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侵华日军眼中的中共敌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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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浴血奋战，运用劣势武器开展游击战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却不断有人贬低敌后战场，甚至诋毁中共“游而不击”。近年来，这种观点在大陆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网络上流传甚广，混淆了不少人的视听。关于这一问题，其实最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就是来自敌人的言说。例如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曾编纂一部《北支の治安战》（中译本为《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详细叙述了日军在华北作战的历史。其中收录了大量日方原始资料，包括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以及当时日本的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的回忆和笔记。今天看来，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虽然站在敌对方面，但对中共抗战的记载还是带有很大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此从这一视角来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据《华北治安战》记载，早在1938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便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12月，华北方面军情报负责人会议也指出：“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他们由此认定：“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在这次会上，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亦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基于这种认识，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肃正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不久后，日本在河北的特务机关又对1940年2月管区内的治安状况做了如下概述：“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于是，他们一再惊呼：“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其赤化及抗日工作，更加隐蔽，活动也更加积极顽强”，“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
1941年，华北方面军再次强调：“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他们还对比了国共两党军队：“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1942年，他们又说：“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
到了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曾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他还说：“中共利用与日本的作战，努力掌握华北民心，逐步巩固了地盘。另一方面，蒋介石将其嫡系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集中于接近中共根据地延安的西安附近，几乎不用于对日作战（仅在河南作战时出动过一、二个师），专门监视延安。”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来自敌人、将中共视为主要对手乃至“华北致命祸患”的判断，无不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广袤的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战争初期，日军便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1938年，他们又感慨：八路军“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而日军“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1939年5月，日军对五台山的扫荡失败后，第一O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也总结：“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
1940年，日军第一一O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作了详细描述：“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他还说：“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而在遭到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后，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所编写的《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更是总结说：“共军、匪的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顽强，成为我治安上最大的祸患。”其情报部门亦断言：“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
1941年，在冀中一带作战的第一一O师团骑兵大队长加岛武还曾回忆：“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对此，各队首先由所在地开始进行肃正，逐步向四周扩大。但终归抓不住真正的敌人。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而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他因此不禁哀叹：“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无独有偶，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在1942年同样表示：“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1943年5月，山西伪《新民报》登载随军记者张文心《癸未春太行作战纪评》一文。这篇文章也承认：“一向即以狡黠著称之共党军，彼等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法……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所谓特殊战法者，亦即彼等所自觉得意之游击战。”该文还说：“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击溃尚为容易，而共产党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开之小组皆为有机体，更从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运用。”显而易见，这种来自敌人的对国共两党军队战略战术的比较，无疑更印证了中共游击战的奇效。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抗日战争中，人民战争确实是中共游击战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八路军之所以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首先是因为其积极抗日，保护群众。对此，日军曾表示：“八路军游击队不仅与党、政、军、民有着密切的结合，而且干部、士兵也均抱有对主义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态度，民族意识相当高昂”，“其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其次，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华北方面军1941年制定的《剿共指南》便说：“中共为了争取农村民众，以便用于抗日战争，积极策划减轻农民历来深以为苦的各种负担，并以此博得农民的信任和欢心。其主要措施为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统一累进税等三项。”
另外，八路军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也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1939年5月日军进攻五台时，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就看到“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1941年下半年，日军在对晋察冀边区进行“肃正”作战时，又“观察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例如：使我方工作人员伪装敌方工作人员潜入村庄，妇女、儿童等毫不恐惧地与之接近，这样事例很多”。他们还惊奇地发现：“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1944年，在内蒙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佐伯文中将也承认：“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而正是因为八路军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在百团大战中，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便说：“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也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1941年夏季，华北方面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其之所以以三年为期，就是因为认识到剿灭得到民众支持的中共武装“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据这份计划的起草人、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指出：“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出了如下的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起来，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
后来在执行这个计划时，日军又不断感到“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各村的‘空室清野’，也均严格执行”。他们还说：“由于共军在根据地民众工作做得彻底，侦察谍报网在群众中巧妙地扎下了根，很快就会侦悉日军的动向，立即采取回避转移行动。”因此，“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1941年夏，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晋察冀边区“剿共”时还记载了这样几个事例。有一次，“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还有一次，“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另一次，“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所在地。”1943年，日军在太行作战时又发现：“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又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日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作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在屡屡受挫后，日军终于意识到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认为“民心多倾向共产党”，而中共“作为我治安肃正的对象，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在民众和共军的相互关系上，不论是由于共军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为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还专门提出：“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正在积极争取民众，我方也必须以军、政、会三者与之对抗，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
综上所述，《华北治安战》一书所收录的日方资料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对人民游击战争的威力亦多有彰显。这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原因，对那种贬低中共抗战的言论，无疑是十分有力的反驳。
（作者：卢 毅，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第一教研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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