说明改革就其社会变革的广度、深度和意义而言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对“改革是革命”的强调是有其理由的，它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同时还应看到，就改革的社会性质而言，邓小平则反复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革命”的“革命”，不是指社会制度上的“革命”，不是通常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本义上的“革命”，而是就社会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重要意义而言的广义上的“革命”。从历史过程看，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革命”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革命”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革命”，其社会性质和意义是不同的。
从新中国60多年的社会主义历史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标界。在此之前，毛泽东进行了探索试验，有经验，也有教训，总体而言并没有找到正确道路，只是为实现“第二次飞跃”做了准备。在此之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坚持毛泽东正确的，纠正毛泽东错误的，大胆试验，勇于创新，开始找到正确道路，由此才发生“第二次飞跃”，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功不可没。新中国历史上的前30年和后30年确实是有着显著不同的两个阶段，但不管有多么大的不同，它们毕竟是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两个小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若就“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则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邓小平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他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己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因此，有些同志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依据而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立意义，仅仅把它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伸的观点，既不符合邓小平本人的思想，也不尊重历史实际。
那么是否存在着解决“第二次结合”主题的“第二次革命”呢?笔者以为是有的。如前所说，“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民族独立，唯一的办法和道路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党领导的第一次中国革命，它只是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需要革命，但它不限于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还包括生产力、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革命，而且这方面的革命更为根本。邓小平说得好，“革命不只是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同样，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报告中亦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称为“一场新的革命”。他说：“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确实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的又一次革命，而且与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它的内涵更丰富，任务更艰巨，时间更持久，意义更伟大。
四、毛泽东思想与“第二次结合”
有的学者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界定为只是“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于是便把建国后近30年的党的理论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的延伸，否认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独立存在及其意义。这种观点对吗?值得商讨。
说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革命”、“第一次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8年里继续在曲折中发展。毛泽东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殚精竭虑，大胆试验，艰辛探索，既取了巨大的成绩，也犯有严重错误。毛泽东没能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有解决好“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实现“第二次飞跃”。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的局限和遗憾。但我们在如实承认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犯的错误和所付出的重大代价的同时，更应肯定、承认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就单独列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项，以区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十分丰富，其中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从中国历史看，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者。我们党始终铭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贵宝经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和理论逻辑看，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无疑是“第二次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决不能把它看成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想的延伸。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两者在外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命名方式不同。毛泽东思想是以它的主要创立者的命字名命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以它解决的历史课题和任务的名称来命名的。承认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那就应顺利成章地承认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以主要创立者的命字名命的，两者之间虽然一脉相承，但其理论边界是清晰的，在外延上不存在交错的问题。同样，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者之间，在外延上也不存在交错的问题，因为两者均是以解决的历史任务的名称和性质来命名的。
在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看法上还存在着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定位问题。按照“第二次结合”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是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它的起始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的最终实现应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完成。依据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完成很可能要到本世纪中期，即新中国成立100周时。到那时候，中国将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富强、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我们的后代可以说，经过多少代人艰苦奋斗，“第二次结合”和“第二次飞跃”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了，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成了。由此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从这样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那毛泽东一代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试验，只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始阶段，是“正反合”辩证发展过程中的“正”的阶段，只是为“第二次飞跃”做准备。邓小平及后来者则在毛泽东的基础上开始找到正确的道路，形成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初步实现了“第二次结合”和“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正反合”辩证发展过程中“反”的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得到篷勃发展，成绩巨大，有目共睹，世所公认。我们今天对中国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比毛泽东时代大大前进了，发生飞跃。任何贬低、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在看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发展中存在的严峻问题：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地区差别扩大，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和权贵阶层的出现，党风政风堪忧，干部腐败和大案要案频发，劳动与资本矛盾加剧，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失落，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突发事件时起，生态环境恶化，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和道德严重失范，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绝迹了卖淫嫖娼、吸毒赌博、黑帮恶势力等旧社会的丒恶现象的复活和滋生，等等。这些负面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严重相悖，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担忧。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要求对现行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检讨和反思，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到更高的“合”的阶段。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合”既不是简单回复到第一阶段的“正”，也不是对“正”、 “反”两阶段积极成果的机械综合，而是在综合“正”、“反”两阶段积极成果基础上的创新，纠正和克服前进过程中认识和实践上的片面性，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的阶段的来到和实现，不仅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条件，需要有胆识和勇气。在“正”、“反”两方面的基础上做好“合”的大文章，这是全面实现“第二次结合”需要，是时代的使命。我们应有这种自觉性和使命感，将“第二次飞跃”推向新的阶段。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夜时曾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更艰巨，更伟大。邓小平则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经过60多年的实践，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复杂、更为艰难、更为持久、也更为伟大的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实践中，没有固定的模式。前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必然的。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改革发展来解决，守成不行，倒退更没有出路。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及时总结经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大胆创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与时俱进，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生机。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作者：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享是一种动力 分享是一种美德
分享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长按上述二维码，即可出现“识别图中二维码”提示，点击可只直接关注公众号
共享“思想火炬”新浪官方微博：@思想火炬
共享“北京习风堂”微信号：bjxft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