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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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理论创新的成就更为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体现的独创性理论，既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过程的科学反映和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和凝炼，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相继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基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则和主要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形态特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的理论创新，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显著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如毛泽东讲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独特实践的经验，把这些实际发展和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得从中国实际和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就如毛泽东讲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的结合。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提升，结为一体，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习近平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在习近平的思想中，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时常与历史、未来的探讨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视界，也就是恩格斯提出的把握事物“过程”思想的体现。恩格斯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伟大的基本思想”。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就成为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问题、抑或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问题，实际上都是对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在历史与现实、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真谛，对于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的理解肯定是有重要启示的。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方法论要义。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体系而言，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特征，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破除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或外国现成经验的有害的做法和错误的思想观念，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光辉旗帜，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精神支柱。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会议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时就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得到进一步弘扬。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实践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即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化”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这一根本原则和主要方法作过深刻论述。
二、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相继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基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为出发点的。194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中国社会和时代发展为背景的，是以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展开的。
自20世纪初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相继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三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三大历史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创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就是以这些“历史性变化”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制度日渐腐朽没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社会危机四起、战乱频发，人民苦难深重、民生凋敝，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探寻。自此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70多年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对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理论思潮和学说的反复比较鉴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探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直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毛泽东总结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此“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践证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行，写就了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新篇章。
肇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进程，更是以第三大历史性转变为社会和时代背景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历史潮流，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成为推进社会和时代发展、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光辉旗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实际问题为中心”，“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中，也是从推动解决我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赓续和升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和“中国化”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生动体现。
回望历史，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牢牢把握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紧紧扣住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过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形态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获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思想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在1938年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1942年又提出“要追求一个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的要求。这两个重要观点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特征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密切结合，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理解，这就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旧典，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内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深相结合”中，而且还体现于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相结合”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两个方面的“深相结合”，紧密相连、相互辉映。如毛泽东强调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基本方法，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得到新的运用和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思想，这里的“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千百年来，“小康”或“小康之家”一直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殷实而宽裕的生活的一种说法。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深入思考时，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将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和百姓的民生追求融为一体，赋予浸染着深厚传统文化意蕴的“小康”一词以全新的时代内涵。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理论，都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广大人民群众耳濡目染的语言方式，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形态。
党的十八大后，在谈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习近平提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的新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精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沃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习近平提到：“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所有这些思想和理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蕴涵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结合，是同思想文化的“转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要在牢牢把握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创造中转化、创新性中发展，使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思想文化精华结合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之中，形成具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
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显著特色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独特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过程之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面向实际，着力在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实践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1942年，陈毅在撰文阐释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时曾提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毛泽东开辟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工农红军建设的理论、社会调查的方法，“如实”于中国的实际，是以中国特殊的国情为背景的，因而是“创获”于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正是这些基于中国社会独特实践的问题，“倒逼”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的理论创新。这就如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正是“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正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样的一些道理，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更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没有照搬苏联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一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来看，习近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进程中，我们必将开拓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路标。
（作者：顾海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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