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唯物史观
编者按：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是一切研究工作的指南。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唯物史观成功运用于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探索，也是典范之作。比起具体的实践成果，更重要的是获取成果的过程。毛泽东通过实地调研，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查证农民运动真相，并深入剖析社会现实，坚持和运用阶级观点和生产力理论分析中国农民阶级各阶层的革命态度，阐明贫农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指出组织和武装农民群众是其基本方法。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深入学习有益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继续坚持、运用和发展唯物史观。
恩格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的本质属性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这即是说，掌握唯物史观理论和运用唯物史观解决实际问题，这两者之间是迥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做的是学以致用，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体现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即毛泽东在实地调研掌握社会真相的基础上，用唯物史观之“箭”,去射农民运动之“的”。毛泽东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生产力理论和群众观点，分析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属性，论述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总结出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具体方法。可以说，《报告》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性的实践诠释。
1926年至1927年，北伐大军进至长江流域，两湖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其中湖南农民运动尤为轰烈。“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伴随四个月间两个世界的快速转变，社会恐慌也迅速蔓延。在农会的威力下，土豪劣绅们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不仅如此，在乡里造反的农民，也搅动了城市里绅士们的酣梦，各方面的恐慌使得一时之间，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言论甚嚣尘上。而如何消除这些恐慌，更准确地说，如何正确看待湖南农民运动，成为党内外争论的焦点。早在1921年1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还未召开之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农民运动?毛泽东坦言：“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由此，获取真相，不仅要亲赴实地，更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考察，这个科学方法无疑就是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对此，毛泽东的理解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观察才能得到真相。”
所谓从历史方面观察，主要就是追溯当前社会问题的由来。“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有如鼎沸的湖南农民运动，不是一时事变的偶然，是“察观环境的必然，是历史事实的推进”。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被铭记至今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都是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伟大壮举，虽积累了可贵的革命经验，但都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赶跑了封建皇帝，可取代其统治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之所以没能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地主阶级普遍深植于中国广大城市与农村，并且随着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结合，其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愈发提高，自然对农民的剥削愈发猖狂。毛泽东在《报告》中，细数土豪劣绅的昭著罪恶：“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种种万般，罄竹难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农民极端贫困、苦不堪言，其之不幸，世界少有，政治权利更是无从谈起。如此，农会的极速发展和农民运动得轰轰烈烈，实是应有之举：一方面，农民的“过分”问题都是“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实无理由指摘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另一方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同时要注意，经毛泽东考察时的仔细检查，农会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在行动上是有轻重之分的。在政治上按照土豪劣绅罪行轻重有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直至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驱逐，最严重的才是枪毙；在经济上针对不同问题有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不准退佃，要减息。一言以概之，从历史方面来看，农民运动合情合理，社会各方面的恐慌实无从谈起。
所谓从环境方面观察，主要是指洞悉社会的现实情况。“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众所周知，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在这个大的国情下，不同时期又有着各具特殊性的社会现实情况。《报告》成于1927年3月，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至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系列反革命政变，宣告了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此次的考察正好是在大革命失败的节点上。此时，使得北洋军阀势力迅速崩溃的北伐战争，在震惊帝国主义列强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如毛泽东的分析：“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这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也得到了证实。同时，《报告》也表明中国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也已经得到大幅提升。在这个形势下，四处弥漫的社会恐慌到底从何而来?第一，北伐战争打击的目标主要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的溃败，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促使其开始拉拢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且在1926年3月制造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的立场就已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至1927年4月的南京事件，蒋介石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更是进一步发展，其成为帝国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只是时间问题。第二，因北伐战争的胜利而高涨的农民运动，其打击的目标主要是地主阶级，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又一统治工具。同时，国民党尤其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右派，无须帝国主义列强的煽动，本身就无比惧怕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第三，作为被革命的对象——地主阶级，散播恐慌言论自是情理之中，无非“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总之，此之社会恐慌实是帝国列强和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恐慌，并非彼之农民运动造成的所谓社会恐慌。
那么，党内领导人在此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无畏的革命勇气就尤为重要。一方面，不要被不实言论误导，要保证对农民运动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不要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吓倒，这也正是《报告》所成之意图，即纠正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团结好农民这个最主要的革命同盟军。这样，基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的辩证观察，毛泽东全然掌握了农民运动和中国社会的真相：“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这也为进一步研究和指导农民运动找到了依据。
事实上，别有用心散布的社会恐慌依然起了作用。大革命是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在合作中，国民党掌管军队，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当关于农民运动“过火”等论调开始喧嚣耳鼓之时，革命统一战线的分合问题也呼之欲出，一触即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就是国共的合作，所以国共合作的破裂将直接挫败革命的发展。而在党内，农民运动问题的具体反映就是陈独秀主张限制农民运动，以换得与国民党的继续合作，虽然周恩来等许多党的负责人并不认同，但无奈当时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得不到支持。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幼年时期的党不能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革命对象之地主阶级，尤其是对革命动力之农民阶级，缺乏更深入的本质认识。
毛泽东在1956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将大革命末期党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归于党做农民工作的第一个时期。他总结道：“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而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以“解剖各种社会阶级”为主要调查方法，“用阶级观点看农村”,他看到了立体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
历史实践表明，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没有认清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毛泽东以“墙角”一词，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统治力量之间，尤其是地主阶级与其他统治力量之间的本质利益关系给予准确说明，进一步分辨革命真正的敌人。首先，帝国主义是深陷近代中国于水深火热的罪魁祸首，大革命时期正值欧美列强历经一战的重创后卷土重来，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其次，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军阀，其前身是地主阶级，其实现专制统治的主要支柱是军队，伴随数目庞大的军费而来的，就是社会各阶级赋税的加重，尤其是通过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直接掠夺。最后，作为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的纽带，买办阶级是完全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在革命对象中，《报告》着重分析了地主阶级。何为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在中国，地主阶级遍布广大农村。一方面，它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保障其在封建专制统治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它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实现其统治的社会基础，也就是毛泽东所形容之“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所以打击地主阶级之必然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湖南农民运动实为广大农民在完成其历史使命。
较1925年所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在《报告》中以经济地位的不同对农民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将农民分为了富农、中农和贫农。继而通过进一步划分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的进程，来探析各阶层农民的革命态度，以保证能更好地团结革命的朋友。
《报告》将湖南农民运动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时期是1926年1月至9月，即组织时期，又将组织时期分为秘密活动时期和公开活动时期，此时的农民运动还没有成为社会焦点，富农武断认为农民协会办不起来，中农认为农民协会未必立得起来，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第二时期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即革命时期，此时农民有了正确的组织，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富农受形势所迫，“慢慢地进了农会”,但“入会后，也并不热心”,中农虽然也不是很积极，但比富农要好一些。而关于贫农，首先，他们的经济地位最低，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其次，他们的政治立场最坚定，“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最后，他们的意识形态最进步，“最听共产党的领导”,“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以贫农无论是在秘密时期还是在公开时期、革命时期都是最积极的。由此，《报告》得出农村阶级各阶层的革命态度：富农多和小地主阶级站在一边，其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是半自耕农，其革命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是“最革命”的。
至此，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及农民阶级都有了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也就回答了时局迫使中国人迅速回答的问题，即：“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共产党人当然选择站在广大农民前面领导他们。那么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中国农民问题实为宽泛，究竟依靠谁才能真正把农民的作用发挥出来?答案是中国贫农。
早在1919年7月，心怀人民的毛泽东就疾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即是说，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人的本质。放眼观中国，贫农“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的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正是如此极端贫困的生存境况，使得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成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农民时，尤其要依靠贫农。“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即为革命动力之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革命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报告》就是毛泽东在大革命的混沌时局之中，通过阶级观点分析农村来摸索革命规律的伟大实践。
三、坚持生产力理论以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
在明确支持农民运动后，毛泽东在《报告》中，又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农民运动的本质问题，继而探析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关系或财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生产力同时具备社会历史性和客观现实性。帝国主义国家用鸦片和大炮叩开历经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大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仍然是农业，而作为农业生产中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然是农民主要的生活资料。而在大革命时期，“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
把握生产力应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入手。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遵循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正如毛泽东所言：“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那么农民阶级，尤其是贫农，便要通过革命斗争来变革生产关系，并且，“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也即毛泽东在《报告》里指出的，“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这样，《报告》的种种分析也就揭示出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即“中国农民运动就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民只有通过暴力斗争，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才有建立自己政权之可能，中国革命才有取得胜利之可能。事实上，中国农民也具备这样的力量，湖南农民运动就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并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毛泽东由农民运动不容小觑的实力，得出论断：“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目标是解放农民，以完成民主革命。”
从对农民运动性质的把握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由此，中国的革命只有一种形势，“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这样，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得以明确。
基于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在《报告》的开篇便断言了此次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前途，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抑制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揭示出农民运动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而在不变更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生产关系，已不能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现实下，广大农民起而推翻地主阶级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这一层面来看，《报告》为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性革命转移策略等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如运用唯物史观是射箭的具体过程一般，正确的革命方法是过农民问题之河的桥梁。毛泽东分析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即“一是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得出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组织、有武装。而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由此可知，组织和武装的对象自然是人民群众，具体到《报告》中，就是农民群众。
关于组织群众。组织群众主要在于动员和宣传群众，从而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在以唯物史观为研究指南的湖南考察中，洞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步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能够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则农民的政权是不成问题的”。
《报告》中的十四件大事里的第一件就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经过考察，毛泽东把农民的组织程度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以及“还未组织起来”。但整体来看，农会组织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毛泽东分析道：“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由于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主导地位，政治斗争是其他一切斗争的基础，所以在“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这第一件大事之后，便是第二件“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即“政治上打击地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在政治上打击地主后，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斗争也紧随其后相继展开，进而逐步确立农会的合法性地位，最终帮助农民群众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建立革命政权。
需要指出的是，组织程度中第四个等级，即“还未组织起来”,《报告》也说明了原因，即农会未宣传到。宣传工作是进一步加强与群众联系的重要工作。《报告》中的第八件大事，即“普及政治宣传”,对湖南农民运动时期许多成功的宣传经验进行了总结，这些经验主要有：不翼而飞的政治口号，被农民应用在生活里成为思想武器的三民主义，收效广而速的标语、图画和讲演等。毛泽东强调：“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比如对于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毛泽东作出了很好的充实内容、明了意义的示范。他用群众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物去充实“信农民会，不信神”这一口号的意义：“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这样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用风趣幽默、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来帮助农民群众提升自身的革命觉悟，以此保证宣传内容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使宣传工作长久发挥作用。
关于武装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回顾北伐战争时总结道：“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那么，农民运动也不外如是。中国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在长期的受压迫中，发觉“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毛泽东分析陈独秀就是没有按照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开展实地调研，所以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武装群众的意识和重视，在《报告》中体现为对农民运动武装方面的指导，这是党在大革命时期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具体体现。
《报告》的第五件大事，即“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详细提出在湖南的革命当局之下，如何武装农民群众。一方面，从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武装以建设农民武装；另一方面，就是农会的梭镖会，且“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积极武装农民群众，而不应该害怕，劳动者有了武器就不会再任由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肆意杀戮。湖南农民运动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总结此次运动失败时，毛泽东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运用，正是因为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需要这样的方法指南来战胜敌人取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报告》作为唯物史观在中国运用的典范，其中展现出的唯物史观之“箭”射中农民运动之“的”的具体过程，是我们在新时期坚持、发展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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