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欣：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及其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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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并致力解决的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索，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论述，给我们揭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解决这个重大课题的根本途径在于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监督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百年探索及其成功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对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等思想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即是指任何一个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的现象及其出现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特征。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并致力解决的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性课题。这一课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解决自身问题的成功道路。我们认为这条成功道路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监督制度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保证，又是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实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容写入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探索尤其是为此进行的制度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等思想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不懈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自提出“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后，就一直在不懈地探索和解决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一）党的历史上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话  从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维度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话。  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正在开展，《重庆日报》发表了郭沫若写的史学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同志看后非常赞赏这篇文章，他认为该文对于即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重要意义，于是指示将此文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致郭沫若的信中指出：我们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看待，要吸取历史上骄傲导致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史称的“甲申对”。  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先生有过几次谈话，有一次他请黄炎培先生谈谈考察延安后的感想。黄炎培先生深思后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培先生还指出，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希望能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同志掷地有声地回答：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路，民主就是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谈话后，黄炎培先生经思索后确认毛泽东同志“这话是对的”。这就是史称的延安“窑洞对”。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京。出发时，毛泽东同志庄重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同志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同志严肃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就是当年两位伟人离开西柏坡时的“赶考对”。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当年毛泽东同志讲这些话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执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到了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必定会遇到的而且必须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思考并不懈地探索如何解决这个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  在毛泽东同志回答了“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后，他一直在思考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这段论述极其深刻、令人警醒，“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党根据当时我国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于1951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这一期间发生了震惊史册的“新中国反腐败第一枪”。1951年12月，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并被执行。刘青山、张子善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他们对革命有功，却堕落为大贪污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有人替刘青山、张子善说情，希望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这个意见反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毛泽东同志认为正因为刘青山、张子善功劳大地位高，更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警醒和挽救成百上千的干部。毛泽东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共产党纪律严明、公正无私，决不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做李自成，决不重蹈历史周期率。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历史性课题。20世纪50年代，两件事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警觉。一是美国囯务卿杜勒斯公开主张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杜勒斯告诫西方领导人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另一件事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由此西方掀起了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这些促使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思考：如何保证我们的国家政权不违背人民意志、领导干部不腐败变质，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如何挫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等。他曾尝试通过开展运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在思考并致力于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历史性课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和党内腐败现象。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尖锐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989年，邓小平同志在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谈话时讲道：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中，一些人是用反对腐败这个口号来蛊惑人心来达到他们目的。邓小平同志又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反对腐败和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指出那种把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割裂或者对立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胡锦涛同志认为一个执政党如果无力克服严重的腐败问题，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反对腐败和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开始重视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重视法治的作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党的十三大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历史性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制度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和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和深层次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持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逐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坚决扭转一些领域管党治党不力、党的建设缺失、党的领导弱化的状况。习近平同志在思想理论上对跳出历史周期率做了大量深刻的论述，在制度建设上，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尤其是监督制度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为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习近平同志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论述  2012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就语重心长地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01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列举了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四风问题。他指出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全党不警醒起来，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比喻的“霸王别姬”现象了。  2013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告诫广大党员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着力解决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历史性课题。  习近平同志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简称“1·5讲话”）中，从史论结合的角度深刻阐析了历史周期率问题，他指出：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历史周期率的宿命。随后，他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讲起：由于秦朝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搜刮民财、征用民力，百姓民不聊生，最后秦朝被推翻；汉朝在经历“文景之治”后由盛转衰，最终政权也被推翻；唐明皇统治后期也是腐败之极，最终垮台；到了清代末期，国家羸弱衰败，即便有200万左右的清兵，却被不到2万的八国联军攻破。因政权自身腐败而灭亡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  习近平同志在这个“1·5讲话”中肯定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有其重大进步意义，同时对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进行了揭示，指出这是由于农民起义队伍不能很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使命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本质的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四个不容易”的结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 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我们总结分析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党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2019年6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题为“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的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百年大党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三个如何”问题，即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习近平同志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论述，给我们揭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即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监督制度建设。

（二）加强制度建设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监督制度建设方面，认识上进入新境界，实践中有了新成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习近平同志看来，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以一种全新的角度看待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他重申了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重要论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非常重视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习近平同志在这里讲“全新的角度”，就是指我们党开始高度重视并着手从制度建设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解决党和国家政权不变颜色即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 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用一次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这个《决定》在我们国家制度建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这表明我们党对制度建设与确保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解决制度建设与跳出历史周期率上的最重要贡献，就是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13个方面制度组成的“图谱”。这个“图谱”从横向看，它是由13个方面制度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从纵向看，它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这3个层面制度构成的。 《决定》阐述的根本制度包括党的领导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这5项；基本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4项；重要制度有9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一国两制”制度、外事工作制度、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在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处于统摄地位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系统、详尽、全面地论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制度原因，它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长期保持并不断发展这“13方面显著优势”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奋进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已雄辩地证明，首要显著优势是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指导，持续保持政治稳定，持续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且指出要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 阐述跳出历史周期率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不能不讲十九大后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这次主题教育是一次自我教育的生动实践，它深化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促进了全党在更高层次上的思想统一、政治团结、行动一致，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统揽“四个伟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总动员，这对于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正是通过这次主题教育，我们党形成了这个重要的规律性认识，即要始终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6项制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而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居于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的由55项制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首。 习近平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他在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把党员民主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制度尤其是监督制度建设，对于解决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即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

三、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他把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贡献概括为9条。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长期探索及其成功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对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等思想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内容博大精深，关于权力制约和要加强监督思想无疑是其重要内容。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产阶级学者就提出了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学说，并且认为这是包治政治百病的“药方”。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权力分立和制衡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权力问题有自己独到见解。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一是推动经济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二是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三是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虽然恩格斯很重视国家权力的作用，但他指出这种作用毕竟属于反作用，是第二位的，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权力制衡并不是万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仅存72天的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从防止国家公职人员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维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们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在这方面的两个创举，并认为这对未来社会主义政权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两个创举一是民主选举制，二是工人薪金制。当然，今天我们要把握巴黎公社实行这两项举措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具体做法。这精神实质就是要实行民主制度，要防止干群之间差距拉得过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继承者和坚定捍卫者。列宁在他的相关著作特别是《国家与革命》中，完全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革命的意义和经验的评价，列宁认为巴黎公社革命是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达到了最高峰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和重要举措（其中有些举措是具有开创性的）。列宁认为要正确划分党政职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会削弱党的领导。尤其是列宁晚年，看到了俄共（布）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危险，他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如，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加大工人农民代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比例，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与中央委员会平行，把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家工农检查院合并，适当增加专家进入国家监察机构等。应该看到，列宁的上述思想和做法是具有前瞻性的。当然，今天我们把握的是，列宁采取这些重要举措的精神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也要强化监督制度。 如前所析，我们可以从习近平同志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论述和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践中清楚地看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监督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解决制度建设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的必由之路。 但是，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个历史性课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过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治理的社会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有过领导治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但时间太短，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对于如何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探索，不仅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同时也犯下了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对于这个历史性课题高度重视并不断探索。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上，虽然出现过严重曲折，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的进展是可圈可点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其他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以及我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度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和总要求，从而为我们党最终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重大课题指出了明确的推进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成功地回答了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制度保证，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思想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具有重大的意义。

（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三期；作者：樊欣，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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