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新：站在时代高度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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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本人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撰写《形态》，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由于他本人在思想上曾经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故也是对“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二是经过1844年巴黎时期的经济学研究，自己的唯物史观业已成熟，需要将这一新世界观公布于众。那么，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是指什么？从《形态》中登场的批判对象来看，主要有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这其中，最为根本的莫过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因为它不仅是青年黑格尔派共同的思想基础，而且是马克思本人1843年以前主要的“哲学信仰”。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来源于对黑格尔哲学的主观化解释。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体系虽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却是一种强调实体客观性的“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在登上哲学舞台之初，因不满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提出哲学必须是实体与自我意识的统一，主张对人的自我意识（主观性）加以实体（客观性）的限制（《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体系的差别》）。晚年，他更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界涌现出来的无视客观规律性的主观主义浪潮，称主观主义是对哲学的“侮辱和轻视”（《法哲学原理》序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从哲学史上看，是对康德以来主观主义传统的一种纠正。但是，鲍威尔等人却偏偏逆流而上，以实体与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命题存在着矛盾为由，将实体彻底消解为自我意识，用自我意识来解释一切，包括神、历史和世界精神。其结果是，他们在高扬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同时，“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身内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神圣家族》）。
青年黑格尔派实际上是一种将主观性强调到极致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与黑格尔以前的费希特哲学颇为类似，故被马克思讥讽为“费希特主义”。“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么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神圣家族》）。这种“费希特主义”不仅在理论上空洞无物，而且在实践中也表现得软弱无力。由于它只片面地强调主观自由，满足于“纯粹的思想”斗争。其结果，尽管他们满口都是革命、实践、行动、批判等“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但外部世界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形态》）。
因此，要想改变“德意志意识形态”空谈和无力的现状，就必须恢复实体或者客观性的权威，把被鲍威尔所颠倒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否定了青年黑格尔派之后所面临的新的理论任务。当然，对他们而言，此时的客观性或者实体将不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概念和现实性的统一），而是外部世界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在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上，他们将不再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诉诸自我、自我意识、理性、批判等主观因素，而是诉诸主观之外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果说前者可看作为历史解释的“内部原则”的话，那么后者可定义为“外部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所完成的哲学革命，其实就是确立了对历史解释的“外部原则”，实现了从“唯心”向“唯物”的转变。因此，历史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流派的根本特征，这一点需要我们牢记。
从《形态》中唯物史观的这一形成过程，来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现状是有益的。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外化环境变迁和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代表的内化思想解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上，我们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文本依据，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的作用，一时间，“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和“主体性哲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旗帜。这些解释对于我们打破物质本体论等教科书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进入，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观化的倾向。譬如，淡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非理性和主观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把主体性和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特征，夸大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把马克思哲学康德化、费希特化等。诚然，马克思的主体性和实践不能等同于抽象的自我意识和主观实践，他所说的主体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个人，实践也是真正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实践。但不容否认的是，光强调主体性和实践，至少在方法论上很难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划清界限，因为他们也同样是高扬主体性和实践的流派。而且，从主体性和实践出发，说到底仍然没有摆脱从人本身即从“内部原则”出发的历史解释框架，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部原则”还有不小的差异。
时代不同，对马克思的解释也会有所不同，这些年我国马哲界对主体性和实践的强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强调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限度之内。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应该把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重心重新置于唯物主义之上。在这一点上，《形态》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堪称楷模。尽管19世纪40年代初的德国也同样面临着启蒙和思想解放的理论任务，但是，他们在明明知道高扬主观性之于德国的意义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对历史解释的“唯物”主义原则。他们的这一做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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