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关于科技生产力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习近平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具有在实践中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等内涵特征。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加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此，必须加大顶层布局力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宏观指导；大力发展新产业，形成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式现代化；政治经济学分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52）【作者简介】程恩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陈健，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一、引言2023年9月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9月8日，习近平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时，再一次强调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可见，新时代新征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的关键性战略举措。习近平之所以如此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统筹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培育发展新动能，建立安全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摆脱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问题，赢得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庄严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者，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促进各类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譬如，早在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随后半导体三极管、二极管以及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等相继研制成功，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在高铁技术、5Ｇ、6Ｇ、航天航空航海等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走在世界前列，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在新时代新征程，面对美西方国家加大技术霸权和封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必然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色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裕，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富裕要想更好地实现，也离不开新科技、新业态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大力发展，生产出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高质量产品。因此，新时代新征程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好意义重大，学术界有必要进行相关研究，为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二、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思想溯源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思想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思想渊源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对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多次强调科技生产力发展对生产、生活和增进人类福祉方面的巨大作用，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科技生产力理论。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一论述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通过发挥科技创新在生产力中的主导作用，实现经济发展的高效能、高质量。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技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恩格斯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考察时，对于机器大工业等先进科技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变革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指出：“印花业由于机械方面的一系列极其辉煌的发明，又有了新的高涨；由于这种高涨以及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的这类营业部门的扩大，这些行业空前地繁荣起来了。”可见，在新科技、新技术融入传统产业之中，不仅能够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实现规模化发展，也能带来商业等其他部门的发展，因而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美好生活的实现和各行业的复兴与繁荣。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技革命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恩格斯写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新科技的重大意义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习近平所强调的新质生产力，就是代表新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高质量生产力，因此，其对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意义重大。四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造福人类。如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指出：“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本身不具有阶级性，关键看科学技术是由哪个阶级来主导，而习近平强调包括科技在内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造福人类的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是坚持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来主导，必然会用科学技术为本国人民和整个人类造福，而如果是以私人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主导，则必然会运用科技实施对内对外的剥削和财富掠夺，实施科技和经济的国际霸权行径。这就是为何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新科技发展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获得应有的增长，反而凭借科技领域的先发优势推行科技霸权，阻碍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和提升民生福祉；而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坚持科技发展造福本国人民，还坚持与世界各国共享科技成果和科技现代化带来的红利，在与其他国家科技合作中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共同推进科技发展。要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技生产力思想蕴含着要发挥新科技、新技术等先进生产力对生产效率提升、增进人类福祉等的作用，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2.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技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创新，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摆脱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三座大山”压迫造成的贫穷落后困局，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科技生产力发展，多次强调要重视科技创新，采用先进技术，并把科学技术提高到战略高度予以重视。他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同时，为了更好地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动员社会各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我国尽管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经济技术封锁，但科学技术在很多方面还是有重大突破（当然与五十年代苏联的大力经济建设援助密切相关），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自立自强的保障。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非常重视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邓小平同志不仅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对科学技术如何发展进行了论述，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他强调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提出科技事业的发展，“要搞统一规划。规划中，不单是确定研究项目，对研究机构的调整，哪些该合，哪些该分，也都要考虑”。他还强调通过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指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他强调要加强科技交流合作，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江泽民同志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提高到新的高度予以重视，提出“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在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一时期，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党的十五大上将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到新高度，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并且成立由国务院总理担任负责人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还注重通过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促进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如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法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为推动科技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胡锦涛同志在继承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提高到新高度，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这一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自主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发展创新文化、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等的重要性。他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选择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全局的若干领域，重点突破，努力在关键领域和若干技术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把建立创新型国家作为经济建设若干重大举措之首。要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推动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技生产力理论，为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三、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内涵特征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新特点，主动契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而进行的理论创新。之所以说其是适应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展主题的关键，主要在于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一种跃迁式发展，它是一种强调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生产力，其发展具有显著的高效率、高质量的特点，这就与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展主题相契合，是对传统粗放型发展路径的一种超越，强调发挥创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注重新产业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形成新产业新业态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推动各类产业优化升级，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其内涵特征主要表现如下。1.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赋予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便是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的积极回应。具体来讲：第一，新质生产力是强调发挥新科技重要作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必然需要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高水平的研发机构和生产机构、高质量的生产资料等，这就必然倒逼各高校、科研院所、生产性企业等供给高水平科技人才、研发高科技产品、生产高质量产品等，这些就必然使得生产和再生产各环节实施好高质量发展。第二，新质生产力强调发挥新产业新业态的主导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新产业新业态主要包括世界一流芯片、人工智能、世界一流机器人技术、5Ｇ和6Ｇ移动通信技术和设备等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业，这类产业如能在产业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必将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因此，其发展具有鲜明的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性。第三，新质生产力强调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要想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要发展好新产业，还应采用新科技、新技术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促进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和高质量发展。２．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凸显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本质要求，促进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为共同富裕而有效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生产效率。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为主要代表新产业的快速发展，既能形成新产业高端发展产业链，不断提升新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和生产效率，而且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发展中对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作用明显，尤其是随着新一代数字化技术推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来临，数字化有力促进了其他新科技的发展，如促进了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新科技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合力，如此也必然会从整体上提升生产效率，为夯实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助力。其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为共享共富创造新平台、提供新保障。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不仅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也为不同区域公平地共享各种信息资源、商业资源等提供了平台保障，平台经济也可以借助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契机，实现巨大发展。其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能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资源合理布局和优化、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新契机。对于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也可以借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补齐利用各种优质资源不足的短板。简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的内涵特征，是实现美好生活和智慧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四、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新征程，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加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加大顶层布局力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宏观指导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经济发展史可知，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良好的顶层设计是分不开的，因此，新质生产力要想更好地推进，必须加快相关顶层设计，提供宏观指导。一是从中央层面成立由国家领导同志担任负责人的新质生产力推进机构，专门负责进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层设计及对各地方政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情况进行督察落实。具体来讲，一方面，在相关机构的建立上，应建立由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的新质生产力相关推进领导小组，国务院相关分管领导，担任组长，专门负责统筹推进相关顶层设计规划、政策制定、督察考核等工作，明确各相关部门的相关职责，如政策制定、督察考核由哪些部门负责，应进行明确，并制定详细的督察考核体系，同时，对于各地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考核督察等应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形成官方督察和第三方评估协调联动的考核评估体系，从而确保考核评估的科学性、精准性。另一方面，领导小组还应建立常态化的调研机制，为进行相关顶层设计提供依据，确保进行的顶层设计能够接地气，提升政策制定和宏观布局的精准性。二是加快出台相关鼓励性支持和引导政策，助力形成鼓励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氛围。如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企业等市场主体给予何种奖励性支持政策，应通过政策的设计予以明确；同时制订鼓励性引导政策，如通过税收、贷款、财政资金等倾斜性支持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鼓励性支持和引导政策应建立精准的企业分类范围，对于哪种类型的企业进行鼓励和支持应进行明确；另外还要通过有效的政策制度设计，防止鼓励和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资金等被挪作他用。三是确定若干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发挥对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示范引领作用。如对于科技基础优势比较突出、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广阔前景的地方，从中央层面确立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示范区和国家级新质生产力发展创新园区，为示范区提供倾斜性的支持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四是从中央层面建立若干个世界一流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技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支撑新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科技基础支撑。具体来讲，一方面，应鼓励各地方主动申请建设国际世界一流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任务，采取“揭榜挂帅”等方式推进此项工作，明确目标责任状，确保能够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从中央层面赋予一些科技基础好、具有重大科技创新潜力的省市、地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任务，但是，也同样需要严格考核，明确在一定时间实现相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五是从中央层面布局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防止一哄而上，造成资源浪费，项目重复建设等问题。当前中央层面应做好相关顶层设计规划，发挥好有为政府的作用，对于一些项目的审批等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对于各地方应做好相关指导，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作用，减少资源浪费和项目重复建设等问题。通过以上顶层设计，推动形成新产业为主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方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加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宏观指导。2.大力发展新产业，形成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支撑，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基于此，必须通过切实举措加快促进新产业的发展，形成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新质生产力大发展、大繁荣。一是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于新产业发展的支撑和引擎作用。要想形成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进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科技的技术创新，形成向纵深推进的新产业体系，实现新科技的产业化、全覆盖，尤其是要加大新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布局力度，如此，不仅可以助力形成新产业在国家整个产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有利于发挥好其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从而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助力，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关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促进科技向善。二是将新产业发展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进行有机结合，从而确保新产业能够在国家重大战略的布局和推进中获得稳步推进。国家为了推进重大战略稳步实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出台了系列支持性政策，新质生产力如果能够与这些重大战略进行对接，必将助力新质生产力更快、更稳发展，如新质生产力可以借助国家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部崛起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新基建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带来的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三是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通过高校、科研院所等平台，加快新产业所需人才的培养，建立强大的人才供给体系。新时代新征程，要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通过切实举措，深入实施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人才，为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助力。其一，各高校、科研院所应加快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关专业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高标准、高水平进行相关人才培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保障。如设立新能源专业的本硕博专业等。其二，各高校、科研院所应对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任务，注重新质生产力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意识培育，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本硕博培养体系，摆脱传统的唯分数、唯论文等单项学业考评体系，形成多维度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而助力学生创新意识的培育，进而精准培养出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人才。其三，各高校、科研院所应积极和企业进行合作性人才培养，不仅开展冠名班等本科人才培养，还开展联合培养硕士、博士，共建博士后流动站等，从而培养出能够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真正人才。其四，建立充分利用中国强大的继续教育、中职、高职体系，发挥这些教育资源在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高级技术工人方面的作用。通过以上举措，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保障。四是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契机，积极拓宽中国新产业的海外布局。形成国内布局与国外布局的协调联动，在拓展中国新产业发展空间中促进中国新产业做大做强。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一带一路”经过10年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生福祉的提升，这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新契机。正如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10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新时代新征程要想更好地推进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一带一路”建设“创新之路”的契机，积极在“一带一路”布局中国新产业，如此，不仅能为沿线各国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也能提升中国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新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布局，还应创新投资方式，如可以采用与当地合资、合作等方式进行，如此，可以与当地政府、企业等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企业能够在投资、运营等各个环节顺利推进，为中国新产业做大做强提供空间保障。五是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新产业发展。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而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很显然也包括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此，应对标构建新发展格局关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本质特征，加快对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端芯片、航空航天、5Ｇ和6Ｇ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建立突破世界一流技术短板的重大攻关机制，促进科技自立自强，破解西方大国的技术“卡脖子”问题，提升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发挥新技术为代表的新产业在畅通国内大市场、联通国内国际市场中的作用。如充分发挥5Ｇ和6Ｇ等新基建在互联互通建设中的作用，而且新基建目前在互联互通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目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新基建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如农村、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基建水平还存在差距，这就为在农村、中西部地区进行新基建布局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等等。通过以上举措，形成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3.加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拓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在这些产业中传统产业还占有较大比重，而且传统产业的发展对于新产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新产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等也需要传统产业高质量供给。因此，应加快路径举措创新推进这些传统产业向高效率、高质量方向发展，凸显新质生产力的特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加快新技术、新科技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我国传统制造业大都是国有企业，如中国一汽等企业，其发展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力量，也是巩固我国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主要力量，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力量，其发展好意义重大。因此，必须通过切实举措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高质量发展主题，提升全球竞争力，这就需要发挥其主动迎接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契机，加快融合新技术、新科技，从而提升发展效能，凸显高质量、高效率性，如对于传统制造业应加快推进智慧制造、智能制造建设，不仅在生产环节融入新技术新科技，在管理、流通等环节也应采用新技术新科技，实现生产、流通等各环节的智能化、高效化，从而使得传统制造业实现系统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进而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加快对高耗能、效率低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促进其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我国高耗能、效率低的传统产业改造好对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通过切实举措，促进其转型升级发展，如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加快对高耗能、效率低的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注重新投资的传统产业的质量，严把质量关，使其在前期投资源头上就注重高质量性，能够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提升企业发展效能；对于高污染、低效能，且没有改造价值的传统产业应实施关停或整体转型，但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一关了之，应采用新技术、新科技在原有的厂房、设备等基础上发展创新创意等新产业，如一些高污染、低效能的小型钢铁厂、化工厂等在进行关停的同时，融入新科技等元素，改造成新产业，这既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又能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创新元素，开辟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快利用新技术、新科技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高效能、高质量的集群化方向发展，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一流现代化产业集群。要想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可持续性产业支撑，必须打造世界级现代化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现代产业的合力。具体来讲，一方面，应加快新技术、新科技对于传统产业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度，形成万物互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利益互联、联合攻关重大科技创新的产业发展共同体；另一方面，对标世界前沿科技发展水平，加快研发力度，形成世界前沿科技支撑传统产业高端化、高效能、智能化发展的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四是切实发挥科技创新对于实体经济类等传统产业的支撑性、引领性作用。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这也是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实体经济的原因，多次强调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防止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教训表明，虚拟经济过旺，容易造成经济危机等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切实举措，促进实体经济等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要发挥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在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加快实体经济等传统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升其产品附加值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还应对实体经济等传统产业实施整体性技术改造，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等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五是建立有利于在利用新科技、新成果改造传统产业中培育新产业的发展体系。新产业的发展不仅对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也对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而新产业不仅产生于新投资、新布局之中，也产生于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中，通过采用新科技、新成果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中也会催生新能源汽车、新医药、新材料等新产业，应充分利用好这一契机，在改造传统产业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通过以上举措，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拓宽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4.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要想赢得在国际发展中的战略主动权，必须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第三种经济优势，这种经济优势强调和突出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这种优势不仅要体现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产业部门，还应体现在我国传统产业、中低端产业部门，其实质都需要掌握具有自主研发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这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意义重大。基于此，拟提出如下举措，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一是牢固树立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问题，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复杂，知识产权的竞争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重要方面，这种竞争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来临，显得更为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知识产品领域的优势，在世界交往中获得更大利益，甚至实施技术霸权主义等，造成了南北国家发展差距日益加大。因此，要想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地位，促进全球化向包容普惠方向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但是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中长期处于中低端位置，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通过切实举措做好表率，发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示范引领作用。其一，通过宣传教育，使得各类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对于发明创造应主动申请专利。其二，对于商标等应主动注册各种类型商标，牢固树立商标意识。像索尼等跨国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的数量高达上万件，其商标注册的数量超过我国一个城市商标注册数量的总和，这也是索尼公司自1946年成立至今，能够从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应积极学习借鉴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经验，加快在商标注册领域的布局，抢占商标注册先机，树立商标战略意识。其三，国家相关部门也应进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为我国各类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个人等进行专利申请等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制度依据，同时相关执法部门应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督察工作，确保知识产权保护能够落地实处，营造一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浓郁氛围；其四，还应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品的国际标准体系，助力中国标准走出去，如此，不仅对于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意义重大，也有利于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益，促进全球化向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如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标准在“一带一路”沿线先行先试，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认可后，让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得到切实的实惠后，再向全球推进。通过以上举措，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问题，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深入实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打造享誉海内外的国际知名品牌提供基础性支撑，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基础，创新是目标。纵观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这两个核心竞争力，不仅对于企业在发展中赢得战略主动，迅速掌握世界市场意义重大，也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更是一个国家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如苏联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苏联当时强大的技术支撑是重要保障。基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快推动我国各类产业涉及的技术的创新力度，实现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自立自强，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摆脱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的问题，如此也能为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提供基础性支撑，助力新质生产力大发展、大繁荣。具体来讲，其一，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关键核心技术支撑，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安全性，增强我国产业链韧性，这就需要发挥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种力量，形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合力，形成主动创新、主动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氛围；其二，鼓励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加快建立能够体现科研人员价值的科技创新体系，形成鼓励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氛围，如对于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产生的收益可以采用按照贡献进行分红等举措，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如此也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三，加快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平台的打造，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保障。目前很多企业缺少科研平台，而且由于实力、时间等因素，如果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科技创新，还存在一些短板，必须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作用，实现二者的对接，在这过程中需要打造相关平台，确保各类企业能够有产品创新的平台，而且如果缺少这一平台将使得这些企业不得不高价进口国外相关技术，从而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不利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以上举措，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提供基础性科技支撑。三是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具价值国际知名品牌。当前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强烈，品牌意识也逐渐增强，人民往往倾向于购买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认为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质量肯定好。因此，往往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其市场占有率往往较高，而且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体的品牌意识也逐渐增强，这就表明广大人民群众的品牌意识已经从总体上获得显著提升。同时，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也表明，品牌多少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品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都有相当数量的国际知名品牌，美国的通用、日本的松下、德国的奔驰、韩国的三星等，都在国际市场的相关产品门类中具有长期的可持续的占有率，有效地支撑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我国必须通过切实举措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好。其一，通过对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任务，加大“出口创牌”力度，提升我国品牌的国际知名度。我国的华为产品、比亚迪汽车、高铁等之所以能够打造成世界知名品牌，与其长期坚持的“出口创牌”战略是分不开的，基于此，我国各类企业应深入实施好“出口创牌”战略，打响国际知名度，而不是围绕眼前利益，以出口创汇为主，应在有一定效益的同时，花大力气提升企业的产品知名度，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客户源，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出口创汇，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品牌经济’”。因此，我国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树立品牌意识，打造以品牌提升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其二，应对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针对我国具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这一现实，在我国百姓中通过产品质量和信誉打响产品品牌，形成内部客源和外部客源协调联动的产品需求体系，共同推动品牌知名度的提升；其三，深入实施品牌知名度提升战略，不管对于新产业，还是对于传统产业，都需要在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的同时，对于品牌知名度的提升，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和谋划，对标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品牌的建设标准，进行培育和打造，如我国各类企业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展现良好的信誉和质量，提升品牌知名度。（注释略）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创者，毛泽东从四个方面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做出了卓越典范：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二是及时科学地解答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课题；三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系化和学理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四是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深刻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回顾毛泽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典范作用，对于我们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掌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作者：王传利（1967-），男，山东济宁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朱思远（1995-），男，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研究。来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2023年6月30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六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历史的结论。”[1]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2]1471，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创者，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卓越典范。一、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的典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列强纷纷入侵、国家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尊严惨遭践踏，民族文化饱受摧残，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寻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真理，前赴后继地进行了种种尝试，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尝试过了，结果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这一次次真诚的拜师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被欺凌的状况，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惨痛的现实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1470在对国家和民族出路的苦苦探寻中，直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国人才将目光转向俄国，转向马克思主义，自此之后，中华民族的面貌就要起变化了。正如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471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下求索、四处奔走。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广泛涉猎各种主义和学说，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另一方面，他在实践中积极进行各种尝试，如开展工读互助、进行“新村”建设、组织湖南自治运动等。他非常注重对这些学说和主张进行独立思考，并结合实践的成效进行反复对比。正是在对各类主义和方案进行反复比较，并结合实践一一鉴别的基础上，毛泽东才慎重而又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自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就矢志不移，坚守了整整一生。正如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的：“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131毛泽东的一生，是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一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左”倾教条主义。在革命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并不被当时的共产国际看好，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克思主义，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也给毛泽东戴上“狭隘经验论”的帽子，不断地对他进行排斥和打压，指责他的思想和主张是“右倾错误”和“富农路线”。但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恰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没有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毛泽东则为马克思主义坚守了一生，为了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下，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始终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马列著作，并热情地向同志们推荐，他“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4]106他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亲自圈定“干部必读”书目，在党内大力倡导学习马列主义，并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党内领导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他深刻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5]533毛泽东的一生，也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一生。从韶山冲走出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童年是在四书五经的滋养下成长的，少年时在湘乡和长沙的求学经历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投身革命后，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忽视中国民族特点的错误倾向，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同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5]534毛泽东非常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数千年的丰富历史遗产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深刻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3-534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都广泛涉猎。他通读了浩瀚的二十四史，多次引用其中的典故来教育干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6]318而毛泽东无疑是其中的卓越代表。习近平指出：“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1]在对马克思主义魂脉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坚守方面，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典范，对此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深刻总结，以指导当今的理论创新工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二、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的典范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既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确立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也是在不断解答时代新课题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就在于它能够正确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面临的困境，能够揭示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能够指明中国摆脱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出路。但“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7]106，中国的许多实际问题绝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搬过来就能解决，还需要中国同志下功夫去研究、去灵活运用，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正如他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8]379毛泽东正是在对中国实际的扎实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及时科学地解答了中国面临的一个又一个时代课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向前进。第一、及时科学解答了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时代新课题。“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2]1357为了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9]57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再加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十分强大的农村环境，给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增添了许多难度。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艰辛探索，从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这五个方面解决了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时代课题。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毛泽东主张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武装全党，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确立和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纠正了形形色色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在政治上从幼稚走向成熟；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一切非组织的观点和行为；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毛泽东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反对无纪律现象，规定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毛泽东系统总结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肃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正是在此基础上，全党实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大大增强，这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力量。第二、及时科学解答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时代新课题。近代以来，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的民主革命并不彻底，这一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中，系统回答了三个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规律性问题：一是区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了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阶级、依靠力量和发展前途，指明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到，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以城市为中心，而是先要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战略的提出犹如拨云见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三是总结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总结并得到实践检验的规律性认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及时科学解答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以及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方法和步骤，仅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这一改造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是一大创举，从此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习近平曾高度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丰功伟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10]8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1]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和时代穿透力，就是因为满足时代需要、反映时代声音、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就是因为它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而是及时科学地解答时代新课题的实践着的理论。三、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典范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11]309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结论和归宿，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这三个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2]13的毛泽东思想，不仅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体系化、学理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卓越典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全面概括，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这六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每一个部分都自成体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基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阐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共举的方针，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各项政策，对人民内部的民主与对反对派的专政结合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处理好各项关系，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阐明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一系列重要原则，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战术；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从领导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出发，充分论证了政策和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规定了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一般原则，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发展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等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从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多个方面全面阐发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深刻论证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系统阐释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原则和方法。正如邓小平所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13]44毛泽东思想的这六个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贯穿其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党的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而得出的宝贵经验。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离开人民就无法得到落实，只有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才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将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人民立场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得出的必然结论。各国人民要立足本国，依靠本国的力量，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将主要希望寄托于外部环境而不是自身力量，一定会遭遇失败。习近平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1]在实践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并及时推进创新理论体系化和学理化，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和学理化，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做出了光辉的典范。四、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的典范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14]8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都必须紧紧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1031人民在毛泽东的心中重千钧，毛泽东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改天换地的秘诀就在于依靠人民，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也源自于人民，他既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创造历史伟业的领袖和导师，又是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的典范和楷模。第一、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5]1094是共产党人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15]933，如果共产党员不联系群众，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和创造力就会枯竭，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15]933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紧密依靠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汲取到不竭的智慧。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扎根群众实践的理论，才是符合人民利益、解决实际问题、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毛泽东深刻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15]1095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也是推进理论创新的一条基本经验。第二、在深入调查研究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毛泽东是党内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创者和倡导者，他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8]382的著名论断。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多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获得一手资料，了解社会情况，以此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农村亲自做过多次系统的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正是在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才能逐渐摸清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深刻指出：“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16]261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展开科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第三、在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理论来源于实践，党的科学理论来源于亿万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实践经验。“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7]19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1964年8月29日，面对外宾的提问：“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真诚地表示：“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18]401毛泽东相信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而共产党人要做的就是走到群众中间，同群众相结合，将群众的经验总结出来，他强调：“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15]9331955年，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就是他对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大集中和大总结，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逐渐形成，明确了在中国农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和途径。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产生的，它来源于群众、植根于群众、造福于群众，因此才能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适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要、指引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参考文献[1]

转自“人大习研所”微信公众号作者简介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概念，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开启。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阐释，弄清其“何以提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田鹏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

转自“昆仑策网”微信公众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国情状况和阶级关系，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基本性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成功地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中国具体国情，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篇之作。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伟大结合的理论产物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是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联系的，什么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什么时候就发展，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就会失败。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中国必须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出路。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就必然选择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选择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必然带来并持续不断地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只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解决了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管用，没有普遍意义；二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相信自己的经验，不相信理论的指导作用；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这三种表现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实践。中国社会的国情实际、中国革命的实践实际，需要并催生了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艰苦的探索，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缔造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依靠这三大法宝，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世界近代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完结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正是在这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与特征、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与特点，明确了指导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国文化的实际，需要并孕育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相结合，是实现“两个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靠马克思主义立党、兴党、强党；靠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高度重视结合中国实际，吸收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话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既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先进思想的指导作用，又高度重视以外来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吸取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精华，持续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和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既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的拿来主义、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之根的最佳结合。譬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又吸收了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矛盾观点和矛盾方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又吸收了中华传统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实践论的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又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知行统一观的思想成果。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丰富与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个理论创新。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同志领导开启了第一次结合，形成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领导全党开启了第二次伟大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创新观点，发动了第二次飞跃，丰富和发展了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形成作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同志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际地推动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的艰辛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道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1949—1953和平恢复时期，外御帝国主义侵略，内治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增长；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稳步推进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地实现了较为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华民族走上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1956年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探索。鉴于前苏联与中国国情的极大差别，又由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和弊端，毛泽东同志很快意识到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模式，必须摸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原则和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具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认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制度条件、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毛泽东同志积极领导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也正是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实践进程中，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得出了中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创造性地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根本方针；确立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等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包括与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充实和丰富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作的著述中，吸收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范例可以信手拈来、不胜枚举，譬如“双百方针”、“两类矛盾”、“三个世界”、“十大关系”等重大论述、论断和思想。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跨越两个不可分割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是这两个阶段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毛泽东思想其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理论：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三是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创新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二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飞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出中国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充分准备；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不间断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回答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一重大课题。创立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创立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和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包括与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实际的最佳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基本理论可以理解为两个部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具体领域又可理解为五个部分，即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理论。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简单运用，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以至世界东方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整体、在众多领域都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都作出了卓有创新的贡献。毛泽东思想不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产生发展全过程和理论体系各方面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和丰富发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确定党领导人民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战略策略，达到推动历史前进的目的。群众路线，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交流，学习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成果。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观点。实事求是，讲的是唯物论、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群众路线，讲的是政治立场、政治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倘若离开了群众，实事求是只能局限在头脑中，停留在口头上，实事求是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独立自主，讲的是民族精神、自主精神和主体精神，如果一切听命于他人，跟着外国指挥棒转，就不可能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必然脱离人民群众，违背实事求是。三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起统帅和决定性的作用。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追求和倡导的中华民族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远大理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毛泽东思想包含的许多原理、原则，贯穿其中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朽的、永远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指导意义，现在和今后都具有重要的指南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作者系南开大学终身教授；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作者：张金才（1968—），山东德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转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提出的“第一个结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以及“两个务必”等重要论断进行了丰富与发展，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形成了“三个务必”等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两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打开了理论和实践创新更为广阔的空间，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答案”从内外两个方面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保证，从党政两个角度和前后两个时期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了接续探索和思考。“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三个务必”的首要目标；“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三个务必”的核心要点；“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三个务必”的鲜明特质，蕴含着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洞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对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提出的“第一个结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1]以及“两个务必”[2]等重要论断进行了丰富与发展，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形成了“三个务必”[3]等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实践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202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实践。文化与文明概念的由来“文化”一词较早完整出现在西汉刘歆《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有“以文化人”的含义和以礼仪、知识教化的指向。西晋学者束皙也提到“时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内辑，武功外悠”，[2]表明了万物之生，各由其道、皆得其所仪的意思。“文明”一词则最早出现在《周易》等典籍之中，有着文采光明、文德辉耀的意思，如《周易·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

“历史”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与特征的理解，不仅关乎人们如何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视野，更关乎我们对身处其中的当代生活采取何种理论态度。在人类历史面临重要转折点的今天，重新理解作为马克思“历史”概念的突出特征的总体性，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总体性特征的阐发关于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总体性特征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予以详细阐发。在这本书中，卢卡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的著名观点，而他这里所说的方法，主要就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借鉴而来的辩证法。从卢卡奇的讨论来看，这种辩证法具有两个基本维度，一个维度是历史中部分与总体的辩证法，另一个维度是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总体，却总是以部分或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既作为历史主体又作为历史客体的无产阶级，将打破这种部分或现象所造成的永恒幻相，在革命斗争中实现对于历史总体的认识。这样一来，如何理解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总体性问题，就成了把握马克思的方法的关键。卢卡奇对于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总体性的讨论，有两个不同方向，一个是纵向的，另一个是横向的。所谓纵向的讨论，是指卢卡奇将历史的总体性理解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所谓横向的讨论，是指他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各种要素的总和意义上理解历史的总体性。在关于马克思的方法的分析中，卢卡奇主要从横向的角度来理解历史总体性问题。这就是说，卢卡奇更多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整体性的意义上来讨论“历史总体”的。卢卡奇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思想作为自己理解历史总体的根据，将商品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产生的“物与物的关系”即“物化”现象视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社会现象。“物化”的理性化特征具有相当程度的迷惑性，从而使得资产阶级思想家基于这种现象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做论证，而无法看到这种现象只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即真正的“社会”意义上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之后，才能在自己的斗争中把握作为现实的历史总体即社会。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打破“物化”的迷雾并把握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总体，是以对象的“结构性构造原则”和“真正的运动倾向”作为中介而实现的。就对象或社会现象来说，它的“结构性构造原则”和“运动倾向”指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对于这种对象“自身的客观具体的结构本身”的必然朝向，其作用在于超越现存对象的直接性，揭示作为“真正的历史的力量”的总体即“社会”。卢卡奇对于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总体性特征的这一阐发，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意义深远：一方面，按照这种解释路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应当更多地从“历史总体”而不是“历史事实”的角度加以理解，因而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历史叙事，应摆脱经验主义的直观性和片面性，更加重视历史的总体性维度；另一方面，既然历史总体才是历史的根本性维度，“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过程”所涉及的各种对象，比如商品、货币、资本、阶级等要素，只有在总体性维度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那么在这些具体历史要素与历史总体之间寻找到具有确实性的中介，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基本课题。卢卡奇关于历史总体性思想的局限性尽管卢卡奇关于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总体性特征的理解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思想无懈可击。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其内在逻辑展开分析的话，会发现其中隐含着若干非自洽性。首先，卢卡奇在其关于“历史的总体性”的理解中，将他所理解的来自黑格尔的部分与整体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相嫁接，必然产生逻辑矛盾。表面上看，通过这种嫁接，卢卡奇将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稳固地建构在了作为物化现象的“部分”与作为社会本身的“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基础之上，但事实上这种关系的逻辑却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既然脱离了整体的部分就不再是部分，脱离部分的整体也不再是整体，而与此同时，所谓“部分与整体的辩证法”又意味着部分和整体首先应被当作两件不同事物来对待，那么关于与整体不同的部分和与部分不同的整体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何以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说明的问题。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辩证法中，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是因为，在那里概念之间建立彼此间内在而辩证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一个概念的内涵中总会包含这一概念的规定所无法容纳的内容，这种溢出的可能性将最终被揭示为是由这一概念的规定是作为总体的绝对理念的内涵的一部分而造成的，而绝对理念本身由于在作为个别性概念被给出的同时在内涵中展现出自己的总体性，于是就能够作为总体性和个别性的辩证统一或自在自为的存在而与其他诸概念建立起部分与总体的辩证关系。显然，由于马克思面对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黑格尔完全不同，在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中可以成立的部分与整体的辩证法就很难在逻辑上无困难地建立起来。恰好相反，由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与诸社会现象（如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等）相并列的个别性社会现象，从而并不具有黑格尔绝对理念概念的个别性和总体性的统一这一特点，因此我们实际上无法在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中建立一种逻辑上说得通的部分与总体的辩证法。其次，卢卡奇将马克思独特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理解为“从部分上升到总体”，会错失对于马克思“历史”概念本身的总体性的确实把握。卢卡奇将马克思的现实概念理解为历史总体，要求超越经验主义只拘泥于“历史事实”的直接性视野，这无疑体现了他深刻的理论洞见，但卢卡奇所设想的超越直接性、达至历史总体的路径却是含混不清的。这不仅是因为，“结构性构造原则”和“真正的运动倾向”这两个被卢卡奇当作社会现象与历史总体之间的“中介”的概念，由于所体现的其实只是“朝向总体”这一外在设定，因而其内涵并不清晰，也缺少真正的可操作性；更是由于，当卢卡奇将“物与物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的关系视为作为部分的现象与作为能决定部分的总体的本质的关系时，他实际上无法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物与物关系的分析为什么实际上总是与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因而被卢卡奇理解为总体的“社会”其实并不是在马克思全部分析的终点才出现的。最后，按照卢卡奇的这种理解方式，马克思的具体的“历史”概念就成了可适用于不同时代的抽象概念。卢卡奇敏锐地看到，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是一个内在地包含历史性维度的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主要指的是“特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而不是由前后相继的历史事实所构成的一维线性历史；但由于卢卡奇并未对“部分与整体的辩证法”本身的适用性进行前提批判，因此尽管他主要是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语境中来讨论历史的总体性问题的，但他的分析事实上却将这种总体性连同“历史”本身推向一种可普遍化的抽象逻辑。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总体性特征卢卡奇的工作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他将马克思思想、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辩证法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从而忽视了二者的根本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无论在基本主旨还是理论形态上都是根本不同的。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如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如果将辩证法理解为与具体对象“内容的内在自身运动的形式”，如果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与黑格尔根本不同的话，自然需要引入不同的辩证法展现与对象的具体内容直接相关的“自身运动的形式”，即以过程性形式呈现的客观性维度。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何以马克思一方面称自己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仅不同，而且“截然相反”，但另一方面又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目标，在于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客观性维度中所包含的自否性，因此如果说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时代具有一种历史总体性的话，那么这种总体性当然可被理解为马克思辩证法所朝向的方向，就像我们在卢卡奇那里所看到的那样。不过，这种总体不能再被理解为一种直接包含并决定各个部分的存在形式的整体，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时代诸对象的历史性现实运动前提。这种前提并不将具体的社会现象（如卢卡奇所强调的对象性关系）作为自己所“包含”的部分，而是将这些现象作为具有普遍性的“显像”被生产出来的条件或机制，因此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种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现成的实体性存在，而是要在一种结构性运作中展布其普遍性塑形力量的特定社会结构。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先行存在一种与各种局部性现象既直接对立又决定前者的“历史总体”。毋宁说，历史的这种总体性维度正是作为诸现象的“给出方式”而展现自身的，因此它并不是另一种对象（哪怕是具有“绝对性”的对象），而是与诸对象如影随形却无法被对象化的功能性整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整体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部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共谋关系”。这样，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能够体现历史的总体性特征的概念所展现的，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与物被普遍化塑形的时代特征，而不是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更具有“本质”性的“人与人的关系”，因而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的总体性维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性特征。也就是说，是只能与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特征。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赋予体现了资本主义时代特定历史阶段这一基本内涵的“历史”概念以总体性特征，也正是由于，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才会产生具有普遍性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因此，不是从“对象性”出发，而是从历史性的“普遍性”出发，才能避免将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及其总体性特征抽象化处理。也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何以可能在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现自己独特的辩证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观念中以“永恒性”的方式确认了资本主义时代诸社会现象的普遍性，但他们囿于时代以及自身的界限而无法辨识这种普遍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则从这种普遍性（在政治经济学中这一维度具体体现在各经济范畴的“形式规定”中）出发，追问使得这种普遍性得以可能的历史性前提，并在这种追问中展现自己对于历史总体性特征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理论周刊”微信公众号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我谨就中国悠久历史的连续性和中国文化突出的创新性，结合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创造性转型谈一点个人体会。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确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特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追求日新、日日新是中华文化的根脉。周代商后，周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周天子一统天下，因为实行分封制，造成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纷争和战乱。孔子说“吾从周”，所从的是周的礼制，意思是遵从周代开创的礼制文化，以此阻止诸侯竞争发生礼崩乐坏，反映他希望维护周的统一。秦扫六合，统一全国，实行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地方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令黔首自实田”，使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得以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国家统一实现了，国家制度创新了，社会前进了。这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典型表现。“汉承秦制”，西汉、东汉400多年，基本上沿袭秦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有一些具体制度的改革，“文景之治”，与民休息，促成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最重要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尊崇儒术，儒家学说成为长期主导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时期300多年，社会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皇帝制度不变，中央政府形成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政治体制。在人才制度上有了重大改革，以科举制取代了汉以后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度。采用科举制是选拔人才上的重大进步，使出身中下层的士人可以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进入各级政权机构，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次重大的文教体制的改革。元明时期，为时约370年，除了维持皇帝制度不变，地方管理上形成、确立了行省制度，延续至今，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中央层面，明朝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负责政府工作，开始形成君主专制。清朝267年，延续明朝制度，出现“康乾盛世”，实施对少数民族因俗而治的政策，加速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领土主权沦丧，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面临严重困难局面。面对这种局面，晚清时期国家出现了两种改革力量。一种是清政府层面，先是洋务运动，想借用西方的洋枪洋炮，以为“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未能成功，甲午一败，前功尽溃；接着是戊戌变法，试图借鉴西方国家制度改变国家困境，也未成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实行新政，试图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改行君主立宪，改革未能完成，革命派起来了。革命派是来自民间的改革力量。革命派认为清朝政府不足以扭转国家的困难局面，决定另起炉灶，推翻皇帝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改采议会制度，试行政党政治。这个试行脱离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根基，未能成功。这个时候，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化学说，西化主张活跃于报刊。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极大挑战。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挑战，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面貌，迎接新事物，在旧中国的基础上树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进了中国。面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乱象，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在一定意义上与大同理想、天下为公主张相契合，容易为中国人接受。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中国革命的路线及主张的，这个路线、主张就是在中国和世界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团结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在这个极大的挑战中站了起来，不仅赢得了过去，也赢得了未来。这个结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不能成功？因为它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造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政治的对立，国家、社会分裂，不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脱离了人民。为什么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制度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实际的政策方针，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动员了人民群众，极大地团结了各阶级阶层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某一利益集团谋福利，赢得了民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执政党和参政党不是朝野关系，不是不同利益集团关系，而是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协力关系。民本观念即民为邦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转化，我们站得更高，懂得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我们的革命依靠人民取得了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依靠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也是聚集民心的核心力量。对国外有关中国历史文化中断的驳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关于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国外学术界有过讨论。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1949年的断裂与连续是西方学界一个传统的议题。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在一本讨论德国历史的著作中提出过中国历史连续性问题。1990年柯伟林发表文章，从工业及国民经济规划的角度，认为在这一领域，大陆和台湾在1949年前后都没有发生急剧的断裂。日本学术界也很关注，山田辰雄、国分良程、久保亨教授等都发表过文章，展开过讨论，中国学术界也有反映。在这个讨论中，一些意见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中断了，不存在连续性了。大概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等等与1949年前的中国完全不同，从中找不到历史的连续性。这种意见只是皮相之见，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背后的文化支撑，是看不到中国历史的本质的。创新与改革是始终围绕中国历史进行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起源，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夏商周时期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制度与秦汉时期是不同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经历的时间很长，具体的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国家的组成方式，历朝也不尽完全相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它的社会制度与清朝以前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性质、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土地制度与历代不同，不需要大惊小怪，这是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突出的创新性与历史连续性。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极大的创新，不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断裂。这种制度创新寓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之中。我们看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要看是否保持了国家大一统局面，是否保持了中央集权制度，是否保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否保持了意识形态一致性，是否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看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福祉、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历代王朝，凡是做得好和比较好的，大都可以维持数百年，做得不好的，可能气运短些。背后的文化因素，就要看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自强不息等思想是否继承了，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张是否传承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是否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高度肯定了中国历史文化对人类的贡献，高度肯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始终坚守了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为创造中国现代文明作出了始终不渝的努力。中华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是可贵的，但主要是为封建社会服务。我们今天要继承这一思想，就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按照唯物史观作出创造性转化。我们确认的民本，是人民为主体，人民是历史前进的主人。只要把人民真正当成主人，就不存在“载舟覆舟”问题。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对”，提出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也是立足于人民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上升到我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高度，也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表现。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人民从历史前进中获得生活改善，获得文化素质的提升，人民有决定国家前途的话语权，人民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新中国一成立，我们的国家就叫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已经让位于人民民主主义，所以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流通的钞票叫人民币。中南海的南大门那里有金晃晃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表明了党和国家的宗旨，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才是代表人民的。纵观上下五千年，横看亚欧非美四大洲，有哪一个国家是把人民放在这样崇高的地位呢。我们今天才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民本思想。从几千年历史看，中华民族的确是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把这种品格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融入到“两个结合”中，融入到人民的血脉中，就能创造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文化，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进入新时代，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为什么要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怎样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论述，才能够在实践中做到坚持党对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坚强领导，从而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六个要”的综合素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创新做到“八个相统一”，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我们要知难而进，乘势而上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使我国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关键词：党的领导；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创新；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进入新时代，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是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我们只有深刻领会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思政课的重要论述，才能从战略高度上认识思政课的极端重要性，才能在实际中把思想政治教育抓实，把思政课办好。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纵观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历史可以看出：1929年12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古田会议，掀开了我们党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新的一页，在古田会议上形成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从此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它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有一系列精辟论述。“古田会议决议”第一部分的题目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重要原则，作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定，如关于党内教育问题的意义、学习材料和工作方法等规定。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更是如此。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3]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直接讲到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更不能丢。邓小平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但是，这一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1989年6月，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5]邓小平还指出：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6]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江泽民作关于“四个如何认识”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回答了当时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江泽民在这次讲话中指出：“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是国家各方面人才的后备力量，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思想文化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要重点做好。”[7]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理论领域实施重大战略工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该工程头十年内主要完成5项重要任务，其中第三项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教材和文科重点教材。这项重大战略工程的实施，极大地夯实了我国青年学生尤其是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基础。二、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办好思政课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领袖，他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他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8]他还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所以，我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9]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把办好思政课放在战略层面上来考虑和论述的。首先，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办好思政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我们国家，高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办好思政课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中反复强调的。2016年12月，他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党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各级党委要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和指导，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用“九个坚持”来概括党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3.18讲话”）中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学校党委要坚持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结合起来。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10]这是把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落实落细做到位的具体体现。总之，坚持党的领导是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办好思政课的根本保证。其次，要把办好思政课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格局中去考察。习近平总书记的“3.18讲话”就是从这个战略层面讲办好思政课的。他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因为这是关系到未来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怎么培养这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也就是我们的教育事业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接班者和奋斗者，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旁观者和评论者，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11]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再次，办好思政课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极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3.18讲话”中提出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论断。虽然这个“结合”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既包括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又包括建设全国高校思政课教研系统，设立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推出一批优质教学资源，做优一批品牌示范活动，支持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从而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等。但是，应该看到这个“结合”的实质主要是指办好思政课必须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头十年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各方面工作风声水起。由于国门打开了、窗户打开了，难免有“苍蝇”“蚊子”进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未能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致使给青年尤其是高校学生造成了非常消极后果，这就是邓小平讲的“十年最大的失误”。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新时代的十年，党中央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了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最为重要的是确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项根本制度。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明确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就为我们办好思政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大课堂”。三、知难而进乘势而上，把办好思政课落到实处首先，办好思政课要知难而进。习近平总书记在“3.18讲话”中明确指出，办好思政课是不容易的。这对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思政课教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思政课的改革创新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必须具备的素养提出了“六个要”的要求，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和人格要正。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12]习近平总书记据此得出结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些重要论述，既是衡量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标准，又是思政课教师提升自身素质和水平的努力方向。常言道：“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注重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并对此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都采取切实有效办法认真贯彻落实，思政课教师队伍持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形成了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广大思政课教师兢兢业业、甘于奉献、奋发有为，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思政课教师只有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善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以宽广的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把一些道理说明白、讲清楚，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致，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成为让学生喜爱的人，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更好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还论述了只有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才能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他明确提出了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目标，深入阐释了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从而为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必须深刻把握的“八个相统一”：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思政课的改革创新要求，以及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等重要论述，对于在新时代更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于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和办好思政课，具有重大意义。“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育人者自己首先受教育。思政课教师只有追求并确立大境界、大胸怀、大格局，才能给学生指点迷津、引领他们的人生航向。广大思政课教师要自觉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述要求对标，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坚持教书和育人有机结合，坚持言传和身教有机结合，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现实有机结合，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有机结合，自觉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高尚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以真理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12]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是一个解惑释疑的过程，思政课要帮助学生认识人生应该在哪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做什么样的人。因此，办好思政课，必须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如果因循守旧老一套，缺乏亲和力与针对性，不能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就很难取得实效。要守正创新即要坚持沿用好办法，改进老办法，探索新办法，着力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针对性、时代感和吸引力，才能使思政课润物细无声地给学生以人生启迪、智慧光芒、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思政课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对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所作的科学概括，是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遵循。把握了这些重要论述，思政课就能直面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广大教师关心的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深刻回答，这是不断增强思政课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关键所在。当然，要使思政课教师具备这“六个要”的综合素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真正做到“八个相统一”，要体现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等，这些都是很难的。然而，惟其困难，我们对此所作的努力才更有意义、更加伟大。其次，办好思政课要乘势而上。乘势而上，是指今天的时与势对办好思政课是非常有利的。除了上面讲到的新时代以来十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外，还包括我们具备了办好思政课一系列有利条件，形成宝贵的规律性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对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上述的根本保证、有力支撑、深厚力量和重要基础，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党的二十大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今天讲这个话，我们是有这个底气和自信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13]他还讲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14]因此，要充分利用有利的时与势办好思政课。总之，有了这些基础和条件，有了这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思政课办得越来越好。综上所述，我们论述和分析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论述和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为什么要办好思政课、怎么办好思政课的战略思路等。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笔者认为这句话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大学讲的，其实也是对全国高校讲的。我国高校怎么做到“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办好思政课是最为根本的。参考文献：[1]

每日精选文章来源：《湖湘论坛》2023年第3期；作者简介：吴宏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Marxist

作者：韩振峰来源：人民论坛网原文刊载于《人民论坛》2023年第4月下期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举措。在4月3日召开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内涵？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搞清楚这些重大问题，对深入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更好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正确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世界观指的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指的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也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的是世界“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方法论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做”“怎么办”的问题。一般来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样，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认识和处理问题，也往往取决于受什么样的世界观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关于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它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世界“是什么”“为什么”，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阐释世界或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揭示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方法。辩证唯物主义是由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三部分组成。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它包括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有机统一的。从揭示世界和社会历史的本质与发展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属于“世界观”，而从如何认识世界和怎样改造世界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体现和转化为方法，属于“方法论”。任何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同时它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精髓要义就是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蕴含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具体内容之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概括并提出的具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从揭示和回答重大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视角，我们可以称其为世界观；从揭示和回答如何认识和解决重大时代和社会问题的视角，我们又可以称其为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及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六个必须坚持”的内在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除了明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大命题之外，还系统概括了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核心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必须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只有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更好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主体论、人民创造论、人民价值论、群众观点论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在实践中坚持人民至上，要求我们必须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维护人民利益，实现人民共享，始终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自信自立。坚持自信自立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尊重客观规律、发挥内因决定作用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在实践中坚持自信自立，要求我们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在重大政治和原则问题上有定力、有主见，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辩证否定观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在实践中坚持守正创新，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另一方面，又要始终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与时俱进，不断结合新的实践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要求。在实践中坚持问题导向，要求我们必须聚焦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聚焦事关战略全局和事关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尤其要不断聚焦新时代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等，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办法。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协调发展、辩证统一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根本要求。世间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对立统一的观点认识和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必须善于把握好部分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微观和宏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辩证关系，学会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科学布局、整体推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坚持胸怀天下。坚持胸怀天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观和人类文明观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球视野”“天下情怀”方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胸怀天下，要求我们必须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来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方面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六个必须坚持”构成了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于这一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其内在逻辑来看，坚持人民至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要求”；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内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根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要求”；坚持胸怀天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观和人类文明观的根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人应具备全球视野、天下情怀的“使命要求”。“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之间的内在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还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这里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理解其内在逻辑？基本内涵各有侧重正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深刻认识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立场，指的是人们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由于所持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同人员、不同政党往往有不同的立场。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正确选择和坚守自己的立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提出“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新时代坚持人民立场，必须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观点，指的是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由一系列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构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坚持“四个自信”、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观点。方法，指的是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式或法则。马克思主义方法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不仅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而且也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等，就是具有思想方法意义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等是具有工作方法意义的方法论，坚持战略思维、坚持底线思维等是具有思维方法意义的方法论。深层意蕴彼此相融正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必须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这些立场观点方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辩证关系。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之间具有彼此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坚持人民至上，从世界观层面来说，人民至上所包含的人民主体观、人民立场观就是一种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只有站在人民立场上，发挥人民主体力量，才能有效发挥好人民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坚持人民至上又是一种方法，只有在实践中自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人民评判方法和评价标准，才能真正把坚持人民至上落到实处。坚持自强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也莫不如此。思想体系有机统一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既具有相对独立的内涵属性，又具有彼此相互渗透、相互融通的重要特点，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中的立场，是这一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和关键，有什么样的立场，就会形成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立场决定和影响观点与方法；观点是这一思想体系中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核心内容，方法是这一思想体系中具有实践意义的基本方略。三者内容互补，相得益彰，有机统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为我们正确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与精神实质提供了基本遵循。作者韩振峰，系北京交通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

作者简介：姚亚平，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摘要：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和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都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深入开展的农村社会调查。这两次调查的目标和方法是一致的，但在解决的问题、提出的思想观点、对党的理论和路线的形成发展方面，两者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寻乌调查”侧重党的思想路线，“长冈乡调查”侧重党的群众路线；“寻乌调查”侧重党执政前革命斗争中的阶级估量，“长冈乡调查”侧重党执政后的群众联系；“寻乌调查”反对的是教条主义，“长冈乡调查”反对的是官僚主义。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为我们党树立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光辉榜样，对于今天继承和发扬党的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关键词：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思想路线；长冈乡调查；寻乌调查

毛泽东化危为机的成功之道

作者简介：肖贵清，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梦麒，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摘要：列宁和毛泽东在革命生涯早期都经历过一个对农村和农民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的阶段。二者的农村调查研究具有相同的基本前提，都以农村调查研究为分析本国社会经济形态的起点，以从实际出发和阶级分析法为农村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二者的农村调查研究具有不同的方法路径和侧重点。在方法路径方面，列宁是大范围的文献调查，毛泽东是小范围的直接调查。相比之下，列宁的调查研究主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毛泽东在实践中将调查研究上升为一种工作方法；在侧重点方面，列宁聚焦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规律，毛泽东则关注农村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阶级斗争。二者的差别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与中俄两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不同时代特点和阶段特色，体现了中俄两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逻辑。关键词：毛泽东；列宁；农村；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